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五）繁华鼎盛的大宋因何苟且偷安

社会的中兴，也挽救不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对南宋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产生致命的影响。偏安一隅的江南，人间天堂的苏杭，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官场造成的强大冲击，使官吏经商成为风气，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吏治更为腐败。宋代的右文政策本来就造成了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文官乃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在价值观上发生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膨胀，传统政治理想的失落，使社会精英阶层沦为物质享受的奴隶，自然要吟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了。

陈寅恪先生曾称颂大宋王朝是“中华文明造极的盛世”！从种种数据资料来看，宋朝的确是一个当时走在世界先进行列的社会最文明、科技最先进、经济最发达、人文最鼎盛繁华的国家，领先发展高于其他世界各地数百年。其文明程度，汤因比认为它是最接近于近代文明的古代社会。其繁荣是以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的，用现时流行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作标准，一位经济学家曾在凤凰卫视节目中称：“唐朝时中国GDP约占世界的1/3，宋朝最高时在51%至53%之间；而现时即使按购买力标准就高计算也仅占7%。”正是因为宋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造就了陈先生所说的“盛世”。

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分裂局面的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尽管他们统一之后的江山，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比较狭小的，国防力量也最弱，但开国两代君主都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第一位。他们多次下诏，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祖乾德四年的诏令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至道元年的诏书曾说，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以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以外输税十之三。（《大宋诏令集》卷一八二，《募民耕旷田诏》）与此同时，朝廷对地方官也采取奖励政策，以各地垦田及户口增加的多少进行奖赏。此后几位北宋皇帝：祥瑞天子宋真宗，仁德天子宋仁宗，承平天子宋英宗，革新之主宋神宗，直到宋哲宗，北宋的帝王大都继承了太祖宽厚仁爱的性格，吸取了五代之乱的教训，治政宽松，少有用兵，予民休养生息，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据王安石在《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新田诗序》中说：“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来。”苏轼在《东坡集·前集·新渠诗》中也说：“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妇姑，或走而颠。”司马光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寄唐放吴辨叔二兄》一诗中说：“方城古称险，远在豫州南。近岁污莱辟，新民秦晋参。”当时唐州的全民垦荒更是热火朝天，郑獬在《论河北流民札子》中记载，唐州官吏到河北招民垦荒，前后十余年。河北流民到唐州的不知有几万户，不单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行迁移，甚至连河北地区的中户以上的人家，也有赶着牛车，“驱仆跃马”，“随众而迁”的。唐州外来垦荒的农民包括两淮、湖南、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之人，简直就是全国大垦荒。

在开垦荒地的同时，朝廷和各级郡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疏浚水路交通河道和挖掘灌溉河渠，北宋都是中国历史上各封建朝代成就最为突出的，超过了大唐。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就搞了超前的南水北调的伟大工程，自南阳下向口堵堰，引白河入石塘沙河，合蔡河以达开封，准备沟通襄阳、潭州（长沙）的漕运。宋朝廷征调各州农民及部分州兵共数万人，崭山填谷，开挖运河一百余公里，到达方城。后因方城地势太高，难以逾越而中途作罢。但宋人的这富有理想的超前计划，对千余年后今天的南水北调工程都有启发和参考价值。宋代每年都要抽调数十万民工修治黄河，淮南、江浙、江南以及以太湖为中心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基本上形成了灌溉网络。

与发展经济相适应的是，宋朝廷在行政上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限制唐、五代以来的节度使权力，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将全国分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再改全国为十五路，相当于后来的行省。中央设立漕司和仓司。漕司长官为转运使，主要掌管一路财赋，运往京师及其他指定地点，同时督察地方官吏。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民生问题。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又带来了人口的急速增加，为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必须的劳动力，社会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宋史·地理志》上有这样一组数字：太宗至道二年，全国主客户总数还只3574257户，按每户以5口计算，也就1800万人口。到徽宗大观四年，全国主客户已达20882258户，还是以每户5口计，全国人口猛增到了1亿左右。

宋代在大隋运河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浚沟通黄河、淮河、长江和江南运河。宋王朝每年通过南北交通大动脉，从江南把六百万石粮食和大批物资，运送到京城汴梁，造就了汴梁城的空前繁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宋王朝首都汴梁的繁华景象：郊外的谷场上，远处槐、椿林树依稀。树木有的刚刚吐绿，有的一芽未发寂然而立，点名了早春的时节。春柳初绿的道上，富户人家十数人外出归来，在街口与一对夫妻相遇。披斗篷的女人骑公驴在前，男人头缠柳枝，赶驴在后，多么惬意的踏春野游。汴河码头上停泊的运粮船、搬运工，繁忙地运粮。虹桥码头是汴京东南粮物集散地，河中的船只多种多样。船上的工人有的在卖力掌舵，有的在淘米、舀水，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岸上有五位纤夫在拖船。全画的高潮部分，描绘了一艘正准备钻桥洞的大船，由于桅杆还没完全放下，有挂坏桥洞的危险。船头将要与一艘顺水而下的船相撞，情势危急，引起桥上岸边围观群众不小的骚动。桥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接着，展现的是几艘沿汴河而上的船只及岸上的客栈。由于清明时节，一些房屋中空无一人。临河的客栈，搭有彩楼。街道上店铺林立，店家在招揽生意，行人或行或立或坐下休息。出城的人群和车队，人与牲畜神形兼备，造型极为生动。护城河桥上有百姓休憩赏景。气势雄伟的城楼，有回廊露台马道，建筑精美，半开的城门下有驼队经过。十字路口，摩肩接踵的人群和满是商业广告的店铺，如现代都市般繁华热闹。

