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狂季节

第四章

　　他呼吸平静，他用思想越过整个夜空，远远地进入宇宙记忆的深处，一直达到不动心境界的时候，先生的脑海中不再有任何思想的涌动，他的脑海就是世界——这是他召之即来的世界。

　　——[法国]让-菲利普·图森《浴室 先生 照相机》

　　整个冬天红火像动物一样进入冬眠状态。除了每星期固定的那么几堂课外，红火就往她那间平房小屋里一呆。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想什么。外界甚至有人传说红火因失恋而变得神经失常了。她木讷寡言，脸色苍白如纸，又是那么瘦削轻飘。她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轻如纸屑，她披一袭毛领黑斗篷，像个幽灵似的在雪地上走。

　　连红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干什么，那些美丽的连环套似的梦境，已飘然远去。红火已过了做梦的年纪，开始变得务实起来。

　　左晓军就在这时走进红火的视野里。他们是老朋友了，因为熟得有些过分，彼此反倒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其实左晓军喜欢红火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他不是那种擅长表达的男人，却是心中有主意的人。他有着坚毅而又性格化的外表，凡事喜欢说“无所谓”，认定了的事却又非常在乎。在红火最寂寞消沉的日子里，左晓军适时地出现在她面前。他身材高大，举止间很有些混然不觉的潇洒。像左晓军这类人，是很容易博得女性的好感的。

　　“红火，你开开门，我有话对你讲！”

　　左晓军用脚把门踹得砰砰响。

　　红火已经在房间里坐了整整三天了，那三天里她没课，便不出门，不吃也不喝，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王冰冰挺个大肚子跑前跑后，她说这两年这院里连续死人，可别再出什么事了。大雄说我把晓军叫来，冰冰你快回屋歇着去。冰冰说歇什么歇，离生还早呢。

　　红火在门里听到他俩你一句我一句扯着闲话，她感觉到一种真实的人生实在离自己很近。自己怎么就不能像平常人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呢？她从抽屉里拿出那面圆镜子来，梅超英在抽屉的角落里目光怪异地看着她。她抹口红的时候她就抹口红，她梳头的时候她也梳头。红火想这下完了，这样下去真要步那吊死鬼的后尘了。左晓军敲门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

　　红火把房门打开，出人意料的是她并没有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披头散发，寻死觅活，在人们都预料她快要成为坟场第二个梅超英的时候，她竟梳洗得头发溜光的出现在人们面前。

　　人们惊恐的脸像一堵墙。红火知道人们是来看结果的，绝食者的下场必定是面色惨白，骨瘦如柴。学校里在接连死了两个教员之后，有人就在寻找第三个了。

　　红火梳着溜光的盘头，戴了副宝蓝色景泰蓝大耳环。她化了非常精致的浅色粉妆，烟色眼影，夸张而高挑的弯弓形眉毛，桔色口红，她出门那一刹真是亮艳极了。

　　人群渐渐散去了，门口只剩下一个人，那人的影子被偏西的太阳拉成一道斜影，影子的顶端正落在红火的脚下。

　　“有事吗？”红火挑了挑眉毛问。

　　“我警告你红火，以后再也不许这么胡闹了。”左晓军一字一板地说完这句话，然后转身离去。他的背影给红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火想，以前怎么没注意过他的背影呢。

　　这年冬天天气似乎比往年要寒冷，平房外面的土地冻得很硬。天很早就黑下来了，漫长的冬夜只能在屋子里呆着。平房里暖气不热，红火自己又不会生火，她只有早早进被窝里捂着，连学生的作业都拿到被窝里去改。她对正在坐月子的王冰冰说：“跟你一样，连我也坐月子了，母鸡孵蛋似的都不敢动窝。”冰冰的屋里很暖和，大雄在屋子当中放了一只烧蜂窝煤的煤炉，屋外窗台底下堆放着码放得相当整齐的蜂窝煤，烟囱里飘着袅袅蓝烟，一副居家过日子的景象。

