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55)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56)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57),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58)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
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VEroshenko)(59)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60);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61),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62),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63)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64)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65)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66)的老手居多。凌叔华(67)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68),汪静之(69)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71),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73)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74)。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75)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76)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77)。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78)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Sanin)(79)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Sheveriov)(80)式的憎恶"的前途。未名社(81)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82),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83),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84)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劝,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地之子》的后记里自己说--"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此后还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五临末,是关于选辑的几句话--一,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在这里,一九二六年后之作即不录,此后的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等,也不论。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编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发表过的初期的文章,集子里有时却不见,恐怕是自己不满,删去了。但我间或仍收在这里面,因为我以为就是圣贤豪杰,也不必自惭他的童年;自惭,倒是一个错误。
三,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
以上两点,是要请作者原谅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种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说集当然也不少,但见闻有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至于明明见了集子,却取舍失当,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来勉强辩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
注释:(1)本篇最初印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是那一时期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编选,至二月底选讫,五月间又最后删定,七月间出书,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
(2)《新青年》参看本卷第74页注(3)。该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六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3)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后为僧,号曼殊,广东中山人,文学家。曾参加南社。著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发表他的小说《碎簪记》。
(4)陈嘏当时的一个翻译家。《新青年》自创刊号(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连载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
(5)刘半农参看本卷第73页注(2)。他所译葡萄牙席尔洼的小说《欧洲花园》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6)胡适参看本卷第15页注(15)。当时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在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过所译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等。
(7)果戈理参看本卷第148页注(5)。《狂人日记》,短篇小说,内容描写一个小职员因爱慕上司的女儿而发狂的故事。
(8)尼采参看本卷第40页注(4)。这里所引的话见《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
(9)安特莱夫(UaijkJJ,1871-1919)俄国作家。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
(10)《新潮》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不久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伦等赴欧美留学后,该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11)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花匠》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