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工人阶级
一、工人阶級的形成与发展特点
印度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是印度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由于印度资本主义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的作用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取得独立后，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而，印度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输入印度。英国殖民主义为开辟商品倾销市场并搜取廉价原料，便在印度兴修铁路、码头，开采煤、锰、云母等矿产，建立黄麻、棉花、面粉等原料加工工厂，此外在阿萨姆、西孟加拉等地开辟了一批茶叶、咖啡种植园。19世纪中后期，英国在这些部门和企业中则均有较大发展。如1853年以前，英国只建成铁路32公里，1869年时已达八千公里。1854年英国人奥克兰在加尔各答兴建了第一座黄麻厂，到1879年黄麻厂（主要是英资兴办）共有二十个，雇佣工人二万多人。
英国资本的侵入为印度本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世纪中叶以后，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印资以棉纺织业为主，1851年创办了第一家印度人的棉纺厂，此后印资工业则不断发展。1879年共有八十九个棉纺厂，其中绝大部分属印资，这些工厂共有工人四万三千人。由此可见，印度近代产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在铁路、矿山、纺织、海运、种植园等产业，其中一部分在英资产业的奴役之下，一部分则受印资的剥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工人阶级随着英国资本输出的加剧和印度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阶级队伍日渐扩大。据劳工调查委员会材料，1892年，印度有大工厂956家，雇佣工人316816人。如果加上铁路、矿山的工人则产业工人数量可达80万人（不包括种植园工人）。到1914年第一次此界太战爆发时，印度有工厂3936个，日平均雇用工人为95万人，加上铁路、矿山工人、种植园工人，则有产业工人250万人。如果加上手工业工人，印度工人阶级队伍估计有近千万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资本主义特别是印度本国资本获得较显著的发展，印度近代产业工人阶级队伍随之扩大。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几种产业中劳动，而且扩大到制糖、水泥、钢铁等产业之中。据杜德所著《今日印度》统计，1931年约有产业工人450万，其中工厂工人203万，铁路工人70万，矿工41万，水上运输工人36万，种植园工人100多万。印度独立时产业工人600万，其中工厂工人300万，运输工人130万，矿工50万，种植园工人120万。如果加上手工业工人，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可达二千万之多。
独立后，印度经济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较明显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据统计，1961年，产业工人702万，其中工厂工人400万，铁路工人115万，矿工67万，种植园工人120万。1971年，产业工人总数为900万，其中工厂工人500万，运输工人231万，矿工63万，种植园工人109万。1981年，产业工人总数估计为1180万，其中工厂工人727万人，运输工人270万，矿工81万，种植园工人110万。从中看出，印度产业工人增长速度日益加快。70—80年代，印度产业工人的总数已相当于独立前产业工人总数的一倍以上。
印度工人阶级队伍除产业工人外，还有众多的非产业工人队伍，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雇员、店员、家庭手工业工人等，截至1984年印度有组织部门（10人以上的企业）的职工共有2425万人。如果加上非有组织部门企业的家庭手工业工人以及其他工人，可达四千万。如果再将农业无产阶级队伍加上，那么印度无产阶级队伍估计达一亿左右。
印度工人阶级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如下：
（一）印度工人阶级形成虽早于中国，阶级队伍也比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数量多（1939年中国产业工人阶级人数为250万），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发展速度迟缓，工人人数在全国人口比例中一直占较小比重。1911—1921年5印度人口每年增长一百二十万，而印度工业就业人口每年只增长四万人，工人就业人口增长占人口增长的3.3%；而1921—1939年间，人口每年増长三百三十万，而工业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二万五千人，就业人口增长仅占人口增长的0.8%。
1939—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工人就业人口增长占印度全国人口增长的4.5%。但是，即使这一速度也远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同期，澳大利亚工人就业增长占人口增长的30%。印度工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一直占很小比例。据1911年印度官方人口调查，72%的人口从事农业和畜牧业，11%的人口从事工业，1.6%从事运输业。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尽管在独立后有较快的增长，但在全国人口比例中，与独立前相比无根本变化。据统计，1971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2%，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口总共占全国人口的27.8%，其中工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交通运输业占总人口的2.4%，两项合计占134%。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则迅速下降，而工业人口急剧上升。例如，美国1910年农业人口在全国劳动力中占32%，工业和其他人口占68%；1930年农业人口减为11.6%，工业和其他人口则増长为88.4%；1965年农业人口减至5.2%，工业和其他人口增至94.8%。在日本51930年农业在全国劳动力中比重为36.2%，工业和其他行业人口比重为63.8%；1950年农业人口减为32.6%，工业和其他行业人口增至67.4%；1960年农业人口为18.9%，工业和其他行业增至81.1%。
（二）印度产业工人高度集中，他们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工业区，也集中在几个主要产业里和少数大企业之中。
例如，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是全国最大的棉纺业中心，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经营最早的地区之一。1911年，该城有九十七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是工人，占全国工人人口的34%，近代产业工人有二十万。1915年，该城市有棉纺织厂86家，约占全印棉纺织厂总数的三分之一，纱锭和织机均占全印总数的一半以上，雇佣工人十一万二千名，占全印纺织工人总数的2/5以上。独立以后，该地仍是产业工人高度集中的城市。据统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70%以上的工业劳动力集中在孟买——塔纳地区。孟买地区有工厂3500家，工厂工入达一百万以上。印度东海岸的加尔各答是黄麻和机器工业中心，工业人口占该城的五分之一。比哈尔邦的詹雪德普和吉利亚、西孟加拉邦的斋普尔，是冶金和采煤工业中心，矿工有三十三万，占全国矿工总数的二分之一。
工人高度集中在大企业中的情况在独立前就明显存在。据统计，193年，印度533家“巨型”工厂（一千人以上）中，印度本国私人资本经营的工厂数为331家，占工厂总数的64%，职工人数为八十万九千人，占工厂职工总数的57.7%；而由英国控制的146家，占27.4%，雇佣工人四十四万三千人，占31.6%。独立后，工人仍然集中在大工厂、大企业之中。据统计，1961年，共有30048家工厂，其中有3800家工厂属于雇佣工人不到十人的类别，它们占工厂总数的12.6%，但是仅雇佣了26465名工人，仅占雇佣工人总数的0.8%。而其中621家大工厂雇佣一千人以上的工人，仅占工厂总数的2%，但是他们共雇佣了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人，即占三百二十三万二千名工人总数的48.6%。