　　冰冰生了个大胖闺女，圆头圆脑长得有些像大雄。大雄姓李，李姓太常见，别说在外面，就是在坟场这所中专学校里也是一抓一大把的。这样冰冰两口子就为给女儿起名字伤透了脑筋。大雄主张叫“晶晶”，冰冰坚决反对，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冰冰有个死对头同屋就叫晶晶。“那人最讨厌了，是个是非精。”冰冰撇着嘴说道。

　　大雄坐在床沿上一边搓着尿布片子一边苦思冥想，红火笑道，你们这个名字怕是要起到明年去了。

　　王冰冰靠在被垛上翻字典。冰冰是南京人，冰冰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就叫她李莫愁好了。”大雄说：“好，莫愁这个名字好。”他俩就这么莫愁莫愁的随遇而安。红火现在觉得这样也挺好，与世无争的过过小日子算了。坟场从前是个埋人的地方，现在所埋葬的却是人的梦想。红火想起有一次她曾经站在十五层楼上眺望整个城市，那些暗灰色的屋顶曾勾起她许多联想。城市就是个巨大的坟场，红火想，不要再做梦了吧。

　　红火从王冰冰屋里出来，正遇上骑着自行车从外面回来的左晓军。

　　“这么晚了你干嘛去了？”红火一边用钥匙开锁一边问道。

　　左晓军用脚踢车蹬子，然后“咔啦咔啦”地锁那车上的转锁。“到你屋里暖和暖和。”他说。

　　红火白他一眼道：“到我屋里暖和什么，我屋里又没火。”

　　“看见你人我就暖和。”他凑近红火一点，半是开玩笑似地这么说。两人关上门开了一盏台灯，红火点上电炉烧水，那只小壶不一会儿就吃吃冒出白汽来了。“暖和一点儿了吧。”红火瞥他一眼，见他拿着个打火机一下一下地打着，并不见他点烟，蓝火苗跳一下就不见了，过一会儿又有一簇新的蓝火苗在他眼前跳。

　　红火坐在床沿上看他，也不说话，两人这么闷了一会儿，左晓军忽然问红火：“星期天我想请你到我家吃饭，你去吗？”

　　“星期天我得回家。”

　　“那就下星期。”

　　“下星期我也——”

　　“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红火星期天回家，母亲照例阴沉着脸。红火也不拿好脸色给她看，两人血红着眼睛瞪来瞪去的，都想找个原由来大吵一架。红火家新安了一架电话，母亲说要一人出一半钱，“亲兄弟，明算账。”她振振有辞地说。

　　红火把两千块钱往桌上一拍说：“这是我卖身的钱，你拿去吧。”她想起费文革一张一张数着给她这笔钱时的情形，不由得有些伤心。

　　“干嘛说得那么难听呢，希望你找个条件好点的，还不是为你自己好，将来又不是我跟他过，其实这事关我屁事啊，你就是找个瞎子拐子我也无所谓。”

　　话虽这么说，其实她心里是最在乎的。她把自己一生不顺归结到男人头上，她要在女儿身上把这一切都捞回来。可惜红火不争气，谈了两个能出国的男朋友都不翼而飞了。红火母亲暗地里正四处托人，条件只有一个：要找能出国的。

　　她把东西都替女儿买好了，她就不信别人的女儿能出去，她一手培养起来的红火就出不去。她就是要赌这口气，拼老命也要把女儿弄出去。

　　红火却过得一天比一天泄气。她渐渐相信起命中注定这句话来了，她想起传达室老头替她算命时说的话来：红火你的名字不好，火太旺了，肝火烧心。你人虽聪明，但将来注定一事无成。红火当时听了这番话，眉毛挑得老高。她哪信什么命呀，她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她觉得眼前这个怪老头挺可笑的。

　　西屋里的那两口棺材大小的旅行箱已经爆满了，那是红火她妈为红火出国准备的衣物。天知道她买这些真丝真皮真羊毛的东西得花去多少人民币。在准备出国的人眼里，国内的钱就跟不是钱了似的。一向省巴巴的红火她妈，存钱存了一辈子，却在几天之内就花得差不多了。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有钱要花得是地方。我女儿就要出国了，没两身像样的衣服怎么成呢。”

