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一）秦汉、隋唐的兴替何其相似

唐太宗李世民征战一生，缔造了与如今中国版图大体相同的大唐帝国。他是中国历史上爱民惜财、纳谏如流、兼听则明的具有人格魅力的皇帝。他与贞观朝的几位名相创造的国富民强、文化繁荣、万国来朝的贞观和谐盛世，像一颗灿烂的明星永远悬挂在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天空。

刘邦创立了汉朝，但将大汉带入盛世的不是汉高祖，而是刘邦的第四世孙汉武帝刘彻。同样，李渊开创了大唐，但将大唐带入贞观盛世的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唐太宗李世民。这样多的巧合说明秦汉、隋唐的兴替，的确有相似之处。是不是有某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规律在起作用呢？

中国经历秦始皇的大统一，大汉朝以汉武帝、汉光武帝为代表的卓越君主的文治武功，已经形成了以伏羲太极八卦为起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思想为辅助，以百家为补充，以历代圣贤忠烈为楷模的一整套文明体系。这种华夏文明体系——或说大汉体系，一经形成，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难以摧毁的。这种文明体系，铸造了大一统的历史惯性和基因，此后的朝代兴替，都是在这一文明体系的圈子内进行。就像中国古代的踢马球的游戏，球场一经划定，游戏规则一旦创立，尽管踢马球的游戏一场接着一场，“你方踢罢我登场”，但总不能越出红线。

我们看看隋唐的兴替，与秦汉何其相似。汉朝到东汉献帝刘协衰败后，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势力风起云涌的硝烟下，魏、蜀、吴三国并起。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几乎重演了春秋战国时 “挟周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一幕。建立蜀国的刘备，更是打着汉朝刘姓后裔的招牌，自称为“刘皇叔”。可见在英雄辈出、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孙权，他们胸中仍然装着秦汉以来中国这个完整的天下，他们打来打去不是永远为了割据，偏安一隅。这就像战国时七国争雄一样，他们谁都想吃掉谁由自己来统一天下，做中国的新一代皇帝。曹操手下的大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炎，成了最后的赢家，先后灭蜀、吴，篡魏，一统归晋。晋又重复汉朝的变迁，分西晋、东晋，到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因“失德”而再次陷入四分五裂，出现了69年的南北朝割据局面。隋文帝杨坚于581年建立隋朝，589年最后灭陈国，完成统一。然而隋朝的统一与秦始皇的统一惊人地相似，只维系了短短的29年。自诩要传万世的秦始皇，传到秦二世就灭亡，而隋文帝在不肖子杨广弑父杀兄后，就被唐王朝取代。

仿佛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短暂的秦统一，为大汉426年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同样短暂的隋统一，又为298年的大一统唐朝盛世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秦汉更替的原动力来自于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首领刘邦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由布衣登上皇帝宝座的大汉王朝；同样，隋唐的更替也是源自于隋末风风火火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大唐的开国之君李渊来自于隋代陇西贵族、隋朝地方高官太原太守。刘邦创立了汉朝，但将大汉带入盛世的不是汉高祖，而是刘邦的第四世孙汉武帝刘彻；同样，李渊开创了大唐，但将大唐带入贞观盛世的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唐太宗李世民。这样多的巧合说明秦汉、隋唐的兴替，的确有相似之处。是不是有某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规律在起作用呢？罗贯中老先生在仔细审视了三国时期战乱的历史以后，他在经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得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开卷语便道：“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虽然堕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淖，却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世人：天下大势，并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不过，越是说不清的事，就越会引起人的兴趣，其间似乎有一种司芬克斯之谜的效应。

近年，由易中天《品三国》而掀起一股铺天盖地的“三国热”，有关三国的电视、电影、书籍乃至电子游戏不亦而足。然而有谁对罗贯中提出的“天下大势” 研究得透呢？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可算是以大历史观说天下大势的书。黄仁宇一向自我标榜的大历史观，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他有一本作品集《放宽历史的视界》，对他的大历史观作过自我诠释。所谓“放宽历史的视界”，一是在历史的年代纵坐标上拉长审视历史的时段，把历史对象放到因果性的长链中去追问；二是在历史的空间横坐标上拓展考察历史的范围，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性的背景中去探究。以这样的广阔视野所做出的思考，庶几才能洞察天下大势。

黄仁宇把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截分为三个阶段：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将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功过是非、得失利弊作为评论的主题，揭明其大势与走向。众所周知，自秦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以后，历两千余年，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与大势所趋，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便成为统一帝国的必然模式，这是历史的惯性与基因。黄先生对第一帝国的秦汉，也颇为高兴地赞叹为“一大成就”，然而，他紧接着指出：其后中国两千年历史却“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的代价”。成就与代价并存，历史辩证法似乎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其本意不在赞叹，而在对“代价”的鞭挞：“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即便是最成功的开明君王，给予人民的，“顶多也不过民享，而不是民治”，例如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至于执政者做得糟糕的，结局不堪回想，例如八王之乱与安史之乱。

在这种模式下，“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地方的政治、经济、法制等因素不能走上自由长足的发展道路。黄仁宇认为传统官僚政治“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却“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的多变动的社会”。

