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诸子百家为大一统摇唇鼓舌

春秋时期两位最了不起的智慧大师，一个道学的创始人老子，一个儒学的开山鼻祖孔子，就这样第一次握手了。从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老聃，真吾师也”，足见老子的智慧无与伦比。

孔子比老子高明的地方是：他也看到了春秋动荡，战国争雄，但他没有像老子一样退缩隐居去著书立说，而是积极去各国游说，希望施行他的仁政，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进而实现国家的大一统。

春秋末年，公元前500年左右，某一天，一个白胡子老头骑着青牛，沿着山道朝函谷关走来。守关的关令尹喜远远看去，大吃一惊，那仙风道骨的老头，不正是在东周列国久闻大名的大学者、大哲人老聃先生吗？他立即让关役敞开关门，让骑青牛的老聃进到关内，尹喜亲自搀扶老子下了青牛，然后请老子到关楼上设宴长谈。交谈中，老聃流露出周室衰微，列国争霸战火不断，他想去秦国隐居的意思。关令尹喜请求地说：“老先生就要去秦地隐居了，请在这里多住些日子为我著书吧！”

老聃捋着把白胡子，瞅着颇有学问的尹喜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矝，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尹喜连连点头说：“老先生的慧语哲言，正是济世之方。天下庶民百姓盼和平，盼统一，请老先生快快写下来吧！”

老聃遇到了知音，他在函谷关滞留下来，写下《道德经》上、下卷五千言。写下这部空前绝后充满哲理妙思的伟大著作后，他还是走了，西出函谷关，到了秦国。老聃在秦地隐居下来，没人知道他，竟不知所终。

尹喜拜读了老聃的《道德经》，辞官不做了。

老聃姓李，名耳，字聃，生于公元前571年，楚国苦县（现在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年轻的时候，老聃来到东周国都洛邑求学，拜见博士，入太学堂学习。凡天文、地理、典籍、人伦，无所不学，无所不览。经过苦钻勤学，对周代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精，三年大有长进。博士推荐他进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文明典籍，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老聃如饥似渴，博览群典，渐臻佳境。以至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窍，三年后迁任守藏室柱下史，名闻遐迩，声播海内。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富哲理的语录流传开来，广受称颂，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春秋时称学识渊博者为“子”，以示尊敬，人们皆称老聃为“老子”。

公元前516年，周王朝内乱，王子朝兵败被逐。老子带着周代典籍奔楚。《庄子·天道》记载：老子“被免而归居”，回到陈国。他看到天下大乱，不得其时，乃蓬蒿而行，要到深山老林去修道养性。这才有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的故事。把关的关令尹喜会见了老子，就辞官不干，拜老子为师。老子从东方而来，去西方隐居，这就是“紫气东来”的典故。老子鉴于尹喜的诚意恳请，便将自己一生积累的知识、修道的心得和古代流传下来的哲思妙想，以及我国历代盛衰存亡、世人祸福寿夭的经验教训，融合当时已掌握的科学知识，以人之道较之天之道，综合考察，总结写出《道德经》。司马迁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两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史记·老子列传》）后人尊老子为百家之祖，道家则尊奉他为创始人，现当代学术界则称老子为“双父”——中国哲学之父、世界哲学之父。

老子的道学，乃宇宙中自然之道，上古流传迄今之道。它细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对应人生之事，证大道之真，是世人修真成圣之道。它概括天之道——宇宙自然之道和人之道——摄生之道、真人之道、圣人之道和玄妙之道。举凡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无所不包，囊括无遗。可以入世，可以出世，可以超世，而将玄之又玄、深不可测的大道，以明白晓畅的文字予以科学的总结，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理性思维和超前智慧。《道德经》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老子的《道德经》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在继承古代智慧和伏羲的《易经》基础上创新。在老子之前（公元前5世纪），早就有夏朝的《连山易》和殷商朝的《归藏易》。连山、归藏、周易合称“三易”，它的源头是“三坟”：即天皇伏羲《山坟》、人皇神农《气坟》、地皇黄帝《形坟》。老子是史官，有条件看到春秋以后失传了的《三坟》《连山易》《归藏易》等洪古典籍，他从中吸取了古人的智慧。“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归藏易》的第一卦。但是“阴”与“阳”是从哪里来的，并没有讲，只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论述。庄子说：“易以道阴阳。”