　　红火每回听母亲跟邻居家的阿姨讲着类似的话，她便会别过脸去生怕让人看见她潮乎乎的红眼圈。她心中有一团又软又酸的东西堵在那里，让她无法面对自己的妈。

　　电话铃就在这时响了起来。左晓军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非常亲切：“干什么呢你？”“我下午过来好了。”红火在一张纸头上记下他家的详细地址和乘哪趟车，母亲不安地盯在一旁，仿佛要出什么大事了。

　　那天下午天气晴好。隆冬季节难得这样的好天气，特别是没有风。没有风红火就可以把头发披散开来，从背后看去齐齐的一排，形同绸缎。有风的日子这么披着可不行，头发特别容易乱。

　　红火上了电车。电车上人不算太多，几乎人人都有座位。电车在一条古老的街道上蜿蜒穿行，路边有许多让人爽心悦目的店招牌，那个古色古香的“菩提缘”就让红火心悸了好半天。许多人都在平平常常地活着，红火想，梅超英和雷国鸣的死，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太不切实际了。

　　左晓军的家住在很不起眼的一片老式居民楼里。这种五六十年代盖的房子，过道窄小，没有厅，房间却比较大，跨度也比现在的房子要高些。红火走进左晓军的房间，发现里面空荡荡的，他的父母住在隔壁，这种房子一套只有两间。

　　屋子里的暖气烧得很热。“把外套脱了吧。”红火一进门左晓军就说。

　　红火觉得这个家有些怪里怪气的，空空的大房间什么也不摆。“你觉得很奇怪吧？两年前她出国的时候我们把东西全都卖了。”

　　“真够惨的。”

　　“无所谓，现在这样也挺好。”

　　接下来红火就觉得无话可说了。红火是最不会安慰人的了，在家里不是跟母亲怄气，就是觉得母亲的话听着别扭。即便是有时候红火觉出母亲的的确确是为她好，那也是过激的，变了味的，让人无法消受的母爱。红火同左晓军谈起她母亲谈起出国，这才找到了说话的由头似的，几乎不用思想，就把家里的事情一古脑地倒给左晓军。左晓军听后和稀泥似地说：“你妈妈是为你好。”他说话好像节约字似的用字尽量地少，这倒无形中加大了他语言的力度，使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他人一样地宽厚博大。他的冷峻里面并不缺少温情，他是铁打的外表下面藏着一只温情的芯子，那温情扩张开来，成为最细腻的一种关爱。

　　“你妈妈是为你好。”

　　红火在心里又重温了一遍，觉得左晓军的话仿佛字字句句都值得细细咀嚼似的。

　　冬日的阳光缓慢而疏懒地把老式木窗的窗棂一格一格地印在水泥地板上，她和他面对面坐在窗前，一时间忽然没了话。

　　“她——，她好看吗？”

　　“和你一样，她也很要强。总之她挺不容易的，她这样做也是没办法。”

　　这是红火在这个冬天所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后来红火发现，他们整个下午都在谈论他的前妻，他一直是以一种平和宽容的语气来谈论他的前妻的，并不说她一句坏话。

　　太阳偏西的时候，左晓军起身到厨房去忙晚饭。红火拉了一下他的袖子说：“别忙了。要不然我们出去吃？”

　　“你还能在饭馆吃一辈子呀？”左晓军用手掌按了一下红火的头顶，一字一顿地告诉她说：“你、我、我们大多数人，终归是要买菜做饭生儿育女过日子的，这就是人生，就这么简单。”

　　说完他便撇下红火不管，一个人上厨房煮鱼烧汤去了。

　　坟场的夜晚，平房顶上的瓦片被风掀得哗啦哗啦直响，房门总像是有人在砰砰地敲着，风在空中打着呼哨，没有人声，连野猫都不见了，这样的夜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守着一只烧得很旺的炉火，炉火上坐着的那只白亮的铝锅正在吃吃冒着白汽。红火隔着蒸蒸的水气望过去，那张肤色偏深的面孔凝着铜像一般坚忍的表情。红火第一次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去亲近一个男人，红火很想靠近他，什么也不想。

