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狂季节

第十八章

　　从来没有找到过真实和平静！也从来不知道如何与上帝相会！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彻底的平静，与此相反，倒是一再受扰于有关什么是平静的解说，还有我们对平静的渴求。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北京的春天短得就像世纪末的一场恋爱，你当它还没开始，其实它已经结束了。一切都是潦草的、不耐烦的、短期的和“速食”的。人们大量挥霍着时间和激情，一副“过把瘾就死”的样子。但春天不管怎样短暂，毕竟带来一点新的东西，一点推动，一点波澜，冗长的、大雪封门的冬天总算过去了，红火的心事经过一冬的沉淀，也变得清澄起来。她振作精神，要干一番事业的样子，虽然几经骚动折腾到现在，她连“事业”这个词原本的含义都搞不懂了，却依旧执着地认为自己是那种最应该干点什么的女人。平平庸庸不是红火的性格。

　　很快地，让红火施展才华的机会接踵而来，红火原来所在的那家莫利森公司的老板蓝先生有天下午“呼”了一下红火，红火当时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稿子，手指在雪白的电脑键盘上“咯哒”、咯哒“有节奏有灵性地跳动着，十个涂了淡粉红指甲油的美丽指尖，好像十个穿了玻璃舞衣轮流出场的小人，一个跳完了又轮到下一个，每一下都踏在键盘的固定位置上，闭着眼睛都不会错。由于精神太集中了，呼机的”BB“声响起来的时候她常常是被吓一大跳。有一阵子红火患了”呼机过敏症，总觉得那个小东西会突然之间骤然响起，打断她的思路，插人她的现行状态，使她变得异常紧张。望着那个小小的黑色盒子，红火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寻呼机这玩艺儿就像个性格古怪的女人，有的时候它几天都不吭一声，有的时候又格外贫嘴，一小时之内狂呼滥炸数遍，搅得人脑浆子都疼了。它是突然的，出人意料的，有些让人难以把握。它像浓缩人生各种游戏的一个小小魔盒，只要它嘀喃一响，事情就来了。

　　那天蓝先生“呼”红火，红火很快回了电话。

　　“请问哪位先生呼的红火？”

　　“听不出来我是谁了吗，红火？”

　　红火听出他是蓝先生。蓝先生说他有极重要的事情要跟红火商量，他让红火到他住的那家饭店来面谈，红火早早结束手里的活儿，又给安琪打了个电话。

　　安琪正在家里自己做美容，脸上抹得像京剧里的大花脸一般，脸上紧绷绷的，说话有些困难，可她还是忘不了跟红火贫了几句，她说：

　　“蓝先生叫你又没叫我去，谁知道他什么意思啊。”

　　红火道：“我说你怎么这么庸俗呀？”

　　安琪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两人说好见面地点，随即挂断电话。

　　红火拿着化妆盒到洗手间去补了一下唇线。从光线明亮的大镜子里红火看到一张依旧很明媚的脸，她那对天生的弯得像弓一样的眉毛，正成为今年的时髦眉型，许多女孩子刻意把眉毛做成那种形状，而她红火生就就是那样子的，爹妈给的，拦都拦不住。红火有些得意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扬扬眉又耸耸肩，听到卫生间里间有哗啦啦冲水的声音，这才收拾起化妆品离开洗手间。

　　红火先打车到电脑人酒屋去找安琪。安琪已经吩咐奔腾一百到街对过的小吃店去端两碗面过来。

　　“最近减肥，”安琪抱歉地笑道，“你陪我吃惨点儿吧。”

　　红火撅起下嘴唇来“呋”地吹了下额前的流海儿，两只眼翻起来朝上看直翻白眼。

　　“你减肥我不减哪！我要吃生猛海鲜，或者吃——”

　　“那你叫蓝先生请吧。他呼你干什么，八成对你有什么企图吧。”

　　安琪一边“咝噜”“咝噜”地吃面，一边对红火挤了挤左眼。安琪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女孩子，没缘由地快乐。伤心也只伤一小会儿，好了伤疤忘了疼似的。“有酒没有？拿两杯过来。”她想起什么似的对身边一个女孩发号施令，红火这才看出一个女老板的威力。

　　安琪的头发已经长长了，她现在已经对先锋前卫的板寸头不感兴趣了，她说任何时髦的东西都不会长久。

　　“什么叫能挣会花？这一进一出之间我们也就老啦，什么也留不下。”

