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

九、光武神武不可测

　　郁郁舂陵旧帝家，黍离千古此兴嗟。萧王何事为天子，本爱金吾与丽华。

　　——[宋]宋庠《怀古》

　　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也是新莽末年、东汉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为东汉王朝的奠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胸怀复汉志

　　刘秀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兰考北），当时，他的父亲刘钦是济阳县县令。在刘秀九岁之时，父亲刘钦去世。刘秀跟着叔父刘良度过少年时代并长大成人。

　　据说刘秀小时候是个十分乖巧的孩子。他在家表现得尤为勤快，处处干些实事，给人一种诚恳憨厚、性格平和的印象。为此，他的哥哥刘□很是看不起他。刘□自比刘邦，而把刘秀比作刘邦的二哥刘喜，认为刘秀就像刘喜那样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并常常以此来嘲笑刘秀，但刘秀并不在乎。新莽地皇年间，刘秀在长安读书，由于家境并不富裕，他带的学费很快用完了。为了能够继续读下去，刘秀一边拉脚挣钱，一边坚持读书。也就是在此期间，刘秀通读了《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据说有一次当他读到《论语·卫灵公》一节中的“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句时，高兴极了，便说：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太好了，真是一针见血啊！从此以后，刘秀就以此为圭臬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由于他学习十分刻苦，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同舍都称赞他“高才好学”。

　　刘秀在长安一呆就是四五年，其间的所见所闻使得他对新莽政权丧失了信心，于是，他决定回归故乡，等待时机。

　　刘秀在长安游学，不仅增长了学识，对王莽统治的时政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而且还锻炼了社会活动的能力，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皇三年（22），南阳一带闹饥荒，“诸家宾客多为小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刘□家的宾客也到处抢劫，结果刘秀受到株连。他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不得不“避吏于新野邓晨家”。在新野，刘秀结识了宛县（今河南南阳）的李通，并做起了谷商。一天，二人无事上街游玩，正赶上庙会，只见夫人、小姐来来往往，好不热闹。刘秀、李通二人看得眼花缭乱，驻足不前。忽然一漂亮女子从身旁走过，刘秀双眼发直，情不自禁地说道：好一个绝代佳人。

　　正当刘秀二人发愣之时，旁边一位老者发话了：这位女子美是美，但和阴丽华相比，那就差远了，年轻人真是少见多怪。听罢，刘秀都傻了，阴丽华又是谁呢？刘秀把这一名字深深地记在心里。刘秀哪里知道，这老汉就是阴丽华的父亲。阴丽华生得十分漂亮，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美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据说有好多达官贵人上门求婚，老汉都没有答应。阴老汉与李通有过一面之交，从李通的谈话中了解到刘秀的身世和为人，认为这个刘秀不是一般的人，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便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秀。于是，阴老汉让李通做媒，但李通深怕刘秀陷入儿女情长之中，荒废了大业，便劝阴老汉等到刘秀功成名就之时再来提亲。于是，才出现了此前这一段佳话。

　　而当此时，反抗王莽的斗争此起彼伏，社会开始出现了大动荡。在荆州，由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分兵作战。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下江兵，西入南郡。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统率新市兵，北上南阳。新市兵的出击，使得南阳一带迅速骚动起来，包括刘□、刘秀兄弟在内的地方豪强都积极准备公开起兵反抗王莽。这年十月，刘□、刘秀兄弟抱着“复高祖之业”的目的，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纠集宗族、宾客，组成了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并与新市、平林兵联合，把队伍归并到绿林军，拥立刘玄为更始皇帝。

　　刘玄称帝时，刘□十分不高兴，他的这种心情被刘玄察觉了。刘玄明白刘□性情蛮横，野心勃勃，再加之以刘□为首的舂陵兵在与王莽作战中节节胜利，刘□战功卓著。他担心夜长梦，总想找借口杀掉刘□，以除心头之患。

