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五）漠视汉文化内核儒学是大元衰败之因

然而，中国大一统的惯性和基因，似乎在冥冥中保佑了中国历史长河的走向。老天让企图取得帝位的阿难答倒霉，而让他的侄儿海山获得了帝位，并处死了阿难答。如此，中华文明避免了一场将会是很彻底的改变的危机。

有人说大元帝国是蒙古人建立的，是蒙古人裹挟西亚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等等来侵犯中国大汉民族的可悲时代，是中国的黑暗王朝。但是，这又的确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段真真实实的历史，不容我们跳过，不容我们视而不见。它的首都是今天中国的北京，它的人民绝大部分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过去历史不是没有过。在司马迁时代，秦人还是被看做蛮夷的，《史记·天官书》中就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真正的中原，只不过是河南一带可怜的一小块地方，秦人得天下是夷狄入主中原；汉人得天下，也是夷狄入主中原，因为汉源于楚。由此看来，天下实在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一说，有的只是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后不同而已。

当时南宋政权维持着“偏安”的局面，而北方，则从辽宋并立到金兴辽亡，已历经了二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还有建国于陕北宁夏河套一带、二百年屹立不倒的西夏国，有辽亡后由辽宗室割据西北新疆地区建立的西辽国。在南方，也并非是南宋一家的天下，云南有大理国，青藏高原及四川云南西部还有吐蕃。这样七折八扣，剩下的才是南宋的地盘，且南宋早已向辽金纳贡称臣多年。在这种形势下，就算蒙古人不来一扫六合，天下也早已经不是赵宋的天下了。

从中国大一统历史惯性来看，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大元帝国，不仅不是倒霉事、可悲之事，而且应当视做一件大好事。梁启超先生曾经研究过夏商周时代，中国境内的诸侯国的演变问题，他写道：“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煌煌中国本来是由数百个小国、几十个不同民族演变、融合，经过秦汉大一统聚集而成的。特别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给这个本来风俗各异、信仰不同的多民族群体，注入了儒学的精神脊梁，这才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

要说大元是中国的一个黑暗王朝，似乎也不为过。试看秦统一中国以后，经过汉唐两朝的探索，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渐臻成熟。汉唐几代皇帝的文治武功都是历历可数的，这才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天宝之治的盛世，成为中国大一统历史上的里程碑。到宋代前期还承袭汉唐之风，创造了中国史上的文化高峰。但是由于宋高祖赵匡胤立国时带来的“硬伤”——重文轻武，他的宽厚仁慈中显露的软弱，被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和放大，带来了“靖康之耻”和南宋小朝廷的偏安。由马背上夺天下的蒙古人重新统一中国，建立大元朝，哪能不是好事？至少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是大元朝跟大宋王朝一样，立国之初也同样带来了“硬伤”——他们走到了大宋王朝的反面：由大宋的重文轻武，走到了“重武轻文”的另一面。

元朝的统治者，热衷于跃马横戈开疆拓土，习惯于用武力暴力解决宗族兄弟之间、国内各阶层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他们不屑于向中国古老文化请教，他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要像汉武帝那样拜倒在孔圣人的脚下，没有想到要用儒学来武装他们的头脑，用孔孟圣人提出的施仁政，运用道德力量来治理国家。自从元朝廷攻灭南宋朝廷以后，他们走到仁政治国的反面，将国民分为四等，把历代倍受尊宠的儒学之士贬到娼妓之下，并且实行南北有别的统治政策，这导致中国的南北差异日益显著。这种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上的不同，也表现为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的重大区别。因此，对于南方的汉人和少数民族，说大元是黑暗王朝也不为过。

因为蒙古族以前的生活方式大多以游牧为主，生产力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忽必烈以来，历代元朝统治者都以农业生产代替了畜牧生产，所以元朝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更由于元朝的疆域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经济的起步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元朝年间，中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已非常普遍，所以纺织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出现了以黄道婆为首的一批手工业者，使当时的棉纺织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商业在元代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元世祖忽必烈年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它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元朝大都、南宋故都临安（杭州）的繁荣景象。

但这种繁荣，是继唐宋余韵的繁荣，由于元朝的统治者漠视汉文化的内核，他们不尊重中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业已形成的古老文化、风俗、信仰，暂时的繁荣必定要走向衰落，走向霸王别姬的穷途末路。到了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元朝差一点坠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元成宗铁穆耳，这个只活了43岁的皇帝，晚年多病，委政于大臣，政事日渐腐败。到他死的这年，也许养病期间冷眼旁观，或许在空闲时读到了孔子儒家的某些著作，认识要解决治国的问题必须借重孔子。所以在他病入膏肓之际，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对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种种称号。

元成宗带着诸多遗憾去世了，而可能进一步危及中华文明，给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的雷暴，从西北方向滚滚而来。蒙古的宗主们大多信奉佛教，然而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的儿子阿难答，偏偏信奉伊斯兰教。他能熟读背诵《古兰经》，并擅长于阿拉伯文，是宁夏的长官（达鲁花赤），且是宁夏境内伊斯兰教的狂热鼓吹者。他的父亲元成宗为了使他转而皈依佛教，曾一度囚禁过他。元成宗死时（1307年2月10日），阿难答赶回京师，本想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如果阿难答得逞，父皇囚禁都不改初衷的新皇帝，肯定要在全国推行他信奉的宗教。如若宗教狂掌握了政权，哪里还有孔孟儒学的立锥之地。儒学要是在中国绝种，后来的历史走向将完全是另一回事。

然而，中国大一统的惯性和基因，似乎在冥冥中保佑了中国历史长河的走向。老天让企图取得帝位的阿难答倒霉，而让他的侄儿海山获得了帝位，并处死了阿难答。如此，中华文明避免了一场将会是很彻底的改变的危机。

元武宗海山肯定也惊出了一身冷汗，那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啊！如果阿难答上台，他也肯定没有活路。他当然不能让大元朝变成伊斯兰教统治的王朝，于是他开始向孔子儒学请教，并延请儒学之士辅导皇太子爱育。海山在位只有短短四年，他不可能有大的动作，他死后由爱育即位，是为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以及其后朝代）的官方思想。元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刺，年幼即从汉儒读经史，即位是为英宗。然而这位皇帝与太后答己、权臣铁木迭儿政见不合，起用蒙古儒臣拜住为相，推行“助役法”，选用汉儒，至治三年（1323年），令编成并颁布元朝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并实施“大元通制”新政。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从上都南返大都北京，途经南坡店时，被铁木迭儿余党铁失、也先帖木儿等刺死，史称“南坡之变”。

元英宗仅活到20岁，在位3年。

漠视汉文化的内核，没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来规范统治者的思想言行，没有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元朝的统治者生活逐渐糜烂腐朽起来，同时也使蒙古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更加激化。在公元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中，元朝先后经历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八代皇帝，每个皇帝在位平均只有三年多一点。走马灯地换来换去，可见当时元朝内部斗争之激烈。元朝后期，历代皇帝都过起奢华荒淫的生活。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赋税，尤其是汉族人民被压迫尤为严重。于是汉族人民以各种形式起来反抗元朝暴虐的统治，早在泰定二年（1352年），河南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就揭开了元朝灭亡的序幕。而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起义军中，出现了一批优秀将领，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所领导的部队实力最为强大。从至正十六年到至正十九年间，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并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部，统一了江南的半壁江山。136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他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的协助下，于次年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的统治结束。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

逃跑到漠北的元朝君臣，重新回到成吉思汗隆兴故地，仍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北元又苟延残喘20年，到1388年，北元天光帝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尔袭杀。也有一说到1402年，鬼力赤即位后才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