看了这一幅国宝级的画图，说大宋是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人会有太大异议的。在蒙古人的铁骑一路践踏过来，导致当时的中国经济大幅度倒退的元朝初期，那已是大宋朝的明日黄花，可在马可波罗这位没有真正见过世面的老外眼中——依然还是被看作是天堂一般的奢华。由此可见，鼎盛时期的宋朝真正的繁华景象是多么让世人难以想象，多么不可思议！

两宋时期是继唐之后中华文化的又一个新的高峰，在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成就，很多领域已经对唐朝有了全面的超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品经济水平更是超越以往，城市、市镇极其繁荣。而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宋瓷、宋版书、宋代丝绸远销海内外，侥幸存留至今的，都成了稀世宝贝。在科学技术领域更是硕果累累，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朝虽然是马上得来的天下，但多数皇帝生性宽厚仁德，质朴自然，缺乏枭雄的霸气，能够体谅劳动人民的疾苦，希望能建立一个理想的“仁治”社会。这就可以解释宋朝为什么社会环境宽松，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开创了一个昌明繁华的太平盛世。

宋代的文学艺术发展超越了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次难以逾越的高峰。我们所说的“唐宋八大家”，其实唐代的只有两家：韩愈、柳宗元，其余六大家都是生活在宋代，他们是“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此外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宋代词家更是群星灿烂，可以列出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宴殊、柳永、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等。唐诗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的纪念碑。哲学思想上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南宋的朱熹更是将儒家的理学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不仅对中国，而且在世界很多国家，至今都仍在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宋代名人辈出，抗金、抗元名将杨继业、岳飞、陆秀夫、文天祥，无数小说戏剧中的包公形象、杨家将形象，农民起义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千百年来流传至今，家喻户晓，成为国人的精神食粮。

大宋朝如此繁华鼎盛，为什么到徽、钦二宗时代，突然来了个靖康之耻？北宋覆亡南宋兴起，且又有南宋中兴的盛况呢？宋朝人为什么P股上坐着无与伦比的财富（看GDP）和盛世的荣华，而情愿偏安东南一隅呢？

在宋代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北宋几位皇帝重视垦荒发展经济，但是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刺激商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思想文化的创新严重滞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也就是物质财富突然增加以后，如何平衡各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的利益，没有找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所以大宋一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北宋开始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接着有著名的方腊、宋江起义，南宋又有钟相、杨么起义。宋神宗时代，虽然有过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但是这场流产的改革，对于宋王朝的官场、文人学士无疑是一场大地震般的灾难。

宋神宗即位后，曾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言事书》。年青的宋神宗是个非常好学的人，经常不断向大臣征询改革的意见，比起前朝宋英宗，“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他想改变真宗、仁宗、英宗以来政治上松弛的状态，想学唐太宗，希望有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去辅佐他。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就问：“为治所先？”王安石答：“择术为先。”又问：“唐太宗如何？”回答：“陛下当法尧舜。”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与韩维同时做了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便开始雄心勃勃的变法改革。但是变法改革遭到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对，苏东坡就站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尽废新法。经过这一折腾，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实惠，而官场早搞得分崩离析，知识精英们更是党派林立，贬谪的贬谪，流放的流放。

由王安石变法引出的党派之争，到哲宗、徽宗时期，已完全失去政见分歧的意义，成为权力场上的勾心斗角。而最终是一批心胸狭窄、善于逢迎的官僚把持了朝政，政治的腐败日渐严重起来。但在北宋后期直到金人入侵之前，却有一番歌舞升平的气氛。特别是爱好书画游乐宋徽宗，比前朝各代都更宽松，民间虽发生过方腊、宋江等人领导的反抗活动，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从《清明上河图》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北宋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

可以说，在徽宗时期，这种基础虚弱的繁荣达到了顶峰。《东京梦华录》如此描写汴京的奢华：徽宗被高俅等人引出皇宫，一路穿大街，过小巷，但见到处是歌台舞榭，酒市花楼，看得徽宗皇帝好不高兴。天色将暮的时候，来到金环巷。这里的风趣又与他处不同，户户家家，帘儿底笑语喧哗，门儿里箫管嗷嘈，是汴京城有名的妓院所在地。原来高俅常常在这里出入，尤其认得名妓李师师，特地把徽宗引来。有诗一首形容李师师的美貌：嚲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纸醉金迷的生活，也影响着这一时代的文人的生活与创作。北宋后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苏轼门下，因此都不免一度受到排挤甚至迫害。他们的性格比苏轼要显得软弱，他们的创作也少有苏轼那种自由奔放的气质和恢宏开朗的精神。而在形式与语言技巧方面，他们却更为讲究，抒情内涵便深藏这种讲究之下。而词作为一种与都市生活及士大夫的享乐需求密切关联的文学体裁，在当时繁荣而浮靡的社会风气刺激下得以进一步的发展，语言和技巧也更加圆熟与精美。但其基本格调却不是沿着苏轼所开启的方向，而更多地沉醉在花街烟柳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禅宗在当时很兴盛。佛学的发展无疑引人逃避现实，走向红尘之外的超脱与虚无。

到了南宋时代，抗争与消极并存，偏安一隅的思想大行其道。社会的中兴，也挽救不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对南宋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产生致命的影响。偏安一隅的江南，人间天堂的苏杭，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官场造成的强大冲击，使官吏经商成为风气，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吏治更为腐败。宋代的右文政策本来就造成了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文官乃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在价值观上发生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膨胀，传统政治理想的失落，使社会精英阶层沦为物质享受的奴隶，自然要吟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