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狂季节

第九章

　　她就站在那里，想象着是自己在那些千年岩石间游来游去，阳光照着，她是一条没有影子的鱼。

　　——残雪《重叠》

　　红火每天坐在窗前译稿的时候，左晓军就在窗外那片有太阳的空地上遛狗。红火一字一句地写，左晓军来回来去地走，一上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两人到饭堂去吃饭的时候也是各拿各的碗，各走各的路，有时迎面碰见了，相互看看，好像陌路人一般眼神里带着冷冰冰的表情。

　　那本著作红火译得极其用心，她想这是自己第一本书，以后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这是一本析梦的书，其中涉及的病态心理现象如歇斯底里性恐惧、强迫性思维、妄想症等都比一般带有故事情节的小说更能吸引红火。红火深入进去之后才发现，书里的许多事情仿佛都是在说自己，有的事是在说自己的母亲。总之书中所讲述的一切事情她都可以在自己的身边找到影子，这就使得译书的工作不再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情，大量的英文字母把她的时间和头脑填得满满的。

　　这些日子左晓军经常出门找他那帮哥们去玩。红火倒也乐得让他出去走走，自己好一个人在家清静清静。

　　“别喝醉了就成。”红火现在对丈夫放宽要求了，她现在才算想明白，与其把心思放在与左晓军闹别扭上，不如自己搞点名堂出来合算。她和左晓军一句来一句去吵了不知多少个回合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什么结果也没有。该没钱还是没钱，该没房子还是没房子，人家该不评你职称还是不评你职称，全都做的是无用功。

　　红火现在把兴趣转移到别的地方，看丈夫也比从前顺眼了许多，想想左晓军除了没钱外别的方面也算说得过去。

　　“哎，那你早点回来啊！”

　　红火冲着他的背影喊，然后就听到他的摩托车的声音一下子就走远了。

　　左晓军那辆黑摩托是管朋友借的，红火搞不清那到底是汤勇的还是范维的。除了女人他们之间什么都换，有的时候连女人也换，春花秋月以前不是范维的女朋友吗？想想春花秋月还算够朋友，给她介绍了书商老G，要不然就算她红火有兴趣搞点翻译，译出来的书也未必有人肯出呀。现在出本书挺不容易的，特别是学术性著作，印数上不去，一般出版社都不爱接，政教室的老田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老田是政教室的老教员了，一生未娶，专心著书立说。他用十年时间完成一部三十万字的专著《双重复合物》，讲述人类在性格中的一种普遍逆反与对称，力量与软弱、伟大与渺小、狂妄与自卑，等等。老田的书学校里谁也没读过，因为老田在他的书还没出版前他就死了，是车祸。老田是和他写的那本书一起化为灰烬的，这样比较好，可以安心了，只是他的思想不会在这世上流传下去了，他的精神和他的肉体一起消失，这样也好，倒也干净。

　　老田一向是个谨慎得要命的男人，老田出门前总是要细细地察看车铃，车闸，车带，车锁，没有比他更精细的男人了。

　　“如今街面上可真乱，出门可得小心着点。”

　　他一边在平房前那片空地上拾掇他那辆宝贝自行车，一边叨叨咕咕地说。

　　老田那辆自行车是一辆老式28吋飞鸽牌自行车，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骑这辆车。他的那辆车在当时是紧俏一时的名牌自行车，需凭票供应。老田是托了过硬的关系才从外地买到托运回北京的，中间费了不少周折。所以他一直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他的自行车，车子骑了这么多年了，可还跟新的一样。

　　老田动不动就爱坐在平房前面那片空地上擦车，这儿抠抠那儿弄弄，小搬手、小钳子什么的明晃晃地摊了一地，像一堆碎银子似的。旁边放着盆擦车用的水，那水是用一个有点儿掉瓷了的白脸盆盛着的，里面倒映着一个毛绒绒的有点褪了色的太阳的倒影。

　　“出门骑慢点儿，现在外面车祸不断。”

