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狂季节

第八章

　　其实所有的荒诞只来自于一个道理：时间空间的错乱，人和事的错乱。

　　——王安忆《我爱比尔》

　　春节前红火就得到“内部消息”，评中级职称的事她已经“没戏了”。倒是又生孩子又成天请事假不上班的王冰冰，榜上有名。冰冰为人圆滑，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打理得顺顺溜溜，又逼丈夫在外头挣了几个钱，回到学校来层层关系细细打点，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红火觉得这一切很可笑，也很无聊，“就她那个狗屁职称，给我我还未必要呢！”红火说这话的时候一脸高傲，在饭堂吃午饭的时候也这么胡说八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自然会有人添油加醋地把红火的话送进校长耳朵里去。在坟场这所灰院墙里，你上一百堂课还不如人家到头儿那儿去咬咬耳朵。要毁你太容易了，一句话的事，你这一年的活儿就全都白干了。头是不会到教室去听课的，所谓教员的表现，全凭他几个亲信的好恶随口那么一说。红火懒得跟他们争什么，为那几块钱的“超课时补助”，教研室时常吵吵嚷嚷都快打破头了。

　　主管教学的教务处主任是个连分数加法都算不利落的主儿，却深得校长赏识。他一张四方脸下巴总是紧贴着肥脖子，看上去就像随时随地准备打饱嗝的样子。红火从不正眼看他，背地里管他叫“溜肥肠”。“溜肥肠”一天到晚自我感觉可是挺不错的，动不动就倒背着双手“宽”两腿好像动物撒尿似的在自己的领地里走来走去，鼻翼总是警觉地翕动着，在校园里东嗅西嗅，跟条狗似的在别人窗户底下闻来闻去，搜集情报好到主子那儿去领赏。别人在打牌时说的话，喝酒时说的话，统统都能被他“嗔”去。有时谁家聊着聊着天，窗户咔啦一响，大家就会说：“嘘——，溜肥肠！”谁也不敢再言语，生怕有什么牢骚话被“溜肥肠”听了去，下回再有评职称之类的好事，你准保“没戏”。

　　红火近来在忙着办调动的事，人还没走，心里面倒有了些“局外人”的感觉。心情好的时候，拉左晓军跟她一块到动物园去看猴子，两人站在栏杆外面看一大群猴子在抢一块面包。红火半眯着眼，迎着阳光看得津津有味的。她的脸在阳光下有一种很特殊的立体感：两道弯眉下面的眼睛，更深地凹了进去，使得整个眼部，像打了过于浓重的眼影，十分妖媚动人。

　　“红火，你不生气的时候，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左晓军双肘支在栏杆上，侧过脸来从左下方看她。

　　红火垂下睫毛斜了他一眼，在他脸颊上推了一把，笑道：

　　“你不看猴子，看我干嘛？”

　　左晓军扭过脸去看那些忙来忙去的猴子，说道：

　　“说真的我觉得这群猴子倒跟咱们学校那帮子人有些相像，抢来抢去，不过是为了一块面包。”

　　那群猴子正在一条铁锁桥上上下腾跃，为了就要到手的吃的相互咬尾撕耳，不惜一切手段。红火用小拇指抠了下眼角，又眯起眼来细看那群猴，过了一会忽然问道：“晓军，你说咱们真是这玩艺儿变的吗？”

　　左晓军一本正经地答道：“恰恰相反，这玩艺儿是咱们变的。”

　　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圆型的带有水泥墙和护栏的“猴山”的上方，猴子的活动范围被圈定在水泥墙内。那些忙来忙去行踪不定的猴子，并不知道墙外有人在看它们，它们的天和地其实小得可怜。阳光照在那些疏懒的、深棕色的猴毛上，有风吹过，红火发现那些猴毛正在大片大片地脱落。“都是一些老猴了。”红火觉得有些怅然。

　　这年春节红火的母亲破例打来电话，让红火小两口大年三十回家来过。红火的母亲以前是不认左晓军这个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要本事没本事的普通女婿的。红火妈认为，凭女儿的条件，什么样的出色男人找不着啊，偏找这么一个。所有当妈的都有一种“亏损心理”，认为自家的女儿“嫁谁都亏”，母女俩面对面是冤家对头，背地里当妈的却喜欢把女儿说成一朵花，就仿佛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能配得上她女儿似的。

　　“我女儿红火将来可是要出国的。”

