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犯罪问题
一、犯罪特点
研究印度独立后三十年（1947—1977年）的社会犯罪，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犯罪率免曲线上升趋势。印度1948—1977年独立后最初几年除1919年偏高外，大体上保持稳定，犯罪率为10万分之180左右；1952年下降幅度较大，为10万分之166.7；1955年降至最低点，为10万分之137.5；1956年便开始回升，至1974年达到最高点，为10万分之203.4；1977年仍有10万分之202.5.
第二，犯罪率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警察组织1976年对几个发达国家与印度犯罪率的统计如下表：
上表显示，印度的犯罪率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应当补充说明，印度的犯罪统计不包括特别法与地方法，犯人的统计数因而不完全。如果把全部人犯部统计在内，1976年印度的犯罪率可达10万分之572.3.即使这后一个数字，也同样大大低于上表中的发达国家。
第三，犯罪率城市高于农村。以1971年为例，城乡犯罪的比例是，城市63.5%，农村36.5%。另据1978年的统汁，犯罪率最高的邦是中央邦，为]0万分之3]9.3；最低的邦是旁遮普，为10万分之84.1.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如班加罗尔为10万分之1369，德里为10万分之806.1.但是应当注意，印度的这种城市型高犯罪率却不同于发达国家。印度农村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加重了城市的各类社会问题，但农村的贫穷落后依然如故，并未得到缓解。
第四，偷盗在刑事犯罪中占很大比重。如以70年代为例，包括掏腰包、撬门锁在内的各种说盗犯罪，占犯罪总数的百分数为：1971年52.6%，1973年52.1%，1975年51.7%，1977年49.4%。这说明盗窃案保持在一半左右。
第五，按五项社会-经济指标考察犯罪率显现出犯罪的复杂性。五项指标为人均收入、识字率、人口密度、失业情况及表列部落和种姓的百分数。取五个犯罪率最高的邦，按犯罪率之多少的顺序排列，则]971年时的情况有如下表。
上表显示，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并非收入多、文化水平高犯罪率就低，反之也一样。因此，对社会犯罪的研究，除考察经济、文化因素外，还必项全面考察社会、心理、宗教、民俗与风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以求探知其真相，从而为与犯罪现象作斗争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刑事犯罪种类
刑事犯罪的种类繁多，情况复杂，现撮其要者分别简述如下：
（一）酗酒与吸毒
定时或周期暴饮酒精饮料（Alcohol），危害身体或社会者是为酗酒。吸食可卡因（Cocain）、巴比妥酸盐（Barbitur-
nte），大麻（Cannahi）、海洛因（Heroin）和幻觉剂（Halluci-nogenes）者是为吸毒。
饮洒之在印度，可以追溯到古代。《梨俱吠陀》咏苏摩的诗共有120首，详细地用各种比喻描绘如何从植物中榨取苏摩酒，饮后又多么使人兴奋。在莫卧儿时代，皇帝贾汉吉尔嗜饮，他的一些大臣甚至酗酒而死。但《摩奴法论》禁饮，把酗酒列为国王的“由欲乐造成的十恶习”之一，还指出：“他应该知道，在由欲乐造成的那一组当中，最有害的四个为酗酒，掷骰子、好色和打猎。”应受严厉惩治。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亦严格实行禁酒。
大约在公元8—9世纪时，印度大麻风行一时，因为它能给人以幻梦般的快感。同时，鸦片传入印度，罂菜种植迅速发展。吸食鸦片和大麻便逐渐成为上等社会的时髦风尚。
英国统治时期，殖民者为走私鸦片，牟取暴利，更在印度扩大种植，垄断贸易，获取不义之财。其中，部分在印度囯内市场销售，榨取印度人的血汗，毐害一代人。然而应当指出，酒与毒品消费的大增，主要是在英国人统治时期。正如印度禁销调赴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在整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时期，群众一般均未受饮酒与吸毒之害——这为不同时期访问印度的外围旅游者，包括法显、瓦斯科·达。伽马、贝尼埃和塔韦尼埃等人所证实。”
