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四）董仲舒为大汉帝国构建儒学脊梁

董仲舒恰逢其时地给汉武帝缔造的大汉帝国的盛世，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力，似乎超越时空，超越阶级局限和阶级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穿透历史的巨大凝聚力和永不枯竭的精神财富。

汉承秦制，自汉高祖刘邦，经惠、文、景三帝到汉武帝，都认为秦代的郡县制对加强大一统的皇权有利，但为什么秦王朝会如此短命崩溃呢？秦制还存在哪些方面的缺陷呢？刘邦及其子孙自然要总结秦亡的惨痛教训。汉文帝时代的大臣、政论家贾谊写的《过秦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贾谊在《过秦论》里说：秦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万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粹，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然而，“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化为焦土”，秦始皇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贾谊最后反问：“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焚书坑儒，想采用暴力手段统一思想、消灭思想的办法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秦二世的灭国，证明此路不通。

贾谊得出的结论是：“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持久而社稷安矣。”

贾谊道出了一条真理：用杀戮对付思想不行，思想只能用新的思想解决。他的“观之上古”，与孔子的“克己复礼”，恢复周代的礼制与仁政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文、景二帝时代，朝廷占统治地位的还是黄老之术，即算是申、韩的法家、术学，都还有相当的市场。贾谊20岁就以文才出名，被汉文帝招为博士，一年后晋升太中大夫。但他的政治改革主张遭到朝廷守旧势力的反对与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他还是多次上书，《陈政事疏》《论积贮疏》，仍然不为所用。因政治抱负无从施展，过湘水时曾作《吊屈原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

贾谊33岁忧郁而死，就像秦始皇并没能彻底灭绝儒学一样，贾谊英年早逝并不影响儒学继续广为传播。早在先秦，儒生到处活动，并且加入到反对秦王朝的农民起义军当中。陈胜手下的孔鲋，刘邦手下的陆贾就是当时儒生的代表人物。前面讲过，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称颂和引用儒家经典，陆贾说：“在马上凭借武力固然可以夺得天下，但是凭借武力就能治理好天下吗？商朝国君成汤、周朝国君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得天下后，他们又顺应民心用仁政治理天下，文治武功并用，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假如秦王朝能懂得效仿古代的圣主，陛下又怎么能够夺得天下呢·”刘邦听了这番话，觉得有道理，便让陆贾写成《新语》一书。

此外，当时任博士的叔孙通，通晓儒学，他也对刘邦说：“儒生虽然不能参与打天下，但是治理天下是绝对用得着的。”汉朝刚建立，刘邦也在寻求巩固皇权统治的法宝，他让叔孙通征集儒生三十人和他的弟子们，参照周礼，制订了汉王朝的礼仪制度。有了君臣礼仪，刘邦感到了当皇帝的尊贵。儒学有了新的发展，逐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然而刘邦死得太快，只做了七年皇帝，探索未能进行下去。汉武帝继位，一改文、景二代“无为而治”的政策，主动出击，北逐匈奴，南拓领地，对内削弱诸侯，开疆扩土缔造了大一统的盛世。但是，盛世之下必有后忧，由于大量移民，增加人民的赋税，致使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此时，作为统治者，迫切感到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维护统一的皇权，加强对人民的防范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就完全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需要，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采纳。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7年，卒于前104年，活到93岁，相对于刘邦三代子孙都只活到40多岁，他是很长寿的了。他出生在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经历了大汉文、景和汉武帝三代君主。在吕后专权诛杀义帝，分封吕氏王侯，最后周勃、陈平诛吕王，扶刘邦中子刘桓继位为文帝时，他17岁。董仲舒自小攻读《春秋》，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著有《春秋繁露》等书，景帝时做过儒学博士。汉武帝即位，时年56岁的董仲舒，学术地位已经确立，名满学界。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从此，他多次给武帝上书、对策。他在《举贤良对策》疏中，提出了“天下三策”思想，宣扬经过孔子继承改造的儒家学说，实际上是夏、商、周三朝巩固各有几百年运祚的指导思想；抨击法家理论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错误主张。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也就是说为了巩固王朝的统一，应尊崇儒家学说，把它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罢黜其他各家异说，以求统一人民思想，维护王朝的皇权统治。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

根据董仲舒建议，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博士以儒家经典“五经”在太学教授弟子。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生员50人，每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授予各级官职。并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典，选拔优秀者担任地方各级官吏。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多。秦始皇和李斯也曾打算统一思想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是他们采用的暴力镇压的方法，留下了失败的教训。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同样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得以推行。这项措施当然不像焚书坑儒那样残酷，但强行统一思想的做法与目标，与秦始皇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二者的打击对象不同，秦始皇打击的是儒家，汉武帝打击的却是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了。而且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手法，既没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没消灭百家之人。

