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城电影厂使我想起电影《蝴蝶梦》,那是我最热爱的黑白片之一,女叙述人的声音怀旧地在荒草丛生的小路上响起,一直通向已被大火烧毁的城堡,七零八落的残墙自远而近,寂静而荒凉。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红火因着凉患了偏头疼,头皮一跳一跳地仿佛暗地里被人念了紧箍咒。
她整天在床上躺着,只想昏睡过去。左晓军已经没了音信,连电话都懒得打过来。坟场那边的东西他们谁都不想去动,都是旧东西,搬出来也不值两个钱了。用旧了的电视机跟用旧了的爱情一样,虽说凑合着也能出影儿,但图像有时会扭曲变形,也没有刚用时那种爱不释手的新鲜感了。
春花秋月也有些日子没露面了。呼她,也不回电话,仿佛这个城市里已经把她给淹没了。母亲总是盯着红火的脸看,那双眼睛像猫眼一样盯得人毛骨悚然。红火现在真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放弃教书而回到母亲眼皮子底下来过活。她有时和母亲一起缩在一个角落里整个晚上谁也不说一句话,那种时刻日光灯的沙沙声就显得格外地响。冷不丁地,母亲会说: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年纪也老大不小的了,不像人家红玉,就是耗上十年八年人家也耗得起。”
红火一听这话眼底就嗖嗖冒火,她明明知道母亲也许是好心,但话一从她嘴里说出来不知怎么味就全变了。那日光灯的沙声此刻更响了,仿佛一点就着似的,空气中渗着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使母女二人四目相对,肝火上升。红火心里明白自己早晚会说出不成体统的话来的,她时时憋着,忍着,直弄得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地痛。这样熬过了一个白天连一个夜晚,一个夜晚又连着下一个白天,红火真正懂得了一句话那就是什么叫“度日如年”。
没有钱,红火近来连一分钱收人都没有。这也是她心情变得格外焦灼的原因之一。她译的那本书连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红火就指望那六千元的一笔整钱了,她打算把这笔账了结之后就到某个公司去干。她会外语,口译笔译都干得来,中文底子也不错,她相信会有适合她的职位的。她对自己的前途并不犯愁,她想像春花秋月那种的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去,自己有什么可怕的?
红火闲着没事趿着拖鞋到楼下报摊去买报。现在报纸几乎都开了副刊和休闲版,有关明星的新闻炒得很热,春花秋月现在已经是写明星的“名记”了,红火看到几乎每张报纸上都有她的名字和她写的“新闻专访”。红火家以前养的那条叫“总统”的狗和春花秋月一样已经辗转了几户人家了。红火现在只能在报上看到它的行踪了。红火和左晓军分手时,左晓军把“总统”托给春花秋月处理。春花秋月把它卖给一个“大腕”,后来这个“大腕”和影星白四朵同居,“总统”名正言顺归了白四朵。白四朵也不再追究春花秋月制造假新闻的事,反而和她成了朋友。白四朵眼看着自己青春只剩下个尾巴,反正要找人包装自己,不如成全了春花秋月。
红火在报摊上买了两张报纸。就在这时红火的手掌触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本包装得很花哨的书名叫做《梦》的书。
红火睁大眼睛看着那本《梦》,封面设计得有点像流行小说。那个穿黑色蕾丝花边裙的女人一手托着下巴,指甲和嘴唇都像刚剥了皮的水果一样鲜亮。红火在书的左下角很不起眼的地方找到“吴仁编译”字样。
“小姐,你买一本吧,这本析梦的书最近在北京卖得特火。”
卖书的人很内行地向她推荐说。
“是嘛?”
红火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她揉揉眼睛将那本书翻了好几页,好像在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
“这本书是我译的。”红火拿起那本书对书摊老板说。这回轮到别人用看怪物的眼光来看她了。
“你要买就买,不买就走人,别在这儿吹牛好不好?”
“这本书真的是我……”
红火想想跟这种人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掏钱买了一本。她狠狠地把钱甩在书摊上,拿起那本书转身就走。书的封面上那个艳俗的女人用那样一种暧昧的目光撩拨着她。她冷冷地看她一眼,觉得胳膊上密密麻麻浮起一层鸡皮疙瘩。
红火坐在灯影里打电话,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一个相同的号码。对方电话永远是没人接的长音,嘟——嘟——多么悠长寂寞而又单调的声音啊。可是红火仍不死心,手扶拨号盘“咯啦啦”、“咯啦啦”机械重复地打下去。她一定要找到他,哪怕是一分钱也拿不到她也要把事情说说清楚,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家给涮了。她想她手里还有合同呢,事情没那么简单。
母亲在隔壁房里睡不着,硬塑料拖鞋哒哒敲着地板,走过去又走过来。走过来的时候红火的心给她一下下地踏住了,走过去的时候又一下下地松开来。红火坐在昏暗的灯影里,头发披散着遮住了半拉脸,眼窝又深又浓,嘴唇干裂,缝隙里微微渗着血。灯的位置有些低了,就把人影在墙上放得很大。那个影子有着黑蓬蓬的一大团头发和夸张的宽肩细腰和花瓶形的胯骨,方浦西来了,老G也来了……红火睁开眼睛,仿佛看清了现实,她不过是一个有着花瓶形状的皮囊罢了,谁又把她当回事呢?红玉是明码标价的,陪人看一场电影要收一百元。而自己这算什么呢?
