尊儒的痛

（三） 拾回历史记忆的民族大融合

明太祖朱元璋那时的思想不可能超前，认识到蒙古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和政治顾问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其实也只可能驱除“胡虏”——也就是元朝蒙古族的上层统治者。他不可能也无必要将在大江南北生活融入了汉族人群中的所有蒙古人驱逐出去，他没有这样做。朱元璋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不搞民族歧视。尤其对曾经残酷压迫汉人和其他民族的蒙古统治者，可以说做到了以德报怨，仁至义尽。

朱元璋和他的政治顾问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目的，通过战争达到了。由北方蒙古人统治华夏的历史宣告结束，明太祖对元朝廷将百姓分为四等，大搞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极为反感。在他的家乡，当时乡下20户百姓一组，供养一个蒙古“管家公”吃用。这个监督汉人的“管家公”，每年夏至都要称一称体重，如果供养他的20户汉人家将他养瘦了，就要遭官府重罚。元朝廷如此倒行逆施，是为了防止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反抗，于是派遣“管家公”这样的特务，对百姓进行全面监视。只准3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不准3人以上聚会说话，说抓就抓，想杀就杀。这样严厉的控制没有作用，反而加快了元王朝的覆灭。

朱元璋及其政治顾问，从正面吸取元政权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是经历几千年漫长曲折的道路形成的，以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共同文化为背景，形成不同的民族，以地域版图和多民族为基础而形成国家。早在春秋前，历夏、商、周三代，通过战争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原地区几十上百个大小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华夏族（或叫诸夏族）。经过战国之乱，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华夏族又融合了山东莱夷，河北孤竹、令支，河南西部赤狄、白狄、长狄，长江以南的南蛮、百越，西南诸夷。秦王朝的版图扩展到北起蒙古沙漠，东南抵海，西至今甘肃、四川、云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疆域。到汉代，经过历代大融合的华夏诸族，成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汉族。

朱元璋最佩服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李善长曾建议他以汉高祖刘邦为榜样，行仁义得人心。朱元璋那时的思想不可能超前，认识到蒙古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和政治顾问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其实也只可能驱除“胡虏”——也就是元朝蒙古族的上层统治者。他不可能也无必要将在大江南北生活融入了汉族人群中的所有蒙古人驱逐出去，他没有这样做。朱元璋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不搞民族歧视。尤其对曾经残酷压迫汉人和其他民族的蒙古统治者，可以说是以德报怨。

朱元璋采纳李善长的建议，学习汉高祖不嗜杀以取信于天下。早在他攻下应天府（南京）时，就“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可谓秋毫无犯。据他自己的表白，是“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朱元璋对被俘、投降的元军将士都非常礼遇，还把被俘的万户纳哈吉放归北方。北伐时，朱元璋在由宋濂起草的著名檄文中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就明白地告诉天下人，不管是胡人还是汉人，只要愿意归降，则一视同仁，明朝廷不会像元朝廷那样搞民族歧视和压迫。北伐大军势如破竹，檄文功不可没，因为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因一纸檄文而土崩瓦解了。

当北伐军即将打到元大都前夕，朱元璋还怕诸将胡来，特地亲自赶到汴梁，告谕徐达诸将：“昔元祖入主中国，子孙怠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亲如仇雠，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克城之日，毋掳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徐达攻入大都，对元朝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只杀了几个不愿投降的元廷高官，还派人守卫宫殿，确实做到了“市不易肆”，城中居民生活如常，商店照常营业。

还有一件事，足以证明朱元璋对执行民族和解政策的坚决。大将军蓝玉追剿北元残余势力，九死一生追到漠北荒漠的捕鱼儿海。战役结束，彻底歼灭了北元武装力量，俘获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100余人，王公贵族3000余人，士兵7万余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元朝皇帝使用了上百年的印玺。可说蓝玉功比天高，可是在凯旋归途中，他干出了一件影响极坏的事情。他欺负了元主的老婆，而这位女性性情极为刚烈，竟然自杀身亡（“私元主妃，妃惭自尽死”）。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十分愤怒。蓝玉率部回到喜峰关口时，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关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士兵攻关，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这两件事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为了警告，朱元璋将封蓝玉梁国公的“梁”字改成了“凉”字，这是后来蓝玉遭死的导火索。

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对滞留境内的元裔、元宗室贵族，更是礼待有加。如洪武三年，封元宗室密迪里巴拉为崇礼侯，赐予龙光山宅第。洪武七年，朱元璋对廷臣说：“崇礼侯密迪里巴拉南来已五载，今已长成，岂无父母乡土之思？宜遣之还。”于是厚礼送他北归。对于蒙古宗王贵族，给予优厚的赏赐，往往封赐高官厚禄。蒙古族文人则安排在鸿胪寺、四夷馆等机构从事翻译和教习。对于一般的蒙古军民，则分别编入军籍和户籍，或参加军屯和民屯，给予田地、牛羊，令其耕种，自食其力。

