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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他不痛苦;他欣赏接近尾声的暴兩,想到他自己,或者说,想到他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仿佛这是一位朋友,人们想到他不再痛苦而接受了他的死亡。这场游戏玩过了,输了,何必再去想呢。

  ——[法国]莫里亚克《爱的荒漠》

  张彪是头一个进人红火房间的男人。

  张彪比红火要小儿岁,大概二十刚出头吧。红火对比她小的男孩只当是闹着玩,他们在她耳边说些疯疯傻傻的话,她会一边喝酒一边笑眯眯地听着,忽然之间不知因为什么,她会爆出一阵热烈的大笑来,惊动左邻右座她也不管,她在安琪的电脑人酒吧就跟回到自己家一样,由着性子胡闹。她笑喷了酒、弄翻了杯子都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她把一整盒“绿纸船”扣到一个朋友笔挺的西服上,那位男士却说“我连心都甜了”。后来他们换了一个地方去唱卡拉OK,那个朋友非要红火跟他一块唱《明明白白我的心》,红火一边唱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明明白白我的心

  渴望一份真感情

  曾经为爱伤透了心

  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星光灿烂风儿轻

  最是寂寞女儿心

  告别旧日恋情

  把那创伤拂平

  不再流泪到天明……

  唱完歌他送她回家,一路上拉着她的手,好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话。红火却说,今儿晚上就到这吧,有点像“演出到此结束”一类的话,本来一晚上的节目还没有完,这下就全完了。红火深夜回到家,真是有些玩累了,有时累得爬四层楼都觉得腿发软,但心情却是愉快的。红火不愿意再谈恋爱也是为了心里清静,这种平平静静的日子有多好呀,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操心,人活得没心没肺,红火已经忘了从前争来吵去的那些日子是为了什么了,和左晓军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吵架,而现在她就是想吵也找不着对手了。

  对手终于出现了,那就是张彪。

  红火总在电脑人酒屋碰见他,有时聊聊。但红火当时以为他喜欢的是“奔腾一百”——那个头上长“角”的女孩。

  “冷冰冰的,像个蜡做的女孩。”

  有回红火听到他背后这样议论那女孩。红火说你倒是热情,就是人家不爱搭理你罢了。结果两人打了一次赌,赌那女孩会不会“上钩”。三天一过,红火输了,张彪逼她请客。红火说请就请,反正我也是要吃饭的。张彪拍了拍她的头,两人很会心地笑了一下。

  这天下午红火在办公室里正忙着,张彪来了。他的身高和仿歌星式的打扮吸引了办公室里另外几个女孩。红火从她们的目光里读出了一些善意的嫉妒来,这很好,太妙了,红火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她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和张彪一起走出去的时候,她就能够想像得出待会儿她们叽叽喳喳的样子了。

  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既不是什么节日,也不是谁的生日。街上哪处都是闲适的人群,他们在格子砖铺就的人行道上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天色蓝得好看,像小孩子用画笔画上去的一般——一抹色彩鲜得有些不真实的蓝。红火喜欢这种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切都显得直来直去,简单,干脆,一目了然。

  那晚他们就好起来了。事后红火想想有些不应该,“为什么要留他在这儿过夜呢?”她看看熟睡在她身边的那张轮廓分明的脸,想想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是陌生人,现在竟然睡在一张床上了,这念头有点让她不好受。

  这时候,他朦朦胧胧听到些响动,就醒了,看到她在很暗的光线下在床沿上坐着,背对着他。她背上的头发有些乱,横一绺竖一绺的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透过她的后背他似乎能看到她心里去,他不想让她不好受,就起身从后面揽住头,一双大手合住她冰凉的小手,轻轻啄着她的脸颊问她:

  “我知道你后悔了,对吧?”

  红火使劲摇了摇头。

  “那为了什么,天都快亮了还不睡觉?”

