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31十月与五四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决心献身于自己的国家。但是，从日本回国以后，他看到辛亥革命的失败，看到反动势力的复辟，看到鬼魅魍魉的横行，感到个人力量实在微弱，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悲愤。在袁世凯宣布“莫谈国事”的时期，他将自己封闭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里，僻静冷清，整天默默地专心致志整理古籍、研究碑文，打算从中发掘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从这一方面开辟出一条途径。夏秋季节，槐树绿阴满院，他坐在老槐树下，许多槐树虫遍地乱爬，他全然不顾，槐树虫从树枝上吐丝倒挂下来，在空中摆来荡去，就像吊死鬼，冰冷地落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把它拂去。他青年时代那种慷慨激昂的热情，完全被深沉的忧郁和艰难的探索所取代了。自然，他人虽说沉默着，思想却是激愤的，一有机会，也要对时事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像在《哀范君》一文中对袁世凯称帝的讽刺。

　　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的新纪元。正当苦难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法估计的鼓舞力量。

　　中国的一切先进分子无不赞颂十月革命研究十月革命。翌年，鲁迅发表《随感录》，称颂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呼唤人们抬起头来仰视它迎接它。后来，他丢开搜集石刻抄写碑文，代之以购置内容崭新的书籍，1925年买了《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文学之曙光期》、《新俄美术大观》、《文学与革命》等；1926年买了《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等。这些新书，与他那些中国的线装书籍占有同样的位置。后来，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说，苏联文学书籍那时成了“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这个“我们”当然包括鲁迅自己在内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新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但是，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发动起来，鲁迅深深埋藏在胸底里的激愤火焰才即时被点燃爆发起来。从那时起，他完全被卷入到革命的洪流里去了。

　　1919年1月，美、英、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军阀政府在人民压力下向会议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结果遭到参加会议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军阀政府在遭到拒绝后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５月４日这天，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随着事态的发展，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其开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6月28日，军政府在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次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竖起“民主”和“科学”的两面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

　　广大学生的爱国主张和爱国热情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鲁迅自始至终关心着这次运动发展和参加这次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的情况。在军阀政府对广大爱国学生进行逮捕和镇压的时候，鲁迅积极支持二弟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教员身份去看望慰问被捕学生。五四运动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攻的号令，是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进军号，鲁迅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再也坐不住了，不再呆坐着抄录碑文了！从此，鲁迅站起来了，思想变了，生活变了，走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进行文化斗争。

　　五四以后，特别是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表面化。以胡适为首的“正人君子”之流，投入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怀抱，公开为反动统治阶级卖命效劳，在国家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沉重压迫的危难时刻，他们要青年放弃革命斗争。以李大钊、鲁迅为首的进步人士及不甘屈服的人们，通过《新青年》和中国青年连结成一条看不见边际的战线，奔向革命，投向光明。

　　这时，鲁迅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完全涌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怒潮中去了。鲁迅的文艺活动进入第二阶段，拿起文艺武器去战斗是更急迫的需要，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那饱含激愤文字从他的笔下滚滚流出，他的一篇篇小说、一篇篇杂文，直接揭露黑暗势力，号召群众起来战斗，抨击“正人君子”之流……鲁迅从小和广大农民的“野孩子”混在一起，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看作广大农民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替他们呼号，为他们请命。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由于鲁迅深刻地研究过中国历史，所以他对于许多吃人的“道德”、“礼教”有着深切的痛恨。他以文学为武器达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以文学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他自己心甘情愿地愿意做一名听劝将令”的革命的马前卒，所以他能够在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担负起一个光荣的革命战士的工作。鲁迅韧性的对敌战斗精神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也帮助他走过了许多艰难困苦的道路。

　　1919年春夏，为了全家人移居北京，鲁迅到处奔走找房子。经过多次看屋之后，在北京八道湾11号找到一处宅院。于是，他便开始同警署接洽，着手办理议价收契等手续，接下来是内外装修，购置各种家具用品等事务，购房款不足，又向银行办理高利短期贷款，鲁迅一人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忙到秋天，八道湾住宅终于修缮完备。8月，二弟周作人携妻子和孩子从日本旅游归来，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迁入八道湾新居。12月，鲁迅请假回绍兴，将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三弟周建人接到北京，于是，全家人团聚在八道湾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