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七）大一统遗传基因基本固定

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的惯性，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到大汉固定大一统的基因，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是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王朝；二是在汉武帝时代，孔子开创的儒学便由汉武帝、董仲舒十分聪明理智地推到了独尊地位。这两条可以说是中国大一统基因的内核，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说大汉王朝，大一统的遗传基因基本固定，是因为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独尊”的地位。中原大地华胥氏的子孙们，到了汉代，在民族形态上有了一个固定下来再也没有更改的名字：汉族。由于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合和溶入，使汉民族逐渐强大，人数越来越多，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民族。在大汉朝，汉族、汉语、汉字、汉文、汉文化、汉风俗，这些对于一个民族生死存亡致命攸关的“形而上”的东西一经确立，加上朝廷对孔孟儒学始终如一的推崇，对于此后中国两千余年来的大一统的意义之重大，是怎么去说也不为过的。

汉民族是一个没有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民族，这一点也极为重要。五千年文明的初始阶段，炎黄子孙的各部族，也有图腾崇拜，图腾信仰，也有宗教迷信，但并未形成全民信仰的某一种宗教，这是华夏民族的幸运。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宗教通过教规教义和戒律，控制人的思想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肉体。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有某种强烈的顽固的宗教信仰，这个主体民族就很难去融合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牢固的大一统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曾经创造过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印度，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中国，就地域、版图、王朝政权更迭的形态来说，形成两千多年大一统格局不变的，也就只有中国。

曾经创立过影响巨大的佛教的印度，除了佛经，几乎没留下文字历史，要说历史多存在于传说之中。马克思曾经感叹，“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印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异民族征服的历史”，一次次异族的入侵带来了印度种族的混血以及文化上的对立、冲突。入侵印度有较大影响的游牧民族有雅利安人、鲜卑人、贵霜人、土耳其人、匈奴人、蒙古人等。印度历史上极少出现过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国家，公元 16世纪中叶，潘地亚王国灭亡后，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这三大宗教纷争不断。白种雅利安人带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土著融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宗教成了压迫、统治其他民族的工具，高贵的婆罗门教徒与低种姓的达塞人水火不能相融，达塞人连宗教仪式都不能参加。佛陀教义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新教徒更是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对敌对宗教森严壁垒。宗教和种姓制度，造成了民族分裂，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由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长期对立，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直到1950年印度才成为一个“英联邦”成员的共和国。1956年宣布成立的巴基斯坦共和国，也由于宗教原因，分裂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埃及在古代和近代曾多次被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征服，公元640年又被阿拉伯游牧民族征服。12世纪，本土闪米特人与阿拉伯人融合成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阿拉伯人。这些世居尼罗河流域的埃及阿拉伯人，由于教派战争分裂成埃及、利比亚、苏丹三个国家。1517年埃及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1798年被法军占领，188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52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废除君主制建立埃及共和国，1956年英国殖民者最后撤离，埃及才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

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的两河流域，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发祥地。不同的宗教信仰，极端的宗教意识，使同为信仰某一种宗教的阿拉伯人，由于教派不同，也相互火并不息，使中东两河流域这一块本来十分神圣富饶的土地上，两千多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过战火。基督教十字军打过来，阿拉伯拜占庭军打过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又插进来，外战内耗不断，自然很难奢望出现一个稳定的大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近几个世纪，两河流域、中东和所有阿拉伯世界，大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20世纪初，中东各国纷纷脱离殖民统治，先后建立了伊斯兰国家、犹太教国家。但由于内部或与邻国仍然教派纷争，不少国家的统一十分脆弱。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为争夺领土争夺圣城耶路撒冷的归属，几十年来战火不息。同为伊斯兰教的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也因为教派不同，20世纪的两伊战争、入侵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地区成为20世纪以来东西方两大阵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新霸权主义争夺的焦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人民乞求和平，乞求国家的统一，他们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教派战争。自古以来，宗教如果不能宽容，特别是国家的主体民族信奉某一种宗教，而宗教与政治合一，出现所谓“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这是很危险而可怕的灾难。

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故事片《亚瑟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亚瑟出生在政教合一的罗马，15岁被教廷强征入骑士团，远赴不列颠征战，15年后回到故乡。他和他的伙伴们厌倦了血腥的战争，按原来的约定他们回来可以赎回自由民的身份，回家乡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主教出尔反尔，命令亚瑟率骑士团再度出征北方迎回教廷家族的一位继承人，方能解除奴隶般的身份。亚瑟和他的武士们遭遇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美梦破灭，不得已再次走向战场，走向死亡。经历一系列悲惨的浴血奋战，波澜壮阔的生死情仇，亚瑟在原敌人梅林的指引和美丽坚强的奎妮文的陪伴下，率英格兰人打退了萨克逊人的入侵，最后赢得了胜利，成为英国的开国之王。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罗马帝国崩溃，政教合一的制度走到了尽头。