在今日印度，不管人们的年龄、性別、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如何，总有相当一部分饮酒、抽烟，甚至酗酒与吸毒。“瘾君子”何许人也呢？昔日的封建王公及其子弟，他们权势尽失，却拥有财富，因而生活奢侈，烟酒便成为须臾不可缺少的宝物；文人雅士，他们雅兴所至，风流不羁，或饮酒赋诗，或吞云吐雾，这便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劳苦阶级的人们，如苦力、车夫或贱民，他们苦中作乐，或借酒消愁，或吸烟解闷，不惜把辛劳之所得掷入酒壶或烟枪中，以求得一时的解脱。更令社会关切的则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他们中也有些人染上这些坏习惯。由印度教育和社会福利部支持，在全印医学科学研究院指导下，对德里大学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査，抽查了该校如4000名学生（其中男生2000人，女生1991人）。他们分属几个学院，来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年级。结果发现，被调查学生中吸烟者占11%，饮酒者占12%，服镇静剂者占3%，吸大麻者占1.3%。多数学生的家长对此则一无所知。
烟酒过度的危害是严重的。社会学家概括为八个字：伤身、毁家、犯罪和误国。烟酒伤身，不言自明。烟酒无度而造成家庭的不幸，屡见不鲜。烟酒还往注伴之以嫖赌，诱发更严重的犯罪，故被称为犯罪的“孪生姊妹”。在述及“误国”时他们引用法国元帅贝当的话，“我国士兵因痛饮而无法作战”，或者引用英国劳埃德·乔治的话，“我国正与德、奥和酒作斗争。在我看来，酒是这三个死敌中最大的敌人”。这些话未免言过其实，但如果作为对烟酒危害的告诫，则也未尝不可。
因此印度政府主张禁销。《印度宪法》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中规定，除了药用之外，国家对损害健康的烈酒和毒品实行禁销。然而关于酒的禁销却碰到困难。独立之初各邦曾先后颁行禁销令，但由此而产生一个非法酿酒、地下销售与偷饮的社团，人数多得惊人；同时各邦政府金库急需的收入（资金）来源也受到威胁。这使邦政府在实行政策时摇摆不定。1977年印度中央禁销委员会建议，在四年内分阶段完全禁销。中央政府为此答应，对各邦因禁销而受到的经济损失给予补贴，其办法是以1977—1978年的实际收入为基数，补偿其数的50%。
（二）赌博
在上古时代赌博已很流行。《摩奴法论》将赌博与酗酒列为一类，亦应受到惩罚。然而古印度已有许多嗜赌之徒，掷骰子便是那时通常的设赌方式。早在《梨俱吠陀》时代，掷骰子便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阿达婆吠陀》中有一首祈求赌运亨通的诗，它吟道：
“骰子啊！请你让我赌运通，
象母牛挤奶永不穷。
请用胜利系住我，
好象弓弦系住弓。
然而赌运并非对所有的赌徒都好，赌博也决不会总是吉星高照。因赌运不佳而输得精光，以至倾家荡产，家庭离异，甚至输掉整个王国者也不乏其人。《摩诃婆罗多》中般度人的英雄坚战，被他的堂兄难敌设赌局赌输，结果输掉整个王国，并使他们兄弟五人和共同热爱的一个妻子都沦为奴隶。《那罗传》中的国王那罗，与其兄弟以掷骰子为赌，输光了国土和一切财产，夫妻二人只得逃亡。后来他学会了赌博，又以赌术赢回了他的国家。这些要算是极端的例子。
这恶习延续至今依然存在，只是更加花样翻新而已。在权势者的俱乐部里，阔人们以很高的赌注玩纸牌，从来无人过问。在赛马场上，任何人都可以押上一宝，去碰碰运气。还有一种为政府所独占的赌局，在印度各邦几乎都无一例外存在，即发行彩票。这种赌博的赌注一中彩其金额有时竟高达百万卢比之巨。事实上，这是被社会认可和鼓励的一种赌博。
赌博的危害显而易见。一些赌徒或通宵达旦，或倾其所有地狂赌，结果往往是一贫如洗，家破人亡；更有的赌徒不惜铤而走险，引发恶性犯罪，如凶杀、抢劫等。印度政府颁布《（禁止）赌博法》以禁赌。但该法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一被禁止的行为是民众的要求，并为社会所接受；而只是在公开聚赌，或通过设赌而赚钱时，才被认定其为犯罪，彩票也是一种赌博，《印度刑法》却以一个莫明其妙的附带条件，使各邦部可以组织发行彩票。因此，虽然每年部有成千上万的人因赌博罪而被捕，但这种惩罚太不合逻辑，以致既不能真正控制赌博，又不能实现立法的福利目标。
（三）偷盗与抢劫
在各类传统的刑事犯罪中，偷盗最为普遍且为时久远。偷、窃、盗都有专门的技艺，并且为某些人拥或社团所保持与传授，从而形成印度社会的“偷盗部落”或“偷盗种姓”。古印度有所谓《偷经》的著作，论述偷窃之道。小偷似乎被认可为一种社会职业》还有自己的神祗——“贼神”的庇佑。据说贼神名叫斯干陀，是湿婆神的儿子，有六个头十二只手，骑着孔雀，又是天界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看来，小偷似乎还颇为神气。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描写小偷的，例如首陀罗迦的戏剧《小泥车》，其中有一个重要角色即是一个侠盗，名叫夜游，出身婆罗门种姓，为了替情人赎身，曾在夜晚挖通入室内行窃。剧中的夜游上场后有几句念白道：哈哈！怎么兔儿爷（指月亮）也落了下去，这才是——
巡夜的更夫看不见俺的行踪，
打家劫舍，俺且称英雄。
星儿暗淡乌云遮天空，
深夜如慈母庇护俺这顽童。
