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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桥兵变是对五代之乱的反思

唐末的起义并未造成中国分裂,而是在赵匡胤一场兵变后重新统一为大宋王朝。中国的“久合必分,久分必合”是世界各国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例,只有王朝的更替,而没有国家的灭亡。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大宋王朝,虽然有过北宋、南宋短暂的分裂,但这是在大一统中的摇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安史之乱”到陈桥驿兵变205年间,中原藩镇割据,互相攻战,朝代更替不休,经济凋敝,国无宁日,人民饱尝战乱的苦难。国家统一,发展生产,安居乐业,已成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赵匡胤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惯性和大一统的基因,后世评论他的“兵变”不以为耻,反以为功。

盛唐经历“安史之乱”,声势浩大的黄巢农民起义,各镇军事势力尾大不掉,进入军事割据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五代时期。五代历54年,换了十几个皇帝,神圣不容侵犯的皇权,变成只要有兵权就可以乱抢的东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五代可以说混乱到了极点。也许是《易传》里所说的“天地不通,贤人隐没”的时代。那时候,战乱频仍,经济崩溃,一斗米值七千钱,以致饥民烧人粪、煮死尸吃。父亲自食其子,别人来争食其肉,父亲竟然说:“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那时人肉每斤要价一百钱,狗肉每斤要价五百钱,人肉比狗肉还贱。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嗟叹:“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在此天崩地裂的混乱之际,这个时代造就两位大名人: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唐朝末年,庐州刺史杨行密占据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建立吴国。杨行密死后,政权落到大将徐温手中。徐温死后,养子徐知诰执掌国政,他废掉吴国末代皇帝杨溥,自己称帝,建立南唐。他说自己是唐玄宗的子孙,复名李昇。南唐后主李煜是他的孙子,一位爱情圣手、词学宗师。李煜的词写得清丽凄切,闪耀着词家的才华。他的书法、绘画和文章也都很出色,独具一格的书法被后人称为“错金体”。然而他对于做皇帝一点也不感兴趣,似乎本不该生在帝王之家,他只知念佛、填词,似乎在静候灭亡的到来。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二位大名人周世宗柴荣,与李后主恰恰相反,他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柴荣为那时的中国,几乎铺就了重新走向统一的阳关大道。《旧五代史》如此评说柴世宗:“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登基后)不日破高平(山西高平)之阵,逾年复秦(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逮至末年,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 后周(951年~960年)世宗柴荣是一位志在四方,有能力收拾旧河山,重新统一中国的一代英主。

柴世宗察微知著,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当世宗时,王环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颇嗟其忠,然止于为大将军。视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书,乃知仁赡非降者也。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有鉴于武则天大力提倡佛教,晚唐以来民生凋敝,佛教的发展已经失控,佛寺与民争田土,争利,柴世宗即位第二年,即下诏“毁佛”,诏曰:“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

诏书并不含什么过激的成分,而结果却是废寺院30336所(所存寺院2694所),还俗僧尼61200人。世宗因此招致毁佛的骂名,佛家称此次浩劫为“法难”。其实没有此次“法难”,混乱到了极点的五代将会走向更大的混乱。当时,佛教已成为社会的大蠹瘤——寺院侵占大量土地和劳力,僧尼不耕不织,虚耗国力。寺院还销毁大量铜器乃至钱币铸造佛像,致使铜价上涨,钱币奇缺。“毁佛”为后周“赚”回了大批土地和劳力。但面对世宗新的销熔佛像的命令,几乎所有人都持反对态度,世宗答疑解惑说:“平定乱世乃千秋功业,佛家曾言如有益于世人,手眼尚且可布施,区区铜像又何足道!”众人无话可说。就在上下“毁佛”之时,传来镇州有一尊观音像显灵,谁也不敢动手毁掉。柴世宗亲自赶赴镇州,拿起斧头向佛像劈去。

柴世宗身体力行,毁佛铸钱的计划得以实行。熊熊的烈火把铜佛像化成铜水,铸出大量钱币,恢复了民间金钱的流通。“毁佛铸币”增强了后周的经济力量,稳定了后周的政治。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日益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后周逐渐强大起来,这为后来赵宋王朝统一全国提供了物质基础。

柴世宗常常担心以太快的速度一统天下,会导致功败垂成,有一天他问精通术数的宰相王朴:“朕当得几年?”王朴答:“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大喜:“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然而天不假年,“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命运只给了他六年驾驭这个混乱的时代,在他39岁的英年离开了人世,留下7岁的儿子柴宗训。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柴世宗病死后,众臣扶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由于恭帝年纪太小,主少国疑。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石守信、王审价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春正月,宫廷正在欢庆新年,忽接北方紧急军事情报,契丹与北汉入侵中原,柴宗训征求宰相范质、王溥的意见,派太尉、检点赵匡胤挂帅出征。二月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出发,行至陈桥驿站(今河南封丘东南之陈桥)。陈桥在后周时是通往大名府的小驿站,位于开封东北封丘县陈桥镇,距开封四十多公里。宋代时处在黄河的南边,后因黄河改道,到了黄河的北边。行军路上,军校苗训,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利用天空中出现的“假日”现象,说什么天上二日磨荡,乃改朝换代之象,鼓动军心思变。到达陈桥的当晚,赵匡胤的胞弟赵光义、掌书记赵普和亲兵将领们鼓噪而起,要求拥立新天子,然后出征。掌书记的赵普足智多谋,向广大将领士卒说明“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的道理,要求他们严明军纪,安定人心,长保富贵,取得将兵们的同意和支持。驻军陈桥的第二天早晨,参与拥立新天子的将领们,拿一件象征皇帝即位时用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这就是所谓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典故。

陈桥兵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流血的军事政变,也是最仁慈、最人性化的一次改朝换代。究其原因,一是赵匡胤的性格和仁义所决定的,二是这次由士兵和将领自己发动的军事政变,适应了大统一历史的惯性和潮流,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五代之乱的沉痛反思。士兵和百姓厌倦了战乱,希望国家重新统一,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他们推动的这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把赵匡胤推上了历史舞台。赵匡胤深受柴世宗倚重,官至太尉(国防部长),又是柴世宗的结义兄弟,本来他应有扶助幼主的托孤之重,但面对亲兵将领的拥戴,特别是所谓“二日磨荡,乃改朝换代之象”的说辞,他不好再推辞了。黄袍披在身上了,士兵们七手八脚扶他坐到了马上,赵匡胤揽辔对众将士说:“我有号令,你们能绝对服从吗?”

