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武功超越秦汉，文治不如唐宋

元世祖忽必烈重新统一中国后建立的大元帝国，并没有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他本人及子孙继续东征日本，南伐安南、缅甸、台城等地，又多次西征太祖所封不听话的四大汗国。显然，忽必烈的武功超越秦王汉武，然而他在文治上煮的却是一锅“蒙汉杂烩”的夹生饭，远不如唐宋的盛世繁华。

大元自成吉思汗立国，经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至世祖忽必烈，统一漠北诸部，定西域，平西、金、大理、南宋，降乌斯、藏、纳里（今西藏）等吐蕃和部，征服高丽，疆域东至大海，西有东欧和西亚，北到北冰洋，南达今越南、泰国北部，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一个朝代。这只是从表面现象来看，而其骨子了里，这个其大无比的帝国实际上是一个不很巩固的军事联盟。正因为如此，忽必烈在帝国的统一完成建立大元王朝之后，一如既往南征北讨，并没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

至元十六年（1279年），“敕造战船征日本，以高丽材用所出，即其地制之，令高丽王议其便以闻。”（《续资治鉴·元纪二》）南宋降元将领、两浙大都督范文虎，奉诏率海军远征日本。范文虎派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在中国的僧人为使者，一道前往日本，带去忽必烈令其投降的诏书。结果大元招降使被日本国杀害。第二年，范文虎统率十万大军乘高丽造的海船，攻打日本，次年无功而返。此后，元朝廷又一次大规模征讨日本，都因为马背上打天下的将士不适应海战，失败而归。

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又令云南行省右丞尼雅斯拉鼎征伐缅甸，丞相托里图哈报告说：“陛下初命发士卒六万人征缅，今尼雅斯拉鼎止欲得万人。”忽必烈道：“足矣。”遂诏尼雅斯拉鼎将精兵万人征之。由此可见，这位右丞将军和忽必烈一样有一股子豪气，敢于率一万精兵出征缅甸。且原来皇命发六万，他只要一万，气贯长虹。两次攻打缅甸，两次远征安南（今越南北部）先后得手，使缅甸、台城和安南等地扩充为大元帝国的属国。

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已是73岁高龄的忽必烈，还亲自统军平定李璮、海都、乃颜的叛乱，巩固了国家的统一。由此可见，忽必烈的一生是在马背上征战的一生，他在位做了36年皇帝，建立大元王朝后也在位23年，他的大半辈是在金戈铁马的血腥战场上度过的。由忽必烈重新统一中国后建立的大元帝国，以其国土之广袤，出征之频繁，兵锋之锐利，手段之凶狠，多次西征太祖所封不听话的四大汗国，就是对同宗同族兄弟也毫不手软。显然，忽必烈的武功超越秦王汉武，然而他在文治上煮的却是一锅“蒙汉杂烩”的夹生饭，远不如唐宋的盛世繁华。

南宋灭亡以后，有着强烈的大汉正统观念的汉族人民，特别是原来南宋统治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和百姓，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反对大元朝廷残暴统治的斗争，在元朝统治初年此起彼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忽必烈总是挥起铁拳镇压。反抗蒙古人的暴政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民族矛盾并未解决。

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三卷》里记录着这样一件事：至元十五年，也就是灭亡南宋后第二年，“戊申，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伯夷、叔齐的故事在中国不少人都知道，这两兄弟出生于商朝后期一个贵族的家庭，很有德行。我们知道商朝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商的后期商纣王极为残暴。伯夷和叔齐就生活在这一时代，父王将国君的位置传与叔齐，叔齐让与伯夷，伯夷叔齐都不做，一起逃入深山隐居起来。后来他们又听说西伯侯姬昌善于养老，因此活得有滋有味，于是便一起去拜访西伯侯姬昌。谁知走到半路上得知西伯侯业已去世，他的儿子武王姬发正率领军队攻打商纣王。他们很是气愤，并用仁孝教育了一下姬发。太公称这种行为为“义”。后来姬发战胜了商纣王,灭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躲入了首阳山，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不食周粟，宁肯饿死，张显的是仁义的骨气。

忽必烈在灭南宋以后，匆匆忙忙来加封商周时代的伯夷叔齐，是为了表彰文天祥那样不肯食“元粟”的民族气节，还是为了表示蒙古人也像孔夫子说的“求仁得仁”尊重大汉民族的气节？显然都不是。只要看看出于同一年的另一条记载就明白：蒙古宗室都信奉佛教，他们称为释教。《续资治通鉴·元纪二》这样载：“江南释教总统嘉木扬喇勒智，怙恩横肆，穷骄极淫，以是月帅徒役顿萧山，发宋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宋陵使中官罗铣，守陵不去，与之力争，凶徒痛捶铣，胁之以刃，铣恸哭而去。乃大肆发掘，得宝玉极多，截理宗顶为饮器，弃骨草莽间。是夕，闻四山皆有哭声。”这个故事记述还很长，为了阅读方便，下面用白话文续述：