　　红火未嫁的时候她动不动就跟人家这么说。那时红火也的确是一门心思打算出国的。男朋友高远翔在国外也算尽了力了，要怪只能怪红火没这个命。红火以前是不信命的，传达室的那个看门老头总说红火是“劳碌命”，忙来忙去一辈子，却是一事无成。红火当然不信他那一套，红火是个要强的女人，像她母亲一样要强。红火是在一次次失落心如死灰之后才肯嫁人的，爱情对她来说是生活中的最后一张王牌，她不能把这最后一张牌再丢掉了。

　　左晓军本不在乎红火她母亲怎么看他，他是那种比较无所谓的男人，爱怎么着怎么着，只要两个人好就成了。可红火对她母亲挺在乎的，彼此仇恨也是一种在乎。红火表面上很少跟母亲来往，浅意识里却一直在跟母亲叫劲。她拼命想要证明自己说穿了也是为了跟母亲赌气，她和母亲总是在做着一种无休止的周期性的争斗，做精神上的较力。

　　年夜饭吃得非常吃力。餐桌上的四个人各有各的心计。母亲与和她相处多年的孙医生坐在一边，对面坐的是红火和左晓军。这不像是在吃饭，倒像是一项什么外事谈判。

　　菜已经上齐了，是“孙叔”的手艺，摆得倒挺好看。他用电烤箱烤的羊肉焦脆灿黄，又因撒了胡椒粉，发出一种好闻而又刺鼻的味道来，诱惑得红火直流口水。但红火因一直讨厌孙叔这个人，就连同他烧的菜一起讨厌起来，一上桌就用手掌扇着鼻子说：“嗯，什么味儿呀？”

　　左晓军大大咧咧夹了一筷子烤羊肉放嘴里，边嚼边说：“嗯，挺香的。”

　　红火妈说：“红火，你也多吃点，看你脸色有多不好。晓军，有句话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女儿既然嫁给了你，你就该对她好点。来，大家吃菜。”

　　左晓军一块肉噎在喉头里，上不上来，也下不下去。“我——”他正要与人争论，被红火一筷子挡了回去：“妈，他对我挺好的。”

　　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四个人却吃得极其冷清。隔壁人家的电视机音量开得极大，把这边餐桌上的僵硬气氛放大了几倍。

　　“你妈那个人，就是个典型的势利眼儿，我要是有个百八十万的，看她敢对我那样。”

　　左晓军说什么也不肯在红火家过年，二人吃了饭拿了大衣就要走。将近午夜了，天空泛着一种苍白的蓝，一只带呼哨的花炮划破沉闷的夜空飞得很高，但是很快它就落下来了。紧接着又有不少花炮升起来，一道道像彩带一样地飘飞蛇舞，一种空洞的绚烂，让红火觉得心酸。

　　“我们就这样走回去吗？”

　　“不走回去怎么办？大年三十，打不到车的。”

　　二人决定去赶末班车，这趟车到不了坟场，但至少可以少走一段路。

　　大街上空空荡荡，尽管不时地有鞭炮的声音传来，噼里啪啦在头顶和脚边炸响，花炮红一朵绿一朵地在空中滋着火打着旋，可大街上仍有一种空寂的落寞感。他们隔着厚厚的羽绒衣相互依偎着往前走，好像走进一条从未走过的时间隧道，两旁是热闹的烟火和钟声，而世界上的人却只剩他俩，隔着厚厚的衣服他们能感觉得到对方的体温和心跳。

　　“嫁给我你后悔了吧？”

　　站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左晓军问红火。

　　“不。”

　　红火很干脆地只说了一个字。

　　车来了，车门打开，发出吱吱的声响来，上车后他俩才发现，车上只有他们俩。他俩躲在电车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接吻，四周的鞭炮声忽然之间骤然炸响，天边冲出一片片火光，天崩地裂一般，只有电车静静地走着，穿过时间隧道把他俩带人崭新的一年。

　　春节过后，红火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死循环一样的等待。生活原本就是一个死循环，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新学期又开始了，红火把那些沾满灰尘的旧教案找出来，发现那上面有一股陈年隔月的霉味儿。