（三）印度工人阶级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拮人数众多的被雇佣在落后的家庭手工业工厂的工人。这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和殖民主义入侵所造成的。在印度刚进入手工工场时期，印度就开始兴建大工厂了，后者不是在前者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印度国内资本主义是在大生产和小生产两个领域中同时并存并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印度手工业工人的数量要远远超过产业工人数目。据1891年人口调查材料，从事手工业的工人连同家属将近4500万，如按每户四口人计算，则有手工业工人1100万人。另据1931年国情普查材料，1921年各种工业和手工业在业人口总数为1530万，除去产业工人268万外，手工业工人人数有1320万。独立后，印度手工业工人大体上保持并略高于这个数字。根据1981年《印度经济情况每月述评》，1973—1974年小工业和乡村工业雇佣的工人为1763万，其中传统手工业工人1022万人，现代小工业（使用现代机器）工人741万人。1979—1980年共雇佣2334万人，其中传统手工业工人1328.4万人，现代小工业工人1060万人。
这些传统手工业分布在全国各个城镇和广大农村，从事种类繁多的行业。据1977年印度政府《工业政策声明》中规定，乡村工业和小工业有504种产品，后来又扩充到807种产品。这些手工业工人多在十至二十四人的家庭手工工场中劳动。这类小型企业在1979年时已达一百二十万家。这一庞大的手工业工人队伍是印度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特点和作用值得重视和研究。
（四）印度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失业的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与广大农民特别是农业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命运。
英国殖民主义入侵后，由于摧毁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使许多破了产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业雇工即农业工人。据统计，19世纪70～80年代，农业雇工就急剧增加，1881年为七百五十万。1933年增至二千万，农业工人在全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在1901年为16.9%，1921年为这些雇工有一部分继续在农村受封建地主的剥削，有一部分则流入城市工厂和矿山，成为印度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根据比哈尔1030个矿工家庭的调査，59%以上的矿工属于无地的农业工人，24%矿工是属于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有6%是来自欠田租和受高利贷剥削的农民，他们因不能维持家里生计而来当矿工。三项总计占矿工的89%。这些来自农业雇工和贫苦农民的工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多数仍和他们的农村家庭和亲友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属在农村。据统计，1906年孟买三十万工人中，70～80%的家属在农忖。另据调查，比哈尔查兰矛赫煤矿工人有70%既当矿工又同时是农民。他们上午6时至9时在自己农田上做活，中午、下午则下矿坑做工。贾里亚矿工绝大多数都是农闲时从乡村跑到煤矿里，农忙时又间到乡间里去。当然工厂工人一般常住在城市较多，但他们也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既受城市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欺压剥削，也受农村地主、高利贷的奴役和盘剥。
印度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一直保持到独立以后乃至今日。独立印度农业工人数目大幅度増长，据统汁，1951年农业工人为2800万，占劳动力的19.7%，1971年为4759万，占劳动力的26.3%，1981年增加到5540万，占劳动力的22.4%、从1951年到1981年，印度农业工人増加2740万，即增加一倍。这些农业工人正是印应工入阶级的最为的后备军。据统计，德里每年有十万人是从乡村流入，其中大部分是农业工入。
但由于印度人口和农业工人的大量増加，印度工业发展有限，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因此造成大量失业现象。这种情况就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人工资和收入保持在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倍的水平上。正如《东方工业问题》一书作者巴特勒说，“城里的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受着农业地区的影响。当农村在这方面像现在这样落后的时候，要使城市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有实质上的提高是难以想像的。他们的生活水平经常受到从乡村涌来的大批新的工人的威胁，他们不管工资怎样低，宿舍怎样不合卫生条件，也不管怎样不习惯于近代会组织的任何形式，只要找到工作就行。”正是这种情况使印度工人阶级和印度农民阶级，特别是农业雇工，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奋斗目标。
（五）印度产业工人所在的企业结构，在独立前与独立后有较大变化。
在企业结构上，独立前印度产业工人大部分集中在轻工业，其次是铁路运输，再次是采矿和种植园。在工厂工业中，产业工人则主要集中在棉麻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之中，机械制造和钢铁等重工业几乎微不足道。以1935年为例，纺织业企业753个，雇佣工人827441人，占全部工厂职工的14.95%；食品、饮料烟草工厂有2957个，雇佣工人257584人，占职工总数的13.99%。钢铁厂和其它金属厂共有个，雇佣工人58，159人，只占职工总数的3.05%。
独立后，由于印度政府大力发展重工业，致使重工业工厂的工人数目大幅度增加。以1971年为例，棉花、黄麻二项企业共有产业工人万人；食品加工、烟草、制糖、造纸等轻工业约110万人；交通运输约365万；植种园109万人；军工、石油、钢铁、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产业工人有255万。
独立后印度工人阶级在企业结构上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公营企业中的工人比例逐年增加。中央所属的工厂企业在1960～61年度末有职工18.5万人，1979～80年末已达175.5万人，十年之内增长近九倍。目前，印度公营部门的职工（包括政府雇员、商店店员等部门全部非农业职工）己超过私营企业的职工（十人以上的企业），1972年公营部门职工共计1120万人，私人企业职工679万人，公营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62%。1984年，公营企业职工为1594万，私营企业为754万，公营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69%。
（六）印度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深重。
独立前，印度工人阶级身受殖民主义、封建高利贷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和奴役，他们在政治上无任何权利可言，在经济上则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据《印度工厂劳工委员会报告》统计，20世纪初，一个四口工人家庭每月最低生活费用约40—45卢比，但是，工人所得的工资却远低于这一最低平均数。在孟买二十一万产业工人中，每月工资为82卢比的达十三万人，占总工人人数的62%；每月工资为12～20卢比的约有七万五千人，占35.7%；每月工资20～30卢比的只有五千人，占总数的2.5%。这说明90%以上的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当时最低生活水平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少数较高工资收入也只相当于最低生活水平的1/2～3/4.他们每月工资仅能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根本无力供养全家。即使最熟练的纺织工人，每月也只有30卢比，一般织布工只有12～20卢比。除此之外，工人还要受包工头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据调査统计，孟买百分之七十工人部受高利贷剥削，年利达50～70%。工人劳动条件极其恶劣。20世纪初劳动时数达15～16小时，工伤事故、职业疾病严重威胁工人的生命安全。
独立后，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削弱和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则主要在印度民族资本企业（国营企业和本国私人资本企业）中劳动，即使在外国资本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境况也有所改变。因此，印度工人阶级在独立后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已大不同于独立之前，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则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比农民处境相对要好些，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大多数工人入不敷出，失业严重。（详见第五编）
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