在今日印度，偷盗依然是一种主要的刑事犯罪。与往昔不同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所偷的物品已不是小铧及农具与耕牛，而是大件、高档商品，如收录机、电视机和摩托车、汽车等。盗窃的手段和技术也日趋现代化，因之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印度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偷盗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一直居第一位，占犯罪总数的约一半。以1978年为例，这一年的定罪人犯总计为127.3万人，偷盗犯为59.6万人（占46.8%）。1974年窃案发案较多，被偷盗各类物品的总值达6.9亿卢比。
抢劫是更严重的刑事犯罪。抢劫犯有单个的，也有成群结伙的。他们劫掠财货，伤害人命，危害社会。在印度历史上，“汰旗人”（Thug或Thugee）即属于这一类。他们以特殊方式招纳徒众，其成员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但崇奉迦利女神；他们化妆旅行，在公路上绑票，杀害（勒死）无辜的、孤独无援的旅客，却妄信落入其毒手的牺牲是神假人之手处死的；他们往往得到一些酋长、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其组织几乎蔓延到全印各地。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微，汰旗人一度十分猖獗。英印政府曾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于1826—1835年派兵进剿；捕杀近二千人，其余都送到拘留地严加管束。1848年又在贾巴普尔为他们建立居留地，教之以织毯等手工工艺，使他们自食其力。
在现代印度，由于阶级压迫、经济不平等及其他一些社会原因，抢劫案时有发生。偏僻地区案情更重。印度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抢劫案在各类刑事案件中的比例虽然不高（70年代为1.8%），但案犯的人数迅速增加，增长率已跃居刑事罪犯的首位，如劫犯的人数从1961年的608人增至1974年的22286人，增长2如%。若以1978年与1968年相比较，十年间增长率最高的要算抢劫案，为112.8%；其他案件的增长率均低于此数，如谋杀案增加34.7%，绑架与诱拐案增加36.9%，偷盗案增加36.1%，诈骗案增加48.2%
等。
对抢劫案显著增加的调查研究表明，第一，武装抢劫银行及其下属机抅的案件日增，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务扩大，银行哄随之扩至穷乡僻壤。第二，武装抢劫案的劫犯不再使用原始凶器，更多地使用了枪械和炸弹等现代火器。第三，有些青年、甚至大学生，也卷入抢劫案，令人怵目惊心。他们往往在火车上，或者在偏僻公路行驶的长途汽车上作案。在一些省份，如联合省就常发出有关大学生行劫的报告。据报道，在马哈拉施特拉的普恩，就曾有四个大学生因结伙抢劫和谋杀而被送上绞刑架。
（四）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劣习在印度植根很深。古代经典如吠陀、两大史诗都述及贪污行为，《政事论》更辟有数章，述及整个官僚机构，从卑微的乡村小吏到中央大臣的贪污恶行，莫卧儿朝廷的贪污更是声名狼藉。英国统治时期的情况更糟，公司政权的官吏和雇员无人不贪，整个殖民统治制度本身则浸透贪污腐化风。克莱武·黑斯丁斯的被弹劾仅是几场闹剧，当代的研究更暴露出那个体制是一个贪污腐化网。
印度独立之后贪污也无处不在。首先是各级各类官吏，甚至包括某些高层人士都以权谋私，成为金钱的奴隶。他们以提供一些帮助为交换条件，例如颁发执照，核准申请，给予优惠等，从对方捞取现金、佣金、礼品、分红、奖金和财产。更严重的是有些官吏竟然贪赃枉法，这包括以出卖经济情报而大赚其钱；以政治讹诈迫使别人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资助；插手选举，或恐吓威逼、或小恩小惠收买选民；以及利用个人地位为自已、亲友、本教派或本种姓谋利，如果取职位、出国访问、从商致富、升迁发迹等。
贪污腐化之风不仅在政界发展，而且还渗透到各个领域，甚至连学校和宗教圣地也未能幸免。学校本是培养人的地方，然而这里道德的沉沦却令人惊异。学位证书已成商品，花上数千卢比就可买得一纸文凭。其他的劣行也不少，如窜改成绩，私分基金，以伪造证件入学，为权势者的子女在补考、升级等方面提供方便，从要求入学或考试及格的学生家长处捞赠礼，把考题洩漏给付得起钱的家长的子女换大钱。
至于各个宗教圣地，那里本是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圣堂，如今有些却已变成贪心的管理人捞实惠的猎场。这些人贪婪成性，攫夺大量珍宝和地产，并把朝圣者的祭品、供物尽数装入私囊。他们使用的手法也很多，如滥用和私吞“神宅”基金，控制并私分寺庙的供奉和资产，把寺庙的珍品和财物低价出售给亲友；偷盗寺庙的珍贵之物，以赝品偷换价值连城的国宝，并走私出国卖给外国的博物馆或古董收藏家而赚钱。