　　更始元年（23）四月，刘□的部将刘稷听到刘玄当了皇帝，十分不满，发牢骚说：我们起兵反抗王莽图谋大事，全部是伯升（刘□的字）您的功劳，他刘玄凭什么做这个皇帝？这件事被刘玄得知，刘玄想收买刘稷，便封其为抗威将军，刘稷却拒而不受。刘玄大怒，要将刘稷处死，刘□坚决不答应。于是，刘玄一不做二不休，便将刘□、刘稷一起杀掉。尔后，为了斩草除根，又有了杀死刘秀的想法。

　　刘玄派人去向刘秀宣读诏书，以察看刘秀的动静，为自己寻找借口。来使说：太常偏将军刘秀英勇善战，特封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还没来得及谢恩，来使又紧接着宣布道：大司徒刘□，素谋不轨，常有抗帝之意，故杀之。刘玄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趁机来试探一下刘秀的心思，如果刘秀稍有悲愤之情，就会马上遭致杀身之祸。刘秀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因此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慌忙向来使磕头谢恩，说：谢主隆恩，陛下赏罚分明，我刘秀建功甚小，不值一提，皇上如此嘉奖，刘秀实在受之有愧。兄长刘□素有反意，我也常常劝他不可多生野心，但他不听，终于遭致这样的下场，实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刘秀的一席话说得恰如其分，一方面兄长刘□有反心，遭到这样的下场，是他自找的，怨不得别人，我也不管；另一方面我尽管有一些小小的功劳，那些都是分内的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通过这两方面诚心诚意的表白，任何人也不会相信刘秀对更始政权怀有二心。来使听了这番话，对之深信不疑，就连刘秀的下属也都为刘秀的大义灭亲所感动。

　　事实上，等到使者走后，刘秀再也无法伪装下去，他急忙跑回自己的帐内，紧紧闭上帐门，扑倒在床上，大声嚎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杀兄之仇不报，何为人耳？哭罢，刘秀还是镇静下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还不到时候，还必须忍下去，等待时机。第二天一大早，刘秀又急匆匆地跑到刘玄住处，向刘玄谢恩，这下刘玄对刘秀更加深信不疑。为了不再使刘玄和刘玄的心腹们怀疑自己，刘秀平时谈起此事，连一点点哀伤的表情都没有，也不为兄长刘□服丧。至此，刘玄彻底打消了对刘秀的猜忌，以为刘秀确实对自己忠心耿耿。

　　天下名士归

　　随着形势的发展，刘玄想派一个亲近的人到河北去发展。因为河北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河北的中心城市邯郸，北通燕、涿，南邻郑、卫，是漳（水）、（黄）河间的一大都会。漳河、滏阳河地区土地肥沃，百姓殷富，而邯郸正处于中间位置，向来是河北战局成败的关键。正因为此，自春秋以来，邯郸就是河北战略要地。而河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整个战局。也就是说，占据河北，就可以控制中原，进而可以定天下大局。

　　当时有人推荐刘秀，刘玄也认为刘秀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对刘秀一直存有戒心的大司马朱鲔坚决反对。朱鲔也参与了杀害刘□之事，同时，他认为刘秀绝非等闲之辈，要是脱离了更始政权，远走高飞，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会对自己极为不利。因此，他极力反对把刘秀派到河北。由于朱鲔等人的异议，刘玄也犹豫不决，但是，在另外一位大臣刘赐的一再劝说下，举棋不定的刘玄终于下定决心，拜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前往河北发展。

　　更始元年（23）十月，刘秀以河北监军的名义，带着极少数随从，离开洛阳北行。当时的河北地区并不在更始政权的控制之下，形势十分复杂混乱。既有像铜马、青犊这样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有许多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刘秀知道更始皇帝刘玄虽然发布过安抚诏书，但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拥有武装的地方豪强，并非都听从更始政权的命令和指挥，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都心怀鬼胎，抱有种种幻想。刘秀决心脚踏实地把事情一件件地干好，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会前功尽弃，一切都无从谈起。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个地方，就以汉朝名义抚慰当地州郡百姓，同时考察当地各级官吏的政绩，对政绩显著者予以褒奖，对那些贪官污吏给予一定的惩罚，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任以官职，并恢复汉代官名，废除王莽所制定的法律制度，释放监狱中一些无辜获罪的囚徒。应当说刘秀于河北各地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还是深得人心的，刘秀因此也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都争相杀牛携酒，慰问刘秀及其部下。刘秀热情地接待他们，对他们送来的慰劳品则一一婉言谢绝。这使得老百姓更加感动，也使得刘秀声名远播。