老子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把“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认识往前推进了一步，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本体是“道之为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并且用最简洁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之相生”的宇宙生化发展的公式加以表达，把阴阳之“二”推到太极之“一”，又将太极之“一”推到无极之“道”。其境界与理论之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将华夏先祖从太古洪荒时代流传至春秋的大道学说发扬光大，推进到一个划时代的水平，这是一次伟大的超越。

关于老子的记载很多，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儒家鼻祖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国国君批准。鲁君派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同孔子前往。老子见孔丘远道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领孔丘参观祭神典、庙会礼仪等宣教之地。孔丘感叹不已，获益匪浅。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孔子：“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春秋时期两位最了不起的智慧大师，一个道学的创始人老子，一个儒学的开山鼻祖孔子，就这样第一次握手了。从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老聃，真吾师也”，足见老子的智慧无与伦比。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两个春秋末期的文化巨人有过五次历史性的会面。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生于鲁昌平乡陬邑（今曲阜东南），比老子小20岁。孔子先祖为宋国贵族，因遭遇家难，迁居鲁国。父亲早逝，家境贫苦，少年做过看管牛羊的“乘田”和主管会计的“委吏”。在母亲家教的影响下，潜心学习。据《史记》和有关史料记载，孔子曾远道求师向老子求教过五次之多。老子告诫孔子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孔子很谦虚，一些不太清楚的重要观点请教于老子；老子也把孔子当做朋友，很尊重孔子；固然他们意见不一样，但师生情谊是真挚感人的。老子认为周守藏室里的典籍对学问的增长是有好处的，但是无益于消除动乱。因为动乱的产生不是周礼所能够解决的，其根源在于人心的私欲，并告诫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说：“你的前景暗淡难料啊。”所以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说：“道家，其理论之湛深，思想之缜密，实在超过儒墨两家。”著名学者萧焜焘说：“李耳的思想意境之高超，洞意世情之深邃，远远超过孔丘。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

孔子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富有一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进取精神，是唯意志论者。老子则是“道法自然”、辅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一种立天道推人道高度理性自觉意识的能动性者，是我命由天亦由我的天人合一的“配天观”。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蒿而行；“动善时”——行动善于把握时机。

《道德经》中一些耳熟能详的句子，已经融入东周列国华夏民族人的生活和思想骨髓之中。如：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上善若水；天长地久；以百姓之心为心；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治；尊道贵德；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反者，道之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独立不改，周行不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无为而无不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治大邦，若烹小鲜；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不敢为天下先；哀兵必胜；善胜敌者，不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等，都出自老子这位智慧老人。

老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还可以从它的后来的命运中清楚地看到。人们都知道，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著名的显学有所谓儒、墨、法、道等等，这些派别各执其说，互不相让。但就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学派，却都受到过老子《道德经》的影响。儒家的后学虽然无法亲身聆听老子的谆谆教诲，但受到《老子》思想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为儒家本体论奠定基础的《周易大传》是这样，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荀子亦是这样，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明显受到《老子》的影响，以天道言人事，在孔子那里难于找到，而在《老子》中则清清楚楚。

庄子称颂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受《老子》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都“本于黄老”。对此，司马迁有一段评语，他说：“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虽然申、韩的境界，远不如老子，但他们也是“原于道德”的。韩非为人口吃，说话不利落，但善于著书，在《韩非子》一书中有两篇是直接关于《老子》的，这就是《解老》和《喻老》，这是最早解释《老子》的文字。

受《老子》影响的远不止以上几家，还有诸如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在宇宙万物本体意义上、大全意义上，“道”的理念为兵家提供了武器。老子“善胜敌者，不与”与孙子“攻心为上”一脉相承。稷下学派的代表慎到、天骈、环渊等都受《老子》的影响。另有一说，是环渊将老子流传于世的语录整理成《道德经》，使后来的《老子》一书得以流传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分为一百八十九家，但“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观此九家之言，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道家作为九家之一，《汉书·艺文志》中对其概括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老子与孔子一样希望人道本于天道，但他主张天道自然，“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认为礼教观念是自然之道堕落的结果，应该将道作为人类终极信仰的根本，由无而至道。孔子创立的儒学，则反对苛政滥刑，主张“为政以德”，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对“犯上作乱”的则必须“纠之以猛”。在做人修养上注重发扬“仁”的品德，讲究“忠恕之道”。孔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跟他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他中年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多岁时由中都宰擢任司寇，参与国家管理。但因政见不合，鲁君不能实行他的仁政，愤然离开鲁国，带着学生历游齐、卫、宋、陈、蔡、楚，向各国君王推销他的仁政思想。

