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洪荒

第24章 都市洪荒(3)

　　汪工乙会在某个文思泉涌的时刻飞速地完成一种构想。那他就会对我做些惯常的事情：像打磨他的大理石那样对我倾注满腔热情，直到我变成一朵云彩飘来飘去。

　　当然，汪工乙也有不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会在某个心血来潮的时候突然骑着他的加重永久车冲到编辑部门口，公然地把我当众叫走。为此，我们常常争吵。

　　我说，你不知道我们建立起这种秩序有多么不易。为了这个两万册发行量，我们不知跑了多少个中学的阅览室，到过多少大学去演讲，双休日守地摊，自行车驮了刊物沿街叫卖，打通铁路上的关节，研究变幻莫测的读者群体，我们真是太难了。你知道吗我不愿意伤害我的群体里的任何人。

　　汪工乙厌烦地皱着眉头。他不屑于听这个。他是天马行空惯了的。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惯了的。

　　你这草丛里捡来的女人，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是吴冠生那小子打你的主意？他从身后抱拥着我，调笑道。他那热烘烘的气息和令人窒息的抱拥，已使我喘息不大均匀。我梦呓般说，我有保留个人隐私的权利。

　　不许。汪工乙突然狂喝一声，松开手跳了开去。叫道，我们的爱是在乱石滚滚的洪荒里产生的，洪荒以前的空蒙时代不管，之后的清明时期你只能是一个傻傻的夏娃，脑子里只能有汪工乙一个概念。

　　我心里涌上难言的甜蜜。我喜欢他这种霸道的爱。这说明我们的关系有了某种深度。

　　汪工乙用他那如炬的邃目焚烧我，逼视到我羞涩地低下头去，他才来脱光我的衣裙。他将我放在他的雕塑群里，摩挲品味尽够，然后在就地的一块地毯上将我压在身下。

　　他是疯了。我感到这个疯狂的男人不是在跟我做爱，而是在将他的生命播进我的生命里。我们已撞倒了两具雕塑，已从地毯上滚到了冰凉的地上，但他不休不止，直到我在他的身下软成一团棉，他才将我轻轻地抱回胸前。

　　我知道了这爱的严重性。

　　这天，汪工乙送给我一个戒指。他将那个镶着红宝石的精美戒指套在我左手的无名指上的时候，我的心像流过了潺潺小溪。那轻轻的流水声透过我的胸腔传导到他的耳朵里，他说，可惜，这是个假的。我买不起真的。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些石头上。

　　这句话使我从云端跌到地上。虽没有摔伤，却有点儿隐隐的疼。

　　我想起他带我在地摊上吃凉皮扯面的窘迫，想起这洞穴的灰暗破旧和那张吱呀作响的床。

　　我很为自己的现实而羞耻。但现实却不以我心为转移无情地影响着我的情绪。

　　工乙他是感觉到了。他轻吻着我，说对不起。说他狂傲了四十一年，眼下在爱神面前感到了自卑。说他前天在爱民大厦看见一双白皮靴，觉得只有我才配穿那么漂亮的靴子，走近一看价钱却不得不无奈地离去。那标签上十二后边有两个零。

　　他说，因了我的缘故，他要面对现实。要考虑作品的市场价值。

　　对于这个说法，我没有反对。毕竟，我们的双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不愿意鼓励他总在云端里飞翔。我也想有一天他开着奔驰带我到高速公路上去飞驰，而不是总踩着一辆破自行车，将我放在前面横梁上，趁暗夜无人时绕南北东西大街转圈。

　　那虽然浪漫，也是有些苦涩的。

　　这不是凡·高和米开朗琪罗的时代。我们必须撩开面纱，站在一个个脑满肠肥的各式款爷面前，倾诉我们用华丽词藻包装过的讨钱祸心。

　　我从床上下来，穿戴整齐，要求洗脸刷牙。他问我，要出去吗？我说要去谈一家赞助。上星期就预约好了的。这是条大鱼，钓住了今年刊物的日子就好过了，弄得好，还可以搞个××杯大奖赛。

