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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

  ——徐坤《呓语》

  关于“东方好莱坞”的传说是近几年才兴起来的。这“好莱坞”指的并不是一座影城,而是指北京这座城市。“好莱坞”只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象征着机会、奇遇、天才得到认可、一夜成名等等神奇的字眼。这些字眼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对有野心的年轻人构成危险的诱惑。他们有的抛妻别子,有的辞掉工作,有的卖掉家产,有的离家出走——他们来到北京之前有着各自的生存背景,或好或坏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然而一到北京他们就无一例外地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追梦者”。

  红火的妹妹红玉就是这样一个从南方来的追梦者。

  红玉的到来使得红火和她母亲都很意外,都以为她是跟他父亲赌气卖张车票就到北京来的。然而不是,红玉说她是有备而来的,准备在北京住下去进军北京歌坛。她说她曾在上海得过唱歌二等奖,一问才知道是区一级的比赛。红火告诉妹妹北京可是歌手如云的地方,要想混这碗饭趁早死了心。

  谁知红玉却对姐姐这番陈词烂调根本听也不要听。她说家里要是容不下我,我走,我找地方去住。母亲听她这么一说,倒也心软下来,就忙着去翻找被褥,红玉很快脸上露出得胜的笑来,就只那么一闪,随后倏地一下就不见了。她生就一张变化多端扮什么像什么的脸,她的美是那种过分标致了反倒给人留不下太深印象的美,但她的的确确是个美人。这大概就是红火对她有些敌意的原因,她有点嫉妒吧,连她自己也弄不清,这嫉妒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不管怎么说,红火觉得自己凭空多了这样一个妹妹还是挺不错的,因此这阵子无论上哪儿都总要带上她。

  红玉对北京的印象并不算太好,银街上的衣服她一件也看不上。她的心高到天上去了,开奔驰住别墅,这才是她未来的理想。

  姐姐红火想,要想实现理想就得先打通门路,而打通门路的第一步就得先带她去认识一些人。而这一步一步具体实施起来将是怎样的繁杂和不容易啊。

  妹妹红玉想,那么多歌星都在北京唱红了,我怎么就唱不红?成功太容易了,说不定就在一夜之间呢。

  姐妹俩各有各的心事,目标却是一致的,于是她俩就开始行动了。第一站就是白庄。白庄住着四种人:画家、歌手、流浪艺人、诗人。大都是梦想成名但是暂且还未成名那路人。有不少画商、经纪人、制片人出没于这里,有时会有意外收获。

  唱片公司大都乐意推出新人,给年轻人树立一些新偶像。但是红玉却没有这个运气,她在这里东闯西闯,连一个唱片公司老板都没碰上,碰上的尽是些穷困潦倒总走霉运不停地抱怨的人。看到这些人,你会充满疑虑地想起有关“东方好莱坞”的传说是不是真的。

  四川来的替身演员皮皮在白庄已经呆了三年了,他是住在白庄的艺人中比较乐观的一位。他说在北京呆着挺好的,只要有事干有戏拍就成。他所谓的拍戏都是给别人当替身,比如说撞车啦,从高处跳下啦,挨人一顿揍什么的。总之都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比较危险的动作,皮皮说他不怕死,他的偶像是香港的成龙。

  “别看我现在当不了主角,将来的事——嘿,很难说哩!”

  他说着一口川味的普通话,对红火姐妹俩侃侃而谈。妹妹红玉早就听得不耐烦了,一次次地抬起手腕看表,又不时地朝窗子外面的土路上张望,有两只小麻雀一蹦一蹦地在那条小路上相互追逐着,并且叽叽哝哝地说着话。红玉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小麻雀在说,我要飞起来了,比所有的大鸟飞得还要高。另一个却说,咱们还是实际一点吧,冬天快要来了呀。红玉抿住嘴暗中一笑,她想自己要做一只聪明的鸟。

  皮皮说他原先在四川的时候有一家经营得挺不错的小饭馆,为来北京他把那家饭馆给卖了,他媳妇和他们全家全都不支持他来北京。“去那里干啥子嘛,在家里日子过得好好的。”他用四川话讲,“他们都说我是疯掉了,疯就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把餐馆卖了我就来了。”

  他说他就是喜欢电影这个奇妙的圈子,感觉真是好极了,就是跑龙套他也愿意。他看上去个子小小的,身材像个还没发育成熟的中学生,实际上他已经有三十五岁了。红火有些怆然地想,摸爬滚打的他还能踢腾几年呢?

