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狂季节

第十六章

　　直到列车在长长的站台全部停稳，我仍不能确定这个城市是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尽管它们很相似。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红火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就把莫利森电脑公司那份秘书工作给辞掉了。她现在换工作就像换双袜子，有种轻轻松松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再好的工作她也做不长，顶多三四个月便要折腾一下，红火周围的几个朋友也全是像她这样，躁动不安，毫无责任感。

　　王安琪也辞职了。她认为公司不是久留之地，早晚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省得被人把血汗给榨干了，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安琪用男朋友给的钱在一处并不很繁华的地方开了一间酒屋，取名“电脑人”。红火在电话里骂她：

　　“你他妈的当电脑人还没当够啊？”

　　“红火，你现在也变得会说脏话了啊？”安琪在电话那端声音显得笑嘻嘻的。

　　“一句他妈的谁不会说？这比考大学容易多了。”

　　安琪说：“我现在都后悔读那么多书了，有什么用啊？早知道毕业出来开啤酒屋，我十年前就不应该读书了。”

　　安琪是计算机系毕业的硕士生，不过她说她现在一看软件程序头就疼，现在一天到晚泡在酒屋里聊聊天，喝喝酒，“我现在只想干不动脑筋的工作。”她指逢里夹着一根绿More，头发很“先锋”地理成“板寸”，一对大耳环在酒屋红红绿绿的光线里一闪一闪的，根本看不出它原本的颜色来。

　　安琪的电脑人酒屋从外观看是一部硕大无比的电脑，进门的地方是一粒按钮。红火说我怎么觉得我一走进去整个屋子都启动了似的。安琪说你这种感觉就对了。

　　与那种装饰得假装古朴的木桌木椅木头墙壁的酒吧正好相反，“电脑人酒屋”装饰得非常现代。人家是在钢筋水泥外边贴毛边的树皮，安琪却恨不得用钢板做墙面。她不知用了什么魔法使酒吧里的墙壁变得钢蓝而发亮，那种幽暗而坚硬的金属光泽给人一种太空舱的感觉。

　　这里的服务小姐也是用“软件”、“硬件”、CPU……CRT等来命名的，她们一个个打扮得都很未来，银亮的短裙和靴子，头上的饰物是芯片和电视天线，还有用小灯泡做的会发光的“电子耳环”。后来有位“奔腾一百”小姐干脆在头上装上了形态逼真螺旋桨，走起路来那玩艺就会吱吱啦啦转个不停。那女孩长得也美，脸架子比较宽，面颊左右的两块骨像男人一样棱角分明，给人一种很“冷”的轮廓和“坚硬外表”的感觉。像她这类女孩按说描述出来应该不算好看，除了皮肤较白、个子较高之外，她的五官单拿出来一样也不出色，合在一起却很耐看，有一种很超前的美，要不然怎么暗地里男人们都说“奔腾一百”像个女超人。她头上的螺旋桨要是不小心安在别人头上一定很滑稽，安在她头上却超凡脱俗，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红火刚一落座，“奔腾一百”小姐便走过来问红火想喝点什么。

　　红火看了眼她拿过来的饮料单，名字都起得特别怪，黛玉，宝玉，宝钗是淡啤酒，而卡门和佐罗是黑啤酒。红火点了杯宝玉。

　　“奔腾一百”知道红火是老板的朋友，所以对她格外客气。“还有冰淇淋您也来一份吧？是我们电脑人酒屋的特产，叫绿纸船。”

　　红火要了两份“绿纸船”一杯淡啤酒，刚拿起小勺来，梳板寸头戴大耳环的女老板就出现了。她穿着裹得很紧看不出式样来的黑衣，下面是小短皮裙和黑色丝袜，一双短靴紧裹着脚踝，走起路来好像嗖嗖带着风似的，和这儿的环境很相配。

　　“隔好远就听见你的声音了，最近怎么样，红火？”安琪笑得有些“职业”，那笑容好像已经标准化、格式化了似的，恰到好处，自然，甜美，落落大方，从来也不会笑“过”的。这一套安琪是在公司里练出来的，现在开这间小酒吧，正好派上用处。

　　红火道：“你看上去像个俗女人。”

　　“那好呀，大俗到头就是大雅也。无所谓，我现在这种生活比在公司里给人家当高级打工妹舒服多了，最起码用不着看谁的脸色行事了，脑子里空荡荡的装的全是酒。”

　　她弹弹烟灰，然后无可奈何地一笑。

　　“奔腾一百”走过来俯在安琪耳边说了句什么，安琪对红火说你先随便坐我进去有点事。红火看到那女孩头上的螺旋桨呼呼转个不停，疑心自己是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的另一星球上。