  红火把头歪进他怀里,两人相拥着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红火是被一阵钢琴的声音弄醒的。明知他是卖弄,听着却也喜欢。他弹得很慢,好像是一个人放慢了脚步在轻轻地走,生怕惊动了什么人似的。过一会儿那脚步声又渐渐快起来了,像无数个旋转的脚尖在轻轻点着地面,无比自信地尽情炫技。

  红火躺在床上思绪迷乱地想东想西,过了一会仿佛睡过去了,又觉得有一只冰凉的手在摸她的脸,睁眼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眼泪。红火决定什么也不想,振奋起精神来,好好快活一回。

  这一次,是他把她带到他的住处做爱。阿彪在西郊颐和园附近的香圃园租有一间民房。那里的农家家家户户都有房屋出租,院子里摆着成片的“串红”。正是国庆节前夕,这种俗称“串红”的花卖得正俏,就是天安门搭花坛也少不了要用“串红”打底色或者拼字的。每天都有人一卡车一卡车到花农家里来拉这种花,没有拉走的“串红”红艳艳地放在太阳底下,一簇簇像是被点燃了一般,红得冒了火。

  红火看到白衣白裤的阿彪从火焰般连成片的花圃前走过,那一团流动的白色把整个空气都搅得轻盈起来。

  “阿彪”!

  她叫他一声,声音显得很大,在天地间好像有回声似的。那一串一串的红花齐刷刷地抖动着,仿佛要向天空喷射那压抑已久的腥红似的。

  他拥她进门,随手把钥匙扔在床上,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那表情好像要吃了她。他的窗帘和床罩都是金黄色的,床放在房间的一角,边上就是不大的一扇木窗。床垫的位置很低,床罩上的流苏牵牵绊绊拖在地上乱做一团。他捧着她的脸一路吻过来,而她被他攻得节节后退,终于退到了尽头,全面败下阵来。他的白衣白裤白花花地脱了一地,柔和地、纹路清晰地堆砌在浮着一层青苔的旧砖地上,像极了一幅画。

  红火躺在床上感觉到他触摸琴键的手指一下下地触痛着她。染金的窗帘被风吹得拂动起来,使得屋子里的光线忽明忽暗,红火看见他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涨得通红,额角处的青筋像浮雕一样微凸了起来,并且由于下颌骨的剧烈咬合发出一阵“咯咯”的声响,好像什么东西已经承受不住,就快断裂了似的。

  红火不知道自己此刻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她出人意料地平静,像容器一样静静承受着这一切。多年来,红火一直希望在人生的漫漫路途中能够再次遇到起点的那个男人,渴望对他进行报复。她曾多次在街上看到长得很像高远翔的男人,她曾跟他好了四年,那时候他们一天到晚谈论的都是出国的事,挂在宿舍里的那张美国地图都快让他们圈圈点点给折腾破了,远翔说我现在比美国人还了解美国,总有一天我要到那里去的。四年之后他就去了,像个气泡一样消失不见了。

  慢慢地,时间医治了她的积怨,她几乎想不起他的样子来了,为什么还要恨他?半年前她曾在电脑展销会上遇见过他,她并没有感到这次相遇在她心里唤起了仟么委屈、憎怨抑或别的什么特殊情感,红火的惟一感觉就是麻木,就像有人跟她开了个很大的玩笑,然后涎着脸问她好不好玩?

  安琪的电脑人酒屋每况愈下,倒不是因为王安琪经营得不好,主要是因为北京城一夜之间冒出的酒吧就有几百家,客人被分流,生意也就渐渐清淡下来。

  安琪做生意原本就是半玩半闹的,这下不挣钱,更是一心放在玩上面了。她一边对着大伙儿频频举杯,“来!干!”一边抢先把酒灌到肚里,生怕别人抢了去似的。

  表面上说是无所谓,其实红火还是挺在乎张彪的。他们经常因为一点点莫明其妙的小事大吵一架,然后有两三天时间谁都不理谁。他俩像掰手腕似地比赛着各自的耐力,谁能忍受的时间长谁就赢了,而先打电话或者先呼对方的那一个,就是输家。

  那天红火在单位本来就遇上点不顺心的事,头儿在她编译的文章里发现了三处错,就抓住此事大作文章,说她是谈恋爱谈昏了头,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拿着人家的高薪水,红火不敢回嘴,这口气只好生剥活吞咽下肚去。一走出总编室就“不不”连放三个响屁,瞅瞅左右没有人,这才踩着得得的鞋跟快步走过一条一面是大玻璃窗一边是门上挂着“财务科”、“打字室”的走廊。