众人一呼百应地喊:“唯太尉的命令是行!”

赵匡胤高声说道:“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能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偿,违者拏戮汝。”(《宋史·太祖本纪》)赵匡胤知道这是一场顺应民心的兵变,要使这次兵变成功,必须吸取以往兵变中大肆杀人的历史教训,安抚后周君臣,减少阻力,用和平手段解决政权移交的问题。将领兵士唯唯听命,一切都按照赵匡胤的布置行事。

赵匡胤率师返回大梁(开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柴宗训遵照父皇遗命,不与义叔赵匡胤为敌,令禁军放下武器不予抵抗,在金殿静静地等候赵匡胤。赵匡胤与范质、王溥两位后周宰相的见面比较富有戏剧性。先是派潘美去告诉范质、王溥二人,当时早朝还没有结束。宰相范质抓住王溥的手说:“仓促遣,吾辈之罪也。”手指掐入王溥的手,几乎出血。王溥一句话也不敢说。这时赵匡胤走了进来,一副难为情的模样道:“世宗待我恩义深重。现在我被将士逼成这个样子,你们说怎么办?”范质不知该怎么回答。赵匡胤身后有个将领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我们没有主人,今天大家一定要请点检当天子!”范质、王溥吓得赶快下拜,然后举行禅让仪式。

崇元殿上人都到齐了,却没有禅让诏书。这时,早有准备的翰林承旨陶谷,从袖子中拿出一份早已拟好的诏书,双手递给还不十分懂事的小皇帝。可怜巴巴的恭帝柴宗训便在大殿上宣读禅位诏书,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

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因为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让后周小皇帝柴宗训当了郑王,符太后当了周太后。小皇帝后来被迁往房州,北宋开宝六年(973年)逝世,终年20岁,被谥为恭帝。

另有一种传说,柴宗训禅位后,赵匡胤准备匆匆退朝,赵普出班跪奏:“今我朝初定应封赏群臣,以定人心。” 赵匡胤坐在龙椅上和颜悦色地道:“赵爱卿所奏甚是,内侍宣旨。”内侍手捧圣旨在大殿中央宣读封赏,诏书中所封赏的原周室大臣都满脸欢喜的跪下谢恩。柴宗训看了看大殿周围,那么熟悉的人变得那么陌生,不禁想起父皇来,一阵心酸哭了起来。这时赵匡义大叫:“大胆!柴宗训,我大宋皇帝正在分封群臣,你这亡国之君竟在大殿中放声大哭,是什么意思?来人!把柴宗训拖出去斩了。”柴宗训惶恐地看了看眼前这人,又转头看向宝座上的赵匡胤,低头噤噤道:“赵三叔,我……我不是有意的。只是我,我想起父亲来了。”赵匡胤制止了胞弟光义的猛撞行为,走下宝座,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多后周的旧臣不由低下了头,而发动兵变的将领像赵光义一样,眼里冒着凶光。赵匡胤看了看大殿中的群臣,转头对柴宗训道:“皇侄孝心可嘉,朕也很怀念柴皇兄,奈何天不假年,皇兄英年早逝,每思与此朕也怆然泪下。但逝者以逝,吾等生者应继承皇兄未完之心愿,奋发图强早日一统中原,不可在做此小儿女状。”柴宗训忙跪下:“谢皇上隆恩。”据说赵匡义心里还是要杀柴宗训,眼中闪过一抹杀意。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后来柴宗训之死,说是赵匡义下的毒药。

赵匡胤生前,曾在太庙里立了块石碑,后来的新天子即位都要到太庙里去拜碑,并默诵誓词。这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除了北宋历代皇帝,别人都无从得知。就是新皇帝去拜祭碑时,也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都离得很远,弄得很神秘。直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宫门被打开,人们才得以纵览,不过是很简单的三条:一是保全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是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即遭天罚。此外,赵匡胤还给柴家发了“丹书铁券”,凭此券,柴家子孙即算犯罪也永远免死。由此可见,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对于他也许是万不得已,怀着对结义兄长柴世宗深深的愧疚。

从赵匡胤立碑警示后来的子孙、历代大宋皇帝,可见他对恩义情重的柴世宗深怀愧疚之情。他用赐“丹书铁券”免死牌的方式,保护柴家子孙后代不受侵害,也算是他以宋代周的心灵忏悔,对自己的过失的补偿。《水浒传》中的柴进据说是柴世宗的后代,他手中的“丹书铁券”就是宋太祖所赐的。一代英主柴世宗走了,他把他的光荣与梦想都留给了他的义弟赵匡胤。赵匡胤和柴荣一样33岁当上皇帝,但他当政17年,奠定了赵宋王朝走向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安史之乱”到陈桥驿兵变205年间,中原藩镇割据,互相攻战,朝代更替不休,经济凋敝,国无宁日,人民饱尝战乱的苦难。国家统一,发展生产,安居乐业,已成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赵匡胤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惯性和大一统的基因,后世评论他的“兵变”不以为耻,反以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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