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狂季节

第十二章

　　我们是人的梦，是一些流浪的幻影穿越虚幻的树林，而这些树是我们的房子、居所、观念、理想以及哲学。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

　　春节前红火呼过一回左晓军，他没马上回电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不论在哪儿，只要红火一呼他，他准回电话而且很快。那天红火在电话里同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一天到晚没事干就等着人家呼你呀？左晓军说，那不，要看谁呼的电话了，你呼我，我敢不回吗？话里话外都是那份特殊的捻熟和亲切，好像他们俩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这句话红火一直记着，而且裹了一层糖衣存放在记忆里。今天他不回电话，红火心里忽然有些受不了了，“他终于想要摆脱我了。”这想法像一根钝拙的小针，一下一下在红火的心上刺着。要是索性一下子刺出血来也倒好，可那是一根已经生了锈的小针，那种疼痛是缓慢的，不见血的。

　　红火穿着拖鞋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走来走去。下午一两点钟的光景，全家人都在午睡，静得好像午夜里的那种感觉。电话机放在窗户旁边的一只木几上，螺圈形的电话线一圈一圈被拉长了从上面垂下来，红火走过来的时候那电话线的影子就罩在了她的脚面上，她把脚移开一点，转过身又往相反的方向走。鞋子和水泥地板之间发出单调重复的“咯啦啦、咯啦啦”的声响。晓军始终没回电话，红火便一直被左晓军的CALL机牵着，想他可能会去哪儿？会不会出什么事了？这些怪念头就像出水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自动往外冒，折磨了她整整一下午，人都快要虚脱了一般，谁知吃晚饭时，一家人都刚拿起筷子，电话铃倒又出人意料地响起来了。

　　“喂，红火，你猜我是谁？”

　　红火一下子就听出是左晓军的声音，心想着这家伙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便没头没脑地把他臭骂了一顿。

　　晓军不响，在电话里一直听得很虚心，间或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他在听，等红火骂够了，他才不紧不慢地来了句“真对不起，今天出去我没带呼机。”轻轻一笔就把这一切给一笔勾销了，让红火倒抽一口凉气。

　　“晚上出来吃饭怎么样？我想咱们那件事也不能再拖了。”

　　“什么拖不拖的，明天就去离。”

　　“你出来，我在坟场等你。”

　　他语气果断地挂上电话。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

　　红火拿了大衣往门外走的时候，听见母亲追出家门来叫她的名字，她硬是没理。她知道她母亲的意思。父母这次合好，实际上只不过是貌合神离。分开近二十年了，怎么可能再合得来呢？父母亲都分别找红火谈过。父亲说我之所以想在北京留下来完全是为了小玉，我相信她的才华，她是有才华的。母亲却撇着嘴说谁相信他的谎话？“为了女儿的前途”，这句话说起来倒好听，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是想来刮我的钱的。”

　　她压低嗓门好像隔墙有耳似的。红火觉得耳根子一阵发热。

　　“你爸爸带着红玉，现在吃我的住我的，一个子儿不交，你知道我现在一个月的开销有多大？”

　　她用眼睛瞪着红火，好像这一切责任全部都该由红火来负似的。红火不只一次地对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爸吧？一家人算那么清楚就没意思了。”

　　“哟，你倒大方呀？就你每月交的那几个伙食费够维持这一大家子人吗？一个个都跟嘴皮子上抹了蜜似的，捡好听的说谁不会呀？钱呢？拿钱来呀！你现在没了工作又在闹离婚，我养你两天倒也说得过去，反正到时候你把钱还给我就是了，可他们两个凭什么住在我家白吃我的饭呢？”颠来倒去就这么几句，听得红火耳朵里恨不得能长出个小门来关上才好。

　　红火在楼下打了辆“面的”往坟场赶，“面的”里正放着一首“我会活得长一些，假如你不结婚的话”的英文歌，红火想听着这首歌去离婚，倒是很有意思的事。

　　坟场的月亮依旧很好，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红火离得很远就看见自己家里的那盏灯亮了，红火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到这种景象了，便停住脚站在黑暗里看那灯光。

　　门自动开了。红火以为是风，可是不是的。左晓军在门口，他逆光站着，铜像似的看不清眉眼来，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坚硬而黑的一团。红火想自己也许从来就没进人过他内心，他有他的那一套，这就是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