对黄仁宇如此鞭打“代价”，笔者不敢苟同，这是拿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去要求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罗马帝国之前的罗马共和国，他也有分权，有所谓元老院会议、平民会议，与今天西方分权政治中的上院、下院有相同之处。然而在两千年前文明程度和历史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共和政体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元首”专制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元首们也想搞中央集权，但他们城邦小国散漫的传统和曾经有过的“共和”的影响，元首终于不能升格为中国式的皇帝，更不能世袭。结果罗马帝国的瓦解便是大统一国家的永远消亡。难道他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分权”，周天子分封诸侯，那时诸侯王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大到跟今天松散的联邦制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分封制带来的是春秋战国的杀伐混乱。我们不能责怪春秋时代的诸侯王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几千年奴隶制刚刚解体的封建社会初期，他们不可能聪明到如像今天的西方社会，充分调动分权的积极性，一步跨越两千年建设起民主、自由的经济发达社会。纵观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就是历史的钟摆回归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历史惯性和基因。自然，大一统的基因也有负面的影响，随着秦汉第一帝国向明清第三帝国（我在后面将提出第四帝国之说）的历史推移，中央集权在螺旋式的发展轨道上最终扼制了地方分权的可能，历史的天平无可挽回地倒向了“集中”一边。当然，从社会结构分层原理来看，健全成熟的地方分权自治，恰恰是整个社会稳定繁荣所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摸索出来的经验。

黄仁宇的著作和大历史观，无疑值得尊重。但不能因为他是洋博士和近年炒得极为火热的名人，他的某些观点就没有商榷的余地。例如他从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秦汉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我认为这种划分缺乏可比性，有遗珠之憾。在中国历史上开拓疆域最广的元帝国，虽与满清一样是少数蒙古人统治多数汉人，既然满清列入帝国，元朝自应入围。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第三帝国宋元，第四帝国明清，这样的划分比较妥当。我在本节前面说到了秦汉、隋唐的兴替，互为因果，有可比性。何以如此，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

唐以后，经过57年的五代之乱，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又使中国走向大一统。宋朝成为又一个汉文化和儒学发展的巅峰，某些方面超越了唐朝。然而，物壮则老，兴盛必衰，在宋帝国创造167年盛世繁荣的同时，北方的辽、金羽翼丰满，悄悄坐大。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建国，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告定都北京，国号为元。第三帝国宋元、第四帝国明清的可比性，在于都是先由汉族为主体的融合了诸多少数民族的华夏族，创造了纯汉文化的（儒家的）帝国盛世，而后北方相对落后的蒙古人、满族人打进来，入主中原，开始以相对落后的文化为主体，而后融合汉文化建立蒙古人、满人统治的帝国。元、清两代，应该说是汉文化的一次次倒退，但因为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惯性和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没有像世界上其他被异族入侵的国家，如罗马、印度、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一样灭国，或将本土的汉文化扫地出门。我们应该感谢秦始皇统一后设计的政治体制，以伏羲太极八卦为起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思想为辅助，以百家为补充，以历代圣贤忠烈为楷模的一整套文明体系，最终入侵者溶化在这一体制和体系中。

不能说皇权的体制和儒家的体系没有弊端，也许黄仁宇说的那些问题都存在，但是大一统的惯性和基因，至少保证了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没有遭到罗马帝国、巴比伦和古印度那样的灭顶之灾。古印度的历史湮没了，两河流域巴比伦空中花园成了一片战争的废墟，罗马帝国宰割成了鸡零狗碎的几十个国家。惟有中国，大汉文化，两千多年来甚至追溯到五千年来完整地保留至今。

在中国特色的体制和体系下，即便是最成功的开明君王，给予人民的“顶多也不过民享，而不是民治”。我们不能拿今天西方的民主政治，甚至也不能拿中国改革开放后正在努力建设的“和谐”政治，过多地责备古代帝王，责备儒学。古人毕竟是古人，他们不能超越历史，不能按今天的价值标准修正当初的缺失。世间没有完美的政治，没有完美的哲学思想体系。再说真正的“民治”，在西方也是近几个世纪才有的事。罗马共和时期，还是奴隶制社会，能有真正的“民治”？直到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在法国才出现伏尔泰、卢梭等一批启蒙思想家，提出民约论、民治思想。1776年7月4日美国通过《独立宣言》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才出现真正“民治”国家。

中国的皇帝当然不是民治。皇帝是家天下，他一家子“承包”了这个国家。两千年来有儒学的教导，《大学》开宗明义“明明德”，对子民要施仁政，要爱民，孟子更是要求统治者“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所以中国的皇帝大都还是有责任心的，能够做到“民享”盛世的成果，也是万民的福分了。总比那些不负责任的“元首”，异族的这个王、那个王，屠城三日，变成一片废墟要好。如果中国没有儒学而代之以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戒律或“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那一套，两千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更不好受。

我们可以怀念唐宋的繁华，甚至魏晋时期和整个中国中世纪悠闲自在的生活。而欧洲人怀念什么呢？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科学和文明统统被禁闭在宗教羁押所，像布鲁诺、伽利略那样的天才，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在罗马遭到宗教法庭终身监禁。美国人更没啥怀念的了，中世纪他们还在树上摇风呢。我们应该深怀感恩之情，感激中国大一统的惯性和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