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二、骑马民族及其所创造的马文化

古代中国及其周边的游牧民族甚多，都曾在历史上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文化。本节只选择几个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游牧民族，特别是对中国马文化作出重大贡献或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作一简单述介。

（一）匈奴――“人不弛弓，马不解勒”

匈奴是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匈奴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所有的人类社会发展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在今蒙古境内，曾发现有距今2万-1.2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址，此时这里的人们已经过上了以狩猎为主的生活。公元前5000-前4000年时，这里的生产工具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2-8世纪，进入青铜时代。从旧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出土的文化遗物来看，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很早就有人类在活动。据文物资料和文献记载，战国以前，北方草原曾先后出现过荤粥、鬼方、猃狁、戎、狄等氏族或部落，他们与中原华夏族先民有着种种联系。这些氏族或部落经过长期交往、融合形成了后来的胡族，即匈奴和东胡两大族系。

匈奴是胡族的一支，其先民即上古时的荤粥，商周时期的猃狁。史书中出现的猃狁、严允等字样，其实是同一语音形式的不同文字表达。胡族在战国时期形成后，才出现“匈奴”之称。荤、胡、匈，三者是一音之转，也是同一语音形式的不同文字表达。称异族或地位低下者为“奴”在古代较为普遍（如倭奴、奴才）。匈奴可能就是战国及其以后对当时的胡人或胡人的某一族系的一种蔑称。

匈奴及其先民同华夏族及其先民一直有着种种联系，这种联系往往是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黄帝时，曾“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夏时，荤粥与夏为邻，联系密切。商代，曾与鬼方多次交战。周时，猃狁搞得周人“靡室靡家”，“不遑启居”。至战国及其以后，匈奴与中原华夏族的联系更为密切，双方或战或和，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交流。

战国时期，匈奴经常与秦、赵、燕三国发生关系。《史记?匈奴列传》：“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匈奴的发祥地在阴山河套地区，其政治中心在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一带）。战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时，匈奴逐渐发展强大，势力逼近秦、赵、燕三国边境。匈奴骑兵临近边境，引起了三国特别是赵国的高度重视。赵国为与匈奴抗衡，在匈奴的影响下，也发展起了自己的骑兵组织。赵武灵王时，下令国中着胡服，习骑射，军力增强。赵孝成王元年（前265），赵国良将李牧率战车千三百乘、战马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彀者十万人，与匈奴骑兵开战。匈奴此次共有骑兵十万参战，但未能取胜。匈奴骑兵的强大势力还曾引起燕太子丹的注意。当时秦的势力正处于强盛之时，燕国有随时被吞并的危险。燕太子丹为抗击强秦，就曾企图派人与匈奴联系，以共同对付秦国。

秦统一后，对匈奴实行征伐。面对蒙恬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匈奴不得不北撤，放弃了自己民族的发祥地阴山河套地区和政治中心――头曼城。秦国采取设县、驻兵、移民、屯垦、修建长城等手段占据了匈奴之地。始皇驾崩，蒙恬被害，陈涉起义，诸侯叛秦，中原大乱，为匈奴回归故地创造了机会。匈奴骑兵乘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占据河套地区和阴山地带。在部落英雄冒顿单于的统领之下，匈奴势力更为强大，其控地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

匈奴与汉的关系仍然是有战有和。冒顿领导的匈奴骑兵曾与刘邦交战。冒顿亲率四十万骑兵，将刘邦和他率领的三十余万大军重重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此次作战，匈奴大胜，汉军大败，使汉对匈奴的政策不得不从武力进攻转为“和亲”，即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汉、匈“约为昆弟”。此后，匈奴骑兵对汉境时有进犯，但汉都采取忍耐和继续和亲的政策，同时大量招兵买马，训练军队，以备来日与匈奴交战。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汉对匈奴进行了三次战争。汉将卫青、霍去病不但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汉地，而且还深入匈奴之地两千余里，在原匈奴统治之地置郡、屯田、驻兵，扩大了汉的势力和版图。面对卫青、霍去病领导的汉家骑兵，匈奴骑兵也展开了英勇抵抗，使汉军损失士卒数万人，马十余万匹，但终未能敌。匈奴经汉匈战争后走向分裂，“五单于争立”，各部之间互相攻杀。其中一部首领为呼韩邪单于，内迁于长城一带，要求与汉和亲，于是始有昭君出塞之故事。

王莽及东汉时期，匈奴与汉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改善。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南匈奴内附于汉，并配合汉军连年大破北匈奴于大漠南北及今新疆东部。北匈奴单于受创遁逃，于公元91年率一部分人部逃往西方。残留在漠北的匈奴余众，有十余万落（户）加入鲜卑，另有一部分始终残留在漠北西北角，直到5世纪时被柔然族吞并。而内附的南匈奴内部则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则采取分散政策，限定其居住范围，控制和削弱他们的力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的匈奴又发展成许多支系，有的还建立了政权，有“汉一前赵”政权、“北凉”政权、“夏”政权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内迁的匈奴人逐渐融入鲜卑族和汉族，而鲜卑族最终也融入到汉族之中。到南北朝后期，匈奴的名字在史书上就消失了。