印度政府亦曾采取措施预防和惩治贿赂与贪污。早在1947年，印度政府即已颁布《预防贪污法》，1964年又颁布《反贪污（修正）法》，此外还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法律，与社会上的营私舞弊作斗争。当局还发动反贪污运动，力图阻止曰趋严重的腐败风气。然而由于当局失检，运动大多疏于形式，被捕受惩处的只是一些雇员、仆役之类的“小人物”，那些“大人物”则逍遥法外，依然故我。难怪印度学者称贪污为社会的“血癌”，视之为不治之症。
（五）“白领”犯罪
“白领”犯罪指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一经济犯罪。罪犯往往是一些富商大贾，或者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里仅举几例以说明之。
1.偷税漏税商业界人士常犯，不少专业界（医务、法律、文艺等）人士也有这方面的劣行。偷漏的税款一般包括：个人所得税、资产税、销售税、遗产税、消费税、田赋、房地产税、土地房建税，以及地方当局征收的其他一些地方税。
逃税使纳税人的精力从生产活动转向非生产方面，如帘改账目、制造假象，千方百计逃避纳税义务使社会道德水淮下降，造成不诚实、粗俗、夸富，败坏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产生平行经济，妨碍经济增长，加剧通货膨胀，增殖“黑钱”，使整个经济政策归于失败。
2.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摻假以上商品的纯度、质量和色泽、防腐剂剂量等，虽然部有明确规定，而且违者必究。但是掺假现象却有增无已，似乎已成为制造商、零售商和配售人的经营“信条”。常被掺假的商品有粮食、油料、饮料、肉、鱼、蛋、水果、香料、药品及化妆品等。商品掺假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有时还伤害人的身体，甚而致人于死命。
因此无异于谋财害命，且是一种“狡猾的谋杀”。
3.敲竹杠、投机、囤积与黑市交易这些犯罪兴起的社会一经济原因是生活必须品匮乏，流通渠道不畅，管理不善。国家虽有立法措施，并通过调节商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以保证正常供应，但是却经常不能奏效。敲诈钱财，打通关节，千方百计搞紧俏商品，大量囤积，然后在黑市成交赚不义之财。
4.走私和违反外汇条例国家以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来保持外贸平衡，并实行外汇管制，尽管限制进口的是奢侈品与非必需品，如电动小玩具、收录机、照相器材、化妆品等；制止出口的则有艺术珍品、金银玉器、现钞、邮政汇票和外币兑换券等。但是-些不法商人则以走私从事非法交易，逋过陆路、海运以至航空运输，以各种方式成交。他们还以虚构的机关、伪证以及收买手段搞执照。
走私涉及处国，有时还伴之以间谍与破坏活动。因此它不仅败坏经济、使道德沦丧，而且有碍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是危害颇大的一种经济犯罪活动。
5.买卖执照和定额许可证、执照和定额制，是国家管理工商业的一项措施。这方面的违法活动，一是未经授权、或非法越权出售执照和定额，更有盗窃或政府官员私自提供出售牟利者；一是伪造商号或个人名字骗取执照和定额，或苕虽用真名却又伪造证件者，还有的执照使用者愿给付一大笔额外费用的入“借用”其执照。这些犯罪活动使许可证和执照形同虚设，使定额毫无作用，破坏了管理制度，危害国民经济，败坏民风。
6.破坏度量衡标准国家法定的皮量衡标淮，对内用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外用以维护国家的信誉。但是不法之徒使用的或是假度量衡器，或是粗制滥造的传统度量衡用具。他们置国家法规于不顾，以短斤少两、或者以不可捉摸的数量单位蒙骗顾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7.专业人员的违法年利几乎所有专业领域都有违法牟利者，而医疗、政法、工程建筑等专业更为突出。医务人员违法牟利的手法，如未经授权而堕胎，出卖酒精和麻醉剂，出具假病请假条，把医院的药品卖给外人，不必要的治疗，出具假报销单据，敲诈病人等。法律顾问违法牟利的手法，如在接手有关案件时向当事人作逃税方法的咨询，曲解证据，在事故案件中提出过分要求，从事帮诉和对诉讼一方的非法资助，办理转让证书、估定现金财产文件时起草或证实假文件，敲诈当事人等。工程师、建筑师和评估商的咨询商号违法牟利的手法，如与承包人和拍卖者勾结，在房地产估价、建设中作假报告与评估，在珠宝与资产评估中搞欺骗等。
另外，还有卖淫的犯罪活动，有关内容已在本编妇女问题中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研究印度独立后三十年（1947—1977年）的社会犯罪，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犯罪率免曲线上升趋势。印度1948—1977年独立后最初几年除1919年偏高外，大体上保持稳定，犯罪率为10万分之180左右；1952年下降幅度较大，为10万分之166.7；1955年降至最低点，为10万分之137.5；1956年便开始回升，至1974年达到最高点，为10万分之203.4；1977年仍有10万分之202.5.