　　“这些教案都发霉了，我要不要重新把它们再抄一遍？”红火用一块抹布在桌面上扑扇扑扇地掸，左晓军正坐在一旁看报。“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他冷不丁地说道，“校长都在整天想着如何赚钱，什么课不课的有个人影在讲台上晃就得了，别说有教案，就是没教案站到台上去胡讲，谁又能把你怎么样呢。像我们这种三流学校，干什么都是应付，千万别太当回事。”他把报纸翻得哗拉哗拉响，一脸的无所谓。红火坐在靠窗的那张书桌旁发呆。后窗对着的就是灰乎乎的院墙，红火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道墙里关上多久。每当她坐在这里备课或者读书，她的心思总是越过灰色的墙看到澄蓝的天空，还有比天空更远的地方。生存的空间太狭小了，红火常常觉得自己像鱼缸里的鱼一样，游来游去完全没有意义。鱼是游不出那片透明的水的，再好的鱼也不过是一生被囚禁在某一只鱼缸里。红火极不喜欢小动物——小猫、小狗、笼子里的鸟，体形漂亮身价昂贵的热带鱼——她一样也不喜欢。

　　“红火是个自恋狂，她只喜欢她自己。”

　　左晓军在汤勇家喝酒时常说这句话。

　　汤勇最近新装修了房子，大概是为了去去离婚的晦气。他决定挖地三尺，深抠墙皮，打掉了门厅里的一堵墙，又把阳台和房间打通了，弄成了封闭式的大玻璃窗，总之整套房子格局大变，就差没掀了屋顶重盖了。

　　“有了钱也不能这么糟踏呀。”左晓军和范维第一次来，就特别捧场地大声恭维起来。“这阳台修得可真不赖，还有这书房——汤勇你识字吗你就布置这么漂亮的一间屋。”

　　汤勇甩甩长发很乐意地听朋友们夸他，然后他又情绪昂奋地带领大家去参观他的卧室和洗手间，还有他亲手设计的吧台和转椅。

　　“懂什么叫情趣了吧？”汤勇甩了甩他那伪艺术家长发，一边伸手去拉这抽屉那门，一边讲解得神乎其神，仿佛他家处处设计得与众不同，暗藏玄机了似的。

　　“这扇门里叫别有洞天，门里面藏的全都是好酒。”

　　他打开吧台底下一扇设计精巧，一按就会自动弹开的弹簧门，又用食指和中指捻亮门内一盏小灯。那灯光是暗蓝色的，照在光怪陆离的瓶子上，有一种奇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

　　“里面藏的全是好酒。”汤勇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范维扶扶眼镜拿他开涮道：“原来只藏了一些酒，我还以为里面藏了一位美人呢。”

　　“这年月，美人可比美酒容易找。现在到我这儿来报名的就已经有仨了，我正发愁不知录取谁才好呢。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可留神着点。”

　　正说着有个打扮入时的穿短裙子的女孩自己开门进来了。汤勇用手捋了捋后脑勺的长发推着那女孩的后背向大伙介绍说：“我们刚才正说你呢，怎么去了那么久？我都有点等急了。”

　　红火对汤勇的撒谎本领暗中佩服，刚才还在说什么“请神容易送神难”，巴不得跟他同居的那女孩一去不复返呢，现在见了面却倒另有一套说词。

　　汤勇郑重地把他现任女朋友介绍给大家：“这是京都最著名的自由撰稿人春花秋月小姐——专门采访明星的。这二位是红火和左晓军，那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我铁哥们范维，你们见过面的——上回在长城饭店，你记起来了吧，OK？”

　　春花秋月拍着脑门在记忆库里快速搜索着，终于想起什么似的跳着脚说：“OK！OK！你瞧我这儿事一多就把什么都忘了。都堵门口干什么，汤勇，还不快请客人屋里坐。”

　　她大声张罗着，俨然一副主人翁模样。

　　红火一看便知，这是外地来京闯世界的女孩。她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却相当自信，在城市里东碰西撞，总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合适位置。红火想位置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东西，位置就好比宴席上的座儿，十个座儿就坐不下十一个人，这是一条相当无情的法则。

　　红火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她要趁年轻尽快“占座儿”。

　　调动的事一直没有着落，红火觉得自己像被人用细线吊在半空中的一只纸风筝，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动晃几下，没风的时候就聋拉下来了，动也动不了，飞也飞不高。

　　方浦西一直对她很好。“调动的事得慢慢来，急不得的。”

　　他一见她就是这句话。他舔着湿漉漉的嘴唇，红火好像已经闻到他唾吐的味道了，心里就涌起一阵很脏的感觉。

　　“晓军，你原谅我吧。”

