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二）铁拳肃贪，得民心者得天下

不可否认，朱元璋是一个政治天才，他有极敏感的政治天赋。他也许不是通过学习（从小穷得没读过书），而是在潜意识里就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出身贫苦，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孔子儒学、老子庄子、韩非墨子那一套，反而有失而有得，得到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多。

北伐大军在攻占河南后，沿运河由山东北上，直逼通州。大明开国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徐达率部进入元大都，树倒猢狲散的元顺帝逃往上都，正式宣告统治中国98年的元朝的终结。

如果硬要给朱元璋划成分——这个词现在有点陌生，但在20世纪的毛泽东时代，这是烙在每一个中国人头上永远取之不去的枷锁和紧箍咒，谁也摆脱不了——他肯定只能划贫农或者雇农，是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这从他用一块白布包裹，近乎“裸埋”父母兄长的事情上，就得到证实。一个从和尚庙里跑出来闹革命的朱元璋，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乱世中，在开始数股比他势力强大得多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义军中，以小制大，小鱼吃大鱼，最终取得胜利，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能够从他身上品出一点成功“猫腻”的是：他有很好的机遇。他的第一个上司郭子兴父子刚好病死或者战死，腾出位子让他成了一支不小的义军的主帅，有了革命本钱。除此之外，他又有足够的心狠手辣。他的第二个上司小明王韩林儿，在没有了利用价值以后，他能像丢掉一块无用的破抹布那样果断地将其除掉。他还有识人的本领，用人的气度，运用笔杆子造势的谋略。包括刘基、朱升、陶安在内的“四先生”帮了他的大忙。

不可否认，朱元璋是一个政治天才，他有极敏感的政治天赋。他也许不是通过学习（从小穷得没读过书），而是在潜意识里就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出身贫苦，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孔子儒学、老子庄子、韩非墨子那一套，反而有失而有得，得到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多。正于《太祖本纪》最后的赞词：“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驰，治尚严峻，而能致礼耆儒，考礼定乐，昭招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这样的评价，不能算是史官一味地拍马屁。

朱元璋刚投身革命时，他的爱民惜民之举，应该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那时他还没想到自己能当皇帝，所以不会是实用主义或深藏计谋的做秀，因为那时他还不会超前地想到“得民心者得天下。”郭子兴与孙德崖在濠州起兵时，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来攻打，却俘虏大批良民来威胁。当年25岁的朱元璋在皇觉寺，为了躲避兵祸，向神灵求了一卦，结果去留都不吉利。他又问神灵：“得毋当举大事乎？”这时神灵回答一副吉卦，他是按照神灵的指引来到郭子兴起义部队的。郭子兴见他的相貌长得“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非常中意，于是收为亲兵，还把养女马氏下嫁他后来做了皇后。那时郭子兴与孙德崖经常扯皮闹磨擦，朱元璋从中作和事佬。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朱元璋刚取得滁州作根据地，元丞相脱脱率大军攻克高邮，包围了六合。朱元璋心想：“六合破，滁且不保。”于是与耿再成一起奔救六合，一面力战脱脱大军，一面保护六合的老弱乡亲退回滁州。这有点穿簑衣打火——惹火烧身，元军随即跟来，攻打滁州。朱元璋设伏，虽一时挫败了脱脱的锋芒，但他知道脱脱醒过神来，一定会以更疯狂的手段教训他，滁州百姓将因此遭殃。这叫朴素的阶级感情也罢，潜意识里的敏感性也罢。他在得胜之时，宁肯降低自己的人格，为了保护百姓他装得像个失败者低三下四：“乃还所获马，遣父老具牛酒谢元将曰：‘守城备他盗也，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城赖以完。”就是说朱元璋降低身份做“巨寇”样的孙子，让脱脱要杀去杀“巨寇”，何必来杀戮良民。他又一次庇护了百姓乡亲，对百姓可谓鞠躬尽瘁！

在鄱阳湖与陈友谅生死决战时，就可以看出朱元璋与陈友谅两个农民起义军领袖不同的人品和素质了。陈友谅做了汉王以后，生活日渐腐化，旧部纷纷离去。在鄱阳湖打了败仗，“友谅势益蹙，忿盛，尽杀所获将士。”朱元璋呢，恰恰相反，“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

这就是得民心（军心）尽得天下的致胜法宝了。朱元璋登基的前一年，他随得胜之师回了一次濠州（凤阳）老家，去拜祭父母坟茔。当然早有人把他父母重新安葬，修起了高大陵墓。他命20家农户看守陵园，赐故人汪文、刘英粟帛，还大办酒席请来父老乡亲一同饮酒。这就大有汉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的味道了。在欢乐的酒席上，他喝得醉醺醺地对乡亲们说：“吾去乡十有余年，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欢聚为乐。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远贾。滨淮郡县尚苦寇掠，父老善自爱。”朱元璋令有司减免家乡租赋，也算是回报。