第二，犯罪率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警察组织1976年对几个发达国家与印度犯罪率的统计如下表：
上表显示，印度的犯罪率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应当补充说明，印度的犯罪统计不包括特别法与地方法，犯人的统计数因而不完全。如果把全部人犯部统计在内，1976年印度的犯罪率可达10万分之572.3.即使这后一个数字，也同样大大低于上表中的发达国家。
第三，犯罪率城市高于农村。以1971年为例，城乡犯罪的比例是，城市63.5%，农村36.5%。另据1978年的统汁，犯罪率最高的邦是中央邦，为]0万分之3]9.3；最低的邦是旁遮普，为10万分之84.1.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如班加罗尔为10万分之1369，德里为10万分之806.1.但是应当注意，印度的这种城市型高犯罪率却不同于发达国家。印度农村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加重了城市的各类社会问题，但农村的贫穷落后依然如故，并未得到缓解。
第四，偷盗在刑事犯罪中占很大比重。如以70年代为例，包括掏腰包、撬门锁在内的各种说盗犯罪，占犯罪总数的百分数为：1971年52.6%，1973年52.1%，1975年51.7%，1977年49.4%。这说明盗窃案保持在一半左右。
第五，按五项社会-经济指标考察犯罪率显现出犯罪的复杂性。五项指标为人均收入、识字率、人口密度、失业情况及表列部落和种姓的百分数。取五个犯罪率最高的邦，按犯罪率之多少的顺序排列，则]971年时的情况有如下表。
上表显示，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并非收入多、文化水平高犯罪率就低，反之也一样。因此，对社会犯罪的研究，除考察经济、文化因素外，还必项全面考察社会、心理、宗教、民俗与风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以求探知其真相，从而为与犯罪现象作斗争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刑事犯罪种类
刑事犯罪的种类繁多，情况复杂，现撮其要者分别简述如下：
（一）酗酒与吸毒
定时或周期暴饮酒精饮料（Alcohol），危害身体或社会者是为酗酒。吸食可卡因（Cocain）、巴比妥酸盐（Barbitur-
nte），大麻（Cannahi）、海洛因（Heroin）和幻觉剂（Halluci-nogenes）者是为吸毒。
饮洒之在印度，可以追溯到古代。《梨俱吠陀》咏苏摩的诗共有120首，详细地用各种比喻描绘如何从植物中榨取苏摩酒，饮后又多么使人兴奋。在莫卧儿时代，皇帝贾汉吉尔嗜饮，他的一些大臣甚至酗酒而死。但《摩奴法论》禁饮，把酗酒列为国王的“由欲乐造成的十恶习”之一，还指出：“他应该知道，在由欲乐造成的那一组当中，最有害的四个为酗酒，掷骰子、好色和打猎。”应受严厉惩治。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亦严格实行禁酒。
大约在公元8—9世纪时，印度大麻风行一时，因为它能给人以幻梦般的快感。同时，鸦片传入印度，罂菜种植迅速发展。吸食鸦片和大麻便逐渐成为上等社会的时髦风尚。
英国统治时期，殖民者为走私鸦片，牟取暴利，更在印度扩大种植，垄断贸易，获取不义之财。其中，部分在印度囯内市场销售，榨取印度人的血汗，毐害一代人。然而应当指出，酒与毒品消费的大增，主要是在英国人统治时期。正如印度禁销调赴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在整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时期，群众一般均未受饮酒与吸毒之害——这为不同时期访问印度的外围旅游者，包括法显、瓦斯科·达。伽马、贝尼埃和塔韦尼埃等人所证实。”
在今日印度，不管人们的年龄、性別、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如何，总有相当一部分饮酒、抽烟，甚至酗酒与吸毒。“瘾君子”何许人也呢？昔日的封建王公及其子弟，他们权势尽失，却拥有财富，因而生活奢侈，烟酒便成为须臾不可缺少的宝物；文人雅士，他们雅兴所至，风流不羁，或饮酒赋诗，或吞云吐雾，这便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劳苦阶级的人们，如苦力、车夫或贱民，他们苦中作乐，或借酒消愁，或吸烟解闷，不惜把辛劳之所得掷入酒壶或烟枪中，以求得一时的解脱。更令社会关切的则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他们中也有些人染上这些坏习惯。由印度教育和社会福利部支持，在全印医学科学研究院指导下，对德里大学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査，抽查了该校如4000名学生（其中男生2000人，女生1991人）。他们分属几个学院，来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年级。结果发现，被调查学生中吸烟者占11%，饮酒者占12%，服镇静剂者占3%，吸大麻者占1.3%。多数学生的家长对此则一无所知。