　　左晓军让红火坐在他膝间，他手脚有些笨拙地摸她的头发。多好的头发啊，他喃喃地说。

　　红火一直背对着他，薄薄的肩胛骨直抵住他的坚硬发达的胸肌。她感觉到他的手指在她发间穿梭走游，那里面滑得像丝。然后他捞起那蓬长发吻她的后脖颈，一只手同时插进红火那件宽大的毛衣，发现那里面空空荡荡的，居然什么也没穿。

　　“你怎么好像什么也没穿啊？”他贴她很近明知故问似地问她。

　　“这种毛衣就要贴身穿的嘛。”红火发觉自己此刻正像雪糕一样一点点地融化掉，以前所有的争斗，心计，处心积虑都变得毫无意义，只有眼前的炉火是真实的，粗壮的男人的手臂和他急促有力的呼吸是真实的。世上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抓住一点算一点吧。

　　他把她那件开领很大的毛衣向肩膀两边推去。红火高耸的锁骨、圆润得像玉一样的双肩随着褪下去的衣裳渐渐浮出海面。他像剥花生仁一样地细细剥红火，他两手一下一下轮流用着力，衣领到红火饱满的胸口处一下子卡住了，乳沟深刻而精晰地露出来。红火拔出一条手臂，那毛衣就没遮没拦地向下滑去。红火知道左晓军是个很棒的男人，却没料到他有这么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红火跌入死亡的深渊，她放纵地喊叫，哭泣，下意识地扭动肢体。那夜他们整整做了一夜的爱，第二天一早，推开门来，天地一片雪白，两人都觉得换了人间似的，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隔世感。

　　红火就这样被彻底埋葬在坟场了，这是她事后才感觉出来的。女人陷在情爱里，大脑便停止工作了。她一天到晚痴痴迷迷，颠三倒四，人软得像根面条，窗外又下着大雪，让人除了热被窝哪儿也不想去。

　　他们就这样不吃不喝地赖在床上，那张木床像灵柩一样停留在雪地中央。

　　“我愿意这样去死。”红火说，“经历了这一切，人生的大部分游戏都显得毫无意义。”

　　“过了这一刻你就该不这么想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他们闪电般地准备婚事是在春节以后。

　　那间平房红火本来是不打算收拾的，但左晓军坚持要大兴土木，“住一天就得舒服一天”，他挥汗如雨地正在平房前面搬砖，裤角管卷得老高，头发上腻着油和土。

　　他们打算在平房外面搭出一间小平房来。屋里的墙也是左晓军自己刷的，白石灰水溅得到处都是，地板上汪着一滩一滩的白色印迹，红火的工作便是擦这些印子。

　　地板已经很旧了，木头稍一用力就会掉下来一块。地下到处都是空洞，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得厉害。红火蹲在那里一边干着一边想，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不知要在这间破房子里住多久。地板正在一块块地烂掉，房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石灰水的味道。左晓军此刻忙得兴头正高，他是那种以发泄似地挥霍体力为乐趣的男人，他发达的肌肉被汗水抹得油亮，背心紧贴在身上。红火已渐渐感觉到那种危险了，她想他们的石灰屋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坟。

　　天快擦黑的时候他们打来一大盆清水彼此擦拭身体，房间里的石灰水的味道越发浓重起来。整个房间都是空的，只有一张床垫临时摆放在地板中央，坟冢一样肃穆庄严。

　　“我梦见我把自己埋葬了，”红火说，“身上的土越积越厚，越积越厚，后来我就不见了。”

　　红火因为结婚的事和母亲搞僵了。红火回去收拾过一回东西，正碰见那个常来找母亲的男医生在里屋和母亲神色诡秘地说着什么。医生姓孙，长刮脸，尖鼻头，看什么东西都好像是伸长了脖子去闻似的，是那种小里小气拘谨而又放不开的男人，这种男人和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的母亲倒是绝配的一对儿：一个紧锣密鼓的时候，另一个就总是受气包似的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红火，你自己过来挑一个吧。”母亲手上的一叠照片呈扇面形展开，看上去犹如一把魔术师手里的扑克牌。那个男人缩着脖子凑过来在照片上指指点点，唾沫星子溅到照片上的人脸上，红火感到恶心。

