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书信集

第8章 与蔡锷第四书

　　松坡吾弟：

　　前由法邮寄三书，托幼苏转，复将原书录副托陈佶人带上，想均达。即夕得六日赐书，欣慰无量。今将应复应陈诸事列次。佶人行时，尚托带《扩充富滇银行说帖》一篇，诸公谓此办法何如？若以为可行，即请复示，并请由滇印刷，交港行转布，当设法在外招股，与募捐并行。

　　东南诸镇真是朽骨，今惟观望成败而己。乃至挂帅亦同此态，良可浩叹。大树己成曹爽，今无复可望。江浙间从下暴动尚非不可能，乃胜算初无一二，吾力持不可，盖即此微微之势力，得之亦不易，何可孤注一掷。夫战，勇气也。旋起立败，其挫实多，影响将及他方，且使敌得以夸于外人，谓彼尚有平乱之力，此大不利也。今即此酝酿，亦不患时机之不至，所争者时日耳。吾即亦无所失望，吾侪在津定计时何尝希望他方之立应，此一月来眩于空华，徒自扰扰耳。须知今日之事不能与辛亥齐观，辛亥专倚虚声，今次唯斗实力。倚虚声故，故墙高基弱，不能自坚，致为元凶所盗夺。今兹但能力顾藩篱，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相持数月，诸方之变必纷作，而吾主力军既立于不可败，夫然后天下事乃有所凭借，以得所结束。更质言之，将来必须以力征经营，庶得有净洗甲兵之一日。他镇之不遽应，又庸知非福耶！诸公勿缘此而稍有懊丧，天下事惟求诸在我而已。凡人若只能听好消息，不能听恶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须知我辈当此万难之局而毅然以身许国，岂为高兴来耶？将来所遇困难失意之事应不知凡几，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则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败事矣。吾书中不好报告好消息，而恶消息则必报，亦为此也。

　　有一事亟须奉闻者，则岑西林已于四日前抵沪也。此行诚未免失之太早，因党人以为两粤指日可下，故往迎之。及到港而情形不妥，不能淹留，乃以原船来此，幸极秘，无一人觉。而在此无论何地皆难安居，乃迎来与吾同寓。惟其所向颇费研究，吾力主其入滇，盖一则可以壮军势，二则彼在蜀民望尤隆，得彼遥为坐镇，将来蜀中内部之整治，裨助不少，且游说两广亦较有力也。而西林先生颇自引嫌，有所徘徊，其后商略之结果，谓入滇后只能作寓公，以赞襄帷幄，无论何种名义皆不居，若滇中允此条件，则甚愿行云云。审其意，殆恐到后有人议及位置，彼反无以自容，所虑亦至有理。

　　今已决意先行东渡，日内如两粤能动，则彼自当留粤；若形势依然，则以彼地望，无论何处皆难托足，舍滇奚适？请弟与蓂公速作一书来欢迎之，声明但请来指示机宜，无论何种位置决不奉强，则彼必欣然相就也。

　　滇中财政之窘，久在意中，来此荏苒匝月，一筹莫展，惭汗焦灼，不可言喻。顷已决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募捐，彼为南洋产，多识其人。今得西林作书（吾亦作书）介绍，或可有得。

　　惟当由滇政府发一印文委任状，想已有空白状到港，彼得此即行。若富滇银行扩充办法可行，则并以招股事委之可耳。前两书言提用盐款，护送稽核分所洋员出境事，不知已办否？此着屡经研究，确实可行，望勿迟疑。蒙自关税亦宜与商提取，即不能提，亦当办到存储外国银行，不解中央（上海银行）。

　　“外交界消息极佳，日本公然拒绝卖国专使，闻三次警告不日将提出。且日本刻意联络吾党，（青木少将特派驻沪，专与吾党通气，日内便到。）饷械皆有商榷余地。张润农顷来沪，明日可到，到后便知其详。吾决以二十八日东渡，或能有大发展亦未可知。”（上四行原批删去）绥远起义占领包头。潘矩楹免，以孔庚代。总统府发现炸弹，阴谋者为袁乃宽之子。

　　顷方大兴党狱，人心皇皇。觉顿、孟希、佛苏三人中，日内必有多人偕往粤以说胁坚白，使迫龙、陆。闻桂之观望，颇由坚作梗，此行当破釜沉舟，凭三寸不烂之舌，冀有所济也。熔西顷随西林东渡，拟留彼在沪襄外交事。吾东渡后小住旬日，便当来滇。孝怀、觉顿必偕行，孝怀性行才识，为吾党第一人，尤谙川事，彼来所助不少也。来书尚约远庸，痛哉痛哉！今失此人，实社会不可恢复之损失也。书此泫然。

　　（1916年1月21日）

　　给孩子们书（节录）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忠忠的信很可爱，说的话很有见地。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不过出面打起旗帜，时机还早，只有密密预备，便是我现在担任这些事业，也靠着他可以多养活几个人才。（内中固然有亲戚故旧，勉强招呼不以人材为标准者。）近来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也是如此——虽然你娘娘为我的身子天天唠叨我，我还是要这样干——中国病太深了，症侯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1927年1月27日）

　　与令娴女士等书（节录）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平心而论，这回初出来的一部分党军，的确是好的——但也只是一部分，可惜在江西把好的军队损伤不少，现在好的计不过二三万人——但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所以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

　　孟子有几句话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这几句话真可以写尽现在两湖、江浙人的心理了。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于非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连最近吴稚晖弹劾共产党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来党人可杀的怨声虽日日增加，而党军可爱的颂声却日日减少，因为附和日多，军队素质远不如前了。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以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

　　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饿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共产党机关——即饿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定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即如这回南京事件，思永来信痛恨美国报纸造谣。不借，欧美人免不了有些夸大其词（（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还有些男人被鸡奸，说起来真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画，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

　　就是因共产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共产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饿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们本来要在北方这样闹，但一时未能下手，蒋介石当然也是他们的“反对派”，所以在南京先试一下。他们最盼望帝国主义者高压中国，愈高压则他们的运动愈顺利。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完全上了他们的当，简直是替他们做工作，他们的战略真周密极了，巧妙极了，但到他们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共产党如此，国民党又怎么样呢？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

　　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

　　自黄埔军官［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苏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产党剔去，（这几天五一节、五四节等，不惟北京销声匿迹，即党军所在地，也奄奄无生气，可以窥见此中消息。）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

　　（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腰［脸］，南党阀还象个人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现在军事上形势蒋派似颇有利，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敢抛弃“国党”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全象俄国那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现在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这种卑劣心理之可耻可痛，自无待言。其实外国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扰乱的成分，把垂死的国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罢了。

　　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去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我的朋友门生对这问题也分两派，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是极端赞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极端反对的，他们双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详细列举。

　　总之，赞成派认为这回事情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种理由，其所以反对，专就我本人身上说，第一是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苦，第二是性格不宜于政党活动。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片断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着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季尚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我再过两礼拜，本学年功课便已结束，我便离开清华，用两个月做成我这项新的工作。（煜生听见高兴极了，今将他的信寄上，谅你们都同此感想吧。）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

　　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

　　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192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