当时各国为争霸打得不可开交，当然没有哪个国君会实行他的仁政。晚年他带着学生回到鲁国，继续“开门办学”，公开提出“有教无类”，不管贵族、平民，不管有钱人、贫苦人，都应该有读书学习的机会。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及门弟子三千人，其中“受业身通者”的博士生、“博士后”达七十二贤人。

孔子比老子高明的地方是：他也看到了春秋动荡，战国争雄，但他没有像老子一样退缩隐居去著书立说，而是积极去各国游说，希望施行他的仁政，让老百姓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进而实现国家的大统一。孔子是亲身经历过春秋时代的乱世，诸侯永无休止争战称霸的苦难的，在孔子遗书《四书·大学·九章释齐家治国》里，他有一段论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这里说的“一人”，当然是专指一国之君。这个人如果有仁爱之心，像尧舜那样爱护百姓，国家也就兴旺发达。反之，因君主一人贪戾，如桀纣之流，国家就会作乱，覆亡。

孔子没有隐退去著书，但他把他的所有智慧和哲学思想，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他的七十二贤“博士”生们都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他生前的语录，在他死后由学生编撰成堪与老子《道德经》相媲美的《论语》，得以流传于世，成为儒学学派的经典。他利用教学之余编辑的《诗经》《春秋》，也都成了后世必读的典籍。孔子之后，儒学继承者人才辈出，如颜回、子路、子贡、卜商、荀子、孟子。孔子被后世称之为至圣，孟子称为亚圣。不太出名的卜商（子夏）学识渊博，文采飞扬，是孔子七十二贤之一，晚年讲学于西河（今陕西合阳一带），主张为人君者必读《春秋》。魏国国君魏文侯亲政，师之以礼。他培养的学生李俚、吴起，均是战国末期的风云人物。李俚做了魏国宰相，吴起做了楚国令尹。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像孔子、老子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发表着对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见解。问题是：谁的见解会为后来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所看重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诸子百家，百家争鸣，那时的学术气氛是相当自由的。诸子百家不仅可以在各诸侯国间自由来去，还可以与国君、士大夫讨论政治、哲学、思想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列国之间在不停地争战，一方面学者们在弥漫着战火硝烟的各国间穿梭往复，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种近乎滑稽的宽松的学术环境，大概也是春秋战国之所以能出现中国第一次文化学术高峰的原因之一吧！

我在历史小说《屈原狂歌》中，写到屈原出使齐国，到齐国都城外的稷下去参加一次稷下学派百家争鸣的情况。小说虽不无夸张，但通过那场面，足可见当时学术争鸣的自由与激烈。

临淄西城门附近的稷山脚下，遍布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王兴建的学宫，形成了当时七国最大的各派学术交流的中心。轻悠悠的马车驶进巍峨的“稷门”，一座座学宫精舍整齐排列。大道尽头，层层玉阶之上耸立着大屋顶的巍峨宫殿。宫殿外，穿着各国官袍学服的鸿儒学子进进出出，熙熙攘攘。

屈原和弟子下车，挤在学人中朝大殿上走去。

大殿里正在举行学术辩论。

讲台上，坐着“上大夫”一级的鸿儒巨擘。讲坛下面的学人年龄不一，有的探头站立，有的席地而坐。自由争鸣的气氛十分浓烈，辩论的各方发言都很随意。有的即兴而发，有的手舞足蹈，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怒发冲冠。屈原和宋玉、景差选一僻静处，席地而坐。这时，一青年学子站立起来，冲坐在讲坛上的一年逾古稀的长者问道：“请问慎太傅，你的黄老之术，能强齐弱楚而西抗暴秦吗？”

慎到欠身倚在讲坛上，抚着一大把胡子说：“慎到本学黄老道德之术，兼容法家。以道变法，因法重势，此为立法的要义。如人君不能以道变法，也就不能要求臣民‘以死守法’‘以力役法’。如果人君能充分发挥君主权利，强调‘抱法处势’之必要，齐国自然能强大，达到弱楚拒秦之目的。”

讲坛上一个年近半百，头缠方巾，身穿布衣的鸿儒站立起来，毫不客气地打断慎太傅的话道：“慎太傅的以道变法之术休矣！真正要弱楚拒秦，必须施仁政。各国君王如果都施行仁政……”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都施仁政，则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下面一个年青学子站起来打断他的话：

“如果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等到楚国或秦国打进来，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把我齐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得了。”另一学子马上反对：“不对，先生所讲的施仁政乃是天下人的事，而不单指齐国。只要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都做到仁治，都施行先生的仁政，天下也就太平了。”