山背后有个叫唐珏的听到这件事，极为气愤。他典卖了家产，得到一笔钱财，置办酒席，邀请乡邻中一批有血性的男子来狂饮。酒酣耳热之时，他说：“你们都是读过孔孟之书有知识的人，你们看到蒙古恶僧挖掘宋陵这事该怎么办？”他说出自己的打算，愿出资收集皇陵遗骨重新掩埋。”众人都异口同声赞成。其中有一少年担心地道：“恶僧虎视眈眈，事情败露了怎么办？”罗珏说这些我都想好了，四野里都有皇帝遗骨，偷偷收集起来埋了，没人会知道。于是，做了好几个木棺，上面刻字纪年为号，分给来的好汉带走。入夜，这些人分头行动，捡拾遗骸重新安葬，还发给一些报酬。

可是，嘉木扬喇勒智那个蒙古恶僧，接着又挖掘了宋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四陵及诸皇后陵寝。挖掘出的徽宗灵柩中只有朽木一段，邢皇后灵柩中只有铁神灯一枚而已。南宋太学生东嘉的林景熙，是罗珏的朋友，他化装成乞丐，背一个竹箩，手拿竹夹，到挖毁的陵寝周围，拾到遗骨，便投进竹箩里。他还铸了些银器，挂在腰上，碰到蒙古僧人，就拿银器进行贿赂，对他们说：“余不敢望，得高宗、孝宗（遗骨）足矣。”在拿了手软的蒙古僧人指点下，果然得到了两朝遗骨，放置在两个木匣中，托言是佛经，与罗珏先前收集的皇陵遗骨一道，重新埋葬在兰亭山，并移植冬青树做标志。

没有多久，江南释教总统蒙古恶僧嘉木扬喇勒智下令，将收集的南宋皇陵骸骨，混杂在牛马枯骨里面，在杭州南宋故宫里建一座白塔，欲取宋高宗所书九经石刻为基座，这件事遭到杭州总管府推官申屠致远的坚决抵制，方才作罢。白塔还是建成了，名曰镇南厌胜塔。杭州人悲愤不已，不忍仰视那塔。

从上面一段记述，足可以看出忽必烈的大元朝廷，虽然用武力消灭了南宋，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南宋亡灵的恐怖达到何种程度。即使再多造几座“镇南厌胜塔”，恐怕也镇不住南方汉民族的反抗情绪，镇不住汉族和少数民族反抗暴政的起义烽火。血腥镇压虽然往往能够奏效，但也把忽必烈弄得神经兮兮的了。

至正二十年（1283年），正是元朝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第五年。有一天，有人直接向宫廷告发，原南宋宗室中某人图谋不轨，要在江南造反。元世祖大怒，马上飞速派人去抓被告发之人。事情迫在眉睫，执行逮捕命令的使者已经出发。

守卫宫廷的官吏阿鲁浑萨里闻讯，匆匆忙忙赶到元世祖身边劝谏道：“那个告密者言不可信，其中必有欺诈，陛下千万不能随便去抓人哪！”元世祖发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是诬告？”

阿鲁浑萨里不紧不慢地分析道：“真有谋反之举，下面郡县官吏怎么会不知道？告发者不通过郡县报上来，而直接来宫廷密告，这大有陷害他的仇人、诬告报仇的嫌疑。”稍顿一顿，抬头冲元世祖凝望，神色愈加凝重，语调愈加深沉：“现在江南刚刚平定，民心尚未完全归附，如果只听信这一个人的告密而随便抓人，必然会使民心浮动，人人自危，正中了小人的奸计。”听完阿鲁浑萨里一席话，元世祖豁然明朗：寡人可没想得这么透啊！他马上下令：急召那位使者回来。

同时，元世祖派人把告密者移交郡里官吏审讯。经过审查，真相大白，果然是怀恨诬告。原来告密者曾经向被告者借钱，因未借成，他便诬告谋反，企图陷害。案结报了上来后，元世祖看后，十分信任地对阿鲁浑萨里说：“要不是你，差一点误了大事。咳！只怪我没有早发现你，早任用你啊！”

元朝的统治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特征，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忽必烈在继续重用蒙古族大臣的同时，开始任用汉族大臣刘秉忠、董文炳（中书左丞）、卢懋（中书右丞）等人，推行政治、行政、经济方面一些改革，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