　　邓禹，南阳新野人，字仲华，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当年刘秀游学长安时，邓禹也正在长安读书。他比刘秀年轻一些，二人也正是在这时相识的。邓禹认为刘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更始政权建立后，南阳豪杰有很多人向刘玄推荐邓禹，刘玄也希望邓禹能在更始政权内任职，但邓禹却一直没有前往。当他听到刘秀要监军河北之后，便马上收拾行囊，渡过黄河，一直追到邺县（今河北临漳西）才追上了刘秀。二人见面后，刘秀问：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做官吗？邓禹回答说不是。刘秀又问，不是做官又是为了什么呢？邓禹回答道：愿明公的威德施之四海，垂功名于青史，在下愿为您效劳。

　　夜深人静，二人仍在促膝谈心。邓禹说：更始帝虽然都城在洛阳，但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并不太平，赤眉、青犊有几万人马，三辅地区也有人假号称王。更始帝尚未遭受大的挫折，自以为是，手下诸将都是平庸之人，目光短浅，只知道争权谋利，无深谋远虑尊主安民之人。从古到今，任何一位圣人的兴起，无不靠的是天时和人事，更始帝就二者而言，无一强项，如今天下分崩离析，您仅仅想做一个辅佐他人的人，是远远不够的。您具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信服。当今之计，莫如招揽天下英杰，顺应民心，立高祖之大业，救万民于水火。以您的才智，取得天下是不成问题的。

　　应该说邓禹实际上看到了天下形势的发展，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思想。他是在劝刘秀趁天下大乱之际，彻底摆脱更始政权，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邓禹的想法和刘秀不谋而合。此后，邓禹跟随刘秀打天下，常常为刘秀出谋划策，成为刘秀得力的臂膀。

　　刘秀于河北攻克邯郸后，力量大增，虽然刘玄封他为萧王，但他已经不再听从刘玄的调遣，而是伺机称帝。此后，刘秀派吴汉发兵征服铜马部，但幽州牧苗增拒不出兵，刘秀便立即派人将其就地正法，大振军威，一举攻克铜马、高潮、重连、大彤、青犊、尤来、大枪、王幡等部农民起义军。

　　在打败铜马起义军后，刘秀对其投降部众将领不仅不加惩罚，而且一一依其级别进行封赏，加以重用，有许多将领得以封为列侯之爵。当招降高潮、重连部后，刘秀也同样对其部众进行了封赏。但归降部众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心存疑虑，认为这是刘秀搞的权宜之计，说不定哪天又会将他们处死，因此，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恐惧状态当中。刘秀知道后，便让他们各自回归军营，担任自己原来队伍的将领，自行管理自己的队伍，刘秀等人不加干涉。而刘秀更是常常独自一人骑马到各部队，和各部队的将领士兵们平和交谈，没有一点儿居高临下的态势。这使得归降将士深受感动，称赞道：萧王如此推心置腹，平等待人，我们还有什么疑虑，怎能不为萧王效死尽力呢？他们还亲切地把刘秀称之为“铜马帝”。

