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六）秦始皇是个历史畸形儿

秦始皇长着一个高鼻梁，一双长眼睛，胸脯像鹫鸟朝前挺突，性格悍勇，说话的声音如豺狼嗥叫，少恩寡义虎狼之心，未得志时还能谦卑待人，一旦得了天下，就能把人生吞活剥。这种狂妄的野心和个性，证明他的确是个历史的畸形儿，却又是中国大一统的天才。

秦始皇嬴政，也许由于他非比寻常的出生，连他自己究竟是父亲庄襄王的儿子，还是大商人吕不韦在母亲怀里留下的孽种都分不清，所以他以自己辉煌的、功劳卓绝却又阴暗暴戾的一生，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历史的畸形儿。当他诛杀母亲的情人缪毐，把母亲宣太后幽禁于雍，吕不韦免职，与缪毐有关的高官枭首20余人，夺爵流放巴蜀4000多家的时候，这个未来的始皇帝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嬴政的“仲父”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人，原是阳翟的巨商大贾，也是中国历史上通过经商成亿万富豪而走上政界的第一人。他在河北邯郸经商时，偶尔遇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子楚，认为奇货可居，是个投资的极好机会。他主动西去咸阳，游说华阳夫人（孝文王的夫人）把子楚立为太子。孝文王在位一年就死了，子楚回国即位，这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一说吕不韦是主动将怀了他儿子的美姬献给庄襄王子楚的，另一说是子楚在做人质期间花天酒地，夺取朋友之爱。总之，在赵国邯郸出生的这个既叫嬴政，又叫赵政的小子，父亲回国即位三年就死了，他就名正言顺地做了秦王。

吕不韦也因投资获得巨额回报，做了秦国的宰相。食邑十万户，家僮多达万人，被封为文信侯。秦王政即位初年，吕不韦与自己的前妻宣太后的情人缪毐，狼狈为奸，相互羽翼，控制朝廷。吕不韦同样是个历史的畸形儿，他不仅擅长经商，且会领兵打仗，还会著书立说，是个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著作家。他做宰相期间，曾指挥东征拔卫，又略取赵、魏等地，置三川（今河南洛阳西南一带）、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为秦国开疆拓地立下汗马功劳。他曾罗致游士宾客，著书《吕氏春秋》（又名《吕览》）二十六卷，成为杂家的代表作，名垂青史。他被也许是儿子也许是继子的嬴政免职后，开始贬河南，再贬蜀郡，在途中忧惧自杀。

秦王政幽禁母太后，有人劝他说：“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毕竟是生身之母，况且母亲的情人缪毐集团根除殆尽，乃从凤翔迎太后回咸阳，仍居甘泉宫。

不久，秦王室贵族中出现了严重的排外情绪，秦王下了逐客令，就是要把在秦国服务的客卿（外国专家）逐出国门。在秦国做了长吏、客卿的楚国上蔡人李斯，极有才华且有高远抱负，他向秦王上《谏逐客令》说：“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李斯的一纸奏书打动了秦王，他的进一步“开放搞活”的主张被采纳，并被擢升为廷尉。李斯曾从师荀子学帝王之术，而他的同窗学友韩非子，在批判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前辈和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把法家推向独尊地位。 韩非原是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被君王看中，于是他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很快流传到秦国，被秦王看到了。

秦王政极为欣赏韩非，一次跟李斯闲谈时说：“但恨不见古人。”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学。”于是，秦王就令李斯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国。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专门发动一场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王嬴政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理论。

有了李斯和法家人物韩非子的捧场，秦王政十一年，大将王翦、桓齮、杨端和攻打邺（今河南安阳北），夺取九城。十三年，桓齮攻破赵国平阳，杀赵主将扈辄，斩首十万。秦王亲自到河南督军。十四年，攻取赵国宜安、武城。也就在这一年，被秦王捧了一阵的韩非子，因为李斯的嫉妒，冤陷而死于甘泉宫。韩非死后十二年，秦王统一了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利而提出者亡的历史大讽刺。

接下来还是连年征战，“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俘虏了韩王安，“尽纳其地”。十九年，又攻打东阳，俘虏了赵王。秦军准备攻打北方的燕国，暂屯兵中山。秦王政来到邯郸故地，这是他父亲子楚做赵国人质，他少年成长的地方，也算故地重游。然而受法家思想影响和从他阴鸷的本性出发，他把少年时跟他有过仇怨的王家，全家坑杀。怀着复仇的快感回到咸阳，他的生母宣太后死了。