明朝廷的这些宽厚政策，吸引了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塞外蒙古人大量来归。据专家统计，仅洪武、永乐两朝，从塞外迁入内地的蒙古军民就不下70万人。很难想象，如果此时明廷在境内压迫、屠杀蒙古人，他们会来自投罗网。

朱元璋对以回民为主的色目人，也一视同仁。华夏民族本来就是个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长期融合的大家庭。元帝国时期，北方胡人、回民大举进入中原和江南一带，更加快了少数民族融入华夏的步伐。在朱元璋的故乡濠州各县，都有回民聚居区。在朱元璋的起义队伍里，有不少名将就是在凤阳或准北混熟了的回民，这很能说明问题。起义造反，是全民族包括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人民对腐朽没落统治者的反抗。

朱元璋手下回民将领之多，是其他开国领袖不能比拟的。他的夫人马皇后是回民。十个回民九个马。民间还有“十回保一朱”的说法，那是指常遇春、胡大海、冯国勇、冯胜、丁德兴、蓝玉、沐英、华云、李文忠等回民将领。民间文学《大明英烈传》宣扬他们的武功，形容“刚烈之回民”。在战乱的情况下，一个回教色彩浓厚的集团却衷心拱卫一个汉族皇帝朱元璋登基，说明华夏民族的融合已经达到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程度。自明清以来在中国民间，尤其回族聚居区，流传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在马皇后及一大批回族文臣武将的扶助下获得成功的。朱元璋跟这些回民兄弟，在起义前不但彼此相识，而且多数都是拜把兄弟。贫穷和饱受压迫使他们结成了兄弟情谊。近年来，穆斯林史学家从他们的出身、思想言论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后裔中，考证出他们的族属和宗教信仰，确定他们是元代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其中多数为回纥的后裔。

回族不完全等于回纥，或者又叫回鹘的，其中只有少部分成了后来的回族。回族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西北“大食”。在唐朝，回纥是和唐朝并列的一个国家。回纥、吐蕃、突厥都并不属于唐朝，只是通过战争与和亲手段，曾经和唐朝建立过友好关系。回族是因信奉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不像其他民族之间那样有血缘基因上的区别。公元651年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当时信奉此教的人不多。回纥人不都是回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才是回民。元初大量被迫迁来中国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断同汉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融合，逐渐形成了回教民族。在元朝，回民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在农、工、商、学、兵等各阶层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力量。他们虽然社会地位、职业身份各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融入了华夏民族。明朝是回族穆斯林发展最快速的时期。这大概也是大明开国皇帝和他的继任者，始终如一地贯彻民族融合、民族共荣政策的结果吧！

我们不能因为朱元璋专横残暴，屠戮百官，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也会对异族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实际上，对异族反叛者残暴，对异族百姓宽厚，往往是封建帝王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就史书记载，朱元璋屠杀反叛者最多的一次是平定滇、黔时，杀了六七万“苗蛮”。但一则是为了平叛，二则与蒙古、色目人无关，不能说是阶级报复。朱元璋奉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加强明中央对民族地区的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元璋对蒙古族、南方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中，其民族政策都体现出“威德兼施”的思想。

朱元璋面对辽、宋、夏、金、元以来的民族大融合趋势，吸收元朝统治者推行歧视和压迫汉族的政策加速其灭亡的教训，继承唐太宗等开明君主“以文德绥海内” “爱之如一”的进步思想，强调“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要把“以德怀之”放在“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首位。但是，由于朱元璋是汉族人，作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他仍未能摆脱历代汉族王朝统治者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束缚，避免不了对少数民族的暧昧态度。洪武元年二月，他下诏恢复唐式衣冠，即禁用“胡服、胡语、胡姓”。

许多蒙古、色目人入仕，纷纷改用汉姓汉名。后来，他觉得此举有悖“先王致谨氏族之道”，才又下令“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朱元璋还禁止蒙古、色目人在本民族内部自相嫁娶。《大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指汉族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这样的规定，不能笼统斥之为民族歧视。从政治角度考虑，采取这种“汉化”少数民族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民族融合，从而巩固大明政权。这从朱元璋的“洪武开滇”就能说明这一点。他从江苏、江西、安徽等地派驻30万大军至云南平乱，并开明地实行彝汉通婚“就地落籍”的民族政策。这带来攀枝花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在一个叫“迤沙拉”的村子里，由彝、汉通婚带来崇文重道、能耕善织、精于工巧的习俗。600年来，江南移民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本地彝人和东部移民完全水乳交融，迤沙拉也就形成了传承至今彝汉融合的独特民族历史文化。