烟酒过度的危害是严重的。社会学家概括为八个字：伤身、毁家、犯罪和误国。烟酒伤身，不言自明。烟酒无度而造成家庭的不幸，屡见不鲜。烟酒还往注伴之以嫖赌，诱发更严重的犯罪，故被称为犯罪的“孪生姊妹”。在述及“误国”时他们引用法国元帅贝当的话，“我国士兵因痛饮而无法作战”，或者引用英国劳埃德·乔治的话，“我国正与德、奥和酒作斗争。在我看来，酒是这三个死敌中最大的敌人”。这些话未免言过其实，但如果作为对烟酒危害的告诫，则也未尝不可。
因此印度政府主张禁销。《印度宪法》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中规定，除了药用之外，国家对损害健康的烈酒和毒品实行禁销。然而关于酒的禁销却碰到困难。独立之初各邦曾先后颁行禁销令，但由此而产生一个非法酿酒、地下销售与偷饮的社团，人数多得惊人；同时各邦政府金库急需的收入（资金）来源也受到威胁。这使邦政府在实行政策时摇摆不定。1977年印度中央禁销委员会建议，在四年内分阶段完全禁销。中央政府为此答应，对各邦因禁销而受到的经济损失给予补贴，其办法是以1977—1978年的实际收入为基数，补偿其数的50%。
（二）赌博
在上古时代赌博已很流行。《摩奴法论》将赌博与酗酒列为一类，亦应受到惩罚。然而古印度已有许多嗜赌之徒，掷骰子便是那时通常的设赌方式。早在《梨俱吠陀》时代，掷骰子便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阿达婆吠陀》中有一首祈求赌运亨通的诗，它吟道：
“骰子啊！请你让我赌运通，
象母牛挤奶永不穷。
请用胜利系住我，
好象弓弦系住弓。
然而赌运并非对所有的赌徒都好，赌博也决不会总是吉星高照。因赌运不佳而输得精光，以至倾家荡产，家庭离异，甚至输掉整个王国者也不乏其人。《摩诃婆罗多》中般度人的英雄坚战，被他的堂兄难敌设赌局赌输，结果输掉整个王国，并使他们兄弟五人和共同热爱的一个妻子都沦为奴隶。《那罗传》中的国王那罗，与其兄弟以掷骰子为赌，输光了国土和一切财产，夫妻二人只得逃亡。后来他学会了赌博，又以赌术赢回了他的国家。这些要算是极端的例子。
这恶习延续至今依然存在，只是更加花样翻新而已。在权势者的俱乐部里，阔人们以很高的赌注玩纸牌，从来无人过问。在赛马场上，任何人都可以押上一宝，去碰碰运气。还有一种为政府所独占的赌局，在印度各邦几乎都无一例外存在，即发行彩票。这种赌博的赌注一中彩其金额有时竟高达百万卢比之巨。事实上，这是被社会认可和鼓励的一种赌博。
赌博的危害显而易见。一些赌徒或通宵达旦，或倾其所有地狂赌，结果往往是一贫如洗，家破人亡；更有的赌徒不惜铤而走险，引发恶性犯罪，如凶杀、抢劫等。印度政府颁布《（禁止）赌博法》以禁赌。但该法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一被禁止的行为是民众的要求，并为社会所接受；而只是在公开聚赌，或通过设赌而赚钱时，才被认定其为犯罪，彩票也是一种赌博，《印度刑法》却以一个莫明其妙的附带条件，使各邦部可以组织发行彩票。因此，虽然每年部有成千上万的人因赌博罪而被捕，但这种惩罚太不合逻辑，以致既不能真正控制赌博，又不能实现立法的福利目标。
（三）偷盗与抢劫
在各类传统的刑事犯罪中，偷盗最为普遍且为时久远。偷、窃、盗都有专门的技艺，并且为某些人拥或社团所保持与传授，从而形成印度社会的“偷盗部落”或“偷盗种姓”。古印度有所谓《偷经》的著作，论述偷窃之道。小偷似乎被认可为一种社会职业》还有自己的神祗——“贼神”的庇佑。据说贼神名叫斯干陀，是湿婆神的儿子，有六个头十二只手，骑着孔雀，又是天界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看来，小偷似乎还颇为神气。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描写小偷的，例如首陀罗迦的戏剧《小泥车》，其中有一个重要角色即是一个侠盗，名叫夜游，出身婆罗门种姓，为了替情人赎身，曾在夜晚挖通入室内行窃。剧中的夜游上场后有几句念白道：哈哈！怎么兔儿爷（指月亮）也落了下去，这才是——
巡夜的更夫看不见俺的行踪，
打家劫舍，俺且称英雄。
星儿暗淡乌云遮天空，
深夜如慈母庇护俺这顽童。