二十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荆轲刺秦”的故事。这是弱国对于强秦的最后一次不计后果的舍身一搏。

燕太子丹在秦灭韩国前夕，被当做燕国的人质羁押在秦都咸阳，因受不到礼遇，怨愤地逃回燕国。鉴于秦国大军压境的严峻态势，前227年，他派义士荆轲，假借进献督亢（今河北涿县、易县、固安一带）地图，交验逃亡在燕的秦将樊于期的头颅为名，企图刺杀秦王政。荆轲是卫国人，好读书击剑，是个游侠之士。游历到燕国后，由田光推荐给燕太子丹，拜为上卿。及至秦军灭赵、卫，太子丹震慑，派他入秦。可以想见，一幅义肝侠胆的荆轲，正为失去祖国悲愤不已，更加上叛逃的秦将樊于期，为报答收留他的燕国，主动割下自己尊贵的头颅，作为荆轲面见秦王的信物，这一切都被后世作家编排得气壮山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将荆轲推向了舍生取义的极致，而秦王政活该倒霉。荆轲的“刺秦计划”，虽然被秦王最终于千钧一发时识破，徒然留下“图穷匕现”的典故。

荆轲被杀了，但荆轲成了千古英雄。秦王胜利了，但也因此留下多少诟骂。“刺秦”英雄还有一个高渐离，他是燕国人，以擅长击筑（古代乐器）出名，是荆轲的挚友。荆轲去秦国执行行刺任务时，他送荆轲至易水，弹奏了著名的“风萧萧兮”的歌曲，以壮行色。秦灭燕国后，他隐姓埋名，逃到宋子（今河北赵县一带）给人当佣人，以逃避搜捕。秦王爱好他的击筑，召他来咸阳宫，用烟火熏瞎了他的双眼，才让他进入宫殿。高渐离在他的乐器内暗藏铅丸，企图就近击杀秦王。由于双目失明，铅丸并没有击中，就被秦王腰斩而死。爱国分子的燕太子丹，结果也很不幸，秦军攻破燕都城后，他率部东走辽东，但被甘愿做亡国奴的燕王喜斩首，献给了秦国。

经过这一番折腾，秦军最后消灭了山东的齐国，这正是公元前221年，中原六国灭亡，华夏大地归于统一，大秦帝国横空出世了。此时的嬴政39岁，而他即位26个年头。他无比骄傲，目中无人，他成就了这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霸业。那一天，秦王君臣在咸阳宫廷议，讨论立国的问题。宰相王绾、御使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拍马屁地道：“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冒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众臣窃以为尊秦王为“泰皇”，这位39岁的独裁者一定骨头缝里都舒服透了。谁知这家伙并不买账，大言不惭地道：“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自以为功劳高过三皇五帝的秦王嬴政，他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的人。他的地位至高无上，他的皇权不容逾越，于是他自封为“皇帝”，而且要把嬴姓秦国这个天下，这份家业，“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理所当然，他被称之为“秦始皇帝”，俗称“秦始皇”。他当了皇帝后，追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至于死了的仲父、又叫“相父”的吕不韦，究竟是否亲生父亲，不管这些了，做皇帝要有龙根龙脉才能号令天下。他发出的第一个“制”说：“朕闻太古有号毌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为，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振振有词，野心勃勃。在秦始皇的如意算盘里，朕即是国，国即是朕，要把建筑在白骨累累之上大一统的中国，永远置于他的后世子孙绝对统治下，嬴家要当万代皇帝，传之无穷。大梁游士尉缭，对秦始皇有过一幅画像：“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鹫鸟胸，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秦始皇长着一个高鼻梁，一双长眼睛，胸脯像鹫鸟朝前挺突，性格悍勇，说话的声音如豺狼嗥叫，少恩寡义虎狼之心，未得志时还能谦卑待人，一旦得了天下，就能把人生吞活剥。这种狂妄的野心和个性，也算史无前例。