　　老田告诫那些毛里毛躁把车骑得飞快的小青年。

　　红火有时坐在窗前看书，隔着窗子看他忙碌。他总是显得很忙碌。他戴一副大得与他那狭长的面孔极不相称的黑框眼镜。那个黑框仿佛是他命中注定的一种结局，后来红火在火葬场的遗体告别室看到老田的遗像时就一直这么想。

　　那天老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胡子刮得溜光，衬衣洗得雪白，眼镜上反射着两朵刺目并且耀眼的高光点。他像一个新人一样出现在人们面前，他吹着口哨（他从来不会吹口哨）擦他那辆破车，他卷起袖子来干得很带劲。

　　“唷嗬，田老师，起得够早的呀！”

　　左晓军端着漱口杯弯腰弓背正在门口那片空地上刷牙，看到老田情绪不错就同他搭了一句。老方凑过来贴近左晓军的耳根仿佛有什么军事机密似地压低嗓门小声说：“上出版社送稿子去，我的那部《双重复合物》就在我的人造革包里。”

　　这句话左晓军已经在校长的追问下重复过一百遍了。

　　“上出版社送稿子去……”

　　他像校长再三追问：“真的只说了这一句，没说别的？”

　　老田走那天把车擦得极干净，他把每一颗螺钉都拧得紧紧的。“再见了。”最后他用沙哑而又古怪的低音来同他告别，也是贴近他的耳根，左晓军感觉到了他口中的热气，略嫌厌恶地稍稍偏了偏头。

　　老田死后的某一天夜里，左晓军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红火红火我想起来了，”他抓住红火的一条胳膊用力摇晃着说，“我终于想起来了，老田死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了。”

　　“这正是校长所要的。他们想证明他是自杀，司机一口咬定，说是他自己骑车撞上来的。”红火双目紧闭，像是在说梦话。左晓军这才醒过梦来，明白校长再三追究追问他的用意。

　　撞死老田的是一辆满载钢材的黄河大卡。钢的坚硬和肉体的柔软一下子较量出来了，无须多说。据说当时老田人造革包里的手稿像雪片一样飞出包外，在出版社门口那条窄路上漫天飞舞着，最后一片片地盖下来，盖在老田的身上，不动了。

　　“这个人是来寻死的。”

　　卡车司机坚持这样说：

　　“我在这条路上正常行驶，他迎面向我冲过来，那条路又窄，我这么大的车怎么躲得开？”

　　左晓军却一再坚持说：

　　“这是一场车祸。”

　　学校里其他儿个老师也都附和说：

　　“肯定是场车祸。”

　　学校里的老师将这件事议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平时都了解老田的为人，他是那么谨小慎微的一个人，谨慎得都有些过分了，像他这么小心翼翼的人怎么可能自杀呢？

　　“怎么不可能自杀？”卡车司机理直气壮地说：“越是像他这种小心谨慎的人就越容易觉得活着没意思。他朝我撞过来我躲都躲不及，怎么倒成了我的错啦？”

　　大家又同他争辩道：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他刚刚完成了一部学术专注，为此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如果他真是像你说的那样打算一头撞死的话，那他还何必辛辛苦苦地著书立说呢？”

　　双方争执不下，一直没有定论，事情也就不明不白地过去了。至于老田的那堆散乱书稿，由于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出这样赔钱的书，被他妹妹拿回去投进灶火里一把火烧了。

　　红火一直在想老田死时他的手稿一片一片从空中落下来时的情景，与老田这种一辈子也出不了一本书的人比起来，红火觉得自己已经算相当幸运的了。译稿正在一天天加厚，红火像麦田里的农民眼看着地里的庄稼一天天拔节长高一样，内心充满喜悦。

　　红火想翻译别人的作品就算挣钱不多，但也算有点正经事做。如今这年月连春花秋月这样的识字不多的人都在做文化、炒新闻，自己怎么能被屏蔽在一切热闹之外呢？

　　春花秋月近来和红火打得火热，一天一个电话地打过来，好像在闹恋爱。她那边可倒好，汤勇家舒舒服服的大房子住着，往床上一歪，哇啦哇啦一聊就是一个钟头。红火这边电话是公用的，放在他们住的那排平房前的一个小棚子里。每当有电话打来，那催命鬼似的电话铃便一阵紧似一阵，铃声响得八里地以外都听见了。