　　他说，求求你，今天别去。今天我不想让你走出这扇门。他扭头看了下那块地毯和地毯边歪倒的雕塑。我说，实在不行。这是去完成工作任务。

　　汪工乙的眼里涌上一丝无奈和悲凉，紧紧地拥着我不愿放手。这使我想起《凯旋在子夜》里童川战前为女友腰间绑光荣弹的情景。我说我又不是去光荣。对方是大企业的董事长，哎，又不是敌人。

　　正当我和汪工乙沉浸在爱河里忘乎所以的时候，戈彤的爱情却出了裂痕，而且是崩裂性的。简单地说就是断了。

　　这一天，全院的人都在戈家吃满月喜酒，戈家杯盘往来，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抱着孩子的戈彤在沈振邦搀扶下挨个儿敬酒劝菜。做了父亲的沈振邦于沉稳里又添了某种分量，显得气宇轩昂，令众人钦羡。

　　酒过三巡，余钧突然站起来挥筷击盅而歌：

　　你为我牵来灵性的牲口

　　你为我拴住门前的黄狗

　　你为我打开吱呀的后门

　　你为我点燃满天的星斗、满天的星斗

　　你和我今年咱俩是兄妹

　　你和我明年咱睡一个炕头

　　不怕爹娘不害羞

　　叫声哥哥你带我走

　　叫声哥哥你带我走

　　叫声哥哥你带我走——

　　余钧声情并茂、歌舞兼顾，唱到后边那句一副断肠状，还招着手儿拉开门退了出去，做出跟心上哥哥私奔的样子，惹得众人停杯掷箸欢呼，戈彤乐得差点摔了孩子。就在这欢乐的峰巅，忽然闯进几个穿警服的人。为首的出示证件，说明自己是市政府保卫处的，因为沈振邦涉嫌伪造市政府公文要麻烦他走一趟。

　　沈振邦一句话没说就跟他们走了。留下一屋子从欢乐峰巅跌下谷底的人。

　　戈彤的笑容僵在脸上，孩子哇哇大哭。孩子哭了，大伙儿才醒了。人们赶紧站起来以各种借口离席，带着满腹狐疑猜测议论去了。

　　戈老说不会有事，可能发生什么误会了。戈师母说振邦那孩子，不烟不酒的，连双上档次的鞋都没有，一月就拿回那么几个死工资，既跟贪污沾不上边儿也跟腐败沾不上边儿，他能有什么事。

　　吴冠生说是不是拉赞助的单位出问题了，如今十个董事长九个是孬种，可别是追查这种人牵连了振邦。

　　大家便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议论着怎么帮助振邦。

　　戈彤在大家猜测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她走进屋去整理了一个小包，里边装着卫生纸和一次性尿布。她把包斜挎在肩上，走出来对大家说，我要去市政府看看。

　　没有人阻拦她。我提出陪她去，她坚决不让。她说，万一振邦有什么事，人家看着这刚满月的孩子，也许会高抬贵手宽恕了他。一句话说得满屋子人眼噙泪花。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傻丫头戈彤就像总不成熟的稻子一样，经一瞬间毒日头照晒，忽地成熟了。

　　戈彤还没有学会抱孩子。她抱孩子的姿势很不老练。就像个瓜那样搂在腹间，腰大幅度弯着，可能是不堪重负。孩子见风长，出娘胎三十个日日夜夜，恐怕长了很多了吧。

　　我看着她挤上28路公共汽车，心里酸酸的。但我假装着乐观。两位老人在身旁站着，我不能不这样。他们太爱戈彤了。我相信戈彤的任何闪失都可能要了他们的命。尤其戈老先生，他一辈子知道什么？我怀疑他除了音符和女儿之外对世界一无所知。还有戈彤，蜜罐里长大的糖娃娃，风一吹就会化似的，经得住什么！上帝呵，可千万别有什么事啊。若果有什么就朝我们这些饱经沧桑的人来吧。我们反正伤痕累累，不在乎多一个或者少一个。

