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

第2章(2)

　　“这篇小说所讲的时代，正是苏维埃共和国结果了白党而开始和平的建设的时候。那几年恰好是黑暗的旧式农村第一次开始改造。安得伦是个不妥协的激烈的战士，为着新生活而奋斗，他的工作环境是很艰难的。这样和富农斗争，和农民的黑暗愚笨斗争，——需要细密的心计，谨慎和透彻。稍微一点不正确的步骤就可以闯乱子的。对于革命很忠实的安得伦没有估计这种复杂的环境。他艰难困苦建设起来的东西，就这么坍台了。但是，野兽似的富农虽然杀死了他的朋友，烧掉了他的房屋，然而始终不能够动摇他的坚决的意志和革命的热忱。受伤了的安得伦决心向前走去，走上艰难的道路，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农村。

　　“现在，我们的国家胜利的建设着社会主义，而要在整个区域的集体农场化的基础之上，去消灭富农阶级。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里面说得那么真实，那么清楚的农村里的革命的初步，——现在回忆一下也是很有益处的。”

　　４．关于译者，我可以不必再说。他的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译，是现在的读者大抵知道的。插图五幅，即从《初学丛书》的本子上取来，但画家蔼支（Ｅｚ）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鲁迅。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之夜，作《引玉集》的《后记》时，曾经引用一个木刻家为中国人而写的自传——“亚历克舍夫（Ｎｉｋｏｌａｉ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Ａｌｅｋｓｅｅｖ）。线画美术家。一八九四年生于丹堡（Ｔａｍｂｏｖｓｋｙ）省的莫尔襄斯克（Ｍｏｒｓｈａｎｓｋ）城。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之复写科。一九一八年开始印作品。现工作于列宁格勒诸出版所：‘大学院’，‘Ｇｉｈｌ’（国家文艺出版部）和‘作家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与年》，高尔基的《母亲》。

　　七，三○，一九三三。亚历克舍夫。”

　　这之后，是我的几句叙述——“亚历克舍夫的作品，我这里有《母亲》和《城与年》的全部，前者中国已有沈端先君的译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后者也是一部巨制，以后也许会有译本的罢，姑且留下，以俟将来。”

　　但到第二年，捷克京城的德文报上绍介《引玉集》的时候，他的名姓上面，已经加着“亡故”二字了。

　　我颇出于意外，又很觉得悲哀。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的不幸，我们是要悲哀的。

　　今年二月，上海开“苏联版画展览会”，里面不见他的木刻。一看《自传》，就知道他仅仅活了四十岁，工作不到二十年，当然也还不是一个名家，然而在短促的光阴中，已经刻了三种大著的插画，且将两种都寄给中国，一种虽然早经发表，而一种却还在我的手里，没有传给爱好艺术的青年，——这也该算是一种不小的怠慢。

　　斐定（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Ｆｅｄｉｎ）的《城与年》至今还不见有人翻译。恰巧，曹靖华君所作的概略却寄到了。我不想袖手来等待。便将原拓木刻全部，不加删削，和概略合印为一本，以供读者的赏鉴，以尽自己的责任，以作我们的尼古拉·亚历克舍夫君的纪念。

　　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扶病记。

　　《浮士德与城》后记

　　这一篇剧本，是从英国Ｌ．Ａ．Ｍａｇｎｕｓ和Ｋ．Ｗａｌｔｅｒ所译的《ＴｈｒｅｅＰｌａｙｓｏｆＡ．Ｖ．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中译出的。原书前面，有译者们合撰的导言，与本书所载尾濑敬止的小传，互有详略之处，著眼之点，也颇不同。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的参考——“Ａｎａｔｏｌｉ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以一八七六年生于Ｐｏｌｔａｖａ省，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族本是半贵族的大地主系统，曾经出过很多的智识者。他在Ｋｉｅｗ受中学教育，然后到Ｚｕｒｉｃｈ大学去。在那里和许多俄国侨民以及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和Ａｘｅｌｒｏｄ相遇，决定了未来的状态。从这时候起，他的光阴多费于瑞士，法兰西，意大利，有时则在俄罗斯。