如前所述，印度工人阶级较早出现在东方的世界之中，而且曾走在亚洲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在东方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印度工人阶级却未能合乎逻辑地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更未能取得独立后的执政地位。相反它在独立前基本上或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在组织上依附于资产阶级，充当其追随者或在其领导下行动；独立后继续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悲苦地生活着。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工人阶级为什么未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赋予它的领导者的责任，本部分将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一）英国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印度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一家独占的殖民地，而非几个帝国主义争夺的半殖民地（如中国），其统治极其严密，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的狡猾、残暴之特点，使印度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存在并得到巨大发展。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兴起之势，英国殖民政府便立即将其扼杀。早在1920年英国当局就把防止印度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视为“当务之急”。此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和半非法状态。每当印度工会和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一定发展或准备采取行动时，殖民当局便立即制造所谓“共产党人阴谋案件”。如1923年的“白沙瓦审判案”，1924年的“康普尔审判案”，1929年的“密拉特审判案”，以及1942年的类似案件，均是如此，殖民当局利用这些案件大肆逮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1929年的事件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1926～1928年印度工人运动和工农党的建立，特别是马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极大恐慌。在《1928～19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报告中记载：“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影响，特别在某些大城市的产业阶级中的增长，引起了当局的焦虑”。于是，在1929年3月，英国殖民政府制造了奥名远扬的“密拉特审判案”，三十一名主要工会领导人被速捕。其中有工会大会副主席，前任工会主席和两名副书记，孟买和孟加拉两个邦的工会书记，红旗工会的全部职员，孟加拉、孟买和联合省的工农党书记，其罪名是图谋推翻英国国王对印度的统治。这桩审判案进行了三年半之久，他们有的被判处流放，有的被判处三年至十二年徒刑。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才减轻了原来的刑期。印度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这种严重打击，使运动陷入瘫痪和瓦解状态，领导作用自然就不可能得到发挥。
（二）有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均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竞争对手。
在印度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开始转变为自为阶级之前，印度的资产阶级就已有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大会党。该党较印度共产党早建立几十年，树立起要求民族独立的大旗，与英国殖民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它有威望较高的政治和精神上的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因此，在与印度工人阶级争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不仅如此，印度工人阶级本身也从政治思想到组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全面受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左右和控制，印度工人、阶级则依附于印度资产阶级，深受其影响而不能自拔。
早在1884年一些资产阶级组织分子，如N·M·罗堪特就创办《穷人之友》，并在孟买工人中活动，建立启蒙团体，教育和组织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争取劳动立法而斗争。训世纪初，以B·K·提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反英宣传，传布俄国1905年斗争经验，组织工人罢工，发动了1908年孟买十万人的政治罢工。1913年，甘地曾在阿默达巴德地区组织工会。1920年，国大党通过决议说，要各地方委员会“赞助全国的工会组织”，并要指导工人运动。决议要国大党大部分成员都要参加全印工大，说国大党“已发展成为工人的民族组织”，“在民族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作用是重要的”，全印工大的建立是“国大党成员作出最大努力的结果”。1922年在国大党加雅年会上，国大党领导人达斯进一步强调国大党要注意工人问题。达斯说，“如果国大党无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内就会出现脱离国大党，脱离争取自治斗争的工农独立组织”。1925年在康普尔年会上，国大党把组织工业和农业工人的条文引进了它的“建设性纲领”。1927年国大党执委会决定指派专人在工农业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草拟了领导工农组织的章程。可见，国大党越来越把工人问题摆在它的政治活动的显著地位。
在国大党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印度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纷纷插手指导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组织。他们被称为是“局外人”。他们中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有甘地主义者，到20年代中期，还有英国改良主义者、英国工党领导人等插手印度工人运动。他们大肆散布阶级调合、非暴力学说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学说，企图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纳入到国大党民族主义的轨道上去。他们领导、插手工人运动固然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模糊工人阶级意识，严重妨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及其先锋队作用的发挥，而只能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印度工人阶级虽然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贵族阶层和形成这种阶层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却由于这种外部的改良主义思潮的长期较深的影响，使印度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潮难于消除，加上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及印度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联系等特点，就使这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至今似乎仍然存在着。正如杜德所说：“这种灾害（指改良主义——作者注）长期追随着印度工人运动，严重地妨碍了工人们伟大的战斗性和英雄气概，它的影响至今还遗留着”。独立后，执政的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对印度工人阶级实行利用、分化的政策，利用政权的力量实行控制乃至镇压。在劳工政策上，印度政府号召工人支持国家建设，宣扬“增加生产公平分配”，提出“工业和平”，“劳资合作”等口号，试行所谓“工人参加管理”，采取协商、调解、仲裁法庭等法律程序来束缚限制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工会内部实行分化各行业、各地区工会组织，大力扶植和加强全国工大，宣称只承认全国工大一个工会，并“加强全国工大、国大党、政府三者之间密切配合关系”等等。在近六百万的工会会员中，受国大党控制、影响的全国工大就有二百万人，占会员三分之一。此外国大党还设立了“劳工小组”（有时也叫“劳工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至今存在）其成员不仅有全国工大负责人，也包括政府劳工部长等。该小组由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它实际上是印度国大党中央控制全国工人运动的决策性机构。每当发生重大的罢工事件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便出动军队、警察残酷镇压，如在独立后不久就宣布全印工大和共产党非法，实行“公共安全法”，大批逮捕和枪杀工会干部。据报道，1950年共有二万五千人被捕入狱。1974年5月，印度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政府对参加罢工工人和工会干部实行逮捕、拘留达五万多人。复工后受到停职、开除、解雇处分的工人达十万多人。1982年全国大罢工时，有二十人被打死，三百多人受伤，五万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大批工人被停职、停薪。这一切情况均在客观上阻碍了工人阶级发挥它的作用。