从反面的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惯性，自秦统一中国后到大汉固定大一统的基因，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是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王朝；二是在汉武帝时代，孔子开创的儒学便由汉武帝、董仲舒十分聪明理智地推到了独尊地位。这两条可以说是中国大一统基因的内核，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历史上不是完全没有宗教，也不是没有宗教自由。

渊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所谓黄老道是早期道教的前身。东汉顺帝时代，由张道陵开创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教义经典，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道教。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至隋唐时达到鼎盛，形成了天台、法相、华严、律、禅、密等佛教宗派。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的道教、佛教等宗教，时起时衰，有的王朝也进入宫廷，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就是说宗教不能控制王权。英明之主唐太宗，开始灭佛，后来由于唐僧西天取经回来而尊佛，也不过是给信佛自由而已。武则天有点出格，做大周皇帝时，把个和尚弄到朝廷参政，还封为大将军、元帅，但还是遭到宰相、大臣们的抵制，最后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聪明地将不可一世的大和尚整死了。

道教、佛教也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历史上全民的信仰，只是有少数人信教。你有信教的自由，我有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不能干预王权，不能干预政治，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纯宗教战争。朝代尽管更迭，但从未有因宗教而引起的国家分裂。原因何在呢？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有世界各国都有的宗教，西藏有藏传佛教，新疆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蒙古人信奉萨满教，汉族人有的信天主教、佛教，一些边疆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然而至今的56个民族能和谐共处两千多年，和衷共济形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这一大一统的基因里，有一特殊的凝集因子，这就是从汉代推到了独尊地位的此后两千年长盛不衰的儒学。

有人把儒学也称为“儒教”，有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说法，我以为将儒学称之为“儒教”欠妥。宗教有严格的教义、教规、戒律，入了佛门必须剃度出家，在寺庙里终身当和尚，连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样被孔子称之为“人之不孝，无后为大”的事都被禁止。即使在家为居士，也有诸多禁忌。进入道观修道的道姑、道士，也是不允许食人间烟火的，而儒学不是这么回事。儒学受到历代王朝的推崇，天下到处立有孔庙、文庙、亚圣庙，接受香火祭拜。但由孔子创立的私塾、学堂，仅仅是作为传授儒家学识的场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课堂，完成学业后，走进社会，你又是自由人。或通过科举走进仕途，当官作吏为国家效力，或做个有学识的布衣，耕躬田亩，著书立说，毫无宗教的羁绊。儒学教育熏陶下的华夏子孙，正如于丹在《论语心得》里所阐释的，孔子首先在教你如何做人，所谓“仁、义、礼、智、信”，一个人要讲仁爱，要爱所有的人，这是一种最彻底的“博爱”精神。

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朱子家训》里，说得更为透彻：“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如此儒学熏陶出来的炎黄子孙，向往“正君心，立纲纪，明人伦”的理想境界，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凝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正因为儒学成为大统一的基因因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所以后来的蒙古人、满人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满清王朝，无一不是向汉文化顶礼膜拜，最后融入汉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圈子里。就连在宋辽时代，在宁夏建立过西夏王朝的李元昊，他也将儒学列入他治国的根本大法。一种文化既软又硬，说它软，柔能克刚，不管多么刚强的匈奴人、蒙古人还是吐番人，在大汉儒家文化的软包装下，都一一折服。说它硬，儒家文化像百炼成钢的堡垒，任外来文化一次次冲击，它兀自岿然不动。

开创东汉时代的汉光武帝刘秀，在王莽篡政、民生凋敝、农民起义蜂起的危局下，经过12年征讨重新统一了大汉天下。光武继承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从而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光武帝才兼文武，豁达大度，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所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如此评论说：“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东汉名将马援，留下“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不知激励了多少代兵卒为捍卫国家的统一舍身赴死、为国捐躯。马援为陇西太守时，曾大败先零作乱的羌人，在当地设置官吏、安置流民、修缮城郭、开挖沟渠、鼓励农牧，同时招抚塞外的羌人，让他们前来归附。公元36年，参狼地方的羌部落和其他羌人部落联合侵犯武都，马援再次大败羌军，一次降服上万人。陇右安定，王莽末年以来兴起的羌族之乱至此平息。公元40年，征侧、征二姐妹俩在交趾反叛，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的蛮族群起响应，整个交趾地区有脱离汉帝国的危险。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伐交趾。经过两年征战，马援大破征氏姐妹。公元43年，马援诛灭二征，传首洛阳，受封为新息侯。之后，马援继续追击征侧余党，全部平定交趾地区。战事平息后，马援又果断地采用了民族和解政策，以原有的制度约束越人，自此以后，南越土著一直奉行马援的规定。