忽必烈利用汉官，却又不信任汉官。国师丹巴弟子桑哥，通各族语言，常为西蕃翻译史籍，又善于理财，官至尚书平章政事（宰相）。由他推荐汉官卢懋到朝廷任中书右丞，主持财政，整治钞法和盐法，调整课税，提出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铸钱等措施，为大元朝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但是引起蒙古族同僚嫉妒弹劾，责怪他理财苛刻诛求，损害了蒙古贵族利益，使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还说他言行不一。总之加上莫须有罪名，最后忽必烈将其杀害，卢懋的经济改革也至此为止。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借鉴金王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人的作法，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在这种制度下，南方汉人的地位极低，处于最底层，成为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奴隶。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元代杂剧盛行，以至当时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种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矛盾突出。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中的官僚、军阀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

但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并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在思想上是多种文明的杂合体，而在文化上形成了汉、蒙文化混合的大杂烩，这导致元朝的统治政策与汉族传统王朝有很大区别。蒙古人在马背上颠簸惯了，以畜牧业和长途贩运为生的新主人，在统治中国以后，重视商业贸易，注重理财，但与中原的农本思想相偏离。歪打正着，商品经济由此飞跃发展，出现了买办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雏形，同时纸币成为全国通用货币。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出现了“汉法”与“色目法”的对立与排斥之争。

元朝廷在行政区划设置上，采取的也是与中国历代迥异的“两法”并立。要对所属地区极其复杂，政治、经济各异的辽阔领土进行管理，将全国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元朝皇帝（大汗）直接统治，这主要是原来的金、南宋、西夏、大理地区；另一部分则分给皇室的亲王治理，这主要是西域地区。王朝直接统治的行政区划，前期经常变动，直到忽必烈后第五代皇帝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才趋于完全稳定。其时全国划分13个大行政区，在首都附近的山东、山西、河北地区称“腹里”，直属于中书省，下辖29路、3府、99个州、346个县。除直属中书省的腹里地区外，分置11个行省，1个由宣政院管辖的吐蕃地区。吐蕃地区包括今西藏、青海及四川雅安地区西部、甘孜、阿坝、甘肃、宁夏等地区，下辖1个路、7个州、3个宣府司都元帅府、2个都元帅府等。

11个行省首脑丞相总揽全省军、政、财三方面大权，主要是行政权。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每省设立行御使台，下置肃政廉访司22个，以监督官民，检举其犯罪行为，掌管司法工作。行省中有两个比较特殊：一个是云南行省，统辖今云南及四川凉山、贵州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和老挝、越南莱州府等地区，省会在昆明。另一个是东征行省，统辖今朝鲜半岛，省会在高丽京城（今朝鲜开城）。

元朝廷的中央机构：

中书省，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

枢密院，执掌军事。

御史台，负责督察。

地方行政机构，行省。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的简称。

军事机构：宿卫军队，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担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卫的军队是侍卫亲军。共30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隶属于枢密院。镇戍军，负责镇守全国各地。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

元朝社会职业的等级分为十等：即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还低，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忽必烈创建的大元朝，文治上不如唐宋，甚至不如秦汉的地方。鄙视儒家，就是鄙视中国古老的文化，鄙视知识。没有文化的朝代是难以让人想像的。元王朝既然变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体制内部也免不了要开始走向汉化，这个和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创建的皇朝一样。例如，鲜卑族当初也是很残酷的，后来在北方突厥以及南朝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实行由上至下的改革。女真人也同样亦不例外。

但元朝由于北方没有强悍民族，南方宋朝腐败软弱，灭宋后的元朝贵族目空一切，骄傲自大，而且残暴。由此而引起了汉族人的反抗，游牧民族汉化不可怕，但游牧民族开倒车而拒绝汉化就是失败。鲜卑族汉化了，消亡了，但起码鲜卑族接受汉化，改革创新，民族可能消亡，但血统是不可能消亡的。鲜卑族灭亡了，但鲜卑族的贡献和成就，就让我们骄傲。没有鲜卑族的改革，就没有隋唐盛世。但蒙古人就没有这么做，而是分等级论，因此，只会等着生活风俗和民族的衰亡。从历史长河来看，俄罗斯人打算将蒙古变做他的殖民地，就是日本人也怀着同样觊觎的目光。幸好，由于忽必烈入主中原，创建大元朝，把蒙古归并为中华大地的一份子，经过此后97年大元王朝，在汉人与汉族文化的保护下，蒙古文化得以保存。古代的游牧民族，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是相对落后的，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吸收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从这一点上讲，后来由满人从东北入关建立的大清王朝，也许吸取了元朝的教训，他们做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