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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既往的人类生活。人们渴望了解历史,了解本身所属国家、民族、社会的过去,总结成败经验,吸取智慧,于是,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历史著作以真实地记录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目的,一般比较枯燥,趣味性差。为了克服这一毛病,于是,就有了创作历史文艺的需要。历史文艺虽以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情节为依据,但可以虚构、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挥洒的空间,自然,作品就远较历史著作生动、有趣。人们熟知《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故事。前者至今仍是人们认识那段时期的权威著作,但它大抵只是少数历史学家的案头读物;后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长期流传不衰,但它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鲁迅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近年来,影视界流行“戏说”,有几位皇帝、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灵活现,收视率很高,说明老百姓爱看,但是,由于大异于历史记载,更大异于历史真相,不满者似乎也很不少。可见,真实性和趣味性历来是历史著作和历史文艺的两难问题。要严格忠实于历史,作品就很难生动;要提高生动性、趣味性,就必须虚构,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历史的真实。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总结前人经验,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实性,又有趣味性,在中国丰富繁多的演义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 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沿,小说创作日趋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和他增补改写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其浅显易懂。这些,他和明清以来的“演义”作家并无区别。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蔡东藩自幼爱好历史,熟读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甚至养成了“考据癣”。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他常常博览群书,多方钩稽,力求找出客观真相;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他就诸说并存;对他认定的史籍中的错误说法,就直接加以批驳。可以说,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写“演义”。对于前人所写同类作品,蔡东藩颇多批评,或认为荒诞不经,或认为乖离史实,子虚乌有。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史无记载,他不能不动用自己的想象力,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倘若读者要大体,而不是精确地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事经纬与主要人物,蔡东藩的书是值得一读的。1937年1月,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曾致电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部。这里所说的“中国历史演义”,就是蔡东藩所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毛泽东卧室床侧,就放有蔡氏此书。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蔡著的喜爱。

  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史识、史才之说。所谓史德,指的是忠于历史,忠于史实,能在任何状况下“秉笔直书”;所谓史识,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面的真知灼见;所谓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叙事、表达能力。在这三方面,蔡东藩都颇多可取之处。据记载,当他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军人以请他吃“红丸子”(子弹)相威胁,书局因此要他“隐恶扬善”,他断然拒绝,声称:“孔子作《春秋》,为惩罚乱臣贼子。我写的都有材料根据,要我捏造,我干不来!”自此愤然辍笔,以致书局不得不另请许廑父,将该书的后四十回续完。蔡东藩不屈于强权,宁可不写,决不伪造历史,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他的书,努力寻求历代兴亡“关键”,劝善惩恶,褒是斥非,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读蔡著,既可轻松愉快地获得历史知识,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当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所难免。这一点,相信读者当能了解并鉴别。

  2003年12月15日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序

  读史至五季之世,辄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铤而走险,虽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奕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何世变之亟,一至于此?盖尝屈指数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间,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东西之割据一隅,与五代相错者,前后凡十国,而梁、唐时之岐燕,尚不与焉。辽以外裔踞朔方,猾诸夏,史家以其异族也,而夷之。辽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无礼义,无廉耻,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实备矣,而书法未彰。欧阳永叔删芜存简,得七十四卷,援笔则笔,削则削之义,逐加断制,体例精严,既足声奸臣逆子之罪,复足树人心世道之防。后人或病其太略,谓不如薛史之渊博,误矣!他若王溥之《五代会要》,陶岳之《五代史补》、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枢之《五代纪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国志》,刘恕之《十国纪年》。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等书,大都以裒辑遗闻为宗旨,而月旦之评,卒让欧阳。孔圣作《春秋》而乱贼惧,欧阳公其庶几近之乎?鄙人前编唐、宋“通俗演义”,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则踵唐之后,开宋之先,亦不得不更为演述,以餍阅者。叙事则证各籍,持义则特仿庐陵,不敢拟古,亦不敢违古,将以借粗俗之芜词,显文忠之遗旨,世有大雅,当勿笑我为效颦也。抑鄙人更有进者,五代之祸烈矣,而推厥祸胎,实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沿愈剧,因有此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棼棼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书既竣,爰慨然而为之序。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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