（三）印度工人阶级政党自身在指导斗争中的某些失误。
印共自20年代诞生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印度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不小成绩。伹是，印共产生后力量较弱小，至1935年时，印共仅有几百名党员。印共不仅在组织上力量弱小，就是在政治和策略路线上也有失误。印共早期的指导思想基本是M·N·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殖民地作出让步”，在经济上允许殖民地实行“工业化”，政治上将政权移交给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面前，以资本主义的矛盾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斗争便失去了重要性”，因此，印度的革命已不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革命“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的藩篱才能获胜”。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印度共产党人未能充分利用20年代初期印度全国的反英运动大好形势，积极参加并领导这一运动，反而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看作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加以反对。因而印度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或孤立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之外，工农运动本身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
1935年以后，印共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与国大党合作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印共又响应共产国际号召，积极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并作出了不少成绩。1942年，印共由非法变为合法，印共利用这一时期大力发展工农组织，印共自身也空前发展。但是印共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反英斗争的旗帜，而与英国人保持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片面口号，由于这种策略方针致使印共未能取得反英民族运动的革命领导权，相反，印度资产阶级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充当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和领袖。
（四）印度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
印度工人阶级自1920年建立统一的全印工大后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印度工会组织经历了多次的分裂和重新组合，大的分裂就有三次。第一次在1930—31年。1930年，以N·M·约希为首的旧改良主义派拒绝多数派的决议，退出了全印工大而组织了全印工会联合会。1931年，以印共为首的另一派，又另组红色工会火会。（1935年红色工会又并入全印工大；1938年，印度工会联合会又与全印工大合并）。第二次分裂发生在1947～1948年。l947年5月，在印度独立前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为使全印工大符合国大党的政策并夺取在1942年失去的工会领导权，在举行的全印工大年会上，便单独成立了印度全国工会大会（简称全国工大），尼赫鲁、巴特尔等国大党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从此，全国工大便成为国大党政权的一个御用工继全印工大分裂后，社会党于1948年1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劳工代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印度劳工协会（简称劳协）。随后，1949年4月，M·K·鲍斯等为首的左翼小党派和改良主义分子又组成“统一工会大会”（简称统一工大）。至此，印度出现了四大工会组织——全印工大、全国工大、劳协、统一工大并存的局面。第三次分裂发生在1970年。全印工大内一部分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在印共（马）的领导下，于1970年5月退出丹吉控制的组织，成立印度工会中心。
到80年代中期，印度全国性工会有十个：（1）全国工大，受执政派国大党影响；（2）全印工大，受印共拉奥派影响；（3）印度工会中心，受印共（马）影响；（4）印度劳工会，受人民党、社会党影响；（5）统一工大，受左翼小派如前进同盟、革命社会党等影响；（6）全国劳工组织，1972年建立，属国大党组织派；（7）印度工会民族战线；（8）统一工大（列宁、萨拉尼派），属左翼小党派影响；（9）工会协作中心；（10）农业工人协会。
除上述全国性工会外，还有若干独立的产业联合会，如全印铁路员工联介会，全印港口、码头工人联合会，全印石油工人联合会，邮电雇员联合会，印度军需雇员联合会，印度公路运输工人联合会等。各个独立产业工会也分成若干派别，如铁路工会就分成国大党控制的全国铁路联合会、社会党控制的铁路联合会和印共控制的印度铁路联合会。
印度工人阶级由于被分隔在形形色色的工会之中，在政治上处于印度各党派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全印工大和印度工会中心虽然均是共产党所领导，但却分属于在纲领和策略上截然相对立的两大政党之中。
一般地说，一个工厂、一个企业或公司都有几个工会同时并存。印度工人阶级就是这样处于“一盘散沙的工会”之中，这不能不严重阻碍印度无产阶级的团结和作用的发挥。
（五）印度宗教信仰、种姓制度和民族关系影响印度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一致行动。
据了解，在独立前许多工会组织有自己的庙宇，有很大一部分信仰印度教徒的工会会员在通过任何一项重要决议时，都要向庙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否则就不能通过。每次罢工取得胜利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他们都要表示表示谢意的祈祷，甚至对机器和工具，每年也要举行各种仪式来祭祀。这种宗教偏见不能不影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印度宗教往往被一些资产阶级政治领袖利用来加强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孟买工人百分之七十五是印度教徒。当年甘地、提拉克等就曾通过宗教关系与他们进行联系，从而扩大自己的威望和影响。
印度工人阶级被种姓制度区分为高种姓和低种姓工人，高种姓工人一般从事熟练的有技术或技术性较强的工种工作，低种姓工人一般从事非熟练、无技术或技术性较差的工作。最脏的工作由“贱民”承担。据统计，康波兰工人中男性百分之三十，女性百分之六十属于“贱民”，阿麦达巴德和那格普尔大部分工人也属于这种“贱民”，他们从事非技术、非熟练工种或最脏最累的工种工作。城市里的清洁工（包栝政府部门中的最低等的雇员）、皮革制鞋工作均由他们负担，他们的工资收入往往要低于熟悉工人工资的几倍。因而，两种不同工种的工人很难团结一致提出共同的经济要求并采取共同行动。
印度工人阶级也有多民族性的特点，往往一个地区内一种产业包括多种民族的工人，例如西孟加拉黄麻工人中有65%是印度斯坦人，主要来自比哈尔邦和北方邦，25—30%是孟加拉人，而印度斯坦人和孟加拉人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团结一致。
印度工人阶级虽然由于上述原因未能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结局，但是，印度无产阶级毕竟不断发展、壮大，也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可以相信，经过长期的斗争，印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将日益成熟，他们正在克服过去组织和政治上的种种弱点。
