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提到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鸡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是公鸡骨骼。养母鸡能下蛋,因此被宰杀的才以公鸡为多?这可以作为一种推想。然而,研究者更重视的意见是,这么多的公鸡之骨,同古代祭祀用鸡有关。如果这种推论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就是说,8000年前的古人已有鸡祭之俗了。
鸡应是最早的祭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指出:“用鸡的痕迹在彝字中可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辞均故作二手奉鸡的形式。鸡在六畜中应是最先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为鸡所专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牺牲是鸡的表现。”郭沫若通过“彝”字字形——二手奉鸡,推断此字来源于祭祀用鸡,并且鸡是最早的祭祀之牲。因为凝定着这样的历史,所以祭祀的礼器才以双手奉鸡的“彝”字表示。
鸡彝也被载入古代典籍《礼记·明堂位》。夏、商、周三代祭祀所用酒尊不同:“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沖,周以黄目。”鸡夷即鸡彝,是刻画为鸡形的礼器。周代也用鸡彝,《周礼·春官·司尊彝》,“春祠夏沍,裸用鸡彝、鸟彝”,并记鸡彝、鸟彝、虎彝、沖彝、黄彝等并称六彝。
鸡彝,据专家考证,“确是封口盉无疑,其祖型乃出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红陶沘”。在刊载于《文物》杂志1979年第三期的这篇文章中,邹衡写道:“灌器中夏器鸡彝的确认,对于考古学上夏文化的论定,自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二里头文化既然以盛行鸡彝为其最突出的特征,则其文化性质为夏文化,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古时用于祭祀的牲物,包括六畜及六畜之外的动物。《周礼·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供共奉之。”对于这六畜,汉代郑玄注:“司徒主牛,司伯主鸡,司马主马及羊,司冠主犬,司空主豕。”《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灶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牲物是供奉神灵的,为了区别于日常所食,另取了一套名称。鸡称翰音,翰犹长,有种解释是“鸡肥则鸣声长”,所以鸡叫翰音。
大约是因为祭祀用鸡是极普遍的事,所以有人在寓言中描写了一只不情愿做牺牲品的鸡。这故事见于《国语·周语下》:“景王既杀下门子,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惮其牺也。’遽归告王,曰:‘吾见雄鸡自断其尾,而人曰:惮其牺也……’”祭祀用牺牲,要选毛羽完具者。故事讲,有一只公鸡为了逃避做牺牲品的厄运,自己啄断自己的尾翼。
歃血为盟也用鸡。《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在讲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故事时,讲到了歃血。毛遂随赵国的平原君前往楚国,劝说楚王抗秦。楚王被说得动了心,毛遂马上说:“取鸡狗马之血来。”又跪着奉血楚王:“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鸡、狗、马,依司马贞的解释是:“盟之所用牲贵贱不同,天子用牛及马,诸侯用犬及牠,大夫已下用鸡。”
歃血,用以表示绝不反悔绝不违约。这种明誓的形式,或是将血涂于嘴旁,或是将血含口中,或是滴血于酒中一饮而尽。由歃血还派生出另一种形式,即旧时在某些礼仪中,用针刺雄鸡大红冠子,取其鲜血,用来书写。这被认为是具有特殊威力的。
鸡坛,结友拜盟之典。晋代周处《风土记》云:“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盟,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
仪礼用鸡,古代还有金鸡赦。《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六引《三国典略》:
齐长广王湛即皇帝位,于南宫大赦,改元。将赦,令于殿门处建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于光禄大夫司马膺之:“赦建金鸡,其义何也?”膺之曰:“按《海中星占》曰:天鸡星动,当有赦,由是帝王以鸡为候。”
这说的是北齐武成帝高湛的故事。宋代王谠《唐语林》说:“北齐每赦宥,则于阊阖门前树金鸡柱。”大赦立竿,设鸡竿头。《新唐书·百官志三》:“赦日,树金鸡于仗,竿长七丈,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金鸡成为一种赦宥的象征。所以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云:“我愁远谪夜郎云,何日金鸡放赦回。”
宋代也立鸡竿。《东京梦华录》记大赦仪式:
车驾登宣德楼,楼前立大旗数口……立鸡竿,约高十数丈,竿尖有一木盘,上有金鸡,口衔红幡子,书“皇帝万岁”字。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捷得红鸡幡,则山呼谢恩讫。楼上以红锦索通门下一彩楼上,有金凤衔赦而下,至彩楼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
宣德楼为北宋东京汴梁皇宫正门,列五门。举行大赦仪式时,皇帝登宣德楼,楼前立大旗,立鸡竿。顶端的金鸡,口衔书有“皇帝万岁”字样的红幡子。围绕金鸡,还有节目:四条彩索,分别有四人攀缘而上,抢先争得金鸡口衔的红幡子。
放赦树鸡竿,金鸡渲染着大赦仪式庄重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