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五）内圆外方的汉文化黑洞

我们把汉代奠定的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的内圆外方的汉文化，比喻为“黑洞”，是因为这种内圆外方的汉文化同宇宙黑洞一样具有吸收、包融、消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功能。在这种吸收、包融、消化的漫漫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一统的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汉代是继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第一个学术文化高峰后，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又一次学术文化的复兴时期。虽然比不上西方晚了几百年的文艺复兴，但是中国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重创和秦末战乱后，不到几十年又出现大汉经济盛世和学术的复兴，这不能不归功于汉武帝刘彻的个人魅力。“秦王汉武，略输文采”，略输文采用在秦始皇身上恰如其分，但用在汉武帝身上就值得重新审视了。

汉武帝刘彻从小喜爱文学，能诗善赋，长于音律。他登基即皇帝位后，于元光五年（前130年），亲自撰写了《策问贤良文学》。这篇“圣喻”写得文采四溢：“盖问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其蔫？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蔫，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蔫，靡有所隐！”

汉武帝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他不仅自己喜欢文辞歌赋，他有个叔父刘安，好读书，善鼓琴，才思敏捷，尤工词赋。文帝时世袭父职封为淮南王。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他本想跟着兄弟们一道造反，后来被家臣们劝阻，所以平乱后未予追究，侥幸逃过了一劫。到他侄子刘彻做了皇帝，因文才出众，得到汉武帝赏识恩宠。这位大侄子皇帝曾命他作《离骚传》（一说《离骚赋》），他清晨受命，不到吃早饭时就写完了。大有后来魏公子曹植七步成诗的才华。汉武帝让这位叔父罗致宾客方士数千人，编成《内书》二十一篇，《外书》三十三篇，《中篇》八卷，后世称之为《淮南子》，《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汉武帝东征西讨时，他曾上书《谏伐闽越书》，主张对越人以德怀远，不必用兵。“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他的儒家仁政思想，昭然若揭。在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抄》里，放在董仲舒《对贤良策一》之前。由此可见，后世儒家对这位《淮南子》作家思想的重视了。

汉武帝尊崇儒术，号召在全国各郡县办学校，普及儒学教育，提携学有所成的儒生到各级政府当官。他身体力行，鼓励儒家著作，故汉代自武帝以后文人会集，大辞赋家群起，形成了汉上繁华的文化盛世。西汉最负盛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从小好读书，有点口吃却攘长著书，还擅长击剑，弹琴，他写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词藻瑰丽，气势非凡。

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司马相如辞赋名气之大：汉武帝的陈皇后一时失宠，独居长门宫，愁闷悲思。听说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善为辞赋，且与卓文君的浪漫爱情天下闻名，于是陈皇后派人携黄金百斤送到成都，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做酒钱，求一首辞赋解悲愁之闷。司马相如为皇后写了首《长门赋》，风传天下。汉武帝读了《长门赋》深有所悟，陈皇后也因此再度受到武帝的亲幸。

《长门赋》辞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变得意而相亲。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廓独潜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赴闺兮，举帷幄之襜襜。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

这首赋写了六段，文辞缠绵凄切，感人至深，能够打动铁石心肠的皇帝使陈皇后重新获得恩宠，其艺术魅力之大可以想见一斑。司马相如在景帝时就很出名，官至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他辞官离去。在梁王郡国游历多年，受到梁王敬重，梁孝王死后他回到蜀郡临邛。40多岁的司马相如，在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赴宴，卓王孙年仅17岁的女儿卓文君成了新寡。卓文君美貌娇容，善鼓瑟弹琴。在酒宴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鼓瑟相知，文君更爱这位大作家的才华，老少相恋，却遭到父母反对。卓文君勇敢地随司马相如离开父母家，来到成都。因无以为生，又回到临邛，在大富豪父母眼鼻子下开了家小酒店，当垆卖酒。父亲卓王孙看不过眼了，同时也为女儿与大作家真挚的爱情所感动，遂给女儿女婿家僮百人，钱百万，以及嫁妆财物。相如带着文君再回成都买田置业，夫妻恩爱如初。司马相如无后顾之忧，潜心写作，文如泉涌。武帝拜读了《长门赋》，钦慕其辞赋才华，召至长安，任为侍郎。后来因奉命出使西南夷有功，迁任孝文园令。