　　她听到自己心里反复叨念的只有这一句话。自从嫁给左晓军，红火从来没有背叛过他。没谁要求她这么做，是她自己愿意的。上回她听范维在汤勇家喝酒时说“这是一个双向色情的时代”，这句话不知怎么让她感到挺难过的。她爱丈夫，丈夫却不能给她她所想要的一切。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红火想等她从坟场那鬼地方调出来，她就会立刻了结这一切。反正又不损失什么，不过是在心理上有点磨损罢了。

　　红火现在一想起她和方浦西的事来，心里就觉得好像刚吞了个死苍蝇似的，心里难受极了。红火有时想想恨不得能抓着晓军的手抽那老头两记耳光才好。

　　可话又说回来，红火对方浦西也不是一点感情也没有。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离开了她母亲，她不记得父亲的样子了。父亲是南方人，方浦西也是南方人，从他那略带口音的南方普通话里，红火确信自己找到了一点父亲的影子。当然他不是父亲，他是一个宠爱和关心自己的长辈。他总是坐在宽大的高靠背的沙发椅上，双手从背后拥住她，他把她放在自己膝上，总是小心翼翼地好像一件精美瓷器一般地手捧着她，呵护着她。

　　这是午后最宁静的一段时光，都市里的喧闹声像遇上了休止符一般；又像是一只大手从空中按下来，把所有有声的东西都按住了，静得让人有些窒息。

　　“你女儿什么时候回来？”红火忽然间打破沉默问。

　　“她不回来了。”他用下巴蹭她光润的脸颊，“我已经给她办了转学手续，户口也给她迁到深圳她妈那儿去了。”

　　红火“咝”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她突然觉得这间摆设讲究的房间变得空旷而又陌生。这是哪儿？我是和谁在一起？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红火什么也想不起来，她脑子里乱哄哄的，时常嗡嗡作响，却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只有在回家的路上她才能够一点点地清醒起来。电车上没什么人，周末晚上大街上反而显得比平时要空旷，这使红火倍感凄凉。她从贴身的衬衫口袋里摸出那张纸来，上面有方浦西立的“字据”，虽然是方浦西半开玩笑时写成的，但对红火来说是个不小的安慰。

　　“立什么字据嘛，调动的事我帮你办就是了。”

　　他坐在一只宽大的沙发上，伸手把她拽过来揽进自己怀里。

　　“不行不行，要是你以后赖账呢？”

　　“我这么大一个人，你以为跟你一样呢——跟个小孩似的。”

　　他一边摸她一边随手从案头扯下一张纸唰唰写起来。红火注意到那张纸的背面写着乱七八糟的电话号码。

　　红火没人的时候经常把那张纸掏出来看看，想想很快就要调出坟场了，干什么事都觉得比以前顺心多了，学校里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她听听都觉好笑，什么某某某为了跟别的教员争分数，在大考前透题给班上学生啦；什么某个教员不老实，在期末虚报自己的课时量啦。学校教学管理异常混乱，溜须拍马成风，许多评上讲师的人跟本讲不了课，而像红火这样的一年干到头，课时排得满满的，却连个中级职称的边都没沾上。红火也懒得跟他们争，反正横竖都是要走的人了，还管他什么职称不职称的呢。

　　学校近些年来接二连三地死人，红火他们现在住的那间平房就是以前自杀的一个姓梅的女老师住过的。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她了，连她怎么死的都忘了。红火却记得清清楚楚，手里还留着她的一两样东西——用了一半的口红和一面小圆镜子。她的那些东西沾着从前的脂粉和灰尘，放在一只牛皮纸袋里。红火几次想把它扔了，想想又觉得扔哪儿都不合适，就又放回到书桌抽屉里去了。

　　有天红火一个人在家里闲着没事，就又把那些东西翻出来摆弄着玩。那管口红是扁圆形的身子，头和帽基本上一样长，口红帽上竖着这支口红的品牌——茜曼，这是一个女名人的名字。她自己开的化妆品公司，当年红火了一阵子，以她名字命名的品牌卖得满大街都是，这两年不知怎么又销声匿迹了。来得猛又去得快，这是这时代的特点。什么都不会长久，一切都是暂时的。红火想梅老师一定是看破了这一层才决定主动放弃生命的吧？她是吊死在秋千架上的，虽然死前还化了妆，但吊死的人无论如何面容上不会好看。