　　红火用筷子挑面，并不搭腔。她不敢去看安琪此刻的眼神，她想那一定是一双比哭还难看的眼睛吧。

　　“什么也留不下”，“什么也留不下”。红火坐在出租车里望着繁华的北京街景，一路在想安琪刚才说过的这句话。出租车开得很慢，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长安街上的汽车堵成了串，一辆紧挨着一辆，一寸一寸往前蹭。北京就是这么个寸步难行的地方，干点什么都不容易。

　　安琪曾拉开自己的衣柜给红火看过，那里面的衣服几乎能代表这些年的“服装史”，都是流行过的又被淘汰掉的，现在已经攒了满满两大柜子了。

　　“我那一个月几千元的高薪都到哪儿去了？”安琪仰起脸来喷出一缕冷蓝色的烟雾，然后呶起嘴指指衣柜：“喏，都在这儿哪！”她咯哒一下关上柜门，好像不愿意再看她自己的过去似的。

　　“真是什么也留不下啊。”

　　“你说什么？”

　　“没什么，往前走吧。”

　　安琪显然已经忘了她刚刚说过的话了。过两天去赛特或者燕沙，她又会掉进新的一轮时髦里，循环往复，无法自拔。

　　蓝先生找她们来是谈投资电视剧的事。蓝先生想插手文化事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现在谁有钱都可以投资拍戏，组个电视剧的草台班子七八个人五六条枪，对有钱人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蓝先生欣赏红火的才干，想让她出面来帮着他组织这件事情。

　　“安琪是忙人，我可不敢劳驾。”蓝先生半开玩笑地说。

　　安琪却道：“这件事我倒有兴趣揽过来呢。”

　　其实，蓝先生拍片的真正目的是想为他公司的电脑做广告。他的公司没有下属的文化口，便临时想起把两位小姐找来帮忙。“我付劳务费。”他说着就起身从什么地方变出两叠钞票来放在茶几上。红火和安琪把钱收下，次日下午就分头行动起来。红火不知从何着手，她在这方面本是没有一点经验的，但组班子拍戏这等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何况又有钱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抓住机会干点大事。

　　红火坐在家里想来想去想不出一点头绪。阳台上挂了一件刚刚洗的黑衣，是那种高弹紧身式样，束在牛仔裤的宽皮带里面穿，有一种很现代很金属的味道。红火“以不变应万变”，生活中盲动的变化着的事情太多了，她不想再为穿衣服的事花太多心思，反倒穿出一点个性来，那是一种桀骜不驯、死也不肯从众的孤傲神情。原来衣服也是有表情会说话的呀。见过红火的人都这么想。

　　红火在屋子里反复踱着方步，走过去又走过来。阳台上那件滴水的黑衣服滴哒滴哒响着均匀的节奏，仿佛时间的更漏一样，准确地算计着逝去的分分秒秒。谁说时间是没有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呢？红火想来想去想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这时候，开着的电视里出现了一个红火熟悉的面孔，他就是红火的大学同学欧亚非。

　　欧亚非在大学念的是物理系。中途退学去搞音乐，现在在北京音乐圈里已是个不大不小的“腕儿”了。他有一句格言红火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就是：“认定的，就去做。”这朴素得简直有点傻的破格言在他自己身上倒是应验了。他一直是恪守这句话的。他成功了。在北京撞来撞去的人无非是想捞取功名，因为这里是全国的一个“制高点”，“占领制高点”的想法在演艺圈颇为流行。

　　欧亚非的成功使红火莫明地感到有些失落。他的功成名就无形中反衬出周围人的平庸。平庸这两个字是红火最不能接受的。她一向都认为她是出色的，与众不同的，可到现在她还没混出个名堂来。在公司里干无论你怎样“白领”也是给别人打工。这想法使红火有些恼火，又有些不服气。“不就是会唱几首歌嘛”。可是不服气归不服气，认识名人总归比不认识要好。于是红火放下那些莫明其妙的愤愤不平给她的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欧亚非没想到是红火，多年没联系，他几乎听不出她的声音了。

　　“是谁？你是谁？”

　　他在电话里极力辨认着红火的声音，到底还是没想起一个叫什么红的。大概和她联系的女孩子太多了吧。

　　红火被人一问再问，心里变得异常空虚，忽然怀疑起自己到底是不是欧亚非的同学。她想人家一定是把她当成没事找事的追星族了。

　　“那些狂热的歌迷们尖叫着让我签名，他们撕烂我的衣服，抢走我的帽子，我真担心有一天会被人撕成碎片。”

　　见了面，欧亚非倒还是老样子。“我还以为你早就出国了呢。”他说。他看红火的眼神依旧像从前那样迷乱不安。在红火面前他又成了大三男生，两人一句去一句来，句句话暗藏玄机似的，精彩又过瘾。扯了半天红火才扯到正题上去，让他帮着找个能写本子又懂电脑的编剧。

