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二集

第26章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1)

　　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手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2），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3）。

　　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酱，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如果这推测并不错，文坛上可又要增添各样的罪人了，因为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总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点特产的赠品。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4）。有的卖穷，或卖病，说他的作品是挨饿三天，吐血十口，这才做出来的，所以与众不同。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5）。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6），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7）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衔烟斗，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姑且叫他"卖俏"罢。不过中国的社会上，"卖老"的真也特别多。女人会穿针，有什么希奇呢，一到一百多岁，就可以开大会，穿给大家看（8），顺便还捐钱了。说中国人"起码要学狗"，倘是小学生的作文，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几十年，新闻上就大登特登，还用方体字标题道："皤然一老莅故都，吴稚晖语妙天下"（9）；劝人解囊赈灾的文章，并不少见，而文中自述年纪曰："余年九十六岁矣"者，却只有马相伯（10）先生。但普通都不谓之"卖"，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11），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2）太阳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提倡革命文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该社和创造社都曾奚落过鲁迅年老。

　　（3）"倚老卖老"《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刊有署名巴山（杨邨人）的《文坛三家》一文，就《文坛三户》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4）指邵洵美。他在自办的《十日谈》旬刊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文章，攻击有些人"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所以作文卖稿的。他自己却靠岳家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钱开书店，办刊物。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讽刺他"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不久，《中央日报》上就刊出署名"圣闲"的《"女婿"的蔓延》一文，攻击鲁迅说："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5）指杨邨人、杜衡等办的《星火》月刊。该刊创刊号所载《〈星火〉前致词》中说，当时"文坛已经被垄断"，"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因此他们要办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于是才大胆的把创刊号付印了。"（6）这里是指杨邨人。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参看《准风月谈青年与老子》。

　　（7）李密（224-287）字令伯，晋初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晋书李密传》载："泰始初诏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乃上疏。。。。。。。"这一篇奏疏，在《文选》中题为《陈情事表》，在《古文观止》中题为《陈情表》，其中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等语。

　　（8）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零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9）吴稚晖参看本卷第108页注（42）。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北平特讯"报道他在北平发表的谈话："中国人想要装老虎或狮子，固然不易，但起码也应该学一个狗。因为一只狗你要杀死它的时候，至少你也要有相当的牺牲才行。"（10）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徒人，清代举人，教育家。曾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民国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11）"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这是炯之（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的话。参看本书《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的引文。

　　萧红作《生死场》序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2），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3）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4）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奴隶社（5）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鲁迅。

　　注释：（1）本篇最初印入《生死场》。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薨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小说家。《生死场》是她所著的中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2）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

　　（3）"训政"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由政府对民众进行行使民权的训练。国民党政府曾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公布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借"训政"为名，剥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长期实行独裁统治。

　　（4）《略谈皇帝》应作《闲话皇帝》。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因"失责"而撤销。参看本书《后记》及其注（13）。

　　（5）奴隶社一九三五年鲁迅为编印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而拟定的一个社团名称。以奴隶社名义出版的《奴隶丛书》，除《生死场》外，还有叶紫的《丰收》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

　　隐士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2）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3）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4）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5），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6）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7），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n饭之道，归隐，也是*n饭之道。假使无法*n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n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n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n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8），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9）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n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10）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长庚。

　　（2）陈眉公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认为是刺陈眉公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再青（阿英）的《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这一首诗。

　　（3）"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按现在的通行本《诗经》中并无"聊以卒岁"句；"优哉游哉"则见于《小雅采菽》。

　　（4）陶渊明参看本卷第173页注（5）。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5）"庚款"指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作为在我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和设立各科学术文化奖金的经费。

　　（6）"隐君子"即隐士。语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隐君子也。"（7）汗牛充栋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8）左偃南唐诗人。《全唐诗》载有他的诗十首。"谋隐谋官两无成"，原作"谋身谋隐两无成"，是他的七律《寄韩侍郎》中的一句。

　　（9）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长期提倡悠闲的生活情趣。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更大肆提倡"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他所办的《人间世》、《论语》等刊物上，经常登载反映闲适生活的谈烟说茗一类文字。

　　（10）《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曾说该刊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2）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3）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4）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

　　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5），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药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