　　红火想到这一层，不觉有些悲哀。红火站在讲台上时常走神，她望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或者陌生的面孔，常常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看大门的姜老头子死了之后，他那个微不足道的位置竟有五六个退休教师去争，因为除退休金之外，看大门可以额外多得一份工资。为了这么一点钱，多年和睦相处的老邻居可以急红了眼。红火想人要是活到这份上真是可怜啊。

　　很多人都在打调动的主意，停薪留职也是一条路子。冰冰的丈夫就是这么干的。红火有时也想鼓动左晓军“下海”，“去跟汤勇他们一起干嘛！他们一个个不都活得挺好么？”

　　晓军说他想等等看看再说，“外面也不像你想像得那么好混的。”

　　红火心里憋着气，暗想我倒要混出个样儿来给你看看。她一天一个电话地打到方浦西办公室去催他。他总是满口答应，并且让她“慢慢来别着急”。有天红火真的急了，打辆出租车从坟场直奔方浦西他们单位。

　　方浦西他们单位在西长安街边上，那座挺拔的宝蓝色的玻璃大厦眼神是那样地傲，红火一想起自己学校里那些委委琐琐的低矮平房，心里就涌起一阵莫明的自卑感。门卫拦住她盘问再三，门卫的脸也像这座大厦的脸一样冷漠。来来去去的都是陌生人的脸，脚步匆忙，神情凛然，全都像是要去赴宴一般。

　　红火走进大厦，穿过走廊的时候她发现每一扇门都是开着的，里面坐满了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空座位。红火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走在一节载满旅客的列车上，她一直往前走着，总以为前面有个座位是属于自己的，可是每一个座位上都坐满了人。她走到走廊的尽头，这时候，门开了，方浦西出现在她面前，她真想扑过去痛哭一场，因为她觉得委屈，觉得受不了，可是这是办公的地方，是公共场所。他慌里慌张地把门关上，责怪她道：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你就来啦？要是让外人看见了影响有多不好？”

　　“有什么影响不影响的？我不是很快就要成为你的部下了吗？”

　　“那也得慢慢来嘛。你以为调个人就跟放个屁那么容易呢。”

　　红火觉得在办公室的方浦西和在家里的方浦西完全就是两个人。她一时弄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眼前这个方浦西连笑容都是陌生的。他哼哼呀呀满嘴官腔，拿起电话来拖长了音调说东道西。

　　红火一言不发，拎起自己的手袋转身就走。方浦西放下电话追过来拦住她道：“红火，你这是干嘛？我这不是有公务在身嘛！”

　　红火挑起两道弯眉冷言冷语地说：“是呀，你有公务在身，我以后就不打扰你啦。”

　　方浦西说：“好好好，我这里收拾一下，我们到外面去谈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红火脸色阴转晴，笑了。

　　大街上人群闲适，阳光极好，柳树刚刚发芽。

　　红火漫无目的地跟着方浦西在街上走，前途未卜，一切都是未知数。

　　方浦西把她带到一家极便宜的快餐店，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红火想起几年前她送男友出国，不就是一个人坐在这里吃的饭吗？几年过去了，她像在原地画了一个圈，从起点到终点，毫无意义地生活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你好！欢迎来到堡顿快餐店！”

　　“你好！欢迎来到堡顿快餐店！”

　　“你好！欢迎来到堡顿快餐店！”

　　那个头戴小红帽的服务生像树一样地站得笔直。他每见进来一位客人，便要像录音机似地重复一遍“你好，欢迎来到堡顿快餐店”，红火想这样的日子他怎么受得了？

　　这时候，方浦西又变回到原来那副面孔了。他一边往炸薯条上抹着殷红的番茄酱，一边伸出舌尖来在食指上舔了舔说：

　　“红火，我一见你就……”然后他神情暧昧看着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可怜兮兮的刚初恋的小男孩。

　　红火颇显不耐烦地说：“那件事到底成不成你就给个准话吧？我年纪也不小了，调工作好比第二次嫁人，对我来说选择的机会已经不会太多了。”

　　方浦西不失时机地把手伸过来按在红火手背上说：“调动的事包在我身上，嗯？你就放心好啦。”

