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
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而现在还值钱,所以也还会有人忙着做人名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关于翻译(上)
因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九日《自由谈》所载),这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并且觉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但从那作者的案语里,我却又想起一个随便讲讲,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来了。那是这样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页,有‘在这种小说之中,最近由学术院(译者:当系指著者所属的俄国共产主义学院)所选的鲁易倍尔德兰的不朽的诸作,为最优秀’。在我以为此地所谓‘Academie’者,当指法国翰林院。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我不知为什么楼先生那样地滥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国的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Academia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补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
九月十五日。
关于翻译(下)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古书中寻活字汇
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
假如有“可看《文选》的青年”在这里,就是高中学生中的几个罢,他翻开《文选》来,一心要寻活字汇,当然明知道那里面有些字是已经死了的。然而他怎样分别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为标准。但是,看了六臣注之后才懂的字不能算,因为这原是死尸,由六臣背进他脑里,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脑里即使复活了,在未“可看《文选》的青年”的眼前却还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须看白文。
诚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这就是活字汇。然而他怎会先就懂得的呢?这一定是曾经在别的书上看见过,或是到现在还在应用的字汇,所以他懂得。那么,从一部《文选》里,又寻到了什么?
然而施先生说,要描写宫殿之类的时候有用处。这很不错,《文选》里有许多赋是讲到宫殿的,并且有什么殿的专赋。
倘有青年要做汉晋的历史小说,描写那时的宫殿,找《文选》是极应该的,还非看“四史”《晋书》之类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过将死尸抬出来,说得神秘点便名之曰“复活”。如果要描写的是清故宫,那可和《文选》的瓜葛就极少了。
倘使连清故宫也不想描写,而豫备工夫却用得这么广泛,那实在是徒劳而仍不足。因为还有《易经》和《仪礼》,里面的字汇,在描写周朝的卜课和婚丧大事时候是有用处的,也得作为“文学修养之根基”,这才更像“文学青年”的样子。
十一月六日。
归厚
在洋场上,用一瓶强水去洒他所恨的女人,这事早经绝迹了。用些秽物去洒他所恨的律师,这风气只继续了两个月。最长久的是造了谣言去中伤他们所恨的文人,说这事已有了好几年,我想,是只会少不会多的。
洋场上原不少闲人,“吃白相饭”尚且可以过活,更何况有时打几圈马将。小妇人的嘁嘁喳喳,又何尝不可以消闲。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
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作者在谣言文学上,也还是“滥竽充数”。这并非我个人的私见。讲什么文坛故事的小说不流行,什么外史也不再做下去,可见是人们多已摇头了。讲来讲去总是这几套,纵使记性坏,多听了也会烦厌的。想继续,这时就得要才能;否则,台下走散,应该换一出戏来叫座。
譬如罢,先前演的是《杀子报》罢,这回就须是《三娘教子》,“老东人呀,唉,唉,唉!”
而文场实在也如戏场,果然已经渐渐的“民德归厚”了,有的还至于自行声明,更换办事人,说是先前“揭载作家秘史,虽为文坛佳话,然亦有伤忠厚。以后本刊停登此项稿件。……以前言责,……概不负责。”(见《微言》为了“忠厚”而牺牲“佳话”,虽可惜,却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换办事人。这并非敬他的“概不负责”,而是敬他的彻底。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
不过,尤其为难的是忠厚文学远不如谣言文学之易于号召读者,所以须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时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减色。我想,还不如就用先前打诨的二丑挂了长须来唱老生戏,那么,暂时之间倒也特别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附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发表。
次年六月十九日记。
豪语的折扣
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但我手头无书,引诗或有错误,也先打一个折扣在这里。
其实,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一般,誓必复仇的意思。不过总是不来的居多,倘是智识分子呢,也许另用一些阴谋,但在粗人,往往这就是斗争的结局,说的是有口无心,听的也不以为意,久成为打架收场的一种仪式了。
旧小说家也早已看穿了这局面,他写暗娼和别人相争,照例攻击过别人的偷汉之后,就自序道:“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马……”底下怎样呢?他任别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别人是决不那么胡涂,会十足相信的,但仍得这么说,恰如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样,成为一种仪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