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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一个“罪犯”的自述

  《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但我竟有了介绍这一类难得的文艺的光荣。这是一个被获的“抢犯”做的;我无庸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想借此发什么议论。总之,那篇的开首是说不识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真话,因为那文章是说给教他识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说社会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计如何失败;其次,似乎说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关于抢劫的事,却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点,今都仍旧;错字也不少,则将猜测出来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

  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进京来。卖猪。走平字们(则门)外。我说大庙堂们口(门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见我笑。人家说我事(是)个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头写折(着)。清真里白四(礼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骂。后来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东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里。人家给。一百八十大洋元。不卖。我说进京来卖。后来卖了。一百四十元钱。家里都说我不好。后来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个女。他没有学生(案谓儿子)。他就给我钱。给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说买地。买了十一母(亩)地。(原注:一个六母一个五母洪县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个母地文曰(又白?)丢了。后来他又给钱。给了二百大洋。我万(同?)他说。做个小买卖。(原注:他说好我也说好。你就给钱。)他就(案脱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买卖(麦)子。买了十石(担)。我就卖白面(麦丐)。长新店。有个小买卖。他吃白面。吃来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华民国六年卖白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个钱也没有。长新店。人家后来。白都给了。露娇。张十石头。他吃的。白面钱。他没有给钱。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说。你白(把)钱都丢了。你一个字也不认的。他说我没有处后来。我们家里的。他说等到。他的儿子大了。你看一看。我的学生大了。九岁。上学。他就同我一个样的。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当屠格纳夫,柴霍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

  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导师,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而这先见,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记。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又是“古已有之”

  太炎先生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祐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赠画师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一月二十六日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

  三月三十一日

  赠邬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三月十日晨。

  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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