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报,通常是看《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不仅可以看到日本和世界各地发生的新闻大事,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新近发生的一些大事。有些人喜欢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琐事,他们就看另外一种报纸《二六新报》。
一天早晨,留学生们打开报纸,劈头就见一条来自中国的消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剌杀,剌客就擒。
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对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大家一怔之后,便开始研究刺客是谁,从那拼音名字分析汉字是哪三个字。其实,对于绍兴人来说,只要他关心中国的事情,而不是只专教科书的书呆子,他心里就会清楚地知道刺客是谁。当然,周树人心里早就明白了,刺客是徐锡麟。这刺客是绍兴人,清末的革命家,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前年曾来过日本留学,想进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未能如愿。去年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花钱捐了一个安徽省候补道巡警的职务,因而有方便条件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这个人是徐锡麟,他做安徽候补道巡警正适合刺杀巡抚。”周树人分析说。
大家觉得周树人分析得有道理,这个刺客肯定是徐锡麟无疑。接着,大家又预测徐锡麟被捕后可能被处极刑,而且还要连累到他的家族亲属,都很替他担心。果然,不久又传来了消息,徐锡麟不但被处死刑,而且,那些没人性的还挖了他的心,给恩铭的那些亲兵炒着吃了。同时传来的消息说,原留学日本的留学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因与徐锡麟约定在浙江和安徽两省共同起事,在徐锡麟案发后因事情泄露也被捕,只留下“秋风秋雨愁杀人”的口供,便壮烈地在绍兴古轩亭口的丁字街头被杀害了。
清朝统治者残酷杀害革命者的行径激起了留学生们的极大愤慨,留学生们当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研究决定设法营救徐锡麟的家属,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中国去办这件事。于是,大家凑了一些钱,请了一位懂中国话的日本浪人。留学生们撕乌贼鱼下酒,慷慨激昂地议论发泄了一通,之后,便请这位日本浪人上路,到中国去营救徐锡麟的家属。
日本浪人走了以后,来自绍兴的留学生们又开了一个同乡会,吊唁革命烈士,痛骂满人统治的腐败朝廷。会上,有人提出打电报到北京去,痛斥满清政府的惨无人道。到会的留学生们当即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发电报,另一派反对发电报。
“电报一定要发,应该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周树人坚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周树人的话音刚落,一个钝滞的声音喊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发出此钝滞声音的是一个高大身材、留着长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他看人的时候总是像在渺视人的样子。大家都坐在席子上,只有他蹲在席子上。周树人早就注意到他了,觉得他这人有点奇怪,只要自己一发言他总是反对。周树人向别人打听这人是谁,说话怎么这么冷?认识他的人说:他叫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
周树人非常愤怒:这家伙简直不是人,自己的老师被杀害了,连打一个电报都害怕。于是,周树人同范爱农面对面地争论起来,坚持主张发电报。周树人的发言得到大家的支持,结果是主张发电报的人占多数。范爱农屈服了。
接下来,大家推选拟写电报稿的人。
“何必推举呢?”范爱农怪声怪调地又嚷道:“自然是主张发电报的人罗!”
周树人觉得他这话又是针对自己的,不过他说的话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周树人觉得,这篇悲壮的文章必须由深知烈士生平的人来写,因为只有这个人和烈士关系更密切,心里对烈士惨遭杀害更悲愤,因而写出来的文章就一定更动人。如此看来,这个人就是范爱农了。结果又争论起来,范爱农不写,周树人也不写。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还是另外一位学生表示愿意写电报稿。最后,大家散去,只留下一个写电报稿的学生,还有一个干事等候电报稿写好之后去拍发。从此,周树人总觉得范爱农是一个既离奇又可恶的人。
两位革命者徐锡麟和秋瑾的牺牲,周树人内心对他们既充满敬意又不能赞同,觉得他们缺少正确的革命斗争方法。周树人由此感受到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明确更充分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