　　屋顶上有一张巨大的程序纸像布匹一样螺旋而下，纸的两端穿有两排整整齐齐的圆孔，那上面写满天书一样的符号和数字，有个歌手在唱一首语焉不详的歌。

　　灯光暗淡，他的歌声显得很浑浊。他嘴里老像含了一口浓痰吐也吐不出似的，声音里有一种磨洗不清的苍桑感。

　　电脑人酒吧的滑稽之处在于它一方面“卡通”人生，给人以忘却现实的幻觉，另一方面又使人觉得自己像游戏中的“阿土仔”，忙来忙去其实并无意义，这便使人陷入更深的一层悲哀。人人都好像漂浮在空气中，游来游去而无法把自己准确定位。谁都说活得不好，工作没劲，人们“像自由电子”一样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分清红皂白地快速移动着自己的位置，移来移去总说不好，有的人就干脆停下脚步站下来观望，也有人悲观失望，想回到原有的秩序中去，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红火觉得现实社会就像一列正在转轨的火车，车上难免有人躁动不安，人们纷纷站起身来重新占座，有的占到了好位子，有的却连原先的位子都不见了。

　　那个粗嗓门的歌手每天都来酒屋唱歌，安琪说又没人请他来，也没人付他工钱，他自个儿愿意在这儿唱。

　　“没办法，轰都轰不走。”

　　安琪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

　　歌手每天唱完歌就走，他说他还要去赶下一家。有天红火请他喝了一杯酒，说：“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歌手一扬脖把一杯酒灌进肚，用手背抹抹嘴说：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我到北京不是为挣钱，是来寻找机会的。”

　　“什么机会呀？”

　　“出名呀！像你们这种北京女孩除了吃冰淇淋还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每天这样不停地唱，说不定哪天就碰巧遇见哪个音乐制作人了。对不起，我得走了。”他总是这样来去匆匆的样子，让人觉得他像刮过来又刮过去的一阵风。

　　有一阵子她和这个叫张彪的无名歌手打得火热，连她自己也感到莫明其妙。

　　张彪长着一张迈克尔·杰克逊式的俊逸面孔，歌唱得实在是很一般——至少红火这么认为，他自己可不觉得。他是那种追求形式的男孩，行为举止做得很像一个歌星，而内心的核却又什么也不是。各种门类的艺术与他都是绝缘的，他站在台上只不过是一个花架子，他手里的琴也是死的，音也是那个音，调也是那个调，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唱歌方面他至多只不过是一个复制别人的留声机。

　　红火和他搅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喜欢他的歌，而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寂寞，无聊。

　　红火早已从母亲那儿搬出来住了。正好有个朋友出国，房子需要有人照管，红火就把房子以较为便宜的价格租下来了。

　　那是一套老房子。现在这种带木质百叶窗和厚重木门的房子已经不多见了，红火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家具和沙发用布罩子盖着，木质地板走上去有一种空空的回声。即使是大白天，这里的光线仍然很暗。红火站在窗边用力拉动已经涩住了的窗帘绳，阳光一点一点地泄进来，红火看见有许多灰尘的小颗粒在那束透进来的光线里拚命地往上飞。

　　红火收拾了很久总感到有抹不完的灰。旧的一层抹去了，新的一层又来了。房子地处闹市区，撩开窗帘一点点就可以看到楼下缓缓开进车站、车身被广告涂抹得花花绿绿的公共汽车。这里是一处终点站，也是起点站，长长的车身要在这里调转一百八十度，然后再照着原路往回开。车站的遮雨篷下总是黑鸦鸦地站着一堆人，有背大包揪的外地来的民工，也有嘴里嚼着泡泡糖的穿校服的年轻学生，车来了，所有的人一哄而上，个头小、力气小的被挤到了一边。车子满载了人，在售票员呜里哇啦的声音里轰轰烈烈地开走了。

　　这套旧房子里没有电话，这也是红火比较满意的地方。晚上回来把寻呼机的按钮一关，她便隐没在这座密密麻麻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城市里。红火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还算畅销的都市时尚杂志社作编辑，月薪四千多块，这在报刊界的同行里算得上是高薪阶层了。红火负责的板块是“域外采风”和“海外飞鸿”，有一些编译的稿子可以拿到家里来做，这样就不必像在公司里做秘书那般准时准点跟个活机器人似的了。

　　红火原本并不打算跟母亲分开来住。别人都以为她是因为有了相好的男朋友，跟母亲住在一起不太方便，这才打主意搬出来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红火没钱的时候一心想着多挣两钱，为自己也为母亲。红火妈爱钱爱得出了名，她对待钱的态度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人相互思念那般焦渴。

　　红火在莫利森公司挣的钱每月拿出一半来交给她妈，另一半留着自己花。

　　公司是浮华之地，公司里的女孩互相攀比，一个买了套800元的内衣，另一个就得买套1000元的。所谓的“白领时尚”不过是穷人乍富的炫耀心里在作怪。有些小姐未必真的那么喜欢打保龄球或者蹦迪，穿名牌穿的也不过是个商标而矣。

　　红火妈对于红火的浪费大为恼火。

　　“你衣柜里的衣服多得都要流出来，你怎么还要买？再买来往哪儿放？”

　　红火对购物其实并无兴趣，但只要一上街就有些管不住自己，每回都得把钱包花得空空的才肯回来。母亲越是逼她要钱，她手里就越是存不住钱。她越是存不住钱，她母亲就越是要一个子一个子地把钱从她手里抠出来存进银行，这一对矛盾愈演愈烈，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