　　春花秋月的电话一般都在下午三四点钟打来，那会儿她一天的“活儿”基本上干完了，就特别想换脑子。她是自由撰稿人，写作根本不走心，报纸要什么，她就写什么，就跟快餐店里订的饭似的，要一份扬州炒饭，决不会给你送兰州拉面过来。她现在正给《妇女报》写“明星身边的宠物系列”，“人家开的是千字二百呢”，她的声音连同她那眉飞色舞的快乐表情一同从扁扁的电话线那端硬挤过来，在红火眼前跳来跳去的，她说，“红火，告诉你你别跟别人说，我今天实在没词了，把你家总统都写上去啦。”

　　总统正在红火脚底下舔来舔去的，“去——”红火厌恶地踢了它一脚，然后对着话筒饶有兴致地问：“你把我家总统安谁身上去了？”

　　“还有谁啊，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写自传的女明星白四朵嘛。我说你家总统，是她养的四条爱犬之一，它们分别叫伊丽沙、总统、安娜和比尔。”

　　红火说：“嗬，还有男有女呢。”

　　春花在电话里嘎嘎笑了起来，而且她一笑就停不下来，嘎嘎嘎一路笑下去，像只刚下了蛋的母鸡那么兴奋又好奇。红火建议春花秋月把笔名改一改，她说春、花、秋、月四个字单放着是四个挺美好挺不错的字眼儿，可是撂一块儿立刻就变得俗不可耐了，这就好像把所有好吃的东西放在一个锅子里煮，什么排骨啦、鱼啦、虾啦全都串了味你说能好吃吗？

　　春花秋月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这笔名挺不错，它能给我带来好运。对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首先是要能混下去，只要能混下去你就是管我叫乌龟王八都不要紧。

　　红火一笑，她抬起头来看到远处黛青色的山，那山正被红紫色的夕云映衬得格外好看。红火想起小的时候她常常问别人北京是不是一座被山包在中间的城市。在她那时的想像里，北京四周全是像城墙一样的黛青色的山，所不同的是那时候她生活在城墙里，而现在却被围在了城墙外。整个城市都快被像春花秋月这样的外来者占领了。于是红火就有了紧迫感，时间总感到不够用，她列表安排各种各样的计划，喜欢抄一些格言在本子上以便激励自己。例如有一天她在本子上写道：“Itsbetter to have fought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fought at all。”

　　（奋战过而失败，强于根本未战。）这些类似于宣言似的句子，对红火来说犹如心跳过缓的人被注人了一剂强心针，她奔命似地四处张罗，忙这忙那头脑里满满的全是想法。红火在加紧翻译那本书的同时，对方浦西那里也加强了进攻。“人生有的时候是需要小跑几步的。”这话是谁说过的，不记得了，但红火确是那样做的。

　　照例还是星期六下午四点钟上方家。其实那个方笑笑早就转学到深圳去读高中了。

　　“女孩子由她妈妈照顾比较方便些。”

　　这是方浦西的理由，红火一下子就信了。她根本没有往更深一步细想一想，如果她是一个稍有社会经验的女人，她就会看出一些问题来了。深圳的生活费那么高，学费也贵，为什么女儿在北京读书读得好好的，偏要转学转到深圳去呢？

　　当时红火还天真地以为，大概是方浦西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陷入情网了，这才存心把女儿支开，好跟她单独在一起。一想到方浦西已经是一个上五十的人了，还能像小男孩似地为爱大伤脑筋，禁不住有点感动。而自己完全是怀着“利用”的动机与之交往，相形之下红火觉得自己卑劣而又下作，和那些用姿色诱惑男人利用男人的女人完全没有区别。这样想着，红火就觉得应该对方浦西好一点，哪怕是表面上应付呢，也不应该让他感到太寒心了。