　　那晚的谈话内容有些严肃，谈过那些正事之后，红火忽然说：“晓军，你陪我下盘棋吧？”红火找出一红一绿两个棋子，摆在那地形颇为复杂的棋盘上，抬头看了他一眼，说：

　　“还按咱们的老规矩，我红你绿。”

　　左晓军也看了她一眼，然后开始走棋。

　　“红火，我觉得咱俩怎么一在一起就又跟过日子似的？”他的绿子走得很快，已经连连跳过沼泽和“危险地带”，没走几步就已遥遥领先了。而红火的红子则一步走错步步都不顺，每一回都是眼看要有大的变革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退回原位。

　　“你赢了。”

　　红火不想把这场游戏再进行下去。勉强操作也没有太大意义。就在这时，开着的电视机里传来一则消息，这条消息使红火和左晓军都像是遭雷击了一般木在那里，两个棋子一前一后坠落在地，骨碌碌地滚到床脚下的阴影里去。

　　电视节目里那个“徒步走中国”的男人，竟是两年前学校里失踪的那个仝博士。两年没有他的音讯，这次得到的却是他的死讯。电视上用黑底白字配以“嘎啦、嘎啦”冷静而又无情的电脑键盘声，好像一个冷面的键盘杀手拿着刀子在割仝博士的肉。

　　“这是电子游戏吗？”红火惊慌地掩住嘴问。

　　“不，电子游戏不杀真人。”屏幕上的蓝光一闪一闪地镀在左晓军脸上，使他看上去像个没有表情的机器人。红火知道左晓军对电子游戏非常在行。对玩的事他样样在行。

　　“他怎么死了？”红火说，“开大点声音听听他是怎么死的？”

　　“死因不详。死亡时间不详。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风沙埋了一大半了，据说死时一丝不挂，不知是因为炎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左晓军说着按了下电视机左下角的方形按钮，电视上的图像倏地缩成白亮发绿的一个亮点，然后又很快像挥发了那样把那最后一点光亮蒸发到空气里去了。

　　仝博士以及他的“裸死”统统在这间屋子里消失了。红火蹲在地上找棋子。

　　“看什么值钱你就拿吧。”左晓军说，“反正我不打算再成家了。有些东西也许你用得着。”

　　“我就想要这副棋，没有你我可以和红玉一起玩。”红火偏着头，蹲在那儿把手伸到床底下胡乱摸索着说，“刚才我明明看见棋子掉这底下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算了，别找了，等哪天我给你买副新的。”

　　“不，我就要我原来那副。”

　　结果只找到一颗红子儿，绿的那一颗翻遍整个房间的角角落落都没找到。红火翻到不少她过去钟爱的小物件，钮扣啦、发卡啦、小钥匙片啦，惟独不见那只颗暗绿色的小棋子。

　　离婚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鞭炮声响得红火都快疯了。那些炸籽似的鞭炮每一下都像是在炸红火的心，外面每响一下红火的心便会猛地收紧一下，好像胸腔里有一个不锈钢的心脏起博器在那儿不停地工作着似的。

　　红火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在想什么。家里来了几个外地亲戚，叽里哇啦说着一口在红火听来完全不可思议的南方话。电视一直都是开着的，音量开得很大，开电视的人把电视一开人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电视机前始终没有观众。小孩子们从这间屋窜到那间屋，不时和迎面走过来的大人撞上一下。三间屋都住得满满的，连不大的门厅里都摆上了一张简易行军床。

　　红火觉得很不适应，她的那本书只译了一半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头脑里满当当地搅着那些词，什么“隐意”、“显意”、“强迫观念”、“妄想病”，这些词中英文交叉着总在脑袋里跳。她当初答应书商老G译这本书纯粹是为了那笔不大不小的稿费。当时她还是个有家的人，现在想想挣钱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有一天傍晚红火从外面回家，一进门便看见自己屋里飘着一地的小飞机。那个亲戚的孩子还在自己桌上继续撕着稿纸。红火当时表现得很冷静，她并没有打骂那孩子，而是心平气和地指着门让那孩子出去。那孩子一看情形不对，便带上门走了，留下一地的纸飞机。

