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超越高祖

说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超越汉高祖，文的方面，汉武帝从经济改革入手，缔造了西汉繁华盛世；武功方面，年轻的汉武帝一上台，就显示了他的非凡魄力与雄才大略。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句，政治家和史学家为什么喜欢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呢？秦皇、宋祖都是开一代之国的皇帝，开国之君当然功劳显赫。汉武帝刘彻并非大汉开国皇帝，他是开国的汉高祖刘邦的曾孙，他为什么与秦皇、唐宗、宋祖并列，而不是曾祖父高祖皇帝呢？难道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超越了高祖？

的确是这样。刘邦建立的大汉帝国，虽然在秦始皇短命的大统一的基础上创建了长达400多年的封建大一统王朝，但是这个王朝在他死以前都一直不是很稳固。从班固的《汉书·高帝纪》中看得很明白，由于刘邦封异姓王，在他登上皇帝尊位后的高帝五年（前201年）秋七月，燕王藏荼反；六年冬十月，楚王信谋反；七年冬十月，韩王信反，并逃亡匈奴；十年九月，陈相国陈豨反；十一年春正月，韩信在长安谋反，夷三族；三月，梁王彭越谋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冬，高皇帝到邯郸，陈豨手下1万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刘邦这个皇帝做得很别扭。自己封的王谋反不断，由于在御驾亲征淮南王时刘邦中箭，伤势严重。回到长安，吕后延请名医看病。

刘邦仿佛活腻了地问医生道：“疾可治不？”医生回答：“可治。”高皇帝谩骂开了，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他厚赏医生却不让治疾。吕后问道：“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回答：“曹参可。”再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刘邦不耐烦地道：“此后亦非乃所知也。”他一甩手，于十二年（前195年）四月，驾崩长乐宫。

刘邦活得精彩，走也走得洒脱，没一点贪生怕死的小家子气。然而，他当皇帝时间毕竟太短，在位仅七年，他虽然匆匆忙忙把异姓王诛杀殆尽，但他立的刘姓九王，老婆吕后当权后立的吕姓三王，还是给子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幸而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是个文治武功都不错的好接班人。在武帝的父亲景帝年间，还是发生了九王之乱。贾谊评论当时封国膨胀的形势时说，好比得了臃肿病的人，小腿肿得腰一样粗，指头肿得像胳膊一样，身体转动都很困难了。晁错建议景帝削弱封国，被景帝采纳，封王联手反叛，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征剿，三个月内将叛乱平定下来。

汉武帝刘彻16岁继承皇位，与父亲相比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势力，加强朝廷的中央集权。他实际上贯彻了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和建议，规定诸王死后，由嫡长子继承王位，王子分割原来封地为列侯。这样，朝廷虽不没收王国封地，但把原来王国的力量分散，再也构不成尾大难甩之势。高祖留下的后患，在他曾孙手上彻底根治。武帝将郡国划为十三郡，设立刺使，巡行监察豪强和守相，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在内廷设立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处理大臣们的奏章，分夺了原来属于丞相的职权，使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更臻完善，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汉武帝的父亲（景帝）、祖父（文帝）信奉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曾出现所谓“文景之治”。六十年过去，到武帝这位铁腕人物手上，他采用桑弘羊的严厉经济政策，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加强朝廷地位。原来铸币、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由私人经营，实际上利权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贵臣手里，既残酷剥削贫苦农民，又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武帝将制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新的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实行盐铁专卖，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财产税。有的不法商人，被罚没财物、奴婢和田宅。武帝的这些措施，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皇朝的压力，可说一箭双雕。武帝初年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显著变化，班固在《汉书》里记载说：当时的老百姓有吃有穿，城乡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朝廷积存在京师的钱有几百万万，穿钱的绳子都朽了，已没有法子把钱数清。太仓里累年积存的粮食溢露在仓外，烂的已不能吃了。”这是一个多么富庶的景象啊！武帝开创了大汉的盛世年华。