匈奴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文明。国内外考古材料证明，匈奴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进入铁器时代。蒙古境内发掘的匈奴古墓中曾出土了许多铁制器具，其中就有铁马嚼。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附近，也发现有公元前1世纪匈奴人使用的铁器。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地区也发现有许多匈奴古墓，古墓中出土了大量铁器，有铁剑、铁锥、铁矛、铁勺、铁?、铁铺首、铁环、铁马嚼等，这些铁器，有的是兵器，有的是生活用具，也有许多马具。诺颜山、内蒙古等地匈奴古墓中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有兵器、工具等，也有马具。可见匈奴及其先民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其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特别是铁制马具和青铜马具的大量发现，说明匈奴及其先民的马文化已经极其发达，马在匈奴畜牧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匈奴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他们没有城郭，居无定所，逐水草，随畜牧，过着游牧生活。畜类是他们的生产资料，更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匈奴人的日常生活，主要仰仗畜类。“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此外还食?酪（乳类食品），住穹庐（帐篷）。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驼为多，此外还有??、??等珍奇异兽。除了畜牧以外，狩猎也是其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补充。

匈奴人所蓄养的马匹等畜类数量多得惊人。林?先生曾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关匈奴的史料作出如下统计：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在“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捕获其牛、羊百余万头；前124年，卫青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山口）击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百万；前71年，汉与乌孙联兵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囊驼等七十余万头；公元89年，汉将窦宪大破北单于于私渠比?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布苏泊），获其马、牛、羊、囊驼百余万头；公元134年，车师后部司马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在今新疆博格多山），获其牛、羊十余万头。林?先生还分析说，以上只是就一个地区、一次战役而言，而且又仅仅是战败被获之数，就这样每次已多至百万或近百万，少者亦十余万，可见当时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再从匈奴的丁灵王卫律有“马畜弥山”（即马畜满山）的情况看来，匈奴贵族个人所有的畜群也属不少。

匈奴人所畜养的马的种类也很多。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之时，曾按战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共分西、东、北、南四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这里虽然是在排兵布阵，但可从中看出匈奴马匹种类之多。

马对于匈奴人来说用途很广。不论在生产、生活中，还是在军事上，马都是匈奴人的重要工具。马不仅用来骑乘、驾驭、驮运，同时也用于战斗。匈奴人从小就熟习骑射，长大后则编为骑兵。射猎既是其经济补充，也是其练习骑射的一种有效方式。史载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其技术远远高于中原人之上。这一点汉初的晁错看得最清楚，他说：匈奴人的技艺与中原人不一样，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原的马不及他们；在险道倾斜之处一边飞驰、一边射箭，中原的骑兵也不及他们，这是匈奴人所擅长的技艺。他们非常适应塞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就连日常之时也“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匈奴多次与中原发生冲突，多次与深入其地的汉军作战，主要靠的就是骑兵。匈奴的骑射技术还影响到了中原，使中原军队中又增加了一个新兵种――骑兵，而正是这个受匈奴影响出现的新兵种又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

匈奴人包括养马在内的畜牧业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其发展是极不稳定的。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因素，一遇风灾雨雪、严寒旱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林?先生曾统计过史料中的一些灾疫对匈奴畜牧业的危害，例如公元前104年冬，前89年、前71年冬，前68年及公元46年前后，都发生过因为寒冷、风雪等自然灾害而导致牲畜大量死亡的情况。这些灾疫使生产受到破坏，人民饥饿困毙，部族濒于绝境，经济和政治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来自战争对生产的破坏，特别是汉匈战争中匈奴的失败，对匈奴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战争使匈奴人口和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也使匈奴退出了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区而不得不远走苦寒无水草的漠北之地，使匈奴的畜牧业受到了严重破坏。匈奴失去故地后，唱出了一曲凄凉哀婉之歌：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匈奴的畜牧业取得了相当成就的同时，围绕游牧经济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如冶铁业、铸铜业、木器制造业、毛纺织业、皮革制造业、金银制造业等。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匈奴人对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已经广泛深入到生产、生活和军事等各个领域，铁马嚼的发现，表明匈奴人在马具的制作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诺颜山、内蒙古及其他区还出土了大批铜制品，有铜镞、钢刀、铜剑、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铜环、铜帽和铜马等。这里的铜马嚼为马具，铜马为马形饰物，而铜铃则为马饰，足见骑牧生活对其铸铜业的影响。在木器制造方面，主要是制作弓矢、穹庐、车辆等。匈奴人懂得造车，并已将其广泛应用于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盐铁论?散不足》：“胡车相随而鸣”。《汉书?匈奴传》载，今内蒙古大青山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都是匈奴人的木器制造业（包括车辆制造）的重要基地。匈奴每次战败，都遗下数以千计的车辆给汉军。如汉军公元109年对南匈奴的一次战役和公元134年对北匈奴的一次征战中，每次都缴获匈奴车千余辆。仅一次作战被获的车辆就动以千计，可见匈奴造车业之发达。此外，匈奴人还懂得以皮革造铠甲，名曰“革笥”；以马皮造船，名曰“马革?”。可见匈奴人制造皮革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匈奴所创造的马文化对中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原骑兵的建立，就是直接受匈奴和周边其他游牧民族影响的结果。汉军每次从匈奴手中缴获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马匹，不但充实了汉家的军