　　那天红火一点预感也没有，其实她是最后一次见到方浦西了。上一次在堡顿快餐店两人一起吃快餐，方浦西满口答说调动的事一定帮她尽快办，并且让她打一份简历下次送过来。

　　红火包里揣着打好的“个人简历”去敲方浦西家的门。她以为这一次一定差不多了，“好事多磨”也得有个限度。红火一进门就被那人抱住了，他喘得像头粗笨的熊，将她连拖带抱弄进房里，他已经到了力不从心的年龄，红火看到他额头上凝着几颗黄豆大的汗珠，近看他的毛孔十分粗大，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像一张烂得不成样子的旧抹布。

　　他俩心里都在想：这是最后一次了。红火闭上眼任由他摆布，红火感觉到他的手像揉面团似地在她身上揉来揉去的，红火知道自己在他手里不过是一件好玩的玩具而矣。他是那样无能却又那样狂热，他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还是无济于事，红火觉得厌烦透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我调过去嘛？”红火不耐烦地说，“再等下去我就要跳楼了。”

　　“快了，快了。”

　　他的手继续在她身上四处摸索，然后他说，“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你就回家等消息吧。”

　　“你总说快了快了，到底有完没完？”

　　他用手指在那里不停动着说：“这就完了，你让我再陶醉一会儿。”

　　红火见他整张脸好像被人用鞭子一下一下抽着似的，皱做一团。又像是刚吃了一枚青杏子酸得受不了似的，眉毛眼睛拧来拧去。

　　“红火你怎么没一点激情？”

　　他继续陶醉着说，“像你这种年龄，应该是最有激情的了。”

　　红火没理他，心想，我已经付出得够多的了。

　　这天红火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场雷阵雨。从车站到校门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红火又没带伞。公共汽车把她抛到坟场那一站，就像从船上把她扔到了水里，她孤独无助地站在黑黢黢的夜里，忽然想到了死。

　　即便是死又能怎么样呢？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丈夫爱是爱她却帮不了她什么，那个姓方的只不过是一心想玩她，母亲嫌她没出息恨都恨都恨死她了。红火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里，真想一跤跌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才好。她在梦中总是跟母亲不停地争吵，伤心，负气。她想她这些年来之所以马不停蹄地往前奔说到底还是为了跟母亲赌这口气。但红火没想到这些年来自己竟然屡战屡败，每赌必输，禁不住又想起那个已经去逝的看门人的话来，他说红火名字不好，火太旺了，肝火烧心，人虽聪明，但将来注定一事无成。这几句话像紧箍咒一般日日紧跟着红火，她觉得自己已经尽全力拚了，到现在却依旧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支撑着红火走完这段漆黑的路的应该说是那本书，她刚开了个头，一切都是好兆头。一想起那本即将出版的书，红火脚底下又有劲了。她浑身上下已被雨水淋得透湿，连心好像也被雨淋湿了，的哒的哒往下淌着水。她冷得牙齿格格打着抖，四肢僵硬，两腿机械梗直地一下一下交替地往前迈。其实她早已失去知觉了，麻木得像一具活死尸，只是胸口还有一丝热气，这丝热气使她勉强支撑到家门口，她终于像一滩雨水一样哗啦一下波了一地。

　　红火病了。

　　那场大雨使她高烧不退，晓军在一旁心疼地说：“咱们再也不去当家教了，为挣那两个小钱，把命都快搭上了。”

　　红火张了张干裂得不成样子的嘴说：“再也不用去了，我已经把那份工作给辞了。”

　　这时候，红火心里已经明白，那个姓方的连同他许诺的那份美差，都将像肥皂泡一样破灭。那不过是一场骗局，“调动工作”就像是给小孩子预备的一颗玻璃纸软糖，他口口声声说爱她要帮她不过是为了要摸她的乳房。在太阳出来的早晨，红火已将这一切想得清清楚楚，但却有另一个红火躲在不服气的角落里指责这一个红火：“你干嘛把人都想得那么坏呀？是受伤受多了心里有些变态吧？调动的事说不定人家正帮你办呢？瞧，电话铃响了。”