　　吴冠生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可惜都跟市政府方面没有深的交往。这种情况下就显出了文人的孤陋寡闻和可怜。他们与大社会是隔的，他们在文艺圈子里争山头充老大，在社会上却显得那么无能为力。这也许就是余钧想弃文从政或从商的原因。

　　吴冠生说看来我们真得改变些什么了。

　　戈彤是晚上九点钟回家的。沈振邦真的出事了。但是戈彤却没有眼泪，平静得跟秋天的湖水似的。她告诉大家，沈振邦是个骗子。

　　余钧说不可能不可能。戈彤你千万别听市政府那帮搞保卫的胡说。他们惯于这样狐假虎威吓唬老百姓的。

　　戈彤说是真的。振邦他真的骗了党和政府，骗了我，骗了咱们大家。

　　吴冠生走近去抚着戈彤的头说，好孩子，你先哭出来，哭完了跟大家慢慢说。说着，要替戈彤抱孩子。戈彤不让。戈彤说孩子在怀里能止心慌。

　　我紧紧地搂着戈彤，就像捧着一个突遭霜打的花朵，仿佛稍一松手，那花就可能魂飞魄散，飘落满地。我告诫自己千万小心，不可有片刻疏忽。

　　余钧问，振邦他不是综合处副处长？

　　戈彤说，比那严重。

　　余钧问，他在别的部门而谎说在市政府心脏部门工作？

　　戈彤说，比那严重。

　　余钧说，那么，他只是个打杂的？

　　戈彤说，比那严重。他什么也不是，不是干部，不是城市户口，他根本就是个农民。你们明白么，他是个农民。

　　戈老和戈师母一言不发回卧室去了，从里边反锁了门。吴冠生一遍遍去敲都没有敲开。我在门前轻声呼唤也不答应。

　　戈彤说，让他们待在里边吧。他们需要静一静。

　　大家糊涂了。还想问个究竟，但戈彤说她累了，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破天荒大白天去敲汪工乙的门。工乙打开门让我进去之后仍不相信我大白天会去找他。他说，外面地震了吗？你无处藏身了，想起我这个巢穴。

　　我说，我不相信沈振邦的事。他不可能是骗子。他怎么会是骗子呢。

　　我说，你知道戈彤有多天真吗？她结婚前到过市政府综合处。她去找沈振邦，处室里的人说，刚走。她一点都不怀疑。她也想不到去怀疑，因为那儿的人都熟悉沈振邦。他们像熟识的同事那样很随便地告诉戈彤，振邦他刚刚出去了。

　　我说，你知道沈振邦他有多可怜吗？这两年，他天天早出晚归按时去上班，实际上是待在各大学的图书馆里。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图书馆里晃悠，然后装出下班的样子回家。工乙，你想过这有多累吗。

　　我说，这深院里的人好可怜。沈振邦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了两年，竟然没一个人发现。他们仰视他仰仗他信赖他，为院子里有个在市政府心脏部门工作的人而心里踏实。他们中不少人求过他。他还真办成了几件事。鲁林的老婆就是他设法从边远县调进市区的。

　　我说，做骗子好容易哟。沈振邦他原本是个连续三年高考落榜的农村孩子。三年都没考上大学，没脸在村子里待了，就投奔省城的舅舅。舅舅住在省城东郊的大杂院里，那儿的人不是卖豆腐的就是贩蔬菜的，猛丁地看见这么个文雅俊朗的后生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很好奇。人们问，在哪里工作呀，这么有出息的后生，一定在大机关吧。