　　更始帝败降赤眉军后，原刘玄大司马朱鲔仍坚守洛阳，刘秀连续三个月都未攻下，十分着急。他想到了岑彭，岑彭是刘秀称帝之后新投降过来的。当时，刘秀率兵进攻河内（今河南武陟），守将韩歆坚守城池，岑彭劝他说：更始无道，光武大度，又是汉室皇族，我们不如弃暗投明，将来也好有个归宿。韩歆不听，直至粮尽才被迫投降。刘秀要杀韩歆，重用岑彭。岑彭则上书刘秀，说：人各为其主，为主尽忠难能可贵，杀死他没有任何的好处，理应好好款待。刘秀采纳了岑彭的建议，拜岑彭为廷尉，仍封归德侯，行大将军事，派韩歆到邓禹手下当了一名军师。这使岑彭、韩歆二人感激不尽，同样，刘秀也获得了更大的声望。刘秀招来了岑彭，述明己意，岑彭欣然前往。岑彭见到朱鲔，对他称赞刘秀宽宏大量，然后，岑彭又分析了形势，说：如今天下归心光武，大势所趋，你为何还死守洛阳一个孤城不放呢？朱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刘秀英明，我朱鲔也早已有所耳闻，十分钦佩。怎奈其兄刘□被杀，我也参与其中。刘玄派刘秀去河北时，我也曾力阻，这一切都是刘秀所不容的。因此，我也只好以死守城力战。岑彭无法说服朱鲔，回去向刘秀报告，刘秀听罢，笑道：将军不是曾说各为其主吗？朱将军原为刘玄信将，当然应为其忠心耿耿，出谋划策，这并没有什么不对。这也正是朱鲔有才识之处。况且事情已经过去，朱将军不必忧虑。刘秀虽才疏学浅，然计较小事，拒绝贤才，这不是我刘秀的做法。岑将军可以回去向朱鲔言明，若真意来降，官爵保留，何谈治罪。刘秀的诚意感动了朱鲔，朱鲔随即投降。其后，刘秀封其为平狄将军，拜扶沟侯。

　　在刘秀英名的感召下，南阳卓茂也来归附。卓茂幼年聪明好学，精通儒学，并且为人温恭谦让，有才干。西汉哀帝、平帝年间曾为密县县令，据说他治理密县几年时间，县境内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后升京官。刘玄称帝后，卓茂任侍中祭酒，尽管职位不高，但他亦能勤勤恳恳。因为他认为刘玄是西汉皇室，有资格做皇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到刘玄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好皇帝，所以对更始政权十分失望。此间，卓茂对刘秀也有所耳闻，认为刘秀必成大器。当他听说刘秀在河北称帝后，便不辞而别，步行到河北投奔刘秀。对于卓茂的才能，刘秀也早有所闻。于是他便派专使去迎接卓茂。卓茂来到后，即刻召见，并下诏任为太傅，封褒德侯。

　　邓禹、岑彭、韩歆、朱鲔、卓茂等一大批贤能之士的归附，使刘秀实力大增，很快统一了全国，重建汉朝，史称东汉。

　　还汉世轻法

　　东汉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和饥荒疫疾，社会经济凋敝。刘秀生长于民间，还从事过商贸活动，对百姓的疾苦和稼穑之艰难还是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后，面临着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迫切问题，因此，他废除了王莽时许多苛酷的法令，并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注意倾听下层百姓的呼声，认真检查督促地方官吏，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王朝建立的几十年间，由于统治者们的暴虐和战乱破坏，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全国有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户，人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但经过王莽篡汉、更始政权等大大小小政权的统治，再到刘秀中兴统一全国的中元二年（57），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全国只剩下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户，人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出现了“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悲惨景象，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土地大量抛荒的情况。

　　面对这一局面，刘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首先是宽政以安民。他简政措施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通过废除王莽暴政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简政轻刑，以达到“务用安静”的目的。