一老鸿儒插言：“秦乃虎狼之邦，楚乃反复无常之辈，我们不能把和平昌盛建立在别人施仁政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探求强齐的良方。”

“对，”一青年学子在下面叫道，“听说楚大夫屈原已经到了临淄，我们必须警惕楚人的阴谋诡计。”

台上那位老儒附和：“据说屈原至此已半月有余，见不到大王急于热锅上的蚂蚁。只要大王坚持不见他，也就悻悻而去，这是上策。”慎太傅立即反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避而不见不是道理，何况屈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诗人，齐国当以大礼迎见，还要邀他到稷下学宫来讲学。这才是广开言路，百家争鸣。”

听到此，屈原不得不站了起来，朝前走了几步，冲讲坛上大声质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弱楚拒秦，而不是联楚抗秦呢？后学之辈早听说稷门学子，人才济济，鸿儒巨擘，不可一世。原来诸子百家，争长论短，都在争论一个如何‘弱楚拒秦’的话题。刚才尊敬的慎太傅宣示了他的以道变法之术，这位先生──敢问这位先生就是名满天下的孟轲先生吗？”

台上的孟子说：“在下是孟轲，请问阁下是──”

“在下就是楚国来的屈原。”

“屈原？”

孟子立马离座，走下台来到屈原身边施礼，连声地说：“幸会，幸会。屈大夫你的诗辞歌赋天下少有，称得上是天堂仙乐，人间绝响。你虽说年纪不大，但在楚国乃至在华夏都算得上文学泰斗了。不过，不过到了齐国稷下这样的学术殿堂，诗词歌赋同哲学毕竟是两码子事啊！”

“孟轲先生，”屈原也先礼后兵，“你的仁政之学同样伟大，高超，但只有在尧舜之时方可实行。当年你游说到魏国，魏惠王听了先生的‘仁政’，为什么不置一词，让先生吃了闭门羹？这说明当今之世，决不是实行‘仁政’的时候。先生在魏国推行不了，你才又跑回齐国来了。”

孟子瞠目结舌。

屈原向台上台下略施一礼，披沥而谈：“其实刚才慎太傅的以道变法之术，比孟轲先生从孔子那儿承接下来的儒学仁政，不知高明到哪儿去了。试问，当今七国争雄，天下大乱，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官吏腐败，有哪个人君又能真正施行仁政呢？施仁政必得四海和睦，天下一统；只有太平盛世才可能讲仁政。天下怎样才会太平？只有齐楚联合六国合纵，把暴秦打下去，天下才会获得真正的太平……”

台上孟轲进行反击道：“屈大夫，我倒听说楚国政治黑暗，贵族腐败。一个去过楚国游说的朋友告诉我，说：‘楚国的饮食比玉还贵，烧的柴火比桂树还贵，被谒见的贵族难见像鬼，要见国王比见上帝还难。’”

屈原以退为进地说：“齐国与楚国也有相同之处。孟夫子说楚国国王难见，贵国的齐王不同样比见上帝还难吗？屈原此次来齐都已逾半月，我连齐王的影子都还没见到。我可是楚国派来的使齐大臣呀！楚国人才济济，但楚王并不自私，他希望六国联盟共荣共强，他毫无保留地让楚国人才流往各国。这里成百上千稷下先生、稷下学子中，又有多少是楚国人？为齐国效力的农家许行先生、天文占星家甘德先生和思想家环渊、宋荣先生等等，不都是楚国人吗？齐国在楚国千里之外，两国并无土地纠葛，此次大王派屈原出使齐国，楚王一片诚心，希望同齐国交好，楚王有给齐王的亲笔简书。如果齐楚能结盟，七国中两个比较强大的国家能够同心同德，再联合四个较弱小的国家，一致抵抗一个强大的秦国；那秦国还敢轻举妄动吗？可惜齐王难见……”

讲坛后面布幔遮掩的“包厢”里，响起一阵摇铃般的哈哈大笑。一会儿，从那里走出一个微服冠巾的中年人。那人走下台，一直走到屈原跟前，目光炯炯地打量着屈原道：“屈大夫，叫你久待了。”

“在下未曾与先生谋面，”屈原见此人穿着随便，但气宇不凡，猜度道，“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我就是你比要见上帝还难的那个人呀！”