有个极有趣的现象：与汉武帝同时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对历代帝王都有个评价，对汉高祖、文景二帝评价都不错，唯独对当代的武帝，在“太史公曰”的后面，说的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只说了几句封禅、鬼神、献酬之事，根本没有对刘彻的个人品格进行评价。相比之下，比“太史公”稍后的东汉史学家班彪，搜集史料，准备写成《史记后传》，后来由他儿子班固、女儿班昭编辑成巨著《汉书》。看看《汉书·武帝纪》结尾对汉武帝的评价，就与“太史公”的完全不一样了：“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蔫。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班氏对武帝的称颂，与司马迁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

何以如此？就因汉武帝对匈奴疾恶如仇。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李陵年迈的母亲要遭诛戮，司马迁在皇帝面前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将他逮捕下狱，处以宫刑。

史学家郭沫若在1936年《文学界》创刊号上曾发表过一篇《司马迁发愤》的文章。写的是汉武帝天汉四年，被阉割了的司马迁回到家继续撰写《史记》，49岁的他脸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妇人。老朋友任少卿来了，几句话触动了他的痛处，特别因遭受宫刑而做了更大的官——中书令，他拍拍完成的《史记》稿本，激愤不已地说：“这儿是自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道义的结晶。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敢想念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地上的权势，我笑杀它，哼哼，我笑杀它……，向着书籍放火，向着牛羊叩头，向着读书人头上撒尿，向着有钱的寡妇捧玉带，这便是权势啦！哼哼，我笑杀它！我不愿天下的人都是不学无术，但我愿意天下的人都有钱。假如我是有钱，少卿，我同你讲，我哪里会至受宫刑，我哪里稀罕得他这个臭中书令！文学家假如是有乌氏倮巴寡女那样的富豪，权势会自行来奉仕文学，哪里会让文学去奉仕权势？我稀罕得他这个臭中书令？”

从郭沫若所揭示的司马迁的内心世界，老人家是那么激愤，那么鄙视权势和阉割他又给他升官的皇帝，所以在《史记》里太史公对汉武帝不可能有多少溢美之词了。就是《史记》里简短且无褒扬的《孝武本纪》，根据“集解”中的注释，张宴说这个“武纪”，非司马迁所作，而是“褚先生补作也”。这个褚先生名少孙，颖川人，是汉代博士。当然这个“武纪”就没有太史公的文采华章了。

不能责怪太史公不买账，也不能责怪汉武帝对太史公下手太狠。自从文、景二帝平息国内的九王之乱，北方强悍的匈奴就屡屡侵犯大汉的边疆。说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超越汉高祖，文的方面，汉武帝从经济改革入手，缔造了西汉繁华盛世；武功方面，年轻的汉武帝一上台，就显示了他的非凡魄力与雄才大略。

大汉初期，对待匈奴主要是采取联姻，赠送大量财物的办法，以求暂时的相安，但不能阻挡匈奴随时南下的掠夺和破坏。汉高祖刘邦，有一次在平城（今山西大同）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好不容易才脱身。汉武帝完全改变这种软弱手法，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元光二年（前133年），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州）一带，想引诱单于，一举歼灭。但计谋被单于识破，未等汉军合围就撤走了。从此匈奴更加剧了侵扰，汉朝北部从今陕西北部至辽宁西部一线无不受到骚扰掳掠。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入侵上谷，杀掠官吏百姓，汉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出击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击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击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击雁门。卫青杀至龙城，斩首俘虏700余人。次年秋，匈奴入侵辽西，杀太守，再入渔阳，雁门，杀掠3000余人。武帝命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斩首俘虏数千级。东夷秽君南闾率28万人降汉，设置为苍海郡。元朔二年（前127年）驱逐了匈奴的白羊、楼烦王，收复了“河南地”。朝廷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郡首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郡首在今包头市西北），并修缮了蒙恬所筑的长城，使边界恢复到阴山山脉一线。第二年，集中力量筑朔方城，进一步巩固边防。