　　刘秀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曾前后六次颁布解放奴隶、三次颁布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刘秀下诏说：凡是老百姓嫁出去的女儿，卖给别人的子女，如果想回到父母身边的，悉听尊便。有人胆敢拘拿阻止，一律按法律论处。建武三年七月，又发布诏书说：男子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妇女随从犯罪的，只要不是逆伦绝理、诏书有名而特许逮捕的，都不得系狱。须验问清楚的应当马上验明正身。女犯可以回家，由本人出钱上山伐木以代罪。建武六年（30）宣布：王莽之时凡是被罚为奴婢而不符合从前法令的，一律放免为庶人。建武十一年（35），又三次下诏：凡是杀死奴婢者不得减罪；敢于使用各种酷刑残害奴婢者，按律论处，放免曾受酷刑的奴婢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的法律。建武十三年、十四年，在陇蜀平定后，刘秀又两次下诏宣布：益州、凉州百姓被掠卖为奴婢的，一律放免为庶人。诚然，刘秀释放奴隶和改善奴隶地位的诏令，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年限上讲，主要是王莽当政之时沦为奴隶的人；从对象上讲，主要是指原来具有吏民身份的人；从地域上讲，主要限于青、徐、凉、益等州，也就是指在刘秀政敌统治区域内沦为奴婢者。尽管如此，这些诏令的颁布与实施，使很多奴婢获得了解放，这对于增加社会劳动力、缓和阶级矛盾是有一定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自耕农沦为奴隶的发展趋势。在东汉一代，奴婢问题比西汉已有所缓和。

　　其次是整顿吏治。刘秀明白，吏治的好坏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他亲眼见到西汉末年以及王莽政权吏治腐败所带来的后果，深感中兴大业离开清明的吏治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刘秀在建武六年时就下决心归并郡国，裁汰官吏。经过归并，最后省并了十个郡、国，四百多个县、邑、道、侯国，相应的官吏也被裁去十之八九或多或少改变了十羊九牧的状况，并节省了大量的开支，无形中给下层百姓减轻了负担。同时，刘秀还通过各种形式选拔贤能的良吏。察举和征辟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察举，就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各种名目，把那些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士推荐给政府，经过考核合格后任以官职。所谓征辟，就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一些有声望或具某一才能的人直接任以官职。这种制度，应该说在最初实行之时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为东汉初期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如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刘昆、京兆（今陕西西安西北）人第五伦、陈留人董宣等皆是通过各种方式网罗到的有用人才。

　　如董宣，为司徒侯霸所征辟，任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南）相。他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豪门。据说刘秀姐姐湖阳公主的一个家奴黄黑，有一次到洛阳东市闲逛时，遇到一位老人卖珠子，他相中了，便要出钱买下来送给主子湖阳公主，只是给的价钱太低，老人不想卖。黄黑大怒，一剑把老人杀死，抢了珠子扬长而去。围观的百姓被黄黑的举动激怒了，他们联名去洛阳县衙告状。当时洛阳县令就是董宣，他听说湖阳公主的家奴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别人的东西，还把人给杀了，便立即派手下捉拿，眼看就要追上了，可黄黑一下子跑到了湖阳公主家中。这下衙役们傻眼了，谁也不敢进入公主家中捉拿逃犯，无奈只好回县衙报告董宣。董宣也没有办法，只好静等时机。有一天，董宣听说湖阳公主有事出门，要经过夏门亭，黄黑一定会跟随出行，便带领一干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儿。公主的队伍刚刚行到夏门亭，董宣便带人拦住去路，要公主交出犯人。黄黑一见，腿脚就软了，几乎站立不住。公主见状，大声说道：怕什么，我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县令胆敢在我面前撒野！回头又问董宣道：你是何人？胆大包天，竟敢拦住皇家车辆？董宣毫不畏惧，上前施礼答道：臣乃洛阳县县令董宣。只因殿下家奴杀人，罪不当恕，请公主交出罪犯。公主拒不交出黄黑，董宣大怒，以刀划地说：公主纵奴行凶，已为过失，如今再包庇罪犯而不交出，过失更大，不交出凶手，公主断不能前行。公主万没料到一个小小的县官竟如此天不怕地不怕，只好对黄黑说：你先随他去吧，谅他也不敢动你一下。公主话还没有说完，在旁边站立的董宣乘黄黑不备，一刀把他给结果了。公主见状，觉得很没面子，一边哭叫大骂，一边转身飞奔到朝廷告状去了。