司马相如的辞赋，对汉、魏、六朝文人影响极大。

汉代大文化人还有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父子，文学家刘向、东方朔、杨恽、许慎、王逸、荀悦，小说家虞初，音乐家李延年，舞蹈家赵飞燕，散文家桓宽，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刘歆，思想家、经学家、文学家王充、马融、郑玄、蔡邕，“毛诗学”开创者毛亨，诗人秦嘉、徐淑、蔡文姬，还有文坛上的所谓“建安七子”陈琳、王粲、孔融等等，还有发明造纸术的蔡伦，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华陀，还有和番的王昭君，大隐士严光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汉代闪闪发光，群星灿烂。正是这些大家巨擘，缔造了大一统的汉文化，汉文明。

公元前2世纪西汉灞桥纸的出现，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书写方便的纸张的出现，结束了几千年以来古奥的甲骨，笨重的钟鼎、金石，体积庞大不便携带的竹简、木简。纸书给文化发展交流，带来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正是在汉代，确立了汉字、汉语和汉民族、汉文化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经历两千多年至今都没有动摇，没有改变，成为了大一统的惯性和基因的基本要素。

汉文化是一种内圆外方的文化。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是一种华夏古代先民就崇拜信仰的“玉琮”文化。玉琮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至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大概也就在五千年文明史源头的伏羲造《易经》的时代。玉琮，是一种古代祭器和王权的象征。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纹大玉琮，江苏武进寺墩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通高达33.5厘米，外方内圆。外方浅刻横道分为15节，用精美青白玉琢成，琮体中间镂空成圆筒，它象征天圆地方，通过内圆筒可达天庭，实现人与天的信息交流。

原始时代，有巢氏在树上构木为巢，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伏羲教人制造网具渔猎，饲养牲畜，发明竹桴、八卦。此后，黄帝轩辕氏发明指南针，造宫室，命仓颉造字，大挠作甲子，容成作历书，隶首定算数，伶伦作律吕，帝妃嫘祖养蚕作衣裳，歧伯作医书内经，慢慢形成了易经的文化主轴。这一点，在人类记载学和考古学上，都得到了相同的看法。据传，最古老的易经叫做“传山易”，这是古人以山中的洞窟生活为主的时代，也就是狩猎生活时代。到了汉民族在黄河流域一带过着农耕生活时代，便衍生出“归藏易”。归藏的含意是“万物归土”的意思。周朝再演变成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周易》。到了这时不但有了文字，而且思想的体系也渐趋成熟。

从五六千年前伏羲创“易”之后，每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总是配合当时社会的情势，对易经给予适当的改变或进一步完善。伏羲画八卦，文王演易做六十四卦及卦辞，周公继而做爻辞，孔子及其弟子做“十翼”，《周易》到此基本成形。

易经是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经数千年文化智慧而成。汉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沉淀、洗礼、运用、调整、记录而积累起来的。

易经是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源头。儒道两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有较大的区别，儒家主张济世，道家主张无为，而易经作为行动指南正是二者的统一。天道循环是自然常理，君子效法天道，就应当崇尚易理，不能违天逆常，要顺时适变。老子哲学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古代智者相信，天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天人关系是我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天道与人道要统一。所谓道法自然，可理解为规律是客观的、自然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做事，这才是明智的行为。“天地固有常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 按照天地本来的状态生存，天地日月星辰万物，才能处在一个和谐的统一的整体之中。老子提出“量腹为食，度形而衣”，要“知足”“知止”，才“可以长”。“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五次登门拜访老子为师的至圣先师孔子，在继承周易、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儒学，着重解决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独尊儒术，为汉文化又增添了“三纲五常”的内容。三纲五常侧重要解决的是孔子提出的修身问题。一个人在尊重固有的等级关系下，要努力做到仁、义、礼、智、信。三纲是调和解决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五常则是讲个人的修养品德。

儒学和三纲五常，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无论国家、君臣，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内圆外方，像古人崇拜的玉琮那样实现人与天的信息交流，效法天道，做到天人合一。这就是在汉朝兴起并确立的汉文化的实质与内核。一个人，要内圆外方，一个君主要内圆外方，一个国家同样要内圆外方。所谓内圆，依照孔子在《论语》《中庸》《春秋》等中的教诲，就是做人要讲品德（仁、义、礼、智、信），做皇帝要施仁政，要爱民如子，国家统治者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说得更彻底，“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内圆对应着天圆，符合天道。符合天道的内圆才能至柔若水，浑然一体，和谐共赢，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汉书》云：“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书的这一论述是非常恰当的。