　　红火烧得迷迷糊糊那阵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幻听。在雨夜她朦朦胧胧听到有个电话一直在响，一遍又一遍，仿佛哀求着什么人前来倾听它的诉说似的。那电话一直响了半夜，却一直没人来接，待到红火披上衣服踉踉跄跄走到电话跟前，那铃却又不响了。

　　“我想我快要疯了。”红火走回来直挺挺地把自己放倒在床上颓然无力地说。

　　“你发烧了。”黑暗中爱人用胳膊紧紧地箍住她的身体，她听到自己骨骼吱格作响的声音。她哭了。红火这才想起长久以来她竟连哭的功能都丧失了。“我想我快要疯了。”

　　红火病愈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烧一退她就迫不急待地从床上爬起来，膝盖上架着大厚字典，逐字逐句地翻译起那本析梦的书来。调动的事还是得不到半点消息，红火又不敢主动去问——不问还能抱一丝幻想和一点点希望，这样事情就一直拖到了六月底。红火的译文工作一切进展顺利，她有时沉浸在工作里，就觉得像这样安安静静度此一生也挺好。电话铃对她来说已成为十分遥远的事情。有时下午她坐在窗前译稿，午后的阳光金灿灿地铺了一桌子，雪白的稿纸在她手底下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来，她听到自己的笔尖在自己的桌面上行走得很快，像是在追逐日头的影子。生命被这些格子纸填得满满的，红火觉得在她的生命中终于找到了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一些充满乐趣和意义的事情。电话铃刺耳而又急促的长音都无法打断她的思路，她的耳膜像是装有开闭装置，她想听的时候就可以张开来听，不想听的时候耳朵就成了声音的“绝缘体”，她可以对着震耳欲聋的电话铃眉都不皱一下安心写她的东西，这时候她的内心也对外界完全关闭了。她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里，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出世人世。对于这一点，她对自己十分满意。

　　暑假前的最后一个周末，院子里的学生都蹲在灰墙根下背书，准备最后一次大考。红火在屋外水槽边用搓板搓衣服。他们早想买个洗衣机了，可平房上下水都成问题，买了洗衣机还不等于废铁一堆？红火有时把大件的单子带回母亲家去洗，母亲虽然没说什么，但红火总觉得要看别人脸色。母亲那张拉得长长的脸好像是在说：“瞧你当初不听我的，嫁错人了吧？”

　　要什么没什么，红火在母亲面前自然就矮了三分。调动的事红火跟母亲透露过一点消息，母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问：“这件事你有把握吗？”眼睛带钩似地一下一下剜着红火的心，她像是早已把这个女儿看透了，五脏六腑都看清楚了，她嘴角眉梢都挂着不屑，红火想起许多年前自己办出国被美国大使馆几次拒签，母亲见到她时都是这副表情。

　　“别人家的女儿都能办出去，我就不相信我的女儿办不成。”

　　她不知跟谁赌气似地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每当这种时刻红火就恨不得能插上一双翅膀飞到那个陌生而又叫人嫉妒的国度里去。到后来“出国”已变成了她人生的最高目标，大有背水一战的拼死决心，她四面出击，东拚西杀，白白耗去了数不清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到最后还是败下阵来。“这就是命。”她仰天长叹，终于死了这条心。

　　水管里的水一节一节像扭麻花似地往外流，细细的水柱里泛着无数虚幻的泡沫，红火想什么事情看透了还不都是那么回事，在哪儿活着不是活着？她在搓那件格子带皱褶束腰短夹克的时候，忽然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已经泡软的纸来，红火展开来一看，那是方浦西的字迹，纸的背面写满歪七扭八的电话号码。这是当时红火逼他立下的“字据”，红火记得他当时一手在纸上写一手伸进她衣服里做着他爱做的游戏。

　　她给他打过无数次电话，呼他，再也没有了回音。

　　使用寻呼机找人是要有点耐心的，因为对方并不一定马上就回电话。呼了人，心便悠悠地悬着，仿佛心的一部分被人掏走了似的，什么事也干不下去。等久了，见电话机静得可疑，心便火烧火燎地不能控制自己，真恨不得拿起那电话来没头没脑地把谁骂一顿才好。有时上午呼的电话，那电话到了下午才回过来，这就好比上半辈子谈的恋爱，到了下半辈子才结婚，中间隔了许多年，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红火终于等来了最后的消息：方浦西失踪了。