  这天晚上红火在安琪的酒屋捡最高度数的酒点。九点多种张彪带着他的吉他来了。酒屋里到处是妖形怪状的人影,安琪缠着阿彪和她一起唱《老情歌》,这首歌原来好像是江珊、王志文唱的,阿彪只会重复别人的歌,这就是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歌手的原因之一: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

  让回忆再涌满心头

  当时光飞逝

  已不知秋冬

  这是我惟一的线索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走遍天涯海角望不了

  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

  曾经沧海桑田忘不了……

  红火看他们眉来眼去唱歌的样子,明知是做戏,心里却翻起一阵莫明其妙的醋意。等安琪和阿彪唱完《老情歌》回到座位上来,红火喝了一半的酒杯在茶几上搁着,人却不见了。杯口处留下一弯口红的印迹,像月亮似的,只是颜色血红。

  冬季的来临使红火的夜夜狂欢告一段落。

  整个下午她都坐在电脑前打一份英文资料,那种嘀嘀哒哒的声音使她有些昏昏欲睡。工作不下去的时候她就随手摆弄桌边那副棋,以前在坟场的时候他和晓军常下它,那时活得无聊,没事就摆盘棋下一下。反正只有红绿两子一个色子,棋子能走到哪一步全凭运气。

  现在丢了一个子,红火用一粒花生米代替。

  第一把色子掷出去,红火就是“六点”,她的红子飞快地走了六步,一帆风顺。红火想起以前和左晓军大雪天躲在被窝里玩这种棋,她老是赢,而他的那颗棋子走得总是不顺利。

  红火已经好久没有回过坟场了,对于坟场的记忆,属于既清晰又模糊那种。有些大的事情记不起来了,小的事情小的细节却越来越清楚。隔一段时间去看过去那些事物,就像是用放大镜去看一幅旧画似的,看到的净是些角角落落的事情——一个细微的眼神,一句有意思的话,一盘棋的输贏。至于那些影响她整个生活的大事,比如说离婚的事,她反倒想不起事情的原委来了。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从梦里惊醒,她会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而把自己吓一跳。那是凌晨四点多钟的夜,说是天快亮了,其实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候,很远的地方会传来一两声火车汽笛的声音。撩开窗帘看看,街对面的楼群、平时里的灯火统统不见了,空剩下电车站站台上的一盏孤灯,硬撑着那么一丁点光亮。与黑沉沉的夜相比起来,这一点点的光亮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红火拧亮床头的一盏灯,淡黄色的灯光把她的梦境驱赶走了一些,可她还是在努力搜寻着一些字眼,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起来想。红火和左晓军离婚以后,坟场那儿的家具摆设原封不动,左晓军说他不想再看到那些东西,红火更是一次都没敢回去过,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有几次红火很想回去把那颗丢在床底下的棋子找回来,可又怕碰见学校那些老人,想想还是算了。

  有天红火在一条街上逛小书店。那条街上的小书店多得数都数不过来,生意又是人挤人地好,红火和王冰冰就是在这些小书店的某一家里不期而遇的。红火是一个人,而冰冰身边还带着她女儿李莫愁。红火和王冰冰都显得有些兴奋,互相拉着手哇啦哇啦大叫了一阵,很多人都往她们这边看,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们这才把嗓门压低下来,可却压不住那种兴奋的情绪,眼睛里都有火苗在跳似的。其实她俩在学校的时候未必就好成那样,现在倒觉得有一肚子话要说。

  莫愁那孩子已经长得半人高了,据她妈妈说每周一次的钢琴课都要大人带着去,很累人的。一说到孩子,王冰冰就唉声叹气地说:“唉,我现在是完了,什么事业都没有了,要不是有了这孩子,我也想跟你一样到处去闯闯呢。”

