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七）历史的惯性不会停摆——朱熹的理学

历史的惯性不会停摆，大一统基因不会改变。在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抱残守缺的时代，诗人词家奔走呼号，热血健儿前仆后继走上抗金前线流血牺牲的时候，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退居山林，潜心研究宋明理学。朱熹在理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儒学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成为华夏在百年分裂后重新大一统的凝结剂。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神宗发布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又是中国唯一一个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金融业”的膨胀，神宗时全国年铸币达到506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年32万贯的15.8倍。宋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中央银行”——益州交子务。工商业发展导致城市扩张，北宋首都汴梁、南宋首都临安人口均超过百万，而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南宋退居临安（杭州）以后，东京汴梁乃至整个北宋的富豪巨贾、文人学士知识阶层，全都前呼后拥来到南宋新都临安或陪都建康（南京），临安顿时成为繁华富庶之区。

当初宋高宗定都杭州，他的理由似乎是很充分的。杭州在北宋已是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而且杭州比建康更远离前线，相对比较安全；其次杭州离建康又不太远，同样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区，在财物的供给上与建康没有太大的区别。许是为了安抚主张定都建康群臣的心，高宗将建康作为“行都”，也就是陪都。

南宋的教育事业相当发达，朝廷在杭州创办的“三学”有很高的声誉。“三学”是太学、武学、宗学。太学是南宋的最高学府，太学生的毕业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生员由皇帝亲自召见，然后委派为统治阶层的官员。太学生有很强的参政意识，秦桧的党羽汤思退执政，就是在太学生的上书强烈反对下免职的。南宋的武学顾名思义是军事大学，专门培养军官，殿试第一名可任为正将，第二、三名则为副将。宗学则是培养宗室子弟的教育机关。

南宋时代的杭州极为繁荣，茶坊、酒市、勾栏、瓦肆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更是彰显出一派无比奢华、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虚假盛世景象。当时杭州城有五花八门的杂戏、杂技。北方流落的艺人们在街头卖艺，表演一些如踢瓶、弄碗、踢缸、花鼓、壁上睡、虚空挂香炉、烧火等等名目繁多的游艺节目。西湖的千娇百媚，岸柳苏堤，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北宋的苏轼曾大规模疏浚过西湖，到了南宋，历任知府更是把整治、疏浚西湖当作任内的一件大事。而君臣们也是一天到晚嬉游逸乐，流连于湖光山色。

宋高宗没能收复中原，这位酷爱书画的皇帝却在南渡尚立足未稳时，就忙着招揽南方各地的画师，也有从北方流落到临安的画师，建立南宋御前画院。画师们画了西湖又给西湖取上一个个动听的名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三潭印月、双峰插云、南屏晚钟、雷锋夕照。南宋著名画家马远有《踏歌图》传世，此图近处田垅溪桥，疏柳翠竹，老农边歌边舞于垅上；远处高峰刀削，宫阙隐现，朝霞一抹。整图气氛欢快、清旷，形象地表达了“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的诗意。踏歌是民间一种不拘程式的娱乐形式，用足蹬踏而作歌之意。《武林旧事·元夕》有写南宋京城临安繁华气象的诗：“人影渐衡益露冷，踏歌声度晓云边。”张武子诗：“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可见踏歌这一娱乐形式在平民中甚为盛行。

南宋各朝对士大夫是相当宽容的。宽松的仁政却造就了一个肆无忌惮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推波助澜加剧了虚假的表象。因为在那个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掌握很不公平。由于朝廷“不抑兼并”，而南宋的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特权阶层为抢占田地往往不择手段，且想方设法逃避税赋，结果造成耕地免赋的竟然超过一半，就连宋真宗都感叹“天下税赋不均”。再加上南宋工商业的国家垄断经营，诸如盐、酒、茶、舶来品等，在大部分时间都属于专卖物品，不许私造私贩。垄断的结果是特权阶层利用专卖制度大发横财。特权阶层在追求“赢家通吃”的游戏中，掏空了国家生存的基础。如此偏安一隅的虚假繁华，却把文化发挥到淋漓尽致。难怪诗人范成大在他所著的地方志《吴郡志》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南宋王朝，在偏安中享乐今宵，早已将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的大业抛到了九霄云外。南宋诗人林升曾写下这么一首讽谏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上面这首描写西湖的讽谏诗，对朝野醉生梦死的享乐主义鞭辟入里。北宋中、晚期的汴州（开封），曾有两个对后世都颇有影响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他们几乎一生都是为青楼的妓女写歌词。由此可见，妓女在当时是何等泛滥。南渡后作为南宋都会的杭州，比当初的汴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吏腐败奢淫，士大夫失去以国为家、再造大统一的政治理想，精神殆废，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然而，历史的惯性不会停摆，大一统基因不会改变。