　　红火并没有吃惊，仿佛在读一篇早已料到故事结局的小说，现在只不过是看到它一页一页真的在眼前展开来，真的展开来反而显得不真实了。红火站在西长安街边上那座挺拔的宝蓝色玻璃大厦旁边，看到人群在斑马线上像棋子一样快速移动着，从马路北边到马路南边，亦或从马路南边到马路北边，他们在烈日下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方浦西他们全家人都迁到深圳去了。”

　　新的房主是个老太太，她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红火，红火也用眼睛直钩钩地盯着她，仿佛这一系列骗局都是她一手导演的似的，两个人相互对峙着盯了老半天，目光里几乎迸出火来。

　　“那么——再见。”

　　红火吐出“再见”两个字时，仿佛从牙缝里挤出了血，烧得她眼圈都红了。她听到房门在她身后重重地毫无同情心地砰地一声关上，她眼前一阵发黑，心里面仿佛也有那么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永远不再打开。她重新回到大街上去看那些人形棋子——那些面无表情的麻木而忙碌的人们。

　　“我现在明白了靠别人是靠不住的，”红火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对春花秋月说，“要靠就得靠我们女人自己。”

　　电话那头春花秋月刚刚洗了头，她一边用毛巾擦着一缕缕湿碎的卷发一边用下巴夹着电话，汤勇正要午睡，把一只手搭在她白而柔软的大腿上。春花秋月把那只手移开继续讲电话，汤勇不依不饶地继续研究她的身体，索性把她身上裹着的粉红浴衣也剥开来了。春花秋月一边享受着男人的好处一边同红火大谈“女权主义”，汤勇已把她弄得有些受不了了。汤勇是那种性急的男人，想什么时候来就得什么时候来，春花秋月能一边拿着电话同女友聊天一边让男人弄她，什么也不耽误。她还能一手写骂一个女明星的文章，另一只手就在写捧她的，她写的那只叫“总统”的狗，现在已经出了大名了，很多追星族写信打电话给影视歌三栖女明星白四朵，说想看看那条漂亮的狗，或者要张签名照。

　　“动静可大了，主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春花秋月的声音幸福得直流蜜，“红火，替我好好谢谢你家那条狗啊。”这时候，红火家的那条狗恰好在她脚边蹭来蹭去。红火踢了它一脚，然后挂上电话，回到书桌前继续译那本“Anxiety Dream”（焦虑的梦），心里跟自己叫劲似地说，我谁也不靠，我要靠我自己。这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太阳已经把房顶晒透了，红火桌上摆着一张张散乱的稿纸，她无法开电风扇。那天晓军开电风扇时不小心把她的稿纸吹了一地，她弯腰拾起这张又掉了那张，稿纸一张接一张地被风扇从桌上吹到地面。

　　红火觉得这一切似乎隐喻着什么命运的含意似的，从前的梦想便像这一张又一张写满了字的纸，花费了许多努力、心血和时间，最后却被一阵风就给吹落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暑气散了一些。学校里因为放了暑假，校园里人很少，连天上的星星都似乎变得稀疏了些，没有从前那么密也没从前那么亮了。红火和左晓军这些日子一直是“各玩各的”，经常是红火一觉睡到中午，左晓军连个影都不见了。不过这样也好，不必像绳子一样彼此捆绑，双方都会觉得心理上轻松些。

　　晓军今天倒不曾到外面去玩，两人一起沿着学校的灰墙散了一圈步。虽是午夜时分了，天空倒并不见得有多黑，是那种墨汁里面兑多了水的颜色，黑中泛着空灵的如梦幻般的白，好像传说中的白夜一样。

　　“我小时候常常幻想着有一天，我和一个男孩在漫天星斗的天空下拥抱接吻。我小时候特别怕猫。”