　　两人又在街上看了场下午场电影，方浦西动手动脚自不必说。红火看得迷迷糊糊的都快睡着了。回到家里疲倦万分，人也懒得理，头朝里躺在床上鞋也不脱，人像死过一回似的。

　　这年春天学校里兴起了一股“宠物热”，左晓军闲着没事就花钱买了一只白鼻梁的长毛狗养着玩。红火非常讨厌小猫小狗，她说她不喜欢毛毛乎乎的东西，见了就会犯恶心。晓军却说，这狗又不咬人，你怕什么？说着就抱那只小狗来跟红火亲热。红火尖叫一声躲得老远。红火说你别过来千万别过来，我受不了这条狗的目光。

　　“狗有什么目光？”左晓军觉得莫明其妙。

　　左晓军想来想去给他的小狗取名“总统”。红火道：“这么响亮的名字，倒不如将来给咱儿子留着呢。”

　　“总统！总统！”

　　左晓军已经开始训练他的狗，让它习惯于这个比人还髙贵的名字了。红火不屑地朝他看了一眼，觉得这个人真是没出息。多少人都在马拉松赛跑一样地往前奔，喘着粗气拼死拼活也要干出点名堂来，他可倒好，玩起狗来了。

　　“瞧你那无耻的样儿。你越活越抽抽了，都快赶上三岁小孩了！”

　　这些骂人的话红火张口就来，左晓军理都不理她，照样逗着他的小狗玩。“总统”也很知趣，每回见了红火都会绕道走，轻手轻脚的，好像生怕惹怒了她似的。邻居家冰冰的女儿小莫愁对这只小狗爱得不得了，天不亮就来敲窗户：“总统总统，你醒了吗？”红火就穿着睡衣迷迷糊糊一脚把总统踢出门道：“滚吧，永远别回来！”这话不像是说给小狗听的，倒像是冲着左晓军的。

　　“你少指桑骂槐，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出来，何必对狗发脾气呢？”

　　“天哪，我连骂骂狗的权利都没有了！”

　　“你越来越像你妈了，难怪当年你爸要跟你妈离婚呢……”

　　“你不是也是离婚的嘛，还当自己是什么好人呢！你要是稍微有点本事，你前妻也不会跑到日本去不回来呀，那个叫美什么子的女人一定是恨透你啦，男人活到你这份上，要什么没什么，还有什么劲呀？”

　　两人互揭着短，把八百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抖落出来了。红火就图一时嘴皮子痛快，想到哪儿说哪儿，什么狠说什么，把丈夫描述得跟个人面兽心的豺狼似的。夫妻吵架就怕揭短，揭短就好比抠对方身上刚刚结了痂的伤疤，一抠一个准，原本已经长好的伤口重新流脓流血，溃烂得不成样子。

　　红火最近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夜里总是睡不踏实，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脑子里乱轰轰的总好像有好多人在谈话，像火车站候车室里的声音，声音大是大，却又听不清楚什么。她想这大概是由于自己心事太重的缘故吧。调动的事一直拖着她让她心神不定的，她有时痛苦得连内脏都觉疼痛。“这样无休止地折磨下去，我简直都快疯了。”在电话里她这样告诉妈妈，似乎只有这样内心的疼痛才能减少一些分量似的。红火以前和她母亲很不对付，两人凡事总是一个说东一个就偏要往西，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砸摸出点滋味来了。母亲的有些话是对的。红火想，可惜自己当初一味地只知道跟母亲作对，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因为心情不好，红火每回出门不得不化浓妆，就好像脸外面又罩上一张脸，躲在红红白白的化妆品后面，红火会觉得安全些，别人不容易将她内心里的伤痛一眼识破，她自己也觉能够骗过自己了，才肯出门。

　　“天哪，你可真漂亮！”

　　春花秋月就爱这么一惊一咋。红火不知道她的赞美之词是真是假，便随声附和道：“你也很漂亮呀。”

　　春花秋月今天在一家餐馆里请客吃饭，无论如何要拉上红火。“认识些新朋友嘛，说不定对你有用呢。”春花秋月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叮嘱红火，“你可要准时到啊。”说到这儿，她就自作主张地收了线，那架势好像全北京的人都该听她调遣似的。

　　春花秋月今天纠集的是一帮流浪在北京的文化打工妹和文化打工仔，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叫“自由撰稿人”。他们每个人都起有稀奇古怪长得让人记不住的笔名，比如说那个长得有些像河马的写字师傅就颇为知趣地管自己叫“大嘴一郎”，个子小小的由诗人改行做撰稿的笔名叫“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一句诗。红火数了数，一二三四五，真是了不得一共十一个字，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光名字本身也能挣些稿费了吧？