　　湖阳公主来到朝廷向弟弟刘秀哭诉，要求一定要严惩董宣。刘秀大怒，下令将董宣绑进宫，准备用鞭子将董宣活活打死。董宣面对刘秀面不改色心不跳，对刘秀说：陛下您暂时息怒，听臣下把话说完再杀也不迟。随后，董宣讲道：陛下圣德，中兴汉室，而今竟要包庇亲属的家奴枉杀无辜，臣不知陛下将何以治天下，何以让天下臣民信服呢？臣不愿受鞭笞，请让臣自杀。董宣说完便向龙柱撞去。刘秀没有想到董宣会来这一手，忙命人将其拉住。但总得给公主一个台阶下吧，也得给自己留点儿面子，便对董宣说道：朕念你为官清廉，可免你一死，但你必须向公主叩头请罪。董宣就是不肯叩头请罪，旁边几个太监马上上前来按住董宣的头给公主赔罪，董宣却使劲挺住，就是不叩。刘秀见状大笑，打心底佩服董宣的骨气，当下也顾不得公主的面子，笑着说：好一个犟县令！就凭这一点，我也得赏你三十万。

　　湖阳公主见了，很不理解。等下朝后对刘秀说道：当初你是老百姓的时候，大哥的事情牵涉到你，你不怕，官吏也不敢上门搜捕。如今你做了天子，是天下之主，却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治不了。刘秀笑道：就是因为做了天子，才不能和老百姓一样办事啊！公主无奈，只好回宫去了。

　　后来，刘秀专门宴请董宣。董宣吃罢饭后，把空碗覆在饭桌上。刘秀问是怎么回事，董宣回答说：臣下吃饭不剩一粒米，犹如奉职尽忠不留一点儿力气。刘秀听罢，十分高兴，令他统领当地官吏。此后，大家对董宣更加钦佩，各地豪强无不震惊，人们把他称为“卧虎”。后董宣死在任所，家中唯一财产是大麦数斛，破车一辆。刘秀也为之感叹，说：董宣真是廉洁！总之，刘秀对于吏治是十分关心的，可谓奖罚分明。

　　图谶宣天下

　　西汉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堕落而成了谶纬神学。这一经学谶纬化思潮是以天人感应为其理论基础的，它兴起于西汉哀帝和平帝之际，盛行于东汉初年，在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之时，发展到了极至。

　　西汉之时的董仲舒是传授《春秋公羊传》的大师，曾任景帝博士。汉武帝即位之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天人感应论”。

　　他附会《春秋》一书，认为孔子做《春秋》的目的就是来说明天道与人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都是上天对君主的政事有所不满而显示的警告。如果君主仍不加悔改，上天会再进一步降下灾祸使他亡国丧命，然后把政权转交给别人。这说明上天对君主非常慈爱，愿意帮助君主制止灾祸。只要不到一定的程度，上天都会保全君主的。这是告诫君主，作为最高权力的主宰者，一定要奉行天意，着重德治教化，辅之以法治，兴办学校，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影响和培养人们良好的习惯，如果真如此，上天也会降下吉祥，使得天下太平无事。在这里董仲舒公开宣扬君权神授，用天命来为皇帝唱赞歌；同时，也包含有借助神权，规劝皇帝改正过失的意义。但是，最高统治者主要是想为自己的权力进行论证和宣传；作为最高权力者的维护者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放弃了对皇帝过失进行规劝的一面，而只是强调君权神授，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唱赞歌，由此，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今文经学进而发展成为谶纬神学。

　　谶纬之所以出现在西汉哀帝和平帝之际，这与当时社会政治矛盾极端尖锐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哀帝、平帝之时，阴阳错缪，连年歉收，国库空虚，百姓挨饿受冻，父子离散，相望于道。而政府中的官吏玩忽职守，惰怠不力，使得社会上十分混乱，“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得豪强、宗室以及后党、外戚为争夺统治政权，展开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谶纬应运而生，成为各种势力达到自己卑鄙的政治目的的工具。

　　谶的本义是应验，《说文》解释为：“谶，验也，从言，谶声。”是一些方士和巫师制造出来的“诡为隐语，预决凶吉”的宗教预言。谶或谶语，是依据星相或自然界的变化，或假托神来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或隐语，但其主要内容是政治性的。这就是所谓的“谶者预决凶吉”，宣扬这种宗教预言的书，则被称为谶书。谶书的作者为了增强其神秘性，还在谶书中画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图画，因此谶书也叫做图书、图谶。