秦始皇做了皇帝，封法家人物李斯为宰相。李斯虽师从儒家荀况，但骨子里与申不害、韩非子一脉相承。他力主废周公以来的分封制，在全国设郡县，提议焚诗书，禁私学，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又以他一手漂亮的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这些都被秦始皇毫无保留地采纳。可以说没有秦始皇就没有李斯，没有李斯也不会有秦始皇。这对既是君臣又是亲家的法家人物，狼狈为奸，相得益彰，以残暴凶狠的铁血手腕，开创了中国一段历史的大一统。权势重如秦始皇，地位尊贵至李斯，仍然被命运的车轮无情地碾过。或许登上高位，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已经悬起。处在那样的高位，如果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结局也许不一样。

李斯的命运也早就注定了。他出身于闾里，是一个聪明人，通过自我不息的奋斗，一步步由弱变强，一生完成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去荀子学习帝王之术，这为他后来的辉煌打下了基础；第二次是成为吕不韦的门客，这使他就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第三次便是从吕不韦跳到秦始皇跟前，由客卿而廷尉，而左丞相，又被封为通侯，飞黄腾达。法家李斯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残局。在李斯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强有力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李斯本人就是残酷寡情之人，只是他没有做成君王。他把他的同窗韩非引到秦王跟前，一旦发现韩非威胁到他自己的地位，不惜诬陷将其除掉。

据法家说，寰宇要想“大定”，海内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救世主”的奴役。李斯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秦始皇嗜权成癖的个性与攻击型人格力量，与李斯“严而少恩”的法家理论一拍即合。秦始皇年轻时随父当人质的特殊文化氛围，把他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和“暴力万能”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

李斯崇尚统一，即“法令由一统”“政令皆出于上”。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与秦始皇的专断独裁不谋而合。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在李斯提议下，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李斯侍驾秦始皇巡行天下，每到一处，秦始皇要树碑勒石，宣扬他的丰功伟绩。无数留存至今的秦皇刻石，无一不是由文学家兼书法家的李斯代笔。可见君臣几乎到了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在《泰山刻石》中说：“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愿事业，祗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在《碣石》中李斯道：“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

李斯处处宣扬的法家“法治”，重刑罚，寡赏赐，与秦始皇“治乱世用重典”的信念不谋而合。在统一国家草创之初，基于六国初定、人心未稳的局面，为确保大一统局面而严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诛叛逆，当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法家的遗憾又在哪里？关键在于，秦始皇和李斯对于法家的理解与篡改。换句话说，法家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被秦代采用过。

似乎还可以上溯到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孙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没有忘记“去刑”“重赏”。公孙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扭曲，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韩非也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李斯更是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韩非保留警告：“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不过，秦始皇和李斯的作法更为干脆，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李斯说得更为露骨：“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秦始皇、李斯式的法家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只能严厉处罚违法的臣民，却不能保障守法的臣民不受到非法的伤害。换句话说，法治对于臣民来说只会受其害不会受其惠。连商鞅、韩非本人都无法依法保护自己的生命，难免会受到臣民的反对。为了落实被精简为重刑的法治，秦帝国制定出了名目繁多、让人毛骨悚然的“法”条。以死刑为例，有戮刑、磔刑、弃市、定杀、生埋、赐死、枭首、腰斩、凿颠、抽肋、绞、剖腹、族刑、具五刑等等。“法治主义”彻底成了血腥的统治工具，秦始皇挥舞着它，鞭笞着他的还没有完全脱离奴隶命运的子民，按照他的绝对意志，去建造宏伟的宫殿，修筑豪华的骊山墓，赶筑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城，铺筑四通八达的驰道，远征匈奴和南越，巡游全国，寻找长生不老药，去妄杀无辜和焚书坑儒……

然而，严刑峻法只可当一时而不能持久，把在战场上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统治下的民众，势必会导致“民不堪命”的后果，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宿命，法家的商鞅、韩非子死于非命，就连飞黄腾达已至人臣之极的李斯，也没有好结果。年逾古稀的李斯，如果随秦始皇一起去了也好，他没有。他活到了秦二世时代，死于一种惨烈的酷刑——腰斩！他在狱中向秦二世上过一次书，这也成了他文学家书法家最后一次上书。可惜这篇用工整漂亮的小篆写成的如泣似诉的文章，没有送到秦二世手中，就被赵高“腰斩”了。篇中李斯列举了自己的七条大罪，条条大罪都是大功。倘若秦二世能看到，或许李斯还不至于会有如此下场吧？辛勤耕耘了一生的李斯，最后只落得身首不全地离去，命耶？运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