　　振邦顺口回答：市政府。他有个堂哥在市政府综合处，他没事了总去那里泡。也许泡着泡着，就分不清堂哥和自我了，就那么对世人宣布了。

　　工乙，你说，骗子真的那么容易当的么。

　　汪工乙他不回答我。他点燃一支红山茶在那里慢悠悠地抽，这是男人回答不了女人的问题时惯用的法宝。

　　我抱头躺在床上，伸长了身子大瞪着眼睛看天花板。

　　世界真可怕。人心真难测。

　　面对这个变故，戈彤怎么办呀。她的爸爸妈妈怎么办呀。那么清高的音乐家，那么清水似的一个小学教员，一辈子谨小慎微，掉个树叶都怕砸破了头，现在怎么活人。

　　可恨，沈振邦你真真的太可恨。你怎么忍心骗戈彤这样的女孩，怎么忍心骗这样一对老人！

　　汪工乙掐灭了烟，站在地上将自己脱了个精光。

　　这算是回答我么。

　　我第一次在白天见到他光裸的身体：膀圆肩阔、胸肌突起、双腿粗壮，系皮带处有一圈深深的黑晕，独属于汪工乙的黑色晕圈。

　　我迷糊起来，迎上去狂热地亲吻那黑色的晕圈。

　　它们是真实的。是我的宝贝。

　　我说，工乙，我要我要。

　　工乙像第一次掳掠我那样，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他猛烈地长久地要我，就像一个痴迷疯狂的农夫，一心一意让他的土地在深层耕耘里感觉温润的真实。他竭尽全力，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他在我身边躺下的时候，我心疼地感觉到他精疲力竭的虚脱。

　　他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世界还是真实可信的。沈振邦他只是一个特殊中的特殊。

　　沈振邦三天没有回来。三个晚上我都拥着戈彤睡觉。戈彤不肯脱衣裳。她说万一沈振邦半夜回来，她得去开门去给他弄吃的。如果脱衣裳睡，起来就特麻烦，而且费时间，那样沈振邦就要在门外多等两分钟了。而她绝不能让那个备受惊吓的人在门外多站哪怕一分钟。

　　我将戈彤搂得紧了又紧。她的话使我全身发抖。

　　戈彤继续着她的思维。她说，事情戳破了，坏事变好事，振邦他今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再也不用到图书馆去假装上班了。嘉兰姐姐，你知道么，以前振邦总是梦里叹气，常在睡梦中惊醒，趁人不注意就发呆。今后不会再这样了。

　　戈彤一个人说啊说啊，说她的振邦，说他们今后的日子。我知道她不需要我的回答。我知道她处在生命的大孤独里，犹如迷航的小舟，她正在孤独而坚韧地寻找登陆点。

　　她的深刻的孤独传染给了我，这使我无限想念汪工乙那长长的臂膀和温热的怀抱。我希望在这无助的夜晚他来梦中相会，拥抱我温暖我，并通过我，将男人宽广的温爱和力量传达给戈彤，从而使这个柔弱的小女子感觉到世界的善意。

　　戈老和戈师母还没有走出他们的屋子。他们不会出事，戈师母写过一张让女儿放心的纸条从门缝里递了出来。我想，他们需要时间来适应。就像在室内待久了的人，突然走到白光四射的雪域里，必须紧紧地闭一会儿眼，才不致被刺眼的寒光射伤。

　　余钧承担了全部家务。沈振邦事件影响了每个人的心情。吴冠生已三天没回他六层楼上的狗窝了。他和女儿就睡在戈彤家客厅里的沙发床上，吃余钧做的半生不熟的饭菜。所有的人里只有余钧还能振奋起来做些事情。上街买菜，洗碗涮锅，打扫卫生，给孩子洗尿布和衣裳，还不时地守护在戈彤身边。那神气等于是说，没关系戈彤，沈振邦骗了你我永远是忠实的。