　　欧亚非满口答应下来，他说他的朋友史冬青就是此等人选。

　　周末，欧亚非带红火到一家俱乐部去参加一个小型演唱会，他说在那儿准能见到史冬青。小型演唱会在北京90年代初曾经风行过一阵子，后来慢慢少了。近来似乎又有些回潮。

　　在喧哗与骚动的人群之外，欧亚非很快找到了史冬青，并把红火交给他道：

　　“你们谈吧，我走啦。”

　　他的身影紧接着就被喧嚣的声浪所吞没了。在这儿人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谁也看不清谁。红火觉得她和他们的音乐始终是隔着一层的，怎么也人不进去，但她听美国六十年代的民谣音乐却不是这个感觉，那些三十多年前的老歌似乎更能贴近她的心，也温情也愤怒，却不像现在有些音乐那样做作和过火。她最喜欢的是“三兄弟”小组演唱的《花落谁家》，另外还有一首英文老歌《寂静之声》，红火觉得这首歌有一种穿透心灵的魅力。

　　关于老歌的看法使红火和史冬青一下子成了似曾相识的老熟人。

　　“我怎么早点没认识你呢？”

　　从俱乐部里出来，两人并肩走在寂静的仿佛是有了睡意的大街上。红火想，这里的白天曾经是多么繁华呀，现在却只剩下他俩。“如果有一天，地球上就只剩下两个人，我希望那是咱俩。”史冬青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红火？”

　　红火笑道：“明白什么呀？不明白。”

　　红火在回家的出租车里，就接到史冬青迫不急待的传呼，他们才刚刚分开十分钟。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红火又接到史冬青打来的传呼。红火下楼去给他回电话。红火听到的是一个略带沙哑的、疲惫不堪的声音：“红火，你知道吗，为了你我一夜没睡。我想见你。”

　　“什么时候？”

　　“就现在。”

　　红火想这人一定是发疯了，他说见到红火后才感觉到这世上还有一点值得追求的东西。两人中午一起共进午餐，饭还没吃完他就用英文在套筷子的窄纸条上写了一句话递给红火。他在安排第二天的约会。“九点行么？九点半……”

　　他一脸真诚地等着红火答应他的要求，他说他将在他们报社门口一直等到她来，无论等到几点。红火说要是我不来呢？史冬青说你不来也没关系，反正我要去等。红火这一天都被史冬青搅得有些慌乱，她想她真是碰上难缠的主了，想要拒绝他又觉于心不忍，明知道爱情不会来得这样快，可红火倒像是宁愿相信谎言似的，喜欢听他在耳边说那些温文尔雅的情话。

　　红火第二天上午并没有到史冬青他们报社门口去赴约，而是和安琪一起去跑去联系另外一些事情。史冬青的事她并没有告诉安琪，她不想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因为她觉得这件事来得太快，有点像急风暴雨让人招架不及。当出租车途经史冬青他们报社大门的时候，红火看到了他，他背对着马路正坐在一个大理石台阶上打手机电话。红火看不到他的脸，但现在已经离约会时间过了两个多小时了。红火包里的BB机响了。

　　红火意外出现在史冬青身后，寻呼机的声音使他猛然间转过头来。奇迹出现了，他寻呼的人几秒钟之内出现在他面前，他真是有些不知所措，所以他问出的话竟是你怎么来啦？然后是他把她带到他的住处，他的房间非常之小，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过后谁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吻她的时候哗啦啦碰倒了身边的一大摞书，他把她放倒在散乱的书堆上继续吻她的脖颈和扬起的下巴。她的长头发在那些藏书上扫来扫去发出嚓嚓的磨擦声。他的手已经触到她鼓胀的乳房了，她又把他拿了出来。她想这一次她一定要控制好他们之间进展的速度，因为她是当真的。这种当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什么结果，红火想要的是一段单纯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恋情。

　　的确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一天就过去了。分手后他们每天通一次电话，有的时候是两次，互诉衷肠。有一天，史冬青要去南方一个小城出差，问红火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也就三五天就回来了。”他在电话里用的是恳求的语气，却让红火心里一硌，觉得男人有时也很软弱，生怕被伤害了似的。红火心中忽然生出无限宽容，便满口答应下来。