在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抱残守缺的时代，诗人词家奔走呼号，热血健儿前仆后继走上抗金前线流血牺牲的时候，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退居山林，潜心研究宋明理学。朱熹在理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儒学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成为华夏在百年分裂后重新大一统的凝结剂。

朱熹，字元晦（一作仲晦），祖籍江西婺源，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在福建南剑州（今南平市）的尤溪。父亲朱松在朝为官，是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他与岳飞、秦桧是同时人，曾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这恐是后人附会，但朱熹后来成为旷世大儒则是事实。当时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从小接受饱学之士父亲的教诲，聪明过人。4岁时父亲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父亲大惊。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8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页上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绍兴十三年（1143年）二月，朱松病逝。朱松去世前，特将朱熹托孤给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位好友，临终吩咐朱熹说：“此三人者，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安葬父亲后，14岁的朱熹遵循父亲的遗嘱，跟随母亲移居到崇安武夷山的五夫里，从此开始了他在武夷山对理学一生的不懈追求。当时的武夷山，已经有一批南渡的儒学大儒隐居于此。首开理学先河的是被誉为“程门立雪”的杨时、游酢等人。据说二人在二程门下学成南归时，程颢在送别他们的时候，握着两位学徒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吾道南矣！”

二人不负恩师重望，选择武夷山作为探究传播理学的宝地，与同样隐居于此的刘子翚、刘勉子、胡宪等一批理学名流交往密切，经常相邀饮茶游山，切磋学问，成就斐然。杨时在这里完成了《四书解义》《三经义辨》等。游酢于元符二年（1099年）筑水云寮于武夷山云窝，在那里读书著文，教徒讲学，终老于此。同时期居住在武夷山的还有大儒学家胡安国、江贽等人。虽然当时武夷山已经成为理学圣地，但是，也许谁也没想到，一个14岁孩子的到来，对理学的发展将有着怎样的影响。

刘子翚三位先生不负老友重托，对朱熹像父亲对儿子一样孜孜不倦地教诲。刘子翚还为朱熹构筑了简易的屏山书院，朱熹母子就居住在那里。朱熹更是聪颖灵慧，深得三位先生的喜爱，以至刘勉之后来把自己美貌的女儿嫁给了朱熹。朱熹在三位先生那里受到了全面正规的儒家教育，从临摹法帖到苦读经书，一面为科举入仕攻读程文与词章之学，一面为入“圣贤之域”而潜研程颢、程颐的“洛学”，为以后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理学大师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

绍兴十八年（1148年），19岁的朱熹考中进士，22岁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朱熹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两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30岁的朱熹决心要跟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极为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朱熹随李侗研习一段时间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南宋跟金的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李侗家中，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登基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将领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谪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大业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仍回武夷山侍母讲学。他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次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伯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大都伴着武夷山的湖光水色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他生徒盈门，相继编著了《论语要义》《程氏遗书》《资治通鉴纲目》等31部理学重要著作，晚年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奠定了朱熹理学的基础。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朱熹理学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针对南宋时代物欲横流、思想迷惘提出来的理学核心。淳熙二年（1176年）夏，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举行“鹅湖之会”的学术辩论。陆九渊提出的主观唯心论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发现心中真、善、美以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熹的客观理学思想的主张不同。因此，双方辩论争执，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从此有了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两大派别。

淳熙四年（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淳熙七年（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绍熙三年（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同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他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朱熹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富。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回乡。1187年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熹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这个封朱熹为“儒宗”的宁宗皇帝，终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朱熹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侂胄势焰盛极一时。韩侂胄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及程朱义理一律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71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朱熹生前对家乡不胜怀念，曾两次回归婺源故里。为了寄托乡思，他曾写下怀念故乡的诗，至今也还是感人的。《对月思故乡》诗曰：

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

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

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

朱熹去世12年后，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朱子理学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被朝廷定为国学。在此之后，朝廷对朱熹也进行了多次追封：从文公、太师、信国公、徽国公到齐国公等不一而足。再过100年，到了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的《春秋传》，蔡沈的《书集传》被朝廷诏颁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理学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学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历史惯性的内核和基础。

朱熹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将人格定位得不偏不倚至善至美。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生对东方哲学思想的不懈探索，对崇高社会道德的不懈追求，以至他的思想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朱熹的理学思想不仅在中国主导大一统王朝700年之久，而且对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思想文化及他们的统一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