　　戈彤每天一大早就抱着孩子去市政府，中午下班时才回来，吃过饭稍事歇息，抱着孩子又走。问她有没有消息她也不说，只是坚持天天去。

　　吴冠生每天夜里看我拥着戈彤进屋就将电闪雷鸣的目光追踪过来，我都感觉到了脊背灼热的疼痛。但我继续装聋作哑，狠着心肠对他的痛苦视而不见。

　　众所周知，这实在非我所愿。

　　第四天下午六点十分，沈振邦回来了。

　　沈振邦走下公共汽车的时候，戈彤正抱着孩子在大门外等他。戈彤天天黄昏在大门外等候沈振邦，而且不让任何人陪她。黄昏的城市有种失魂落魄的仓皇。车子疯驰着，仿佛急于挣脱樊笼奔向某一处灯光或港湾。公共车站寥落寂寞，零星的候车人表情冷漠。戈彤站在黄昏的落寞里望眼欲穿，孩子吊在她的胸前，那样子让人看着心碎。

　　沈振邦下车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个形象——这个一夜之间饱经沧桑的女子，为一个骗了她的男人彻夜不眠，并且对保卫处副处长在杂志掩盖下摩挲她手心的动作泰然处之，眼里流露的老辣使那位色迷迷的副处长对她的痴心妄想仅仅停留在杂志下的手上。

　　沈振邦当然不知道戈彤一夜之间的成长。他满面羞惭，踟蹰不前。

　　戈彤扑到他跟前，一迭声叫振邦振邦振邦。戈彤说咱们回家吧振邦。爸妈都在等你呢，吴主编嘉兰姐姐他们都在等你呢。

　　戈彤是拖着沈振邦一步一步捱进家的。他们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都瞪着眼睛，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真的，怎么开口呢。说沈振邦你这浑小子，看你弄下的这事。或者，沈振邦你真不是个东西，你把我们全体耍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或者，沈振邦，欢迎你回来。

　　似乎都不妥。

　　大家就那么干瞪着眼。这时候戈老夫妇相扶着走出了他们的屋子。他们脸色苍白，看起来很虚弱。三天不吃不喝，又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加上心灵的煎熬，两位老人就像冬风里的枯草那样摇摇欲折。

　　沈振邦的眼睛湿润了。嘴动了动，但没叫爹也没叫妈。我猜想，他是不敢叫。他还不能确定，这个家还会不会接纳他。

　　戈老终于发话了。他走到沈振邦面前，颤声说，孩子，你的事体有多大？你老实说。

　　沈振邦说，没有大事。我就伪造了几个假介绍信到工矿企业去拉了几十家赞助，都按合同承诺写了宣传文章报刊登了的，不属于诈骗。我没有犯罪。

　　戈老点着头说，这就好。孩子，这就好。

　　沈振邦突然在戈老面前双膝跪下，说，但我在你们面前确实是骗子啊。我是该死的骗子啊。我把你们害成这样怎么办呢。我把戈彤害成这样怎么办呢。

　　戈彤第一次哇哇地哭了。她扑到沈振邦怀里，双手胡乱捶打着他的胸膛，哇哇地哭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鼻涕眼泪满脸。余钧赶紧抱着孩子躲到卧室去。

　　沈振邦垂着手，他抬了抬臂膀，想搂抱戈彤，又犹豫着放下了。他说，戈彤乖，不哭不哭。你这样哭我的心就碎裂了。你怎么处置我，我都没有怨言。你处置我吧戈彤，挖心摘肝随你了。

　　戈彤嘶哑着嗓子震天动地的喊道：可是我爱你呀，沈振邦你这个混蛋。

　　我给两位老人冲了葡萄糖水，服侍他们喝下去，又下了碗醋汤面给沈振邦吃。戈师母说，大家都不要走，振邦平安回来这是我们大家的喜事。我歇一歇给大家做顿像样的晚餐，大家为振邦的事操心，几天都没吃好了。