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大将军卫青统六将军兵马10余万出击朔方、高阙，次年二月，卫青再统率10余万骑出击定襄，大获凯旋，斩首俘虏2万余级，兵马休屯于定襄、云中、雁门。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骑将军公孙敖追击匈奴，深入漠北2000多公里，斩俘3万多人。迫使匈奴远走高飞，不能在大漠以南建立王庭。大将军卫青从西路出击，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这样，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酒泉（郡所今甘肃酒泉市）、武威（郡所今甘肃武威市）、张掖（郡所今甘肃张掖市西北）、敦煌（郡所今甘肃敦煌市西）和金城（郡所今甘肃永靖县西北）五个郡。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驱赶到更远的西域地区，他们与匈奴的联系被隔断了。由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打开了。

用这种怨怨相报的铁血手腕，来对付匈奴，当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矛盾。但是对大汉来说，沉重打击了北方威胁，保卫了中原的农业文明和汉文化传统。

汉武帝有大略，他决定采取外交手段。那时没有联合国“维和”，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建元三年（前138年），为招引大月氏部落回驻敦煌、祁连山旧地，以便共同打击匈奴，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往返时都被匈奴扣留，13年后张骞才回国复命。尽管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张骞亲历了大宛（今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和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国家，使朝廷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军又一次大败匈奴，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乌孙。到乌孙后，张骞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到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国，汉朝与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通从此开通，为大汉谋得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然而，大汉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

汉武帝相继对西域又发动了几次大的军事行动，最大的一次出动了十多万兵力、十多万头牲口和十多万夫役工匠，征服了大宛。由于交通线路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但对天山以北还不能经常控制，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臣服大汉王朝。又经过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朝廷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东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行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称，朝廷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但掌握其军事、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府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家的外交和对外军事权，可以调动他们的军队，决定他们的对外政策，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废立他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个国。正因为如此，西域都护府也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好比今天比较宽松的自治区、联邦制。

为了向西南、闽越开拓，当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时，武帝果决地派遣严助，率会稽（今长江三角洲和浙江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救援，迫使闽越解围撤回。据说东瓯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要求内迁，于是大部分东瓯的越人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地区。三年后，闽越王郢进攻南越，武帝在接到南越报告后，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闽越王的弟弟馀善杀了兄长，向汉军投降。但汉军难以久驻，武帝还是保留了闽越国，立馀善为王。馀善却反复无常，到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灭掉南越国，武帝即派杨仆率军乘胜进军。次年汉军攻占闽越，馀善被部下所杀，闽越人大部分被迁往江淮之间，当地几乎成了无人区。直到西汉后期，遗留的越人逐渐增加，才重新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县治。以今天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发兵征发巴、蜀二郡，士兵从僰道（今宜宾西南安边场）向牂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新设了一个犍为郡，治所就设在僰道。在大军压境情况下，“西夷” 的邛（今西昌一带）、笮（今盐源一带）的君长请求归顺，朝廷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但由于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加上正忙于对付匈奴，一度取消了部分新设的县。到元狩元年（前122年），朝廷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经过若干年的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版图。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新置了越巂（郡所今四川西昌市东）、沈黎（郡首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汶山（郡首在今四川茂汶县北）、武都（郡首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和牂柯（郡首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五郡。两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前109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郡首在今云南晋宁县东）。

从此，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召南越王来长安朝见。第二年，反对并入汉朝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国王和汉使，发动叛乱。汉军分五路进攻，未等其他三路会师，主攻的两路已在元鼎六年进占南越的都城番禺（今广州市），俘获反叛的吕嘉。朝廷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

西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对朝鲜发动征战，次年朝鲜投降，朝廷在朝鲜设置了玄菟、乐浪、临屯、真番等四郡，所辖境地南达如今韩国汉江流域。

汉武帝雄才大略，一生中不倦地开疆拓土，使大汉帝国疆土西至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东至海滨，南达日南（今越南归仁），北抵兴凯湖日本海，包括了中国如今绝大部分国土和周边邻国部分地方，使大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在中国大一统的旅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的丰功伟绩超越秦始皇，也超越他的曾祖父刘邦。当然，征伐了西南、西北如此多小国，他也像秦始皇一样搞过百万人的大移民，充实边塞，开发边疆。这也是在国库富足的情况下才能支撑下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