“这很容易,反正我又不损失什么。”那天红玉替自己辩解说:“那种事我是不干的。反正在电影院里他们想干也干不成,谁要想强迫我我就喊起来。不过他们搂着我或者撩起裙子来摸一下我的腿也是常有的事。”
红火整夜整夜无法入睡,各种念头涌上脑海,吞噬着她,撕扯着她,刺伤着她。桌上那本书她碰都不想去碰,书商草草成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赚钱。所以里面的内容想必是错误百出,连校都不曾有人校过。红火为这样薄薄的一本书花费了一年心血和时间,这倒是次要的,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那件事,她和老G并无感情,老G只拿她当是“临时游戏”。
老G这件事给红火的打击之大外人是无法想像的。她有一个月没出家门,她暴饮暴食,胡吃海喝,然后又几天不好好吃东西说是减肥。她无端用各种方法来折磨自己。她得了重度失眠症,安眠药从一片两片增加到四五片。她母亲一把从她手里夺下药瓶子冲她吼道:
你干脆把自己毒死得了!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好像报复似的,红火故意吞下一大把药片,水也不喝,咯吱咯吱在嘴里嚼。她母亲大约是嫌那声音太过刺耳,干脆连后面的话也懒得骂了,她生气的时候嘴巴越发往里面瘪,眼皮松弛着从两条眉的中间打斜角耷拉下来,成了笑的时候也像发愁的三角眼。她脸上的颧骨很高,老了以后面颊凹陷,颧骨就更加旁若无人地翘了出来,从侧面看比鼻子还高。她见红火嚼那些药片,她只用鼻腔哼了一哼,表示不屑。随后她人影踅进门缝,门被摔得山响。
紧接着雨季来临,红火整天躺在床上望着玻璃窗上的雨水发呆。那雨水开始还是一颗一颗的,每一颗上凝着一个晶莹的亮点,到后来渐渐承受不住了,扑簌簌地连成片,弯弯曲曲地流成河。红火觉得像是有谁在替她哭似的,玻璃上的雨很像一个人攒了很久的泪,而她自己的眼睛却已干得什么也流不出来了——无泪可流。
红火想起以前她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有个看门的姜老师说过的话来,他说红火的名字不好,火太旺了,肝火烧心,人虽聪明,但将来注定一事无成。这话红火一直记着,但直到今天她仍不能认命。她根本不相信有“命中注定”这回事儿。她躺在床上一边想心事一边看报纸,报上的一则很平常的招聘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那则广告上这样写道:
北京莫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启事本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经营,经北京市人事局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批准,诚聘以下人员:
1.高级网络设计人员2名
2.高级软件设计人员2名
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丰富的软件开发,具有大型网络设计、系统集成经验。
3.销售人员2名
具有一年以上销售经验。
4.文秘一名
打字、电脑、外语熟练。
以上人员需有北京市户口,有意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及近照一张寄至公司,请注明联系电话或寻呼机。
待遇:
本公司为应聘合格者提供髙薪。
红火想也没想便打了中英文两份简历按照公司的地址寄过去。随后她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她似乎对这份工作并不抱太大希望,离开学校已经快一年了,她好像也并不急着找工作,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究竟想要干什么。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电风扇在房间里嗡嗡地摇着头,徒劳地做着无用功,那些热风被它扇过来又扇过去,反而给屋子里增添了一丝躁动不安的情绪。那台电扇的开关坏了,每次红火都要直接拔去插销。她恨恨地拔去插销,又在缠绕的电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心烦的时候她看什么都不顺眼,她甚至都想主动挑衅去找母亲大吵一架,可惜她不在,下楼买菜去了。