　　上飞机那天红火只背了个黑色小包，她并没有做长远打算。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她这样打算着，便只在包里放了一管口红两条内裤，还有一件宽大的黄绸睡衣，还带了几片安眠药，她一换地方容易睡不着觉，口红和安眠药是她无论走哪儿都必须带在身边的。她在机场候机厅见到了史冬青，他和三儿一人拎着个精干的公事皮箱，三儿是史冬青报社的同事，个子不高，蓄长发，瘦脸，神情忧郁。红火不知道史冬青是怎样跟三儿介绍她的身份的，他对她相当地客气，客气当中又包含着一点疏远的敌意。

　　飞机起飞以后，地面上一切俗念也就断了。

　　从高空中俯看整个地面，原有的比例失去了，重心也有点倾斜。红火这时想的是万一这架飞机失事，她也算死在了一个有点喜欢她的人身边了吧？这想法使她有一点兴奋，兴奋之余又略微有点害怕。天空中云海苍茫，看不到一点真实的东西。这时候两个人的手在暗地里握紧了一下，红火侧过脸来看他，与他交换了一个仿佛生死盟约似的眼神。

　　飞机落地时他松开她的手吐出一口长气：“唔——终于还是没有死——”她微笑着看他一眼，仿佛他们共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松开安全带，旅客们依次走下飞机。三儿跟在他们身后，始终保持着一点距离。

　　汽车在机场外面的停车坪上等他们，上车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们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路程要赶。汽车很快开上高速公路，成为滑行在黑夜里的一道流星。车内的灯并没有开，三儿很知趣地坐在前排，和司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车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水珠沾在玻璃窗上，成了一粒粒模糊不定的星星一样的东西。小雨忽下忽停，红火和史冬青一路叽叽哝味说着别人听不到的耳语，前方的路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黑色隧道，只车灯前面那么一点光亮。史冬青在黑暗中攥着红火的一只小手，感觉到她的柔软和温热。听她说话，实际上完全无法听清她话里的真正内容，车里太暗了，看不仔细她，但耳边软丝丝的尽是她说话时的吹气，热的，痒的，带电的，仿佛抚着他的脸颊，也抚着他的心。

　　红火以为他一直在听，他也确实在听，心思却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希望车子永远不要停下来，而他则希望车子快点到，两人手拉着手，心境却是两样的。史冬青想的是如何既有一次快乐的婚外恋，又不留下任何麻烦。他妻子像防贼一样地看着他，在北京他很难有机会和喜欢的女人约会的。红火却在想他是多么温文羞涩啊，和这个匆忙的快节奏的时代格格不入。令红火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红火第一次见到他竟是在乱哄哄的摇滚Party上。

　　他们到达那个南方小城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春天的雨都下不长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红火并不指望能和谁在一起天长地久，她只希望这三天能过得圆满，然而这却是一次使她伤心的旅行——红火没想到三天之内他们就结束了一段原以为会很甜蜜的爱情故事。事态的发展之快令红火和史冬青双方都很惊异，他们去的时候是一对情侣，回来的时候却连飞机的座位都不愿挨在一起了，红火和史冬青之间隔着一个三儿，那种委屈说也说不出，红火只好把委屈囫囵地吞到肚子里去，但她到死也不明白一个头天还口口声声说着爱她的男人，第二天怎么会像戏曲里的变脸一样，变成另外一个冰冷怪异爱搭不理的人？

　　细想起来事情大概是由招待那一方过于热情引起的。招待他们的人他们叫他“董事长”。

　　董事长第二天傍晚开车过来接他们一起到歌厅唱歌。红火不想去，她想和史冬青两个人在屋里静静地呆着，听听窗外的雨，享受片刻的宁静。

　　“唱什么歌呀？你在北京还没唱够啊？”红火想起昨天夜里他们百般缱绻，便感到人生似乎已经到达了顶点，然后他们累了，相拥着一同睡去。到了后半夜红火忽然觉得有人用力摇醒她。她看到史冬青已经穿整齐衣服想走的样子，他说他得回去了，明天一早董事长要来，给他们看见了他睡在她这儿，不好。史冬青又问，红火，你不会怀上小孩吧？

　　史冬青实际上是在逃避责任，红火却误以为他是在爱护自己，就说：“要是有了才好呢，再过几个月你就要当爸爸了。”史冬青这时眼前浮现出妻子因为愤怒而变得血红的眼睛，他不敢再看红火一眼，落慌而逃到三儿的那间屋里去。

　　第二天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显得疏远而又客气，并且话里话外拚命把红火往欧亚非身上推。