印度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是印度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由于印度资本主义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的作用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取得独立后，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而，印度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输入印度。英国殖民主义为开辟商品倾销市场并搜取廉价原料，便在印度兴修铁路、码头，开采煤、锰、云母等矿产，建立黄麻、棉花、面粉等原料加工工厂，此外在阿萨姆、西孟加拉等地开辟了一批茶叶、咖啡种植园。19世纪中后期，英国在这些部门和企业中则均有较大发展。如1853年以前，英国只建成铁路32公里，1869年时已达八千公里。1854年英国人奥克兰在加尔各答兴建了第一座黄麻厂，到1879年黄麻厂（主要是英资兴办）共有二十个，雇佣工人二万多人。
英国资本的侵入为印度本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世纪中叶以后，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印资以棉纺织业为主，1851年创办了第一家印度人的棉纺厂，此后印资工业则不断发展。1879年共有八十九个棉纺厂，其中绝大部分属印资，这些工厂共有工人四万三千人。由此可见，印度近代产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在铁路、矿山、纺织、海运、种植园等产业，其中一部分在英资产业的奴役之下，一部分则受印资的剥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工人阶级随着英国资本输出的加剧和印度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阶级队伍日渐扩大。据劳工调查委员会材料，1892年，印度有大工厂956家，雇佣工人316816人。如果加上铁路、矿山的工人则产业工人数量可达80万人（不包括种植园工人）。到1914年第一次此界太战爆发时，印度有工厂3936个，日平均雇用工人为95万人，加上铁路、矿山工人、种植园工人，则有产业工人250万人。如果加上手工业工人，印度工人阶级队伍估计有近千万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资本主义特别是印度本国资本获得较显著的发展，印度近代产业工人阶级队伍随之扩大。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几种产业中劳动，而且扩大到制糖、水泥、钢铁等产业之中。据杜德所著《今日印度》统计，1931年约有产业工人450万，其中工厂工人203万，铁路工人70万，矿工41万，水上运输工人36万，种植园工人100多万。印度独立时产业工人600万，其中工厂工人300万，运输工人130万，矿工50万，种植园工人120万。如果加上手工业工人，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可达二千万之多。
独立后，印度经济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较明显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据统计，1961年，产业工人702万，其中工厂工人400万，铁路工人115万，矿工67万，种植园工人120万。1971年，产业工人总数为900万，其中工厂工人500万，运输工人231万，矿工63万，种植园工人109万。1981年，产业工人总数估计为1180万，其中工厂工人727万人，运输工人270万，矿工81万，种植园工人110万。从中看出，印度产业工人增长速度日益加快。70—80年代，印度产业工人的总数已相当于独立前产业工人总数的一倍以上。
印度工人阶级队伍除产业工人外，还有众多的非产业工人队伍，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雇员、店员、家庭手工业工人等，截至1984年印度有组织部门（10人以上的企业）的职工共有2425万人。如果加上非有组织部门企业的家庭手工业工人以及其他工人，可达四千万。如果再将农业无产阶级队伍加上，那么印度无产阶级队伍估计达一亿左右。
印度工人阶级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如下：
（一）印度工人阶级形成虽早于中国，阶级队伍也比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数量多（1939年中国产业工人阶级人数为250万），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发展速度迟缓，工人人数在全国人口比例中一直占较小比重。1911—1921年5印度人口每年增长一百二十万，而印度工业就业人口每年只增长四万人，工人就业人口增长占人口增长的3.3%；而1921—1939年间，人口每年増长三百三十万，而工业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二万五千人，就业人口增长仅占人口增长的0.8%。
1939—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工人就业人口增长占印度全国人口增长的4.5%。但是，即使这一速度也远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同期，澳大利亚工人就业增长占人口增长的30%。印度工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一直占很小比例。据1911年印度官方人口调查，72%的人口从事农业和畜牧业，11%的人口从事工业，1.6%从事运输业。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尽管在独立后有较快的增长，但在全国人口比例中，与独立前相比无根本变化。据统计，1971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2%，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口总共占全国人口的27.8%，其中工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交通运输业占总人口的2.4%，两项合计占134%。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则迅速下降，而工业人口急剧上升。例如，美国1910年农业人口在全国劳动力中占32%，工业和其他人口占68%；1930年农业人口减为11.6%，工业和其他人口则増长为88.4%；1965年农业人口减至5.2%，工业和其他人口增至94.8%。在日本51930年农业在全国劳动力中比重为36.2%，工业和其他行业人口比重为63.8%；1950年农业人口减为32.6%，工业和其他行业人口增至67.4%；1960年农业人口为18.9%，工业和其他行业增至81.1%。
（二）印度产业工人高度集中，他们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工业区，也集中在几个主要产业里和少数大企业之中。
例如，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是全国最大的棉纺业中心，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经营最早的地区之一。1911年，该城有九十七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是工人，占全国工人人口的34%，近代产业工人有二十万。1915年，该城市有棉纺织厂86家，约占全印棉纺织厂总数的三分之一，纱锭和织机均占全印总数的一半以上，雇佣工人十一万二千名，占全印纺织工人总数的2/5以上。独立以后，该地仍是产业工人高度集中的城市。据统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70%以上的工业劳动力集中在孟买——塔纳地区。孟买地区有工厂3500家，工厂工入达一百万以上。印度东海岸的加尔各答是黄麻和机器工业中心，工业人口占该城的五分之一。比哈尔邦的詹雪德普和吉利亚、西孟加拉邦的斋普尔，是冶金和采煤工业中心，矿工有三十三万，占全国矿工总数的二分之一。
工人高度集中在大企业中的情况在独立前就明显存在。据统计，193年，印度533家“巨型”工厂（一千人以上）中，印度本国私人资本经营的工厂数为331家，占工厂总数的64%，职工人数为八十万九千人，占工厂职工总数的57.7%；而由英国控制的146家，占27.4%，雇佣工人四十四万三千人，占31.6%。独立后，工人仍然集中在大工厂、大企业之中。据统计，1961年，共有30048家工厂，其中有3800家工厂属于雇佣工人不到十人的类别，它们占工厂总数的12.6%，但是仅雇佣了26465名工人，仅占雇佣工人总数的0.8%。而其中621家大工厂雇佣一千人以上的工人，仅占工厂总数的2%，但是他们共雇佣了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人，即占三百二十三万二千名工人总数的48.6%。