  莫愁长得虽说并不算难看,可不知为什么总让人感到她的脸有些冷。她的肤色有些偏黑,毛绒绒的汗毛好像挂着一层霜。她用一双黑玻璃球似的眼睛盯完这个盯那个,夹在两个大人中间窥视着一切。当王冰冰想起什么似地把她从身后拉到人前一定逼着她要她叫人的时候,那孩子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执拗和不驯顺——她把嘴巴抿得紧紧的,就是死也不肯叫人。红火心想这么犟的小孩,光教她弹钢琴有什么用?长大了还不定变成什么样呢。而她嘴上却说,算了算了,叫声阿姨我又不会身上多长一块肉出来,你就别难为她了。王冰冰气鼓鼓地说,现在的独生子女全都惯出毛病来了,一个个怪得就跟机器人似的。她女儿就用机器般冰冷的目光剜她一眼,红火暗想幸亏当初没要孩子,这种孩子疼她也是白疼的,一看就是个冷漠自私的胚子,抑或是个“电脑儿童”,不屑于跟大人讲话的那种。红火走在她身边,感到有些不寒而栗。三个人一起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那天天有些阴,其实时间还是早上,看上去倒有些像黄昏了。

  “你说日子过得快不快,刚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是咱们管人家叫阿姨,现在却轮到人家叫我们阿姨了。”红火手里提的那只手袋一直在空中打着转,好像一桩悬而未决的事情吊在半空中,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总也定不下来。

  冰冰道:“可不是嘛,想想大学毕业后我简直是在混日子,真是有些后悔。红火你就不一样了,学校里都传你现在成了公司里的白领,一个月挣四五千呢。相比之下我们在学校挣的那点钱简直说不出口了。”

  被她这样一说,红火心里倒有了一点点满足。于是建议一块去吃午饭,并说中央电视塔上面有个餐厅很适合带孩子上去吃饭,一时间两个大人玩心大发,倒是那孩子木嘎嘎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都是被她爸爸给宠坏了。”王冰冰就势在她女儿头上拍了一掌。出租车来了。

  天阴沉得越发厉害,街上的人全都是一副神色慌张的样子,仿佛要出什么事了。黑色的云头紧紧尾随着她们那辆红夏利,街两旁的商店橱窗像打擦边球一样唰啦啦地从车窗外边蹭过去。往日里明晃晃的街道此时此刻竟变得黯然失色,人群也是黑鸦鸦的一片,呈放射状向四面八方弹射出去,给人以动荡不安的纷乱印象。

  她们刚一走进电视塔,雨便砸着她们后脚跟下下来。电梯上升的速度极快,转眼间她们就有了坐在云端的感觉了。

  窗外的雨点紧打着玻璃,让人心里慌慌的,有一种风雨飘摇之感。红火和冰冰面对面坐着,竟一时间没了话。刚才那些叽叽喳喳的热闹话题一下子不见了,仿佛有人趁她俩不注意的时候把它们偷了去,扔进冷藏室里冷冻起来。那孩子用怪异的目光凝视着她俩。她俩搜肠刮肚还是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说。雨点就噼噼啪啪打在漂亮的大玻璃窗上代替她俩说话,这种声响比没有声响更令人感到空寂和绝望。过了许久,冰冰才说,红火,我听说坟场的房子可能要拆迁了,你得抽时间回去收拾收拾,据说学校要盖大楼。又说,你们在外面的人到处充满机会,而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一辈子生老病死在那个令人生厌的小圈子里了。红火却嘿地一声冷笑道,机会?机会不过是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陷阱,哪有什么真正的机会可言呢?红火,我看出来了,你过得并不快活。我们都不快活。冰冰最后下结论似地说道。

  红火和阿彪还没完全断,偶尔也通通电话。他最近在歌坛走了红运,住在香圃园的一个画家帮他介绍了一个有经验的音乐制作人,准备下本钱包装他。红火到香圃园他的住处去找过一次他,他没在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年月靠什么?靠的就是撞大运!”

  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这样告诉她。红火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紧接着冬天就来了,红火独坐在闹市区的一间房子里,看楼下的公共汽车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发车到起点,永远兜不完的圈。

  红火一连好多天都没出门,只是发呆,各种念头如小虫子一般咬啮着她的心。重要的是,红火自己必须搞清楚,她期待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多挣点钱?红火心里当然清楚:不是。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坟场带出来的书,都还打着捆在母亲家里放着,拆都懒得去拆,就更甭说看了。只有两本书她经常放在手边,一本是死去的看门人留在她手里的那本《1999年人类大劫难》,另一本是从大学时代就一直跟着她的那本蓝皮笔记本,扉页上有她抄来的诗,她至今仍不知道这首小诗的作者是谁。