　　红火从地上捡起一个拿在手里细细地看，见上面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看上去竟有些不像自己的笔体了。她张开嘴在飞机的头部哈了一口哈气，然后嗖地一下把它飞快而笔直地扔了出去。纸飞机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悄无声息地落在刚刚进门的母亲的脚边。

　　一切努力都是白费，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红火看着一地的纸飞机，忽然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她觉得人生就像在电脑上打文章，不吃不喝干了一整天，最后按错一个键，屏幕上一个字不剩“哗啦”一下就全完了。就这么简单，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年夜饭搞得很丰盛，正是由于太丰盛了，一些菜不得不在下午两点就摆上桌了，那盘松花蛋显然已经有些变硬了，好像一盘黑而硬的胶皮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烤鸡的颜色过于猩红了，看上去好像塑料的一样令人没有味口。鱼和虾也放冷了，一盘盘干硬的动物尸体映着满桌人青白的面孔，像鬼影一样在红火眼前晃来晃去。红火觉得自己像局外人一样生活在这个家里，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与自己无关似的。

　　红火弄了一些酒到自己房间里去喝，她很想把自己灌醉，可不知怎么却偏偏越喝越清醒。玻璃上映着红一簇绿一簇的火，全家人都下楼去放花炮去了。电视机里出现了节目主持人激动得有些变了调的声音：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在新的一年里——”

　　红火“啪”地关掉电视，穿着拖鞋踏啦踏啦回屋去睡觉。她躺在被窝里迷迷糊糊一直听到有人在说“挣钱”、“挣钱”什么的，可惜她实在困得睁不开眼，无法看清母亲那张真实的脸。

　　红火没想到离开学校后工作那么难找。她现在吃住都在家里，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父亲也因为钱的事和母亲吵翻丢下红玉一个人回了上海。红玉因恋着北京这个“大舞台”始终不肯回去，但她很少在家里呆着，不过午夜十二点甭想在家里见到她的影儿。

　　“外面坏人多得很……”

　　这类话红玉是绝对不要听的。不等母亲说完她便把话头截回去了：“是呀，你倒是一辈子呆在家里没有遇到坏人，可又有什么用呢？我总不能把青春都耗在这套不起眼的三室一厅的旧房子里吧？我还想开奔驰住别墅环游世界呢。”

　　母亲无言以对，只好由着她去折腾。红火一天到晚在家里呆着，懒懒散散无所事事的样子，这下红火妈就像好枪手找到猎物那般狂喜，她的精神头一下子就来了。

　　“红火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成天这么闲着算怎么回事？”

　　“该出去跑跑就得出去跑跑了。你不出去找工作，工作还能跑来自动找你不成？”

　　在红火的印象中她总是逆光而立，面部五官看不太清楚。她声音尖利刺耳，像一块四棱八面的玻璃碴子，走哪儿刮那儿。红火感觉自己已被她刮得心脏上起了老茧，别人是百孔千疮，她却是整个的一个大窟窿。坟场学校那个环境她呆不下去，家里这个环境她也呆不下去。“哪儿都没劲！”她在电话里跟春花秋月聊天，左一个没劲右一个没劲。春花秋月在跟她第八任男友分手之后，目前还没找到下家，按她自己的话说叫做暂时性失业，因此她在电话里也很“没劲”，红火就说不如你过来聊聊。

　　春节刚过，天气好起来了。有一轮淡黄色的太阳毛绒绒地挂在天上，街上的积雪被汽车轮胎压出污黑的形状好看的花纹来，路边的屋沿上都静静地挂着薄雪，那些打扮得红红绿绿的商店正在开门，年轻的店员头戴船形帽浮肿着两眼显然春节这几天没睡好。春花秋月走在街上，她身穿浅米色薄呢大衣，下面是一条深骆色的长裤，脚下是一双细跟细脖的肉粉色的长皮靴。现在细跟鞋不大有人穿了，都嫌麻烦，取而代之的是粗跟鞋和平底短靴。但春花秋月不怕麻烦，她生怕穿得不好别人轻看了她，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人看她，关键是她心里太看重她自己了。“我不能让人家把我看成乡下人呀。”她心里总这样嘀咕说。

　　“我们家小保姆来打扫卫生还化着妆。”

　　有一次红火无意间说的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春花秋月，她想有朝一日她一定要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这话像火柴棍一样时时梗在她心里，动一下就痛一下。这种要成为人上人的决心是春花秋月在京城闯荡的能量的来源。有时候她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装上电池的机器人，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