在今日印度，偷盗依然是一种主要的刑事犯罪。与往昔不同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所偷的物品已不是小铧及农具与耕牛，而是大件、高档商品，如收录机、电视机和摩托车、汽车等。盗窃的手段和技术也日趋现代化，因之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印度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偷盗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一直居第一位，占犯罪总数的约一半。以1978年为例，这一年的定罪人犯总计为127.3万人，偷盗犯为59.6万人（占46.8%）。1974年窃案发案较多，被偷盗各类物品的总值达6.9亿卢比。
抢劫是更严重的刑事犯罪。抢劫犯有单个的，也有成群结伙的。他们劫掠财货，伤害人命，危害社会。在印度历史上，“汰旗人”（Thug或Thugee）即属于这一类。他们以特殊方式招纳徒众，其成员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但崇奉迦利女神；他们化妆旅行，在公路上绑票，杀害（勒死）无辜的、孤独无援的旅客，却妄信落入其毒手的牺牲是神假人之手处死的；他们往往得到一些酋长、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其组织几乎蔓延到全印各地。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微，汰旗人一度十分猖獗。英印政府曾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于1826—1835年派兵进剿；捕杀近二千人，其余都送到拘留地严加管束。1848年又在贾巴普尔为他们建立居留地，教之以织毯等手工工艺，使他们自食其力。
在现代印度，由于阶级压迫、经济不平等及其他一些社会原因，抢劫案时有发生。偏僻地区案情更重。印度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抢劫案在各类刑事案件中的比例虽然不高（70年代为1.8%），但案犯的人数迅速增加，增长率已跃居刑事罪犯的首位，如劫犯的人数从1961年的608人增至1974年的22286人，增长2如%。若以1978年与1968年相比较，十年间增长率最高的要算抢劫案，为112.8%；其他案件的增长率均低于此数，如谋杀案增加34.7%，绑架与诱拐案增加36.9%，偷盗案增加36.1%，诈骗案增加48.2%
等。
对抢劫案显著增加的调查研究表明，第一，武装抢劫银行及其下属机抅的案件日增，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务扩大，银行哄随之扩至穷乡僻壤。第二，武装抢劫案的劫犯不再使用原始凶器，更多地使用了枪械和炸弹等现代火器。第三，有些青年、甚至大学生，也卷入抢劫案，令人怵目惊心。他们往往在火车上，或者在偏僻公路行驶的长途汽车上作案。在一些省份，如联合省就常发出有关大学生行劫的报告。据报道，在马哈拉施特拉的普恩，就曾有四个大学生因结伙抢劫和谋杀而被送上绞刑架。
（四）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劣习在印度植根很深。古代经典如吠陀、两大史诗都述及贪污行为，《政事论》更辟有数章，述及整个官僚机构，从卑微的乡村小吏到中央大臣的贪污恶行，莫卧儿朝廷的贪污更是声名狼藉。英国统治时期的情况更糟，公司政权的官吏和雇员无人不贪，整个殖民统治制度本身则浸透贪污腐化风。克莱武·黑斯丁斯的被弹劾仅是几场闹剧，当代的研究更暴露出那个体制是一个贪污腐化网。
印度独立之后贪污也无处不在。首先是各级各类官吏，甚至包括某些高层人士都以权谋私，成为金钱的奴隶。他们以提供一些帮助为交换条件，例如颁发执照，核准申请，给予优惠等，从对方捞取现金、佣金、礼品、分红、奖金和财产。更严重的是有些官吏竟然贪赃枉法，这包括以出卖经济情报而大赚其钱；以政治讹诈迫使别人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资助；插手选举，或恐吓威逼、或小恩小惠收买选民；以及利用个人地位为自已、亲友、本教派或本种姓谋利，如果取职位、出国访问、从商致富、升迁发迹等。
贪污腐化之风不仅在政界发展，而且还渗透到各个领域，甚至连学校和宗教圣地也未能幸免。学校本是培养人的地方，然而这里道德的沉沦却令人惊异。学位证书已成商品，花上数千卢比就可买得一纸文凭。其他的劣行也不少，如窜改成绩，私分基金，以伪造证件入学，为权势者的子女在补考、升级等方面提供方便，从要求入学或考试及格的学生家长处捞赠礼，把考题洩漏给付得起钱的家长的子女换大钱。
至于各个宗教圣地，那里本是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圣堂，如今有些却已变成贪心的管理人捞实惠的猎场。这些人贪婪成性，攫夺大量珍宝和地产，并把朝圣者的祭品、供物尽数装入私囊。他们使用的手法也很多，如滥用和私吞“神宅”基金，控制并私分寺庙的供奉和资产，把寺庙的珍品和财物低价出售给亲友；偷盗寺庙的珍贵之物，以赝品偷换价值连城的国宝，并走私出国卖给外国的博物馆或古董收藏家而赚钱。