　　晓军一直沉默地听着，他有一种宽容厚道的表情，天塌下来都不会吃惊，这正是红火所喜欢他的地方，但有时也正是为了这一点而烦他。太稳定的男人，只适合坐在家里品茶下棋，读报或者看电视，他前妻之所以当初执意要离开他，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红火没问过他，他也很少谈起过去的事。

　　“你知道吗，汤勇和春花秋月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晓军右手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他把烟掐了，烟头扔到地上，一只脚踏在上面，左右碾了碾，把它碾灭。他举手投足间总会流露出一种不经意的刚毅来，干练中略带些许散漫。

　　红火道：“不会吧？昨天我刚跟她通过电话，她还说哪天请我吃饭呢。”

　　晓军说：“我哥们的事你别去说给那女的听，她一个自由撰稿人要想在北京混，租一房子还得小一千呢。汤勇主要是怕她这一住下去就赖着不肯走了。”

　　“他们不是相爱吗？”

　　“爱个屁呀，互相利用罢了。”

　　男人和女人的心思，真像是扑克牌的正面和反面一样，有那么大的不同。不知道春花秋月伤不伤心，她在北京没有家。谁也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儿。

　　红火最近学会了一种游戏一是左晓军教她下的一种棋。这种棋只有二个棋子，一红一绿。棋盘上异常复杂的地形地貌，有山地和沼泽，冰川和陷阱，有钥匙和末班车。红火对棋类并不精通，但却对这种棋的谜宫一样的设计异常着迷。在棋子的行走过程中，往往会碰见魔鬼、太阳或者是桥，中间还设置了锯子、夹子以及飞机，能碰见什么、命运好坏全凭运气。一开始红火执的那个红子儿一路领先，不是遇到能连跳三步的大桥，就是碰到能飞行数十里的飞机，一路上还有车马相送，真有一种平步青云，一步登天的感觉。左晓军却连连失利，步步后退，比如说他遇到了打水这一条，打水就先要去修桶，修好了桶来到河边，河水又恰好已经干涸了。做人也是这样，一步走错就可能满盘皆输，一步走对了就可一步登天。

　　红火连赢三局，兴奋得不得了。就在这时，接到春花秋月打来的电话，问红火她能不能过来“挤一夜”，“我实在没地方可去呀。”她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哭腔。

　　春花秋月打辆面的过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红火想像着她可能是披头散发、眼泪汪汪、一副都市怨妇被人抛弃的模样。但春花秋月却比红火想像的要坚强许多。她虽然哭过，但浓重的化妆和粉底把她原来那张哭过的眼圈微肿的的脸藏在了后面，晓军和红火看到的是一张擦得红红白白、浓眉大眼的春花秋月。

　　“你好像比以前更漂亮了。”红火恭维她说。

　　春花秋月一边指挥司机往下搬书一边说：“那怎么办呀，总得活下去呀。出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些书，别的我都不稀罕。”

　　进了屋又说：“哟，你看你们俩个过得多好，还有心思下棋。我一天忙到晚，成天有人呼我，BB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呼得我脑袋都肿了。关掉吧又怕有什么要紧事，报社成天追着我要稿子，给《妇女报》的那个《明星身边的宠物系列》今晚上我还得熬夜把它赶出来，明天早上人家还等着要呢。”

　　红火半夜醒来的时候，看见春花一个人伏在桌面上哭。不知过了多久，她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当早晨第一缕阳光照在我脸上，我才明白他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他是我这些年来惟一动过心的男人，我以为他会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我是那样柔顺地、甜美地、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有些东西原本就是不存在的……不见了，一切都不见了。永失我爱，让这一页翻过去吧。

　　红火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看到桌上这些文字，而春花秋月的人连同她带来的那些书，统统不见了。下次再去汤勇家做客，红火看见他家已经住进新人，这次和他同居的那个女孩子只有十九岁，汤勇干脆管她叫“十九妹”，“十九妹”最爱唱的歌是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那时候孟庭苇的歌还很流行，出租车上、商店里到处放的都是她的歌。大家都笑着问汤勇“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汤勇笑而不答，只说喝酒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