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2)。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才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处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
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哪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水手》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3)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总《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现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迅、沈冰雁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唯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4),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纪事――"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自由谈》态度转变《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唯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服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5),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6)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7)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骛,《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晃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作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会儿"要自由",一会儿又"不要自由",过一会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覆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拼个你死我活!"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分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分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8)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拼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莲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到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佬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9)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顽石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这虽然也是一科"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10)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哄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粹公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
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迅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迅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植到《自由谈》来。
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11)的"解放词",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备反攻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12)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13)(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不曾与座谈而遥领盛情之经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