汴梁（今开封）一支犹太人后裔融合的过程，也得益于朱元璋宽容的民族政策。10世纪末期，中国的北宋初年，一个不少于百人的完整的犹太社团从布哈拉取道丝绸之路进入了中原，停留在汴梁附近。当时的汴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百万。为生意往来和企图定居的中亚人，多到汴梁百姓见怪不怪的地步。高鼻深目，满面胡须，人们难分彼此，犹太人也就被混称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了。宋王室崇尚道教，对外来宗教虽然容纳但也有所防备，况且朝廷的敌人蒙古人和契丹人都来自西北，对同样来自这些地区的外国人，他们只有谨慎地将其安置在首都边缘，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200年后，金朝的军队攻入中原，犹太人不愿随北宋皇室南迁。此时开封几乎成为一座空城，100万的人口只剩下5万，昔日的喧哗一去不返。犹太人就是此时在开封城内得到了永久的安居地，并建立起犹太会堂。然而在现存最早的犹太人立的石碑上，开封犹太人用南宋的年号记录了他们建堂的时间，有意掩盖他们在金朝存在过的事实。不难理解，当朱元璋重新恢复了汉人的统治政权后，当年没有南逃的犹太人唯恐自己臣服金人的举动，会遭受朱明王朝的报复。

事实证明朱元璋没有报复犹太人。明代是开封犹太社团人丁兴旺的时代，人数发展过千，而且多生活富庶。他们精通生意之道，又重视教育。据史书记载，在开封考取进士的犹太人就有20多位，当地大宗的商业更是少不了他们。然而犹太人被汉民族同化也恰恰发生在这个时候。在移居开封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严格遵从自己的宗教和生活习俗，守安息日，守禁食，守割礼，禁食猪肉，每日三次到会堂祷告。朱元璋强制犹太人不仅要说汉语，学习汉文化，还要与汉族女子通婚，同化进程的迅速可想而知了。

为了适应生存的环境，这些亚当的后人纷纷改取汉族姓氏：“列维”改为“李”，“示巴”改为“石”，“亚当”改为“艾”。其中一名叫俺三（实为锦衣卫特务）的犹太人，因为告发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橚谋反有功，被赐以开封为都的宋王室的姓氏——“赵”。这说明犹太人在明王朝并没有遭遇到任何歧视。朱元璋在制订新的民族政策时，特对开封犹太人下了一道“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的圣旨。也许正是这种平等宽容的环境一点点消融了他们的民族性，再加之社团本身就十分弱小，血统的逐渐淡化使得百年之后从外貌上看，开封犹太人与汉人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他们沿用了千年的波斯语也渐渐被淡忘。

从开封犹太人与汉族融合的历史，汉族本身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吸纳外来民族，难寻纯粹。也许，人类最高的境界就是心灵上的无种族与无贫富的差异吧。

朱元璋在大力提倡尊儒，确立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同时，更是大搞神道设教，扶植佛教和道教。他不仅拨出巨资，修缮、重建一批寺院和宫观，授予寺观田土、芦荡，免除其税粮和差役，还多次召集名僧举办法会。他自己头戴皮弁，腰插玉圭，亲率群臣顶礼膜拜。或征召道士，举办祈雨斋醮，自己“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中，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明太祖实录》卷五三）。他还应僧道之请，设立善世院、玄教院，后改为僧录司、道录司，以名僧、道徒总领全国佛、道事务。为了扩大佛、道的影响，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点校《大藏经》，令宗泐等僧人重新笺释《般若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亲自为《心经》作序。他仿效唐宋君主，亲为《道德经》写序，撰成《御注道德经》二卷，还撰写《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正是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他的众多子孙中不乏崇信佛、道者，如明成祖、明孝宗都崇信佛道。为此，明朝官方还多次组织刊刻卷帙浩繁的佛藏与道藏。

当然，在大力扶植佛、道的同时，朱元璋也在南京、西安及西北、闽粤等地敕建一些清真寺，并御书《至圣百字赞》，称颂伊斯兰教有“协助天运，保庇国民”（刘智《至圣天方实录》卷二十）之功用。这并不是由于朱元璋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出于他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因为当时不仅明王朝的辖境内居住有回族，明朝的军队中有众多的回民将士，而且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包括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尚待统一。他实施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目的在于争取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支持，以推进全国的统一大业，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朱元璋宽容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这不仅促进了元朝民族敌对情绪的消失，而且大大加快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步伐。大融合巩固了大明江山，使明王朝延续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