　　我赶紧附和，说，师母，我给你做下手，洗菜揉面倒垃圾。

　　我知道戈师母最拿手的饭是三鲜水饺。沈振邦回来了，一家人团圆了，她铁定要做这个饭。当然，凉菜和葡萄酒是少不了的。我悄悄地看了橱柜，发现里边没有酒，就支使余钧去买。余钧有些不乐意，出门时磨磨蹭蹭满脸不快。我这才注意到在所有人为沈振邦的归来长出一口气的时候，余钧偏偏闷闷不乐。仿佛他盼着另外的结局似的。

　　我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

　　那么，余钧事实上还深爱着戈彤？他往日在蝴蝶丛里乱窜的潇洒是装出来的？

　　那么，他事实上盼着沈振邦出事？

　　可是沈振邦回来了。

　　可是他必须去买这庆祝团圆的红葡萄酒。

　　生活就是这般无奈。我们有时候必须捂着流血的胸口举起酒杯潇洒地说“干”！

　　可怜的余钧。

　　汪工乙通过工商局的朋友给沈振邦办了一个摆香烟摊水果摊的执照。沈振邦自己动手做了个带轮子的小烟车，在大门外摆起来。白天戈老和戈师母轮流着看摊，他跑外联进货。生意做得谨慎。烟只进红梅、黄果树、金丝猴那种中低档的，外带打火机和袋装小食品。水果也只进高原红富士和近郊的沙果。戈老细致，对待每一只水果就像对待每个有生命的音符，细细挑选细细擦拭，摆出来就格外鲜艳格外好看，顾客就多。

　　戈家这样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令一院子的人惊诧不已。知识分子清高，大都把名誉看得高于一切。这之前，大家都在猜测：戈夫妇会怎么处置那个骗子女婿呢，最起码应该赶出门去。戈彤方面肯定也会做出激烈反应，最起码应该提出离婚。一个大学生，这么轻而易举地让人骗了，她不做出些反应，怎么跟世人交代。

　　戈家在人们焦虑的观望里沉默了一个星期，走出家门时，小摊也就摆出来了。大家重又惊诧戈老夫妇的胸怀和气度。当然，最多的是议论沈振邦究竟有何能耐，犯了这么大的事，还能博得戈家老少两代人的原谅。又叹息戈彤，这么个花似的人儿，人生刚刚开始就跌了这么个大跟头，以后怎么抬头做人。

　　戈彤偏偏气昂昂的，索性公职也不要了，背着画夹跟了沈振邦的车贩苹果去。吴冠生又惋惜又生气，三番五次劝她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丢下势头正旺的事业。

　　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不能让振邦有不平等的感觉。吴冠生说，蠢呀你，你两口子，一个人漂泊也就够了，另一个守着铁饭碗，万一有什么也好有个退路。戈彤说，夫妻是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他担惊受怕风餐露宿地跑车，你让我在办公室里怎么坐得下去。说着还红了眼眶。吴冠生便只有摇头叹息的分儿了。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他纵然是老板也不能强人所难。唤来余钧算账，左算右算，挤出五千块钱给戈彤，算是对她忠心耿耿服务刊物三年多的报偿。戈彤说什么也不要。决绝地转身离去。

　　这天半夜，我睡梦中觉得外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开门一看，原来是戈彤在大办公室里忙着什么。刊物摆了满桌满地，那样子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说，后悔了吧。后悔了就跟吴总下个话。戈彤摇摇头，说我才不后悔。我只是想把自己设计过的封面和插图再看一遍。在这里工作时，不怎么看重它，家里竟连一本也没收藏。吴总让我明天交办公室的钥匙，我的心才隐隐痛起来。说来真怪，原来不知不觉地竟跟《大风歌》有了这么深的感情。说着将一本刊物拿到上面，指着封面图案说，嘉兰姐，你来看，就为这个绳索中的女郎，我跟吴总大吵了一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