　　“都是具有出国条件的小伙子，或者人已经在国外了。”母亲看得两眼放光，直盯着那些照片头也不抬地说，“你孙叔为你找对象的事可费了不少事呢。”待她抬起头来与女儿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她看到的是一双森冷的狼眼，她从来也没见过如此可怕的目光，她发现她嘴角在淌血。

　　红火是一言不发离开这个家的。要是她发火了反倒好，可她没有。

　　她紧咬着嘴唇一样一样收拾东西，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她最后看了眼从小到大住的那个房间，然后关上灯出来。她的嘴角一直在流血，手里的一只小黑包轻飘飘的不知道刚刚胡乱装了些什么。她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在说：“我早说过她神经有问题——”后面的话红火就无法听清了。

　　红火是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心情回到坟场的。她想既然一切都靠不住，一切都不属于自己了，惟一可以指望的就只有爱情这码事了。这条像游丝一样的细线，系着红火对生活全部热情和希望。有爱总归是好的，她想，像冰冰那样做个平俗女人也没什么不可以。红火想起几年前她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到坟场来教书，总以为生活中的好事都在等着她似的，其实什么也没有。生活不过是一点点地把她的年轻时的好日子给耗尽了，让她变得麻木了，迟钝了，不再想什么了，就这么回事儿。

　　紧接着春天就来了。

　　红火看到门前那条石头铺成的甬道两旁，原本灰蓬蓬的冬青墙上浮出一层油亮的新绿来，那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冒出来了。地上到处都爬满了灰褐色的略带一点暗红的杨树毛毛，这些杨树毛毛条条都像厚实的会爬会动的肉虫子，红火看得心里又乱又麻。

　　“肉虫子”过后又来了杨絮。那是一种轻如雪片的东西，风吹到哪里就把它带到那里。在那些有风的日子里，红火独坐窗前，仰着脸，和那些轻盈絮片一起感受着随风飘荡的滋味。

　　风把它们吹到哪里它们就在那里了，其实人差不多也是这样的。

　　左晓军对新婚的日子是满意的，他是那种比较容易满足的男人，只要吃好玩好就可以了，闲来就看看足球赛下下围棋，心情极好，脸上放着油光，原先零零星星那几颗粉刺也不见了，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说他越活越年轻了。

　　左晓军的这种与世无争的劲儿多多少少也影响到红火。红火一心一意过起小日子来。

　　红火比较喜欢讲究房间的摆设，她首先在柔软方面大做文章。她买来一些便宜的碎花细缎，那种柔和细腻的格调最适合用来装饰房间。她朝西的大窗前铺有一小块椭圆形地毯，一只藤编的针线笸箩盛着各色丝线，这是每个女人都想要的生活：盘腿坐在窗前飞针走线，针角细细的，密密的，偶尔哼上一两句词不达意的歌。阳光从窗子里照射进来，被红火一起缝到那些绸缎里去，绸缎做成的宽大的复裥重褶老式窗帘和同色床罩，还有许许多多与之配套的泡沫软垫。王冰冰抱着孩子过来串门，对红火的创造力惊讶不已：“天哪，这屋子我简直不敢进了！”

　　“让你的莫愁尿干净了再来。”

　　“刚刚把过尿呢，我们莫愁一向最乖。”

　　没课的时候两人总是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像真正的家庭妇女的样儿。

　　“咱们大学里的功课全都白学了。”

　　“可不是嘛，成天抱孩子洗尿布，没一点劲。”

　　两个人东拉西扯闲聊天，太阳慢慢就偏西了。红火这才想到也许自己的一生就要这样过下去了，身后将要亮起的灯光，是她此刻惟一的安慰。她看到西天一片血红，有一群鸟儿正朝着太阳落山的地方拼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