  陪着聊了这许多家常话,红火这才绕到正题上去,她问皮皮能不能帮她妹妹介绍个“圈里的”名人,越有名越好的。皮皮想了想就说,白四朵怎么样?我跟她倒是有些交情的。

  提起白四朵红火倒又想起自由撰稿人春花秋月来了,她想这阵子怎么把她给忘了?要说门路的话兴许她比眼前这个皮皮还要多呢。但她没做声,任由这个替身演员夸夸其谈。白四朵是从八十年代初一直红到现在的老演员了,她的事迹其实是路人皆知的,可皮皮还是要没完没了地车轱辘话来回说,说她以前是个拉二胡的,后来又怎么改行演上了电影,再后来又当歌星,又写自传。她的那点事小报上都登过几百遍了,可皮皮还是当成新闻似的唠唠叨叨没个完。最后他才说到正题上来,他说白四朵不喜欢有人到她家里去找她,不过她倒是经常到白庄来,有一帮年轻人在搞新剧种请她当顾问。红火问她到底什么时候能来,皮皮说这说不准。

  又过了几天,红火和红玉再去白庄,正赶上那伙年轻人在白庄小酒馆里排演行为剧。行为剧就是他们所创的新剧种,是美术、戏剧还有音乐三合一的东西,表现手法怪异多变,时而寂静无声,时而喧腾哄闹。红火他们进去的时候戏中的所有人物都是被红绳子紧紧捆绑着的,那种扭花纹路十分明显的粗麻绳被染成鲜极了的红色,红色是突出而明显的,特别是被用在那些做雕塑状的黑衣人身上,显得醒目而又喻意深刻。捆绑的方法极有讲究,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五花大绑,而是各有各的绑法。还有两个人三个人连在一起绑的。他们像雕塑一样先是立住不动,灯光师大显身手,光和影都很是令人炫目。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地动起来,他们扭动身体,有单调叫喊的声音。后来红火渐渐看出,那是一个表现捆绑与挣脱主题的戏,还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她想起她和左晓军那一段来,禁不住有些感慨。

  红玉却对这种乱七八糟的行为剧全然不能领悟。她在人群里四处张望着,看看有没有像白四朵那样的熟面孔出现。红玉现在已经把白四朵看成是大救星一样的人物了,她想只要被白四朵这样有名的人认可,然后带她进人他们那个圈子,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出名了。白四朵已经老了,而她还年轻,谁能料到几年以后她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红火眼里看红玉,觉得她本身就像一出行为剧。“别找了,她没来。”人群哄闹起来了,背景音乐也变得嘈杂纷乱,好像收音机拧错了频道,一会儿是国际新闻,一会儿是京剧锣鼓,一会儿又是单调重复着的倒车的声音:“注意——倒车——注意——倒车——注意——”。那所有的声音混合成一幅庸常人生的日常生活。

  一个诗人走上台去,高声朗颂着他的朦胧诗。那木桶里的海水眉毛一样的月亮还没来得及细细展开,就被摇滚乐的声音一个大浪头打下去了,那激越的声音淹没了一切,像气势汹汹的洪水,人们在洪水中尽情渲泻强烈的、矛盾的、异常冲动的情感,此时此刻台上台下已混乱成一片,分不清演员还是观众,到此为止几乎没有戏剧的成分在里面了,完全成为一场即兴表演。

  那天红火和红玉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结果,想见的人没见到,脑子里倒像是被什么东西搅了一搅,乱得嗡嗡直叫。一闭上眼睛就是乱纷纷的场面在旋转,光与影,绳索与黑衣,温文的音乐与声嘶力竭喊叫着的人。凌晨,红火姐妹刚刚入睡,就听到楼下汽车自动提示倒车的声音:

  “注意——倒车——注意——倒车——”

  那声音在凌晨寂静空旷的街道迂回穿行,声音清冽而又生硬,一遍又一遍地机械重复——明明是人的声音,却又不像是人声。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的故事。

  第二天一睁眼红火就想起该给春花秋月打个电话,兴许她那里有什么门路呢。红火现在的状态是人病乱投医,东撞西撞的,事情刚刚开了个头,就觉得异常疲倦,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头脑里乱轰轰的一点把握都没有。红玉趴在床上睡大觉,看她安详的睡姿就知道她睡得很好。净等得天上掉馅饼,当然睡得好。