这不能不说是汉武帝对大一统中国形成的又一大贡献。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孔子和儒学的地位，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虽有不同程度的尊宠与疏离，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高。孔子被历代皇帝尊封为至圣先师，儒学继承者孟子被尊为亚圣，就连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贤也各有封赏。儒学成了汉文化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精髓，以德育人，以礼待人溶入了民族文化的细胞和百姓日常生活中。施仁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有作为的君王的衡量尺度。董仲舒恰逢其时地给汉武帝缔造的大汉帝国的盛世，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力，似乎超越时空，超越阶级局限和阶级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穿透历史的巨大的凝聚力。

近代五四运动以来的批孔和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也好，都不能斩断儒学和新儒学对中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都离不开两千多年前孔子在《论语》《春秋》《诗经》《四书》中很多有益的教诲。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故汉兴于五世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孔子撰《春秋》，经公羊作注的《公羊春秋》，成为儒家经典。《公羊传》的宗旨是“当新王”，自然与“大统一”联系在一起。只有统一中央集权制才能叫“大一统”，分封制则“统”不起来。“大一统”为“新王”所缔造，因此要“尊新王”，这里隐含“郡县制”与“君权至上”。公羊“郡县制”与“君权至上”吸收了先秦韩非、李斯等法家的有益成分。

董仲舒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用儒家学说实现“大一统”“拨乱反正”。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这里的“乱”，是分封制造成的；“拨乱反正”就是要铲除分封制，实现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太平盛世。要做到“拨乱反正”，就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总括为“讥世卿”。这里所“贬”的天子，是分封制下不能控制政局的天子——即诸侯王；“退诸侯，讨大夫”，就是坚决反对“世卿世禄”，从根本上铲除领主政治，废除分封制。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公羊春秋》的根本要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又说：“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患。”在这里，孔子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君权至上与统一中央集权制。

董仲舒一生的重要著作《春秋繁露》，其宗旨在于阐发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其精髓就是后来褒贬不一的“三纲五常”学说。“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近代五四运动反孔，即把矛头指向“三纲五常”学说。孔子讲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讲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中庸》篇中说过：“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把孔子说过的话和《中庸》里的思想，更向前向深里推进了一步。现在看这三纲学说，当然违背民主、自由和公平、平等的人道主义原则，但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方面，两千多年来的确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求全责备地去挑剔古人。

董仲舒不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纲领，他还在经济思想上有三个重要论述：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仁政思想。在义利论方面，董仲舒所言的“利”是指一般、普通的物质利益，且有公私之分，并重义轻利；在等级经济关系方面，董仲舒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不是“争”，用现代语言，即是“合作共赢”，这实在是有相当的超前意识，并通过“三纲”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那些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为；在仁政思想方面，董仲舒主张“不与民争利”，他系统论述了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争利”的各种表现和反对“与民争利”的经济原因、道德依据，并提出了“行仁政”的具体办法。看看，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倒像是今天国务院里的高级智囊。我们现在的政府反对“与民争利”，讲究“让利于民”，与董老人家的经济主张竟不谋而合。

董仲舒理论都是围绕着“大一统”社会理想而展开的，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统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在儒家伦理经济思想史上，孔子第一个谈论义利问题，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做出了贵义贱利的结论。孔子的“义利”思想而今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得到了科学的阐释和评价。在儒家学者中，董仲舒最为全面和深入地论述过义利问题，他有一句名言，“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传》），其知名度不亚于他的另一句名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的“义利”观在孔子思想上又进了一步。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也认为人性是好利的。董仲舒说万民求利“如水之走下”，司马迁也说人们追求财富“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二者有一个区别，这就是，司马迁直接赋予求利行为道德上的合理性，认为是有道德的表现，“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好行其德”（《史记·货殖列传》）。而董仲舒则不是这样，他认为必须把人们的求利行为置于等级制的规范之中，只有符合等级规范的——即按等级制规定所应有和许可的求利行为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求利行为，必然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造成动乱和纷争。遵守等级之礼的游戏规则，被他提升到了“义”的高度，且认为是最大的“义”，“大义不越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特征，董仲舒把“义”与“等级”联系在一起，不足为怪。如果把“等级制”换成今天的“法制”，董仲舒的所有论述也都顺理成章了。至少比太史公的“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好行其德”进了一步。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来看，为富不仁、为政不仁者比比皆是。所以，董仲舒的“君子笃于礼，薄于利”，认为“礼重于身”，都说明他提倡义重于利。因为利是养身的，而义是养心的。历史上提倡遵守等级礼制重于求利，与今天遵守法制重于求利，如出一辙，对规范社会行为、人际交往行为都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他的“不与民争利”“合作共赢”、施仁政的思想，至今都放射出人性化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