　　谶或称图谶，作为一种“立言于前，有征于后”的宗教迷信，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据史料记载，秦穆公于梦中会见上帝，上帝告诉他晋国将要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秦谶于是出矣”。晋顷公十三年（前513），扁鹊为赵简子治病，赵简子从梦中醒来，告诉身旁的大夫说：我到了“帝”的住所，“帝”对我说，“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这是有记载的较早的谶语。从此以后，秦代也出现了不少的谶语，如“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的人们假上帝之名发出来的预言。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年才达到它的全盛时代。当此之时，上帝几乎每天都有要王莽准备做皇帝的预示。时至东汉，刘秀要做皇帝，又出现了《赤伏符》四十二篇。但是，在古文经学出现之前，谶语并没有被编成有系统的文献。直至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利用这些上帝的言语，来神化这些翻版的《圣经》，于是所有的谶语，才被编辑成书，而名之为“纬书”。

　　史料称：“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可见，纬是相对经而言的。经本义是直线，而纬是横线，这里纬也就引申为对经书的解释。汉代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加上《乐》，称为六经。按纬书的说法，孔子作了六经，又作了一些补充的著作，就是《易纬》、《诗纬》、《春秋纬》、《乐纬》等。纬的特点是对经学作神学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托之于孔子。有学者研究认为，儒学之谶纬神学化大致有两个来源，远的是自古以来天地鬼神信仰的宗教传统，近的是战国后期邹衍的阴阳灾变宗教学说。

　　据史料记载，谶纬之书秦汉之时应该是较多的，但是，自“楚书”之后大都散亡，保存至今的仅有易纬《乾凿度》、《乾坤凿度》，其余的都系残篇断片。谶纬的主要内容是符命、预言，故又叫作“符命”、“谶记”，或称“经谶”。从残存的文字来看，谶纬内容庞杂，主要是天官星历、灾异感应、谶语符命，也有对经学的发展和解释，以及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知识、文字训诂，旁及驱鬼镇邪、神仙方术及神话幻想等等。真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它是今文经学迅速政治化、庸俗化并和汉代神学迷信相结合而孕育出的一个怪胎。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对于谶纬深信不疑。他从造反到登上皇帝的宝座，一直就没有离开过谶纬。最初是李通等人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他，使其动了心发动起义的。到了后来刘秀于河北征途中匆匆称帝，又是因为他早年在长安时的同学疆华送来谶书《河图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为刘秀找到了做皇帝的根据，也才促使刘秀下决心定此大计。他和当时割据四川一带自称“白帝”的公孙述各自对谶书作不同解释，争论谁应当代替王莽为皇帝，也搞得煞有介事，十分认真。

　　谶纬是刘秀当皇帝的天命符，同时也是他决策用人的指南。可以说，刘秀对于谶纬已经达到了迷信的地步。他因为谶语中有“孙咸征狄”一句，就任命一个叫孙狄的人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即最高武官，以至于引起了众武官们的强烈反对。一次，朝廷议选大司空，大臣们提不出合适的人选。刘秀突然想起“河图赤伏符”中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战国末年，卫国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玄武是水神名，司空是管水土的官职。恰好当时野王县县令就是叫王梁。姓名、地点都恰如其分，刘秀认为这正是天意。于是，下令把王梁超升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

　　建武三十年（54），群臣建议刘秀到泰山举行封禅大礼。刘秀下诏说虽然建国已经三十年，但是百姓怨声载道，怎么能向上天报功呢？可是，两年之后，他读了《河图会昌符》后，却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决定去泰山封禅。原因就是刘秀在读此符时，里面有一句“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认为是叫他这位刘邦的九世孙到泰山封禅。于是，刘秀便立即决定到泰山封禅，其后并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以后，谶纬神学思潮便正式取得了任何人不得非议的官方学术的地位，从而得以凭借政治的护身符而盛行于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