  岁月一节节剪去了

  它的平静和无聊

  你的寻找却未来到

  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大家都是无常的棋子

  同那飘尘泡沫一样

  陆陆续续

  被时间

  ——注销。

  想来想去红火仍是想不明白。这时候,寻呼机的声音骤然响起,那人连呼了四遍,一遍比一遍急促。红火愣在那里,像个失去大脑的无脑人似的,面部表情呆板僵硬,在那些风风火火的日子里,她快活得像一条钻来钻去的鱼,谁一呼她她就雀跃而起,嘴里叨念着“今天晚上又有饭局”。她和阿彪一起到JJ去蹦迪,直闹得昏天黑地天都要塌下来。后来听说JJ果真出了一起事故,照明灯的支架从高空滑落下来,砸伤了一些人。

  红火关掉呼机像关掉心中的一枚按钮。与外界联系的惟一一束电波不见了,一切都安静下来,红火想,是到了该静一静的时候了。

  红火盘腿坐在床上,好像坐禅一样,她试图从这纷乱的思绪里理出个头绪来。她想,路是人走出来的,可这些年来她走的是怎样一条杂乱无章、好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的路啊。红火想起她读到过的张爱玲小说里的句子:

  “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

  这话使她心惊,仿佛在说自己。那些男人一个个出现,像排队一样一一伫立在她的床边,把她包围在中间。房间里的光线由于垂着厚重的丝绒窗帘的关系,带有一种暧昧的幽暗,那些男人们影影绰绰形同鬼一般,好像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徘徊在她床前,操着不同的语言,或沙哑或高亢,眼神手势各异,每个人有每个人特殊的姿态。空气中沙沙的声音交错在一起,红火无法听清那些声音的真正含义。好像站在火车站具有拱形屋顶的大候车厅里听到的声音,既嘈杂又宁静。

  红火发高烧住进医院,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至于她怎么来的这里,胳膊上什么时候扎上的吊针,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醒来时见自己的白被子上放着一件阿彪的夹克,心里好过一些了。

  医院里的窗帘是发白的那种蓝,布料不好,毫无垂感,硬壳壳的像张纸。红火此刻的心情也是这样,纸一样地变得又薄又脆。

  红火出院后精神尚好,对张彪自是千恩万谢。虽然她和他脸都还是那张脸,但谁心里都明白,心早就不是那颗心了。

  “红火,说实在的……”阿彪迟疑着说,“我那天是来找你拿钱的,我……”他吞吞吐吐,眼神躲闪着,好像怕烫似地不敢看红火。红火也不敢看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些现金给他,说让他从此不要再来了。

  又到了红火给母亲送钱的日子了,那一天她早早地起了床,先到杂志社去交译稿,为此她昨晚上赶了一通宵。在办公室里给几个熟朋友打电话,问候他们一向可好?

  春花秋月的状况不好。她又换了几个地方住,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被男主人驱除出境。

  有好几回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红火按照春花秋月给的号码拨过去,对方怒冲冲地冲她吼:“什么春花秋月,没这个人!”

  红火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她在一个女友那儿打来的电话,那位女友是一位过时的女明星,名叫白四朵。她曾经买过红火家的狗,那条狗的“玉照”还上过“星期刊”的头版头条呢。

  “总统死了,是老死的。”

  春花秋月在电话里告诉红火,“我们把它埋了,还立了一块碑呢。”

  “好。”

  红火只说了一个字,然后慢慢挂上电话,脑子里一片空白。不久传来消息,说春花秋月在地铁站出了事,有人说是被人推下去的,也有人说是她自己跳下去的,总之她在这座城市里消失了,不留一点痕迹。

  红火到母亲家放下这月的“月钱”就走,母亲在月份牌上打一记号。

  “妈,几天前我的一个女朋友自杀了。”

  “为什么?”

  “因为失望。”

  红火走出门觉得跟母亲说这番话多余,人和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红火在地铁环线的某一站下了车,然后把自己挤在人群里。她以为自己什么都忘了,可是实际上却什么也忘不了。回到公寓觉得头痛的厉害,也不管什么时辰,她蒙上被子就睡。

  红火不再冥思苦想了,她想人活着原本就是没道理好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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