印度政府亦曾采取措施预防和惩治贿赂与贪污。早在1947年，印度政府即已颁布《预防贪污法》，1964年又颁布《反贪污（修正）法》，此外还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法律，与社会上的营私舞弊作斗争。当局还发动反贪污运动，力图阻止曰趋严重的腐败风气。然而由于当局失检，运动大多疏于形式，被捕受惩处的只是一些雇员、仆役之类的“小人物”，那些“大人物”则逍遥法外，依然故我。难怪印度学者称贪污为社会的“血癌”，视之为不治之症。
（五）“白领”犯罪
“白领”犯罪指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一经济犯罪。罪犯往往是一些富商大贾，或者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里仅举几例以说明之。
1.偷税漏税商业界人士常犯，不少专业界（医务、法律、文艺等）人士也有这方面的劣行。偷漏的税款一般包括：个人所得税、资产税、销售税、遗产税、消费税、田赋、房地产税、土地房建税，以及地方当局征收的其他一些地方税。
逃税使纳税人的精力从生产活动转向非生产方面，如帘改账目、制造假象，千方百计逃避纳税义务使社会道德水淮下降，造成不诚实、粗俗、夸富，败坏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产生平行经济，妨碍经济增长，加剧通货膨胀，增殖“黑钱”，使整个经济政策归于失败。
2.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摻假以上商品的纯度、质量和色泽、防腐剂剂量等，虽然部有明确规定，而且违者必究。但是掺假现象却有增无已，似乎已成为制造商、零售商和配售人的经营“信条”。常被掺假的商品有粮食、油料、饮料、肉、鱼、蛋、水果、香料、药品及化妆品等。商品掺假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有时还伤害人的身体，甚而致人于死命。
因此无异于谋财害命，且是一种“狡猾的谋杀”。
3.敲竹杠、投机、囤积与黑市交易这些犯罪兴起的社会一经济原因是生活必须品匮乏，流通渠道不畅，管理不善。国家虽有立法措施，并通过调节商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以保证正常供应，但是却经常不能奏效。敲诈钱财，打通关节，千方百计搞紧俏商品，大量囤积，然后在黑市成交赚不义之财。
4.走私和违反外汇条例国家以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来保持外贸平衡，并实行外汇管制，尽管限制进口的是奢侈品与非必需品，如电动小玩具、收录机、照相器材、化妆品等；制止出口的则有艺术珍品、金银玉器、现钞、邮政汇票和外币兑换券等。但是-些不法商人则以走私从事非法交易，逋过陆路、海运以至航空运输，以各种方式成交。他们还以虚构的机关、伪证以及收买手段搞执照。
走私涉及处国，有时还伴之以间谍与破坏活动。因此它不仅败坏经济、使道德沦丧，而且有碍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是危害颇大的一种经济犯罪活动。
5.买卖执照和定额许可证、执照和定额制，是国家管理工商业的一项措施。这方面的违法活动，一是未经授权、或非法越权出售执照和定额，更有盗窃或政府官员私自提供出售牟利者；一是伪造商号或个人名字骗取执照和定额，或苕虽用真名却又伪造证件者，还有的执照使用者愿给付一大笔额外费用的入“借用”其执照。这些犯罪活动使许可证和执照形同虚设，使定额毫无作用，破坏了管理制度，危害国民经济，败坏民风。
6.破坏度量衡标准国家法定的皮量衡标淮，对内用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外用以维护国家的信誉。但是不法之徒使用的或是假度量衡器，或是粗制滥造的传统度量衡用具。他们置国家法规于不顾，以短斤少两、或者以不可捉摸的数量单位蒙骗顾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7.专业人员的违法年利几乎所有专业领域都有违法牟利者，而医疗、政法、工程建筑等专业更为突出。医务人员违法牟利的手法，如未经授权而堕胎，出卖酒精和麻醉剂，出具假病请假条，把医院的药品卖给外人，不必要的治疗，出具假报销单据，敲诈病人等。法律顾问违法牟利的手法，如在接手有关案件时向当事人作逃税方法的咨询，曲解证据，在事故案件中提出过分要求，从事帮诉和对诉讼一方的非法资助，办理转让证书、估定现金财产文件时起草或证实假文件，敲诈当事人等。工程师、建筑师和评估商的咨询商号违法牟利的手法，如与承包人和拍卖者勾结，在房地产估价、建设中作假报告与评估，在珠宝与资产评估中搞欺骗等。
另外，还有卖淫的犯罪活动，有关内容已在本编妇女问题中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