　　他原先便是一个布尔塞维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斯派的。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占了多数，布尔塞维克这字遂变为政治上的名词，与原来的简单字义不同了。他是第一种马克斯派报章Ｋｒｙｌｉａ（翼）的撰述人；是一个属于特别一团的布尔塞维克，这团在本世纪初，建设了马克斯派的杂志Ｖｐｅｒｅｄ（前进），并且为此奔走，他的同事中有Ｐｏｋｒｏｖｓｋｉ，Ｂｏｇｄáｎｏｖ及Ｇｏｒｋｉ等，设讲演及学校课程，一般地说，是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结社的社员，被流放到Ｖｏｌｏｇｄａ，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Ｉｓｋｒａ（火花）的一向的编辑，直到一九○六年被门维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终于回了俄罗斯。

　　这一点事实即以表明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灵感的创生，他极通晓法兰西和意大利；他爱博学的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在思想中的极端现代主义也一样显著地不同，连系着半中世纪的城市，构成了“现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极像在《无何有乡的消息》里——中世纪的郡自治战争便在苏维埃俄罗斯名词里出现了。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Ｂｌｏｋ，是无匹的，可爱的抒情诗人，对于一个佳人，就是俄罗斯或新信条，怀着Ｓｉｄｎｅｙ式的热诚，有一切美，然而纤弱，恰如Ｓｈｅｌｌｅｙ和他的伟大；Ｅｓèｎｉｎ，对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鲁而热情地叫喊，这理想，在俄国的人们，是能够看见，并且觉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ＤｅｍｉａｎＢｅｄｎｙ是通俗的讽刺家；或者别一派，大家知道的ＬＥＦ（艺术的左翼战线），这法兰西的ＥｓｐｒｉｔＮｏｖｅａｕ（新精神），在作新颖的大胆的诗，这诗学的未来派和立体派；凡这些，由或一意义说，是较纯粹的诗人，不甚切于实际的。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ｒｅｌａｐｓｉｎｇ）。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里面去；至于Ｂｌｏｋ和Ｂｅｌｙ，是经验主义者一流，高超，而无所信仰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斯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和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十二岁时候，他就写了《诱惑》，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情欲（Ｌｕｓｔ），但那修道士和情欲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淫猥的专制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ＯｌｉｖｅｒＣｒｏｍｗｅｌｌ》和《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无论那一个读者倘他知道Ｇｏｅｔｈｅ的伟大的‘Ｆａｕ－ｓｔ’，就不会不知道我的《浮士德与城》，是被‘Ｆａｕｓｔ’的第二部的场面所启发出来的。在那里Ｇｏｅｔｈｅ的英雄寻到了一座‘自由的城’。这天才的产儿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问题的解决，在戏剧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个天才和他那种开明专制的倾向，别一方面，则是德莫克拉西的——这观念影响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六年，我结构了这题材。一九○八年，在ＡｂｒｕｚｚｉＩｎｔｒｏｄａｃｑｕｅ地方的宜人的乡村中，费一个月光阴，我将剧本写完了。我搁置了很长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环境中，Ｇｅｎｅｖａ湖的Ｓｔ．Ｌｅｇｅｒ这乡村里，我又作一次最后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Ｃｕｔ）。”（柔石摘译）

　　这剧本，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确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死后，戏剧也收场了。然而在《实证美学的基础》里，我们可以发见作者所预期于此后的一部分的情形——“……新的阶级或种族，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是成了习惯。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大概断断续续。在种种处所，在种种时代，人类开手建设起来。而一达到可能的程度，便倾于衰颓。这并非因为遇到了客观的不可能，乃是主观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为后来的世代，却和精神的发达，即丰富的联想，评价原理的设定，历史底意义及感情的生长一同，愈加学着客观底地来享乐一切的艺术的。于是吸雅片者的呓语似的华丽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蓝，压人地沉重地施了烦腻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庙宇，希腊人的雅致，戈谛克的法悦，文艺复兴期的暴风雨似的享乐性，在他，都成为能理解，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新的人类的这完人，于人类底的东西，什么都是无所关心的。将或种联想压倒，将别的联想加强，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处，唤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绪来。能够并无信仰，而感动于孩子们的祷告，并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亚契莱斯的破坏底的愤怒，能够沉潜于浮士德的无底的深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欢娱底的笑剧和滑稽的喜歌剧。”（鲁迅译《艺术论》，一六五至一六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