　　“今年流行怪笔名。”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说，“怪笔名好啊，能让人看一眼就记住它，甭管文章啥样，笔名先把读者给震了。”

　　春花秋月道：“吃菜吃菜，喝酒喝酒。”又扭过脸来对红火：“哎，你别客气呀，多吃一点。”

　　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说：“哎，二位小姐怎能没酒？满上满上。”

　　红火用手捂住杯口道：“我不会喝酒，真的，啤酒都不沾，就更甭说白酒了。”

　　一个笔名叫“胡说八道”的大胡子男人对书商老G说道：“酒桌上有两种人不可轻视，一种是喝酒脸红的人，另一种就是女人。”

　　书商老G凑过来问红火：“听说你是教英语的老师？那英语一定很不错吧？我手头正好有个东西要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抽个时间单独谈谈。这是我的名片。”

　　红火想如果能译一本书，哪怕是小册子对自己评职称也是有好处的，更何况还能挣点钱，就满口答应下来。红火心情好起来，一下子就灌了二杯酒下肚。胡说八道刚才的“酒理论”在红火身上得到论证，兴奋得脸上直放红光：“喝！老G你和红火再干一杯，预祝你俩合作成功。”

　　大家听了胡说八道的建议，都乐不可支，起哄的起哄，倒酒的倒酒，酒桌上像开了锅似的，胡说八道、大嘴一郎还有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轮番进攻。红火感到另外一个自我已离我而去，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跟自己讲话，那声音完全像麦克风里传来的卡拉OK，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混声和成的效果在自己大脑里就完成了。红火那天话特别多，具体说了些什么事后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觉得身体发飘，头脑既清醒又混沌。她努力克制着自己把脚步走稳，跟着大伙一起去唱卡拉OK。

　　春花秋月对唱歌十分在行，一首接一首，把住麦克风不放。她说她一开始来北京闯荡，是奔着当歌星的目标来的，说着就很抒情很投人地唱道：“梦已成空，花已成，思念如线捆绑了我。行人匆匆，岁月悠悠，在爱里无怨无忧，像个失恋的木偶，茫然而困惑。当你就决定放手，我默默承受，曾经一个眼神一分冲动，如今在橱窗的角落，独自泪流。”

　　红火也很喜欢孟庭苇的歌，可她并不怎么会唱。一天到晚为生活发愁，连哼句歌的心情都没有了。红火忽然发现她所会唱的那几首歌还是她大学时代流行的，现在早就没人唱了。红火想，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落伍者了，这些年来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春花秋月又唱了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有人在跳舞，光线忽明忽暗，红火看到书商老G的脸一下一下变幻着颜色，红的脸绿的脸白的脸轮流在眼前飞快闪过，红火看不清哪一张是他真实的脸。

　　红火弄不清老G饭局上的话是真是假，第二天打了个电话到汤勇家找春花秋月。都十点多了，春花还没起床，很幸福地抱着电话问红火昨晚上吃得怎么样。红火说真的很好，又装做顺便的样子问了句，你说老G他让我译书的事是真的还是说着玩的？春花在电话里想了想说：“他是大书商，出版应该没问题。”

　　接着，红火就给老G挂了个电话，声音怯怯的，有些发虚。没想到老G语调非常认真也非常诚恳地说：“你现在就过来谈谈吧。”红火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放下电话骑上车就出门了。老G的公司离红火的学校很远，红火先骑车到地铁站，把车扔在车站再下去换乘地铁。地铁站附近歪七扭八自行车停了一大片，若是有谁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成串的自行车一个挨一个的“连锁反应”，碰倒第一辆第一辆就会碰倒第二辆，第二辆又去撞第三辆，依次类推，成片的自行车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下去，出现令人无法收拾的尴尬场面。那天红火便这样来了一回。

　　红火站在那里，看到自己的车碰倒了别人的车，别人的车又去碰别人的，她正打算一辆辆扶起，有个小伙子撞了她一下说：“哎，别那么实心眼儿。你不撞别人别人就可能撞你，这就是城市法则。”没等红火看清那人的面目如何，那人便像影子一样不见了。地铁口像是随时随地都在吞吐泡沫的一条大鱼，有些人进去了，有些人出来了，所有人都像是面目模糊的一个符号。

　　译稿领回家的当天晚上，红火就兴奋得有些睡不着觉。虽说只是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但算算也有几千块钱的进账。

　　因为报酬的事红火费了不少口舌和老G讨价还价。

　　“喏，你刚做这一行，行规你大概还不懂得吧？”

