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古人是怕查这种旧帐的,蜀的韦庄穷困时,做过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较为通俗的《秦妇吟》,真弄得大家传诵,待到他显达之后,却不但不肯编入集中,连人家的钞本也想设法消灭了。当时不知道成绩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从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这诗的钞本,就可见是白用心机了的,然而那苦心却也还可以想见。
不过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法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
不过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作者或自以为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
“古道”怎么能再行于今之世呢?竟还有人主张读经,真不知是什么意思?然而过了一夜,说不定会主张大家去当兵的,所以我现在经也没有买,恐怕明天兵也未必当。
七月二十五日。
晨凉漫记
关于张献忠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来射死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但我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怎么想。
七月二十八日。
吃教
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现代评论》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冲
“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我先前只知道武将大抵通文,当“枕戈待旦”的时候,就会做骈体电报,这回才明白虽是文官,也有深谙韬略的了。田单曾经用过火牛,现在代以汽车,也确是二十世纪。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十月十七日。
答“兼示”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打听印象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登龙术拾遗
章克标先生做过一部《文坛登龙术》,因为是预约的,而自己总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诵的幸运,只在《论语》上见过广告,解题和后记。但是,这真不知是那里来的“烟士披里纯”,解题的开头第一段,就有了绝妙的名文—— “登龙是可以当作乘龙解的,于是登龙术便成了乘龙的技术,那是和骑马驾车相类似的东西了。但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致于会要招女婿,那么这样解释似乎也有引起别人误会的危险。……”
确实,查看广告上的目录,并没有“做女婿”这一门,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的一失,似乎该有一点增补才好,因为文坛虽然“不致于会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八月二十八日。
电影的教训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令人记起《四郎探母》以及《双阳公主追狄》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二丑艺术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净,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六月十五日。
反刍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对不起,“古书”又来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倘要知道得详细,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赞同的。”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
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