在登基前夕给中书省的谕旨中，也表达了朱元璋浓浓的爱民之情：“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怜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利，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如此减免租赋，对兵戎战火十多年的江南百姓，无疑是雪中送炭。难怪朱元璋登基做了大明皇帝，南京城里彻夜欢庆，盛况空前。

据明代张岱所著《陶庵梦忆》所记，朱元璋做了皇帝，想要将家天下传之万世，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选一块好墓地，得王气，驭龙脉，才能万世永昌。张岱记载：“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高皇帝与刘意诚（刘基）、徐中山（徐达）、汤东瓯（汤和）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门左有孙权墓，请徙。太祖曰：‘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及开藏，下为梁志公和尚塔，真身不坏，爪指绕身数匝，军士辇之不起。太祖亲礼之，许以金棺银椁，田庄三百六十奉香火，舁灵谷寺塔之。陵寝定，闭外羡，人不及知。”

朱元璋对那位“梁志公”大和尚，也算是礼貌周全，别人请不动，他能请动。登基前朱元璋请“老先生”刘伯温为皇宫选址。刘伯温走遍虎踞龙盘的金陵，看中有一个叫燕尾湖的水泊。新宫正好建在这座燕尾湖上，因此必须先填湖，后造宫。皇宫地址既定，朱元璋也无异议，随即动工填湖。但是开工多日之后，奠基的木桩已经打下，朱元璋忽然觉得宫址有些偏前，宫前的地方不够宽阔，便将宫址向后移了一些，重新下桩奠基。刘伯温得知此事后很不赞成，因朱元璋已经决定，也不好多嘴，只是心中闷闷不乐。朱元璋听说刘伯温不赞成，便找刘伯温询问道理。

刘伯温叹了口气，答道：“新宫后移一些，倒也很好。只是新址刚定，又作迁移，征兆不吉，将来难免有迁都之举呀！”

朱元璋没有吱声。后来，新宫建好，新城也筑成了，朱元璋领着群臣查看城垣的气势，见城墙高大，规模宏伟，心中十分高兴。恰在这时，刘伯温来到他的身边，便又问刘伯温道：“这样高大的城墙，你看将来谁能越过它呢？”

刘伯温眨了眨眼睛，未卜先知地道：“除非燕子能过，别的是没有能越过的了。”后来燕王朱棣夺位，人们就说，刘伯温所说的燕子，就是暗指燕王，这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例子。

朱元璋登基不久，官场腐败之风渐起，到洪武六年(1373年)，官吏贪赃枉法、官逼民反之事时有发生。朱元璋知道，如果不严惩贪吏，大明江山就会动摇。因此，他亲自主持修订《大明律》，制《大诰》，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有天生的恨，是不言而喻的。铁拳惩腐，手段之严酷，态度之坚决，可说前无古人。《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以上则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后改为受四十贯就流放。成了贪赃六十两以上官吏，均处以枭首示众，并剥皮食草等等。在他的毫不手软的铁拳打击下，一颗颗贪官人头落地，一个个污吏被充军流放。当时，仅发往朱元璋老家凤阳种田的官吏就达上万人。

为对付官场腐败，朱元璋可谓挖空心思，出新招狠治贪贿。其用刑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剥皮、食草、凌迟、刷洗、枭首。还有什么“秤竿”“抽肠”“断舌”“挑筋”等等酷刑，让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刑罚是残酷了一点，都为吓退官吏的贪婪。朱元璋并非不教而诛，他一直注重对官吏廉洁的教育。登基伊始，他就谆谆告诫官吏:“现天下刚定，百姓财力乏困，比如初飞之鸟不能拔其羽毛。”“关键是要让百姓安养生息，只有廉洁的人才能约束自己让利他人，贪婪者必剥削他人而肥自己，尔等千万警惕啊!”他还屡次召集群臣告诫说:“朕过去在民间，曾见到县官儒生们多因阔而废事，当胥吏的多因奸诈而弄法，导致百姓无法生存。贪赃枉法之弊不除，要想成善政，那是万万不能的。卿等要体察朕言:若守己廉而奉公，有如人行坦途，从容自在；如贪赃枉法有如在荆棘丛中穿行，寸步难行，纵使能侥幸逃出，也会体无完肤。卿等切切牢记。”