　　春花秋月走进红火房间的时候，看到红火正坐在窗口结毛线。挂着的窗纱有些长了，软软堆在她脚边。她手里正织着一只大红色的毛线手套，一根弯弯曲曲的红线有空中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扭动着。她手边放着的小收音机里有一点声响，但音量不是很大，仿佛是怕破坏了这种宁和温文的气氛似的。收音机上有米粒大小的两个小红灯，在日光的照射下显得有些暗淡，是那种浅粉红色的，带着点不真实的梦幻感。

　　红火穿了件大鸡心领的白毛背心，背心上稀稀朗朗有一些深色波纹。头发松松垮垮地用橡皮筋扎在两边，弯弓形的眉毛好像画出来的一样好看。

　　“红火，我要是你就好了。真想和你换换呀。”春花秋月脱掉大衣和靴子。一张脸冻得有些发紫。“你有家，好歹总有个住的地方吧？不像我，风光起来住星级饭店，倒霉起来就得到大街上去睡了。”

　　红火替她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两人面对面坐在窗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春花秋月说上回聚会老G还问起你呢？你那部书到底译得怎么样了？又说那个笔名叫“胡说八道”的人前两天出事了，他写的新闻与事实不符，人家正跟他打官司呢。你还记得那个笔名叫“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的诗人吗？他上个月出国了。另外还有人自杀了，有人走了好运获奖了，有人结婚了，有人离婚了……

　　“那么，你下一步如何打算？”红火问春花秋月。

　　春花秋月耸耸肩，“我？我能干什么？还不是得靠男人。哪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没有个强有力的男人在那儿戳着？我们现在要的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要站在男人的肩膀上往前走。唉，男人呀，男人们都是些既可恨又可爱的家伙。”

　　听口气男人在她眼里都是些敖敖待哺的小家伙似的。她们说着话，总有人接连不断地呼她，可见她在朋友们中间呼风唤雨的领袖地位。“唉，我他妈的都快忙死了！”她回完最后一个呼机，仰面朝天瘫在椅子上说。

　　春花秋月每回见到红火，都要把满肚子的计划好像变魔术似地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抛。她没有别的兴趣，她就是一心一意想要“干事业”。什么事都想试一试，什么菜都想夹一筷子尝一尝。就这么东一锒头西一棒子地忙了五年，除电话簿上多了一大堆人名、电话号码、CALL机号、手机号、住宅公寓号之外，别的什么也没留下。

　　“我不知道我最终想要的是什么？一个安安稳稳的好男人？一个家？一套房子？似乎都不是。其实我来北京的目的就是想出名，我羡慕写小说的人，其实我的生活经历够写好几本书了，可惜我没时间写，我得写那些明星们的花边新闻挣钱糊口。等哪天我老了，干不动了，回老家的时候总得带点钱回去呀。”她喝了口茶水抿了一下嘴继续说：“我现在正念一个英语口语班，每周五晚上去上课，每天晚上还要在灯下听读一小时。我深知机会是为有所准备的人准备的，也许有一天我会到深圳找工作，要不然就去上海浦东看看。前几天有人问我可以通过劳务输出把我办到新加坡去问我去不去，我回话说让我考虑考虑。其实这也说不定是个机会呢，但我想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可以选择的机会太多了，人反而昏了头。要是在我们家乡，能进厂当个工人已经很满足了。”

　　红火织着绒线小手套，小拇指一勾一勾地挑着线。日光在她脸上涂着很均匀的颜色，她的长头发从脸的两侧自然纷披下来，薄薄的唇红淡得几乎看不出来。她虽然离了婚，但看上去还像个未出嫁的女孩子的样儿。跟春花秋月的经历比起来，她的经历简单得就像儿童简笔画。

　　“你毕竟在北京还有个家呢，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不管怎么说可以回家，我呢？我靠谁去？那些男人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目的一达到就撒手不要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春花秋月在这里顿了顿，好像特别强调似地接着说，“所以我们女人得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不会服输的，我还要在京城继续闯荡下去。”

　　红火觉得春花秋月就像一个颜色正在一点点脱落的瓷花瓶，早晚有一天会被人失手打碎的。她所遇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不如说是一个比一个糟糕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