红火趴在窗台上听那树上的季鸟叫得好不耐烦。它们咝——咝——咝——每叫一下都好像在说“实在受不了了”,但说归说做归做,它们还是得强打精神忍受着,坚持着,闷热的夏天长得好像永远到不了头似的,连桌椅板凳都热得出了汗,沾都不敢沾,一沾就发粘。床单和席子都是汗津津,地板上泼的水转眼就干。红火大白天像个魂儿似的在房间里四处游荡,无所事事。收音机里有个被压得扁扁的声音在唱《娃娃已长大》:“你好吗?快乐吗?你是否牵挂……”那声音细得快要断掉了似的,过了一会又忽地一声大起来,好像醉鬼走路似的忽东忽西没有一定章法。
母亲像个幽灵似的进门没有一点声音。她的黑色衣裙像袍一样直笼统地一垂到地,走起路来那过长的裙摆便像影子似的罩着她,无论她走到哪儿,那团黑色的影子都在片刻不离地追着她。她身上那种黑色的气息散布到空气里,家里到处都弥漫着涩涩的晦气,使人感到无比压抑。
红火每天呆在家里,从早到晚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笼罩着,无论她呆在哪个角落里,她都能闻到母亲身上那股味道。有时两个人活动在各自的空间里,各干各的,谁也不理谁,一整天都说不上一句话,可红火还是能感觉得到什么。她整日坐在书桌边发呆,有时看见天花板上有个苍蝇在爬,楼下大妈的闲聊声一字不落地传到耳朵里来,书却是一个字也看不到脑子里去。红火妈不让红火做家务,这是从红火高考那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习惯。
“年轻人不能总把时间花在扫地做饭这些琐事上。”
可什么又不是“琐事”呢?其实只要红火呆在家里,思路就总是跟着母亲在厨房、在卫生间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她意识到自己坐在那里留心听着另一间屋子里母亲的一举一动,追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念头。那种“咝啦咝啦”的音是她在用铁网子擦锅子了,那种“哗哗”的冲水声是她在扫厕所。所有的声音都能找到她动作的影子,这种思想的追随甚至比亲自去干还要累。其实她并不想要这样,她知道自己这样很不正常,可她没法克制住自己的想像,思想就像长了翅膀,附着在另一个人身上。她常常想念坟场,在那儿,最起码她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晓军经常不在家,就留她一个人。她可以静静地享受一下午或者整个晚上绝对宁静的一段时光。其实母亲有时也有静的时候,整整两小时不发出一点声响来,静得让人起疑,但是红火就是不能不意识到另外一个人的存在,即使她什么也不干,在那儿呆着,可她还是能看得见她的坐姿或者唉声叹气的样子。她那聋拉下来的愁苦的三角眼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诉说:“唉,两个女儿都不争气。”
有邻居在东城区那家专放文艺类影片的电影院门口撞见红玉,回来那消息便像感冒一样传播开来,红火妈无论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偶尔穿了件新衣出门,坐在门洞口的无聊大妈大婶便要上前“审问”:
“哟,红火她妈,穿这么鲜亮的衣裳,是女儿给买的吧?”
红火妈耷拉着眼皮不说话,像做贼似的专找背阴的地方走,她恨不能把面孔放在竹篮子里提着,再在上面盖上一块布。如果在菜市场她听不相干的人偶然说到“鸡”这个字眼,她的脸会腾地红一下,像是被谁当众打了耳光。
红火从没有在母亲面前谈起过妹妹的事。她不说,她也不问,双方都这么屏着,像是在比赛耐力。紧张的情绪像越积越厚的云,那云层厚得不见天日,雨却始终没下下来。
那天中午红火母女俩各自歪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吨,客厅的电话铃一声紧似一声不容人喘息地响起来。
电话是红玉打来的,问下午她们在不在家,她想回来看看。
红火妈并没有动怒,相反还很和蔼。“你也该回来看看啦,都多久没回来啦?”红火妈神色凝重地放下电话,然后她像个隐形人似的变得悄无声息。她有条不紊地做着各式各样的琐事,抹抹桌子,扫扫灰,扑打扑打晾在阳台上的棉被,动作里带有一些故作的镇静和过了头的平稳,仿佛隐藏着什么故意不让别人看出来似的。
午后的燠热挨过去了,红火懒洋洋地起床到厨房用冷水抹了把脸,看到母亲正蹲在地上“滋啦——”“滋啦——”磨着一把生了锈的菜刀。
“妈,你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磨刀杀鸡,好好招待你妹妹一顿。”
红火看到厨房的桌腿上果然绑着两只翅膀乱扑哒的芦花鸡。母亲朝她使了个眼色,似乎在笑,但仔细一看却又见她并无任何表情,垂着眼皮一下一下在磨刀。红火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她以为母亲当真是在对付那两只活蹦乱跳的小芦花鸡。