　　红火觉得母亲像一把锋利的双面刀片，随时随地准备从别人身上往下刮钱。谁挨她挨得越近，就被她刮得越厉害。她有极强的操纵欲和亏损症，认为天下人全是傻子惟独她一个人精得要命。红火买礼物给她，她会背着红火到商店里去把东西给退了，折回钱来放进自己口袋。

　　“妈，您这又是何必呢？礼物是礼物，您又何必去把它换成钱呢？”

　　红火妈振振有辞地说：“我只是不喜欢你花那些冤枉钱。要孝敬我的话拿钱来好啦。”

　　红火以后再给她妈买衣服或者皮包，除东西外还要另送一份礼钱给妈妈，比如花1200元买的一件毛衣，除毛衣外还要另加一千块钱给她，以防止她再到商店去把东西退了折钱。红火妈就想，要是把衣裳退了我不是就有两千块了吗？

　　“这种毛衣哪值一千二百块唷？”她总是撇着嘴跟街房邻居说三道四，“大商场的东西坑死人啦！”

　　于是她不惜花一整天时间挤地铁再倒两趟公共汽车千辛万苦去退货。折回钱来坐在太阳底下数那堆花花绿绿的钞票，把每一张百元大钞举到半空中对着太阳照照，然后把它们逐一展平了收好。她的钱都是像很行一样打成捆的，一千块钱一捆，用皮筋扎着，一本本像砖头一样死硬。她藏钱的地方是绝对保密的，就连红火也搞不清楚。

　　红火妈还有一项爱好就是从外面买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来卖给红火。她尽可能地把女儿手里的钱骗到自己手里来，她每天都坐在屋子里想花样，红火一进家门她总是有话要跟她说。

　　“红火，你来，妈今天逛商店看到一串项链很不错，也不贵才五百多块，妈就做主替你买下来。哪，你拿去戴戴看，钱呢你不必着急给我的，反正是自己家里人嘛。”

　　红火只好如数给她钱。

　　但有的时候还会发生这种情况，钱一进她的口袋她立刻就不记得了。

　　“红火你那项链的钱还没给我呢吧？算了算了，要是这月没钱的话下个月再说吧。谁让我是你妈呢，总是替你掂来掂去的，我这手里这几个钱呀都快掂光啦。”

　　红火听了面颊气得一抽一抽地跳。家里就她们母女俩，钱来钱去连个证人都没有。要是妈把这话讲给外人听，别人还以为她这个当女儿的有多小气多不孝呢。别人家女儿要是给了一千块钱，人家妈能说成五千，并且四处宣扬，说自己女儿的好话。红火妈正好相反，钱一进她的口袋就好像化掉了似的，她再也不提那码事了。

　　天凉了，傍晚总是有雨。

　　红火枕着双臂平躺在床上，连灯都懒得去开。她想她还有什么指望？丈夫离了，妹妹失踪了，就连亲生母亲都一心只想着算计她的钱，她还有什么指望？她原本并不看重钱的，她拚命挣钱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让家里人高兴。她想用别的东西买不来母亲的笑脸，用钱总可以了吧？

　　光线变得越来越暗，窗子外面墨色很重的天空反而显得清淡起来。

　　隔着一堵墙客厅那边的电话一直在嗡嗡地响。母亲大概是出去了吧？那电话响了很久，一遍又一遍的，像一个哑嗓子的女人正在唠唠叨叨诉着苦。“女儿不孝啊，我又没有钱……”

　　红火搬走那天扔了一地的钞票。红火在电话机下面给母亲压了张条，“妈，我走了。”只写了这四个字她就觉得无话可说了。红火把头埋进胳膊肘里，无声地、肩膀一动一动地抽泣。

　　家具都是现成的，红火搬进新家只带了一些小东西。

　　房屋的代理人告诉她说，我们看你一个年轻女子，又没有旁的拖累，这样才肯把房屋租给你的。别的东西你用用倒是用不坏，惟独那架钢琴你碰都不要去碰，因为那是主人的心爱之物，弄坏了你赔都赔不起。

　　红火点头称是，心里面却有点不舒服。

　　红火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不少女人常用的小物件，比如说头发夹子，别针，刷指甲的小刷子等。红火不知道这房子的来历，只知道房子的主人几个月前去了美国。一定又是个守望者的伤心故事。红火想，好歹她总算有了个结局，而自己呢？红火想起出国想起高远翔、费文革，心里泛起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来。心想，其实一切都是从出国开始的。

　　红火望着窗外渐渐西沉下去的太阳，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做这样那样的梦了。她每天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她的卧室朝北，又挂着深色的丝绒窗帘，她的房里没有电话，呼机也是关掉的，窗帘把她与这个喧嚣的都市割裂开来，使她有一种藏匿起来的快感。在那个歌手张彪之前，红火从没带人来过这里。她想保持一块独立干净的空间，不希望有人打扰的一个人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