　　老G生意场上完全像换了一副新面孔似的，昨天喝酒吃饭的那个老G全然不见了，今天这个老G一脸正气，脑袋瓜像计算机一样灵，有人来问纸张价格、成本核算、给作者应付稿费，他的报价像行云流水一样富有诗意。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吸引了红火，轻而易举就取得红火的信任。他说：

　　“喏，我们的行规是这样的，原作原稿呢我们也只能开到千字30到头了。至于译稿呢我们一般只能开到半价。”

　　红火心里也跟着凉了半截。又听他继续道：“不过像红小姐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照顾的。我听春花小姐说红小姐的文笔还是挺不错的，又在学校教书，手头紧点，我看这样吧，稿费我们给你按原稿千字30算你看怎么样？”

　　红火掩饰着内心的激动站起来说：“那就太谢谢你了。”

　　老G不动声色道：“好吧，既然同意你就去同张经理签一下合同，签完了中午我请你吃饭。”

　　红火签罢合同心里便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想横竖有合同保护着呢，不管怎么说反正这活不会白干。在学校那种地方，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做，心里也能踏实一些。如果真能译好这本书，自己就成了“手艺人”，什么职称不职称，让“溜肥肠”见他妈的鬼去。

　　没评上中级职称，不管怎么说对红火都是个刺激。红火表面上表现得满不在乎，其实骨子里恨得骨头缝都在响。像红火这类要强的女人，比同班同学晚进职称，无异于当众扇她耳光。这口气她是咽不下的，她一定要从别的什么方面找补回来，气气那个自以为得势等着别人来巴结他的教务处长“溜肥肠”。

　　“溜肥肠要结婚了。”

　　那天王冰冰带着孩子过带串门，顺便传播小道消息。王冰冰评上中级职称以后，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地串着玩，上课纯属应付。他老公在校外开公司挣钱，她当然可以坐在家里享清福了，打打牌说说闲话，看看孩子溜溜狗，走哪儿都带着毛线活儿，成了标准的家庭妇女。

　　“嗨，在咱们这儿，上班还不就跟玩儿一样。”

　　他们不坐班，只要没课去嘟儿都成。他们这所学校是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单位，虽说给学生发的毕业文凭上印有某某学院字样，但实际上这里只不过是个分校，地点又在远离市区的坟场，所以教员中大多数是人心浮动，有人干了第二职业第三职业还不够，干脆辞去公职专心干起小买卖来。

　　王冰冰是带着他家女儿小莫愁来找“总统”玩的。

　　“咱院养了这么多狗，就数你家总统漂亮。”

　　王冰冰一P股坐在床沿上，手里飞快地织着毛线活说：“我家莫愁做梦都喊总统总统的呢，每天早上一睁眼都要往你这屋里跑。”

　　红火正坐在书桌前翻阅那叠书稿，没心思跟她闲扯，她一边嗯嗯呀呀地应着一边查着手边的一本字典。冰冰说你最近够用功的呀，是不是想提前晋升副教授啦？

　　“像我们这种人，连讲师都不配当，就只有讲课的份儿，哪还敢有什么别的想法？”

　　“红火呀，看在咱俩是好朋友的份上，我想劝你一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该给头儿送点礼就送点礼，等你评上讲师再牛气也来得及。”

　　“你当我多爱当那个破讲师呢？实话告诉你吧，我马上就要调走了。”

　　红火说这话的时候，两条弯弓似的眉毛扬得高高的。

　　“溜肥肠”的婚礼让全校师生大开眼界。他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而是大大方方地在食堂门口最显眼的地方摆上一只用红纸糊的“捐款箱”，无论是谁进门之前都得先往“捐款箱”里投钱，太小的票子拿不出手，一百两百的投进去连点声都没有。

　　“这哪儿是结婚呀，这是明抢呀。”

　　教员们暗地里小声议论。

　　可是有些想评职称的人就格外地拍他马屁，恨不得把一个月工资全都扔进那只红箱子里还不够，干脆送一整箱子钱给他才好。“溜肥肠”就是利用了人们这种心理，才敢明目张胆地让人给他“捐款”的。新婚之夜他不乐得尿裤子才怪，红火能够想像他满床爬着数那些票子的样儿。

　　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了，响过之后是满地纸屑。

　　红火远远地看着这一切，感到自己被排除在一切的世俗热闹之外，成为一个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