  红火起床后先呼了春花秋月,再去刷牙洗脸,在她下楼去买早点的时候,电话来了,因为吵了红玉的睡眠,红玉大发脾气,抓起电话来呜哝呜哝连自己也不知到底说了些什么。红火对妹妹这种盛气凌人的架式很不满意,心想她人还没红起来,架子倒已经不小了,这将来有点本事了可怎么得了。两人吵吵闹闹地呛了几句,好容易再跟春花秋月联系上了,这才别别扭扭地出了门。

  星期天的上午公共汽车很难坐。街道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北京人和外地人。这些人平常仿佛都在什么地方躲着的,一到星期天就一小股一小股地冒出来了。所有的小街和胡同都像大河的支流一样,曲曲折折地延伸到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这些从角角落落走出来的人们越聚越多汇集到了宽阔的大街上,这时候北京的马路就显得有些窄了,磕头碰脑的全是人,仿佛稍一抬脚就会踩到别人脚上去似的。街上的人你挤我我挤你谁都容不下谁,街口的红绿灯闪闪烁烁忙着变换着颜色,各种车辆心跳气喘地堵在十字路口,司机焦急地从车窗内往外探着头。

  挤公共汽车也是一件让人很狼狈的事情,上车的人都以冲锋陷阵的态度来对待车上的位子,毫不含糊的。红火和红玉怕被人挤皱了身上的衣服,就一下一下地躲着,结果等所有的人都上去了,车门就关了。就这样她们错过了一辆又一辆车,直到中午才到了春花秋月现在住的地方。

  春花秋月现在和一个皮鞋贩子住在一起,住的地方要比从前小多了。红火已经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外地来京城闯天下的女子的“天下”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但她自己并不觉得,每次见面她的精神都显得异常亢奋,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她说她要采访某某部长,要和某某政府要员长谈一下,她说她给报纸副刊写的那个影星系列她不打算做了,她要做大文章。她说活到快三十了她才发现自己的才能不在写新闻稿上,她说她将来兴许要从政。她越说越来劲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她的口水像她那些狂妄想法一样多得直往外冒,她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她的思维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刹不了车似的。红火在一旁听着暗想,总有一天她那绷得紧紧的缰绳会断的。

  等到春花秋月好容易说累了,红火这才见缝插针问起能不能帮忙引见一下影星白四朵的事。“嗨,原来你们是为这事来的呀,怎么不早说?”她一边嗔怪红火一边顺手抄起手边的电话就打,那动作好像在说你瞧我打大明星家的电话比打自个儿家的还熟呢。她染着红指甲的手指在拨点盘上一弹一弹飞快地点着,她把电话放在下巴与肩膀之间,微微偏过头来夹着,眼睛翻向一边好像走神了似的等着电话那端的反应,片刻,她说:“她那边怎么总占线?咱们不如打的过去一趟得了。”于是三人就下楼“打车”。马路两边的书摊上悬挂着一排排用美人头做封面的休闲杂志、美容杂志和电影画报。其中一本杂志的封面用的是白四朵的照片,她看上去星味儿十足。由于年龄大了,头发反而削成那种短短的类似于“男孩头”的发型,这样可以看上去减小几岁。她笑得是那样纯真无邪,无忧无虑,红火想她真是一个一帆风顺要什么有什么的幸运女人。

  可是,几分钟之后红火看到的却是另一个白四朵。

  她们走进去的时候,有个没头发没眉毛的干枯女人正坐在镜前拔鼻毛。她的手抖抖的,手里的小镜子在她脸上打着一道奇异的白光,使她看上去有点像白骨露在外面似的。她用牙齿紧绷着上嘴唇,好使她那滋出一根长毛来的鼻孔稍微拉长一点,使她手里那把发抖的剪刀不至于剪着肉。她已经到了该有毛发的地方不长毛,不该长的地方偏又滋出来的年龄了。

  白四朵发现有人进来看到了她,顿时火冒三丈,冲着春花秋月沙哑着嗓子吼道:“你怎么把生人带进来了?还不快点带她们出去!”

  红玉抢先一步夺门而逃。她们在另一间屋子里大约等了一刻钟左右,另一个白四朵出现了,她已套上了画报上那个可爱无比的小男孩式样的假发套,睫毛是忽扇忽扇长得可以扇风的那一种,眉毛细细弯弯虽然是画上去的可是却很好看。耳垂上挂了两串银亮亮的链式耳环,一切都是那么无懈可击。红火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次谈话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她们被白四朵客客气气地扫地出门之后,红火对妹妹道:“哼,当明星有什么好。”

  红玉一路上都没做声,回到家中却莫明其妙地哭了一场。又过了两天,那个陌生的父亲从上海赶来看红玉,家中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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