　　董事长领他们去的那个舞厅非常之大，空旷得像一个室内篮球场。没有什么人在跳舞，有几个浓妆的女孩正坐在舞场边发傻或者修指甲。

　　董事长一来就被浓妆女孩包围了。她们说她们是从沈阳到这儿来“承包的”。红火和史冬青坐下来，三儿已经被眼疾手快的舞女拖上了场，迈着踉踉跄跄的灰色斜步孤零零地旋转在偌大的场地的正中央。

　　红火扭过脸来看史冬青，见他的脸正被舞厅里的灯光映得红一阵白一阵紫一阵，使你根本无法看清他的那张脸的真正颜色。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目光闪闪烁烁，犹疑不定。

　　“跳一曲吧？”红火问道。

　　这时候正有一支柔情的萨克斯正刮过舞场上空，红火极想跳舞，她没想到史冬青对跳舞会是一窍不通的，就把他硬拉上场去。两拍的舞，虽说没有章法，就像走路一样，其实是最考验人的一种舞，有乐感的人，脚一点地就是节拍，举手投足都像是会呼吸会说话似的，充满灵性。身体的接触也是若即若离，忽儿近了，忽儿远了，忽儿在音乐的高潮声中嘎然而止，而头顶的光束仍在旋转，像有人撒了把星星在空中，星星纷披而下落到人的头发上，肩膀上，胸前还有背后。

　　史冬青跳起舞来却像块木头，手和脚都是死的，心也是沉沉的，往下塌着。他被她带来带去的，大概很不舒服吧，便顾不上绅士风度了，撇下她不管大步流星回到座位上去了。

　　红火很尴尬。她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不给她面子。

　　红火孤独无助地站在空荡荡的舞场中央，漫天旋转的红的星绿的星一时间纷纷化做眼泪。空气中有个女孩用颤抖的声音在唱：谁的眼泪在飞——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

　　快乐的眼泪是恒星

　　满天都是谁的眼泪在飞

　　那一颗是我流过的泪

　　不要叫我相信

　　流星会带来好运

　　那颗悲伤的流星

　　怎么会带来好运

　　谁的眼泪在飞……

　　红火摸摸眼角，那里干干的，并没有人在哭，假的歌假的人生，红火像个被冻伤的女人，直挺挺地站立在舞场中央，无梦也无歌了。

　　如果事情仅仅停留到这一步，对红火来说也无所谓，然而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才是真正刺伤红火的致命的一刀。

　　红火回到座位上喝饮料。满天的彩灯都在一圈一圈地空转，再也没有人上场去跳舞了。有两个陪舞的女孩大概实在耐不住寂寞，她们两个人之间较量起来。红火此刻心都死了，她巴不得快点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旅行，快点回到她原有的生活秩序中去。

　　红火正在盘算着回北京后应该干的一些事情，听到董事长在同身边的史冬青压低声音耳语道：

　　“哎，冬青，你出来一下，我有点事要跟你说一下。”

　　史冬青走了。

　　过了一会儿，三儿也被那人用同样的话叫出舞场。

　　红火独自一人守着空落落的跳舞场，那几个浓妆女孩也不见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红火一人呆在这陌生的鬼地方，看那滚油锅似的球型灯来来回回变换着方向，看似变化多端，实际是最寂寞无聊的了。

　　“史冬青和三儿，他们到哪儿去了？”

　　红火好容易找到穿蹩脚西装的“董事长”，问道。

　　董事长看出红火气色有些不对，只好照直说来：“噢，他们去洗头。”

　　对于“洗头”这个词红火一开始理解的是非常单纯的，她来到舞厅下面的那间“理发室”才发现情形不对。两个暗室的门都紧紧地关闭着，有个描眉画眼的大个子女人拦在门口推说没见什么人来过。

　　红火一下子悟出“洗头”的真正含义来，觉得一阵反胃。

　　红火走在陌生的街道上，一路走一路掉眼泪。黑暗的街景，苍白的街灯，这里没一样是属于她的，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外星人，逆着人流行走，人们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她，不理解好好的夜晚一个美丽的女人怎么会双泪长流？她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没人能容得下她，因为她总想跟别人不一样，也是因为她太聪明，太敏感，太要强了。

　　红火在大街上逛到将近十二点才回来。推开史冬青的房门，门口地毯上横扔着一条刚刚换下来的污浊的内裤。

　　“红火，你跑到哪儿去啦？我们到处找你呢。”

　　史冬青一边收拾起残局，一边有些尴尬地拿话同她打岔。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抬起来想拍一下红火的肩，被红火的尖叫声定在了半空中。

　　他们结束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旅行，三个人都小脸蜡黄地回到北京。分手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都明白，他们谁也不会和谁再见面了。他们像沙粒落进海里，眨眼功夫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