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育孩子要经过“十月怀胎”的艰辛,而我的这个“孩子”,从“受孕”到产生,至今已是“怀胎十年”。母亲生孩子即使难产,也是三两天的工夫,而我的“孩子”从临盆的剧痛到呱呱坠地,花了三个多月,也就是“生”了近一百天。当作家的艰难、苦恼和“一朝分娩”的欢愉,只有写作者自己能够领略、品尝。
十年前,我两次采访洞庭湖区,在湖上生活了将近一年以后,忽然萌发了一个要“寻根溯源”的念头。于是,在一个南风和熏的夏天,我象个云游的托钵僧,从西洞庭湖岸的常德城出发,沿凶野漫长的千里沅江,溯江而上。我原本是要走到黔东高原的云雾山界的,但因故那一次只上行到沉陵、辰溪。几年后我第二次去湘西、贵州,到了苗家人集居的腊尔山、美丽的茶峒,贵州的凯里、黄平,但终于还是没有到得了云雾山,没有能找到“源头”。值得庆幸的是,那次我在桃源上船以后,无意中结识了一位沅江上的老纤夫——标师傅,他五十多岁年纪,非常健谈。他跟我在洞庭溪吊脚楼的“天街”,住了两个晚上,后来又同船到沅陵。一路上,他给我讲解放前沅江上的背纤夫和沿河水码头上的“可怜女子”们的悲苦生活;给我唱苦滴滴的纤夫歌;还讲“吃水上饭”人的风俗、习惯;讲沿岸著名的山、滩和礁石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当然,他讲得最多的是纤夫行里最著名的歌手——米三郎。米三郎确确实实参加过全国第一次民间艺术会演,“他的纤夫歌顶得十个纤手”,这是标师傅给我讲过的原话。就是这一句话,触发了我的灵感,给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为了给老纤夫米三郎“竖碑立传”,我才开始酝酿、构思这部长篇小说。
米三郎走进我的小说,只改了当中一个字,变成了“米山郎”。小说中米山郎的故事,大约三分之一取材于生活中的米三郎的传说。万分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找到生活中那位可亲可敬,触发我要为他“立传”的米三郎。标师傅不能告诉我他的确切地址,后来我找过沅江上的航运部门,访问过不少老船工、老纤夫,他们都能讲几个米三郎的传说故事,但谁也讲不出米三郎现在究竟在哪里。我甚至找五十年代的文化干部,打听过这位出色的歌手,然而米三郎的踪影仍然杳如黄鹤。我猜想:米三郎的实际年岁可能比我小说中的要大。早在常德“大轰炸”的年代他就名扬千里,五十年代可能是他作为纤夫歌手的一生最得意、最光辉的顶峰。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玩江上“千里炸礁”,他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也许他早已退休,或者早已作古。经过了那些动乱的岁月,他一个没有家园,没有亲族,而千里沅江处处都有他的“相好”的老纤夫,能到哪里去找呢?……
然而,十年来我在梦中都一直在寻找着我的主人公—米三郎。如果作品问世以后,有哪位读者知道米三郎还健在,并能把他“隐居”的处所相告,我将万分感谢。即使他避居在云雾山界,我也要捧着这本薄薄的书,奉献到老纤夫的跟前。因为只有米三郎和他的纤夫兄弟以以及他的“可怜女子”,才是本书的真正作者!
十年来,米山郎、“一枝花”、“红鼻子”屠夫、张廷真、水秀和浪浪、黑皮小子、刘海……一直生活在我的脑海和梦境之中。为了磨练我的拙笔,以便能够准确地、流畅地描述他们,我摸索写过几十个短篇,八部中篇,出版过短篇和中篇两个集子。在写作的间隙,我没有停止过这部长篇处女作的酝酿和构思。在遭受“临盆”的阵痛之前,我又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了三十多部中外长篇名著。其中如屠格涅夫的《罗亭》、《前夜》、《父与子》、《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泰戈尔的《沉船》,霍桑的《红字》,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等等。我希冀能够从这些名著中找到写作长篇的诀窍。结果我所找到的是一个没有模式、没有诀窍的助产婆。不管“新式接生法”,还是“老式接生法”;不管这一家的文学主张,还是哪一家的文学主张,大概都无补于真正的艺术品的生产。因为一切文学“孩子”的产生,决不象母亲生孩子那么简单啊!一切称得上文学名著的作品,总是突破了固有的模式,以它独创的个性和独特的面貌,跻身于不朽的文学之林。
既然“无道可循”,我又回到我的生活素材之中。我去咀嚼生活的草料,变成自己的血液。我用我自己的心血,通过屠弱的脐带,去充实、哺育我的“孩子”……
“孩子”终于出世了,我惋惜他长得过于丑陋,不象玩江上的背纤夫那么健美、壮实。但是我爱他,因为他身上倾注了我十年的心血,倾注了我对沉江人的敬仰之情。
作者
1985年12月于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