红玉回家来的时候红火正好有事出去了。红火近来打听到老G新搬的住处,红火打算上门要账,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老G家搬进“巨富花园”还是春花秋月向她透的消息。她现在的男朋友就住在那一带,据说是个香港导演,在内地有五个情人,春花秋月最小,他就喊她小五。
“他什么都是向我公开的,他告诉我他上海那位叫宝宝,深圳的叫丽丽,广西还有一个叫小于的,北京就是我——小五子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甚至有些卖弄,眼神一飘一飘的似乎在说“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
她拉着红火的手说:“来参观参观我的新居。”然后就带红火走迷宫似地从这一间走到那一间,可以炫耀到的地方都炫耀到了,连浴室和卫生间都走到了。
她的家空空荡荡的,新是新,却显得没什么人味儿。春花秋月却为此感到万分得意:
“怎么样,还可以吧?买这套房子呀,花了他二十多万美元呢。”
她这样一说,言外之意就是她值那样多的钱,弄得红火真有些自惭形秽了,因为她还在为几千块钱人民币争得脸红脖子粗呢。
“我把老G的新地址告诉你,你自己去找他吧。”
春花秋月表情懒懒地喝着咖啡,也给红火倒了一杯,热得烫嘴,红火无论如何也喝不到嘴里去。
红火眼睛盯着自己手里的咖啡杯,那个不锈钢小勺上反射着一束太阳的光芒,很刺眼,又很明亮,红火仿佛从里面看到一丝希望。
红火在另一栋高层公寓的第十五层找到老G。
老G穿着睡衣肿着两眼出来开门,见是红火,眼睛亮了一下,他侧开身体让出一条缝来故意让红火从他身边蹭过去。
老G的家里堆放着一大堆刚刚新买的家用电器、真皮沙发等东西,一大堆包装纸还没有来得及扫出去,就胡乱地堆在墙角里。茶几上摆放着四五个还没打开包装纸的各种电器的遥控器,有控制影碟机的,有控制音响的,有控制电视机的,一副穷人乍富迫不急待急于挥霍的嘴脸。
红火知道那本书的钱她是要不回来了。
电视机开着,频道还没调准,发出咝咝啦啦的声响。那是一台超大屏幕的彩电,声音震耳欲聋。老G调小音量说道:
“红火,你坐呀。”
红火说:“我可不是来串门的。”
“嗬,怎么啦,今天还挺严肃的。”
说着就拉红火在他身边坐下,用手试探性地摸红火披在背上的头发。老G先发制人地说了一大堆做她的书赔了多少多少钱之类的话,恨不得让红火倒找钱给他。
老G顿了顿又说:
“不过,红火,说实在的我还是挺喜欢你的,钱我可以慢慢给你——只要你对我好点——你见到春花秋月了吧?”
红火知道他在暗示什么,她不想再说什么了,用力推开他的手,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
红火回到家的时候红玉已经走了。母亲的黑衣像影子一样移过来,冷不丁问了句:“她不会去死吧?我只用菜刀吓唬了她一下。”红火想起下午母亲在厨房里磨菜刀时那种神情,禁不住浑身上下一阵发冷。
接下来的三天红火转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寻找红玉。红玉住过的地下室里已住进别人,那是刚来北京的一对小夫妻,红火看他们好得那样子心里直发酸。红玉不见了。
电影院去过了。和她经常泡在一起的女孩那儿也去问过了,都说没看见。红火懵懵懂懂地走在街上,被拥挤的人群挤过来又撞过去。这条街上的人都很奇怪,人人手里拎着三两只大黑塑料袋,里面都装得满满的。只有红火一个人手里空着,因此她成了另类,走过她的人都要撞她一下或者用白眼看她。红火再往前走了一段才发现,原来这条街是服装批发市场,服装贩子们正忙着“拿货”,拼拼抢抢打冲锋一样,见她神态举止与众不同,自然容不下她。太阳刺眼极了,晒得沥青马路都快化了。红火眼冒金星地走在太阳底下,心想:做人,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她想起那天她和春花秋月一起去看电影,在地铁站里见到的那个跳下站台的女人,她一定也是把这一切都看穿了吧?
红火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一天,又渴又累,连个红玉的影儿都没找到。她停下来在一家牛肉面小店里吃面,三块钱一个小铁牌,把铁牌伸进窗口然后坐下来等着。有个脸色铁黑的家伙过来跟她搭讪,他眼睛亮晶晶的,眉毛一动一动像是他的惯用武器。
红火埋头吃面,把那个眉毛带钩的家伙撇在一边。
他也端了一碗面在她对面坐下来。全屋子的人都在呼噜呼噜埋头吃面,各自想着心事。
吃完面从小店出来,天还没有完全黑,路灯已经亮来了。骑车的路人都在拚命用力往前蹬,想在天黑前赶回家,红火见电车从身边开过来,停下了。她看也不看站牌就跳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