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还把农民的痛苦编成一本书，叫《醒贪简要录》，赐给官吏，人手一册。书中记载大小文武官员的品级、俸禄，折合稻谷多少，再折合成平均亩产多少，农民需种多少田亩才能种出这些粮食。书中还写出农民种田的种种辛苦状，令所有官吏熟读。他在序中写道: “四民之中土最贵，民最苦。最苦者是什么哩？每当春耕之时，鸡鸣而起，驱牛柄犁而耕。禾苗即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无几。要是遇上水灾虫灾，则全家遑遑，毫无希望。今居官者不念民苦，甚至有刻剥而虐待他们的人，真是太没有心肝了。今颁书于中外，望做官的懂得体恤吾民!”其言词之切切，用心之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朱元璋肃贪亲廉，对廉吏他是不吝赏赐的。一次，他穿便服到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家私访，恰逢罗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见皇上驾到，腿一哆嗦，从梯上摔了下来。朱元璋素知罗为人清廉，刚直不阿，环视一下他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再见他老妻身上，衣衫破旧，连忙扶起他，感慨地说:“‘老实罗’啊，你不用再修房子了，朕就赏你一套新住宅吧。”回宫即赐给他一套宅院，另加黄金百两。洪武三年，河南嵩县刘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破旧，撩起袍子一看，里面衣服补丁打补丁，甚为感动，赐他坐在自己身边说话。待他人一走，立即派官员去调查他的廉洁情况，经查，此人为官十分清廉，家中负担很重，故入不敷出。朱元璋立即赏他银两布帛，并加官晋级。对于廉吏，朱元璋不仅恩赐，还专命鼓乐为他们开道，在家乡为其建牌立碑，使他们光宗耀祖，远近驰名。廉吏即使在其他方面犯了罪，他也往往因此网开一面，从轻或免于处罚他们，以教育他人。

而对皇亲国戚，他又秉公执法，从不徇私。朱元璋义子朱文正，官至大都督，跟随他南征北战数十年，为建国立下盖世功勋。朱文正在镇守江西期间，因骄奢淫逸，强抢民间未婚女子陪睡，被人告发。朱元璋闻讯后大怒，立即召回问罪，虽然马皇后亲自求情，朱元璋仍然将其一撤到底，放黜凤阳守陵，后因逃跑，将其处死。

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黑暗。为使下情能上达，民苦能尽知，他广开言路，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民间若有冤屈，在地方无法讨个公道，就可以击鼓鸣冤，向他直接申诉，他亲自审理过问案情。他打破只有大员才能上早朝的规矩，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为打消老百姓怕举报遭报复，破天荒地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随时上奏，哪怕是深更半夜，他也立即起来接见。因此，有的贪官晚上受贿，第二天早晨就遭到查办，动作神速，让人咋舌。连远离京师的穷乡僻壤之地，郡县官吏也提心吊胆，不敢稍有放肆，以免被人举报而遭制裁。

当了皇帝而鼓动老百姓当造反派的，大概朱元璋是第一个。他在发布的《大诰·乡民除患第四十九》中这样说：“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首。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之所以说这是鼓动老百姓造反，因为它明显违反了大明会典第一一三的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这里所谓的“引”，乃是指地方官府发给的路引——也即通行证。“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朱元璋建立了一套非常类似于今天户籍管理的里甲制度。这个制度除了规定老百姓互相检举的义务，还规定地方军民无路引不得出境百里之外。

若说古往今来最高统治者痛恨贪官污吏之最，当非朱皇帝莫属。他是急得不行，常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他觉得光靠自己、靠政府监察系统杀不过来，就要求老百姓帮他扭送京师。如果朱元璋动员能力再强一点，组织系统再严密一点，宣传机器再高效一点，上述《大诰》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并非不可能。也多亏朱皇帝把官吏廉洁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铁腕肃贪，雷厉风行，一抓到底，故明朝初期官场风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官扰民事件十分罕见。就是那些被诛杀、流放贪吏，也大多赃款不过百十贯而已，绝没有今天的亿万“巨贪”，也少见“窝鼠”，倒是廉吏清官随处可见。

朱元璋还有个好老婆，马皇后的文化比老公高。《明史·后妃列传》说：“后仁慈有智鉴，好书史。太祖有杂记，辄命后掌之仓卒未尝忘。”朱元璋对马氏很爱也很尊重。他常将马氏比之为 “滹沱麦饭”，还对大臣说，皇后堪比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退朝后回来对马氏说，大脚马皇后道：“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这位贫贱出身、谦恭仁慈的皇后形象，跃然于纸上。还在争夺天下时，马氏大脚常劝丈夫：“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当年的朱元璋对此还能听得进去。大明开国初的繁荣，大概跟马氏分不开。

朱元璋出身农民，就特别想讨好农民。他总是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还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下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役工也是农民的事。”（《明太祖实录》）

“尽管想讨好农民，但赋税是一分不能少的，……无疑是如沐春风，如得夏雨。”

唐太宗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朱元璋得民心而得天下，又以铁拳惩贪而使吏治清明。大明王朝的大一统国运能延祚二百多年之久，也都得益于民心归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