（三）印度工人阶级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拮人数众多的被雇佣在落后的家庭手工业工厂的工人。这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和殖民主义入侵所造成的。在印度刚进入手工工场时期，印度就开始兴建大工厂了，后者不是在前者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印度国内资本主义是在大生产和小生产两个领域中同时并存并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印度手工业工人的数量要远远超过产业工人数目。据1891年人口调查材料，从事手工业的工人连同家属将近4500万，如按每户四口人计算，则有手工业工人1100万人。另据1931年国情普查材料，1921年各种工业和手工业在业人口总数为1530万，除去产业工人268万外，手工业工人人数有1320万。独立后，印度手工业工人大体上保持并略高于这个数字。根据1981年《印度经济情况每月述评》，1973—1974年小工业和乡村工业雇佣的工人为1763万，其中传统手工业工人1022万人，现代小工业（使用现代机器）工人741万人。1979—1980年共雇佣2334万人，其中传统手工业工人1328.4万人，现代小工业工人1060万人。
这些传统手工业分布在全国各个城镇和广大农村，从事种类繁多的行业。据1977年印度政府《工业政策声明》中规定，乡村工业和小工业有504种产品，后来又扩充到807种产品。这些手工业工人多在十至二十四人的家庭手工工场中劳动。这类小型企业在1979年时已达一百二十万家。这一庞大的手工业工人队伍是印度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特点和作用值得重视和研究。
（四）印度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失业的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与广大农民特别是农业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命运。
英国殖民主义入侵后，由于摧毁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使许多破了产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业雇工即农业工人。据统计，19世纪70～80年代，农业雇工就急剧增加，1881年为七百五十万。1933年增至二千万，农业工人在全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在1901年为16.9%，1921年为这些雇工有一部分继续在农村受封建地主的剥削，有一部分则流入城市工厂和矿山，成为印度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根据比哈尔1030个矿工家庭的调査，59%以上的矿工属于无地的农业工人，24%矿工是属于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有6%是来自欠田租和受高利贷剥削的农民，他们因不能维持家里生计而来当矿工。三项总计占矿工的89%。这些来自农业雇工和贫苦农民的工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多数仍和他们的农村家庭和亲友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属在农村。据统计，1906年孟买三十万工人中，70～80%的家属在农忖。另据调查，比哈尔查兰矛赫煤矿工人有70%既当矿工又同时是农民。他们上午6时至9时在自己农田上做活，中午、下午则下矿坑做工。贾里亚矿工绝大多数都是农闲时从乡村跑到煤矿里，农忙时又间到乡间里去。当然工厂工人一般常住在城市较多，但他们也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既受城市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欺压剥削，也受农村地主、高利贷的奴役和盘剥。
印度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一直保持到独立以后乃至今日。独立印度农业工人数目大幅度増长，据统汁，1951年农业工人为2800万，占劳动力的19.7%，1971年为4759万，占劳动力的26.3%，1981年增加到5540万，占劳动力的22.4%、从1951年到1981年，印度农业工人増加2740万，即增加一倍。这些农业工人正是印应工入阶级的最为的后备军。据统计，德里每年有十万人是从乡村流入，其中大部分是农业工入。
但由于印度人口和农业工人的大量増加，印度工业发展有限，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因此造成大量失业现象。这种情况就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人工资和收入保持在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倍的水平上。正如《东方工业问题》一书作者巴特勒说，“城里的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受着农业地区的影响。当农村在这方面像现在这样落后的时候，要使城市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有实质上的提高是难以想像的。他们的生活水平经常受到从乡村涌来的大批新的工人的威胁，他们不管工资怎样低，宿舍怎样不合卫生条件，也不管怎样不习惯于近代会组织的任何形式，只要找到工作就行。”正是这种情况使印度工人阶级和印度农民阶级，特别是农业雇工，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奋斗目标。
（五）印度产业工人所在的企业结构，在独立前与独立后有较大变化。
在企业结构上，独立前印度产业工人大部分集中在轻工业，其次是铁路运输，再次是采矿和种植园。在工厂工业中，产业工人则主要集中在棉麻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之中，机械制造和钢铁等重工业几乎微不足道。以1935年为例，纺织业企业753个，雇佣工人827441人，占全部工厂职工的14.95%；食品、饮料烟草工厂有2957个，雇佣工人257584人，占职工总数的13.99%。钢铁厂和其它金属厂共有个，雇佣工人58，159人，只占职工总数的3.05%。
独立后，由于印度政府大力发展重工业，致使重工业工厂的工人数目大幅度增加。以1971年为例，棉花、黄麻二项企业共有产业工人万人；食品加工、烟草、制糖、造纸等轻工业约110万人；交通运输约365万；植种园109万人；军工、石油、钢铁、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产业工人有255万。
独立后印度工人阶级在企业结构上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公营企业中的工人比例逐年增加。中央所属的工厂企业在1960～61年度末有职工18.5万人，1979～80年末已达175.5万人，十年之内增长近九倍。目前，印度公营部门的职工（包括政府雇员、商店店员等部门全部非农业职工）己超过私营企业的职工（十人以上的企业），1972年公营部门职工共计1120万人，私人企业职工679万人，公营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62%。1984年，公营企业职工为1594万，私营企业为754万，公营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69%。
（六）印度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深重。
独立前，印度工人阶级身受殖民主义、封建高利贷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和奴役，他们在政治上无任何权利可言，在经济上则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据《印度工厂劳工委员会报告》统计，20世纪初，一个四口工人家庭每月最低生活费用约40—45卢比，但是，工人所得的工资却远低于这一最低平均数。在孟买二十一万产业工人中，每月工资为82卢比的达十三万人，占总工人人数的62%；每月工资为12～20卢比的约有七万五千人，占35.7%；每月工资20～30卢比的只有五千人，占总数的2.5%。这说明90%以上的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当时最低生活水平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少数较高工资收入也只相当于最低生活水平的1/2～3/4.他们每月工资仅能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根本无力供养全家。即使最熟练的纺织工人，每月也只有30卢比，一般织布工只有12～20卢比。除此之外，工人还要受包工头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据调査统计，孟买百分之七十工人部受高利贷剥削，年利达50～70%。工人劳动条件极其恶劣。20世纪初劳动时数达15～16小时，工伤事故、职业疾病严重威胁工人的生命安全。
独立后，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削弱和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则主要在印度民族资本企业（国营企业和本国私人资本企业）中劳动，即使在外国资本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境况也有所改变。因此，印度工人阶级在独立后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已大不同于独立之前，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则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比农民处境相对要好些，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大多数工人入不敷出，失业严重。（详见第五编）
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