一个极有意思的事情是：湖南湘西的五溪蛮作乱，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旅游热点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那时有个自封“向王天子”的土家族汉子，率土家、苗人一伙百姓反叛朝廷，自不量力地企图取代汉王朝建立土家天下。这一次光武帝还是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前来平息祸乱。马援统帅部卒，循沅水溯江而上，到达距张家界不远的洞庭溪，被三十六里青浪滩所阻。青浪滩是千里沅江上最险恶的急流险滩，一千多年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招抚湘西土著，将自己的妹妹朱仕芳下嫁给湘西崇山卫指挥使杨二。她后来对皇兄哀叹说：“乌沉乌沉不见天，通油不通盐，通水不通船。”《后汉书·马援传》上说“水疾船不得上，士卒多瘁死。”结果伏波将军马援也病死在这里。民间传说他不是病死的，而是为了同向王天子、苗人土司搞“和谈”，误喝鸠酒中毒而死。临死前因第二天向王、土司按协议就要来汉军营帐正式签订和约，马援担心自己的死会动摇向王、土司在和约上签字的决心，吩咐部将在他死后封锁消息，在营帐前搭一高台，上置主帅虎皮太师椅，让他的遗体坐在太师椅上，做出捧读兵书之状。

马援去世后，果然如他生前的神机妙算：苗人土司应约前来，而号称“向王天子”的土家头领率土军而来，他不想和解，汉军部将追击土军至张家界天子山，砍下“向王天子”的头颅，丢下神堂坑，土军平息。苗人土司走进汉军营帐，被高台上捧读兵书的伏波将军的虎气神威震慑住了，乖乖地在和约上签了字。这才有后来颂扬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和平相处的“溪州铜柱”的铭文垂世。

20年前，为了写作长篇小说《荒凉河谷》，我曾去湘西千里沅江体验生活，在洞庭溪、张家界待过一段时间，采访过不少沅江上的老纤夫老船工。洞庭溪那时在沅江岸的悬崖峭壁上还有一小镇，全是凌空飞架的吊脚楼，在我的小说里形容为“天街”。那是名符其实的天街，从那里沿山崖上的小路往上游走半里地，在青浪滩最险恶的山嘴拐角处，有用石条砖建造的爬满青藤绿苔的伏波庙，庙里供奉的便是伏波将军马援，船工们称之为“伏波宫”。老船工说，千百年来，凡是经过这里的船家、纤夫、排客，在冲滩前都要来伏波宫，总要用猪头、雄鸡、血酒祭奠伏波将军，求将军保佑冲滩平安。老船工领我去看伏波宫外的岩磡下，那里有一块桌面大小的岩板，名叫“鸡血石”，不知多少年来，那里总竖着一把杀鸡用的刀子。据说红玛瑙一样的鸡血石，就是被长年累月涓涓不绝的鸡血染红的。饱吃了猪头，饱饮了雄鸡血酒的伏波将军因此大受感动，他同情和怜悯在青浪滩九死一生的驾船人，于是差遣七千“瘁死”的将士，变成七千红脚红嘴乌鸦，在青浪滩上护送随时都有船覆人亡险情的船只过滩。

在我出版的小说（《荒凉河谷》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青浪滩河谷便真的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乌鸦。人们便真正相信，在青浪滩要免于一死，只有遮天蔽日而来的红脚红嘴乌鸦，能够护送船只安全闯险。到了滩口，船主人就把事先捏成团的三斤米饭，备置的糕饼，朝咿咿呀呀飞来的乌鸦抛去。船在险滩上踽踽而行，乌鸦在头顶随着船队翩翩翻飞。赶来就食和‘护航’的乌鸦越来越多了。河的上空，盘旋着黑色的‘乌云’；河水咆哮，乌鸦哀鸣，船在波涛中颤栗，纤夫水手在绝望地歌呼呐喊！直到灵柩一样船只驶出‘阴司岩’，过了青浪滩，船主家，水手和纤夫这才透出一口长气，一齐跪倒在船头上，岩岸上，向渐渐飞离的乌鸦磕头长拜。这是一幅多么悲壮雄奇的图画啊！”

伏波将军马援、伏波宫、七千将士死后化变为七千乌鸦，为沅水上往来的少数民族船家护航的故事，说明中国历史上那些受到儒家思想教育的精英人物——不管是皇帝还是将军大臣，只要心里装着“仁、义、礼、智、信”，他们就能正确处理好复杂的民族问题。他们平乱也好，招抚也好，都能捍卫国家的统一，为国家带来和平安定的生活，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这就是最根本的大统一的惯性和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