由汉武帝独尊儒术形成的大汉文化，这种所谓内圆外方中的外方者，指做人要有气节，要有原则，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内在的仁慈要用外在的刚强来包裹。帝王和国家的外方，汉武帝本人做了最好的注解。无论是国家还是国家的代表者，对外族的入侵和掠夺，决不能妥协，更不能举手投降。汉武帝对北方匈奴的屡屡入侵，采取征伐手段，使其臣服，这是外方——也就是外交上坚持原则的突出表现。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天汉二年（前99年）率5000步兵出居延关千余里征战匈奴，遇敌骑10万，陷入重围，奋战9天突围失败，粮尽矢绝，被迫投降。汉武帝株连他的老母亲虽然有点过火，但以“气节”而论，无可厚非。虽然大作家司马迁因此遭受宫刑，但从捍卫国家气节、尊严的角度来说，亦情有可原。正因为如此，才培养了汉文化中文人、武士外方的“名节”观念。

西汉的苏武牧羊，东汉末年的女诗人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悲愤诗》，就是大汉培养的这种民族精神、内圆外方的汉文化的最好证明。

汉武帝时，中郎将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贵族囚禁冰窟逼降，他饮雪吞毡，坚决不从。后来又把他遣送到贝加尔湖边牧放公羊，说要等公羊生子之后才能放他回大汉朝。苏武不顾威胁利诱，不怕艰苦折磨，坚持十九年而终不屈服。《汉书·苏武传》里说：“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苏武能文能武，辞赋写得很好，他归来后写了一首《苏武牧羊词》：

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

羁留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

野幕夜孤眠，心存汉社稷，梦想旧家山。

历尽难中难，节落尽未还。

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声痛酸。

群雁却南飞，家书欲寄谁？

白发娘，倚柴扉，红妆守空帏。

三更徒入梦，未卜安与危。

心酸百念灰，大节仍不少亏。

羝羊未乳，不道终得生随汉使归。

蔡文姬名琰，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的女儿。在《汉书·蔡琰别传》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文姬少聪慧秀异，年六岁，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一弦’；邕故断弦问之，琰曰：‘第四弦’”。文姬从小耳濡目染，对音乐的接受能力极强。在蔡邕的精心培育下，她成为当时优秀的女琴家、女诗人。但文姬生逢乱世，屡遭罹难，先是父亲遭陷害死于狱中，母亲也因悲伤过度而去世，接着便是新婚不久的丈夫也病故了。兴平年间，匈奴入侵中原，文姬不幸被匈奴王掳去，纳为王妃，育有一子一女。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盼望重归汉邦。曹操得知蔡文姬的处境甚为同情，趁汉、匈和好之际，派专使带重金请匈奴王放回文姬。在回归的路上，文姬想到自己悲惨的遭遇，诗潮翻涌，用泪与血写下了留传千古的《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哀怨凄切、苍凉深沉，郭沫若曾评价说：“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决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的。”辞曰：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

《胡笳十八拍》字字血泪，不忍卒读，处处表现了她对大汉国邦和家乡深深的怀念依恋之情。“雁南征兮欲寄边声，雁北归兮为得汉音。”“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羌胡蹈舞兮共讴歌，两国交欢兮罢兵戈。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遗千金兮赎妾身。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愿得归来兮天从欲，再还汉国兮欢心足。”总之，《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苏武牧羊词》式的充满爱国思乡情怀的杰作，难怪两千多年来盛传不衰。《苏武牧羊》也好，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也好，都反映了大汉独尊儒术，普及儒学教育后，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深烙印。这种烙印潜移默化与儒学、汉文化混合成了汉民族精神。

宇宙之中有所谓宇宙黑洞，这种“黑洞”具有不可比拟的能量，不管什么天体，何种物质，一旦掉入宇宙黑洞就要被吸收，被包融，被消化。我们把汉代奠定的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的内圆外方的汉文化，比喻为“黑洞”，是因为这种内圆外方的汉文化同宇宙黑洞一样具有吸收、包融、消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功能。在这种吸收、包融、消化的漫漫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一统的汉文化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