如前所述，印度工人阶级较早出现在东方的世界之中，而且曾走在亚洲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在东方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印度工人阶级却未能合乎逻辑地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更未能取得独立后的执政地位。相反它在独立前基本上或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在组织上依附于资产阶级，充当其追随者或在其领导下行动；独立后继续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悲苦地生活着。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工人阶级为什么未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赋予它的领导者的责任，本部分将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一）英国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印度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一家独占的殖民地，而非几个帝国主义争夺的半殖民地（如中国），其统治极其严密，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的狡猾、残暴之特点，使印度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存在并得到巨大发展。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兴起之势，英国殖民政府便立即将其扼杀。早在1920年英国当局就把防止印度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视为“当务之急”。此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和半非法状态。每当印度工会和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一定发展或准备采取行动时，殖民当局便立即制造所谓“共产党人阴谋案件”。如1923年的“白沙瓦审判案”，1924年的“康普尔审判案”，1929年的“密拉特审判案”，以及1942年的类似案件，均是如此，殖民当局利用这些案件大肆逮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1929年的事件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1926～1928年印度工人运动和工农党的建立，特别是马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极大恐慌。在《1928～19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报告中记载：“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影响，特别在某些大城市的产业阶级中的增长，引起了当局的焦虑”。于是，在1929年3月，英国殖民政府制造了奥名远扬的“密拉特审判案”，三十一名主要工会领导人被速捕。其中有工会大会副主席，前任工会主席和两名副书记，孟买和孟加拉两个邦的工会书记，红旗工会的全部职员，孟加拉、孟买和联合省的工农党书记，其罪名是图谋推翻英国国王对印度的统治。这桩审判案进行了三年半之久，他们有的被判处流放，有的被判处三年至十二年徒刑。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才减轻了原来的刑期。印度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这种严重打击，使运动陷入瘫痪和瓦解状态，领导作用自然就不可能得到发挥。
（二）有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均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竞争对手。
在印度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开始转变为自为阶级之前，印度的资产阶级就已有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大会党。该党较印度共产党早建立几十年，树立起要求民族独立的大旗，与英国殖民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它有威望较高的政治和精神上的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因此，在与印度工人阶级争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不仅如此，印度工人阶级本身也从政治思想到组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全面受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左右和控制，印度工人、阶级则依附于印度资产阶级，深受其影响而不能自拔。
早在1884年一些资产阶级组织分子，如N·M·罗堪特就创办《穷人之友》，并在孟买工人中活动，建立启蒙团体，教育和组织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争取劳动立法而斗争。训世纪初，以B·K·提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反英宣传，传布俄国1905年斗争经验，组织工人罢工，发动了1908年孟买十万人的政治罢工。1913年，甘地曾在阿默达巴德地区组织工会。1920年，国大党通过决议说，要各地方委员会“赞助全国的工会组织”，并要指导工人运动。决议要国大党大部分成员都要参加全印工大，说国大党“已发展成为工人的民族组织”，“在民族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作用是重要的”，全印工大的建立是“国大党成员作出最大努力的结果”。1922年在国大党加雅年会上，国大党领导人达斯进一步强调国大党要注意工人问题。达斯说，“如果国大党无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内就会出现脱离国大党，脱离争取自治斗争的工农独立组织”。1925年在康普尔年会上，国大党把组织工业和农业工人的条文引进了它的“建设性纲领”。1927年国大党执委会决定指派专人在工农业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草拟了领导工农组织的章程。可见，国大党越来越把工人问题摆在它的政治活动的显著地位。
在国大党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印度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纷纷插手指导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组织。他们被称为是“局外人”。他们中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有甘地主义者，到20年代中期，还有英国改良主义者、英国工党领导人等插手印度工人运动。他们大肆散布阶级调合、非暴力学说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学说，企图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纳入到国大党民族主义的轨道上去。他们领导、插手工人运动固然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模糊工人阶级意识，严重妨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及其先锋队作用的发挥，而只能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印度工人阶级虽然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贵族阶层和形成这种阶层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却由于这种外部的改良主义思潮的长期较深的影响，使印度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潮难于消除，加上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及印度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联系等特点，就使这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至今似乎仍然存在着。正如杜德所说：“这种灾害（指改良主义——作者注）长期追随着印度工人运动，严重地妨碍了工人们伟大的战斗性和英雄气概，它的影响至今还遗留着”。独立后，执政的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对印度工人阶级实行利用、分化的政策，利用政权的力量实行控制乃至镇压。在劳工政策上，印度政府号召工人支持国家建设，宣扬“增加生产公平分配”，提出“工业和平”，“劳资合作”等口号，试行所谓“工人参加管理”，采取协商、调解、仲裁法庭等法律程序来束缚限制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工会内部实行分化各行业、各地区工会组织，大力扶植和加强全国工大，宣称只承认全国工大一个工会，并“加强全国工大、国大党、政府三者之间密切配合关系”等等。在近六百万的工会会员中，受国大党控制、影响的全国工大就有二百万人，占会员三分之一。此外国大党还设立了“劳工小组”（有时也叫“劳工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至今存在）其成员不仅有全国工大负责人，也包括政府劳工部长等。该小组由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它实际上是印度国大党中央控制全国工人运动的决策性机构。每当发生重大的罢工事件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便出动军队、警察残酷镇压，如在独立后不久就宣布全印工大和共产党非法，实行“公共安全法”，大批逮捕和枪杀工会干部。据报道，1950年共有二万五千人被捕入狱。1974年5月，印度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政府对参加罢工工人和工会干部实行逮捕、拘留达五万多人。复工后受到停职、开除、解雇处分的工人达十万多人。1982年全国大罢工时，有二十人被打死，三百多人受伤，五万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大批工人被停职、停薪。这一切情况均在客观上阻碍了工人阶级发挥它的作用。