“您就是齐宣王？”屈原一惊，立即跪下施礼。

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但透过稷下学派这场学术论争，至少可以看出两点：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都在为争得个太平盛世奔走呼号。各家学术思想不同，也许还各为其主，但无一不希望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和平的大一统国家。另外，从比较平民化的齐宣王，还可以看出列国君主对百家争鸣的重视。正是因为各国有眼光的君主对学术争鸣的提倡，才有当时学术文化的大繁荣。

继承弘扬老子道家思想的庄子，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庄子一生隐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贡献。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但是，庄子作为一个沉思默想、不求功名的隐士型思想家，他基本上没参加过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

庄子笑傲王侯，抨击现实的个性，却鲜明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在动荡的战国时代可算是个特例。宁静的学术生涯给庄子带来无限的乐趣，他为自己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人生、社会和自然而无限欣喜，而对权力、金钱抱着孤芳自傲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惠施在魏国做宰相时，有一次，庄子千里迢迢来到了魏国，有人说他是来与惠施争夺宰相职位的。惠施深知庄子之志，完全不以为然。但他担心庄子直接去见惠王，放荡不羁的庄子与惠王争辩起来，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就让人到处寻找庄子。庄子也听到谣言，说惠施为了不让他来争夺相位，正在四处搜捕他。二人见面后，庄子绕着圈儿说：“南方有一只凤鸟，非校楝食不吃，非醴泉不饮。这只鸟飞向北方时，看到地上有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死老鼠吃。老鹰看到凤鸟飞来，吓得‘唉哟’一声，赶快把死老鼠藏在身子下面，生怕被抢走了。你是不是也想拿你那个相位来吓唬我呀！”

误会消除了，庄子和惠施还是好朋友。

春秋以后的道家有老子、杨朱、庄子、稷下黄老等流派。老子虽然主张“守一、无为、清静”，但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老子》所阐发的和平主义、清静无为的思想对于处理战国纷争中列国的政治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可贵的启迪意义。庄子及其后学者在自己学派的立场上，评论百家，综合道家各派。《庄子》一书本身就是道家各派的总思想集。而《管子》一书中《白心》《内业》《心术》等篇都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各派思想之集大成者。道教以道家学说为主，杂取儒、墨、医、佛诸家思想资料，使得道教像一个大葫芦似的把正统的儒教文化不收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吸收进去，为保存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可说功不可没。

当今世界性的“老子热”“大道热”，汹涌澎湃，非人力所为，乃是人类历史命运所内蕴的自身要求。即从对自然、对自身本性的异化而复归于自然、复归于道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苏联著名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在国外，《老子》被译成多种文字（据克努特·沃尔夫《西文道教书目》），世界上译本有260多种：德文有64种，英文83种，法文33种，荷兰文19种，意大利文11种，日文10种，西班牙文10种，丹麦文6种，俄文、瑞典文、匈牙利文、波兰文各4种，芬兰文、捷克文各3种，冰岛文2种，葡萄牙文、越南文、世界语各1种。《老子》海外发行量居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首，堪与西方的《圣经》相比。甚至现在已超过《圣经》，居世界第一。

尼采称赞《老子》是“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吸桶，唾手可得”。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哲学演讲录》中，称赞老子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以其为首的道家则“是以思辨性作为它的特性”，“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两个隔阂世界的矛盾怎样解决？人类的出路在于和为贵的“三和方法论”的运用，以纠正武力解决的不幸。《易经》所蕴涵的若干“宇宙最高原理”：对称原理、平衡原理、和谐原理、循环原理、生生原理、稳定原理等等，这些用现代语言表述的原理在历史上的老子道学和道家的著作中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阐发过。一位美国总统也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过老子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两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说，道家是“内在的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

实际上，老子大道科学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只不过难以被我们所认识。因此，老子深叹“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则我贵矣”。庄子也浩叹“万世之后，而遇一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春秋时代诞生的道学、儒学，历经两千多年后，对当今世界还在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试想，在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为结束战乱，为求得一个和平统一的尧舜之邦，四处讲学，辩论，争鸣，去列国奔走呼号，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情景。春秋的战火硝烟渐渐散去，大国吞并小国，最后留下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韩、魏。这七个国家都成了重量级大国，国力此起彼伏，各有消长，但大统一的历史惯性不可阻挡，大统一的历史基因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此风云际会历史巨变之时，诸子百家，鸿儒巨擘，或朝秦暮楚，或鼓吹呼吁，摇动三寸不烂之舌，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说客。说客中两个在大一统中举足轻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佼佼者，竟都来自一个名叫“鬼谷子”的纵横家手下的高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