（三）印度工人阶级政党自身在指导斗争中的某些失误。
印共自20年代诞生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印度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不小成绩。伹是，印共产生后力量较弱小，至1935年时，印共仅有几百名党员。印共不仅在组织上力量弱小，就是在政治和策略路线上也有失误。印共早期的指导思想基本是M·N·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殖民地作出让步”，在经济上允许殖民地实行“工业化”，政治上将政权移交给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面前，以资本主义的矛盾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斗争便失去了重要性”，因此，印度的革命已不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革命“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的藩篱才能获胜”。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印度共产党人未能充分利用20年代初期印度全国的反英运动大好形势，积极参加并领导这一运动，反而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看作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加以反对。因而印度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或孤立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之外，工农运动本身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
1935年以后，印共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与国大党合作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印共又响应共产国际号召，积极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并作出了不少成绩。1942年，印共由非法变为合法，印共利用这一时期大力发展工农组织，印共自身也空前发展。但是印共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反英斗争的旗帜，而与英国人保持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片面口号，由于这种策略方针致使印共未能取得反英民族运动的革命领导权，相反，印度资产阶级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充当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和领袖。
（四）印度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
印度工人阶级自1920年建立统一的全印工大后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印度工会组织经历了多次的分裂和重新组合，大的分裂就有三次。第一次在1930—31年。1930年，以N·M·约希为首的旧改良主义派拒绝多数派的决议，退出了全印工大而组织了全印工会联合会。1931年，以印共为首的另一派，又另组红色工会火会。（1935年红色工会又并入全印工大；1938年，印度工会联合会又与全印工大合并）。第二次分裂发生在1947～1948年。l947年5月，在印度独立前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为使全印工大符合国大党的政策并夺取在1942年失去的工会领导权，在举行的全印工大年会上，便单独成立了印度全国工会大会（简称全国工大），尼赫鲁、巴特尔等国大党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从此，全国工大便成为国大党政权的一个御用工继全印工大分裂后，社会党于1948年1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劳工代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印度劳工协会（简称劳协）。随后，1949年4月，M·K·鲍斯等为首的左翼小党派和改良主义分子又组成“统一工会大会”（简称统一工大）。至此，印度出现了四大工会组织——全印工大、全国工大、劳协、统一工大并存的局面。第三次分裂发生在1970年。全印工大内一部分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在印共（马）的领导下，于1970年5月退出丹吉控制的组织，成立印度工会中心。
到80年代中期，印度全国性工会有十个：（1）全国工大，受执政派国大党影响；（2）全印工大，受印共拉奥派影响；（3）印度工会中心，受印共（马）影响；（4）印度劳工会，受人民党、社会党影响；（5）统一工大，受左翼小派如前进同盟、革命社会党等影响；（6）全国劳工组织，1972年建立，属国大党组织派；（7）印度工会民族战线；（8）统一工大（列宁、萨拉尼派），属左翼小党派影响；（9）工会协作中心；（10）农业工人协会。
除上述全国性工会外，还有若干独立的产业联合会，如全印铁路员工联介会，全印港口、码头工人联合会，全印石油工人联合会，邮电雇员联合会，印度军需雇员联合会，印度公路运输工人联合会等。各个独立产业工会也分成若干派别，如铁路工会就分成国大党控制的全国铁路联合会、社会党控制的铁路联合会和印共控制的印度铁路联合会。
印度工人阶级由于被分隔在形形色色的工会之中，在政治上处于印度各党派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全印工大和印度工会中心虽然均是共产党所领导，但却分属于在纲领和策略上截然相对立的两大政党之中。
一般地说，一个工厂、一个企业或公司都有几个工会同时并存。印度工人阶级就是这样处于“一盘散沙的工会”之中，这不能不严重阻碍印度无产阶级的团结和作用的发挥。
（五）印度宗教信仰、种姓制度和民族关系影响印度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一致行动。
据了解，在独立前许多工会组织有自己的庙宇，有很大一部分信仰印度教徒的工会会员在通过任何一项重要决议时，都要向庙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否则就不能通过。每次罢工取得胜利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他们都要表示表示谢意的祈祷，甚至对机器和工具，每年也要举行各种仪式来祭祀。这种宗教偏见不能不影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印度宗教往往被一些资产阶级政治领袖利用来加强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孟买工人百分之七十五是印度教徒。当年甘地、提拉克等就曾通过宗教关系与他们进行联系，从而扩大自己的威望和影响。
印度工人阶级被种姓制度区分为高种姓和低种姓工人，高种姓工人一般从事熟练的有技术或技术性较强的工种工作，低种姓工人一般从事非熟练、无技术或技术性较差的工作。最脏的工作由“贱民”承担。据统计，康波兰工人中男性百分之三十，女性百分之六十属于“贱民”，阿麦达巴德和那格普尔大部分工人也属于这种“贱民”，他们从事非技术、非熟练工种或最脏最累的工种工作。城市里的清洁工（包栝政府部门中的最低等的雇员）、皮革制鞋工作均由他们负担，他们的工资收入往往要低于熟悉工人工资的几倍。因而，两种不同工种的工人很难团结一致提出共同的经济要求并采取共同行动。
印度工人阶级也有多民族性的特点，往往一个地区内一种产业包括多种民族的工人，例如西孟加拉黄麻工人中有65%是印度斯坦人，主要来自比哈尔邦和北方邦，25—30%是孟加拉人，而印度斯坦人和孟加拉人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团结一致。
印度工人阶级虽然由于上述原因未能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结局，但是，印度无产阶级毕竟不断发展、壮大，也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可以相信，经过长期的斗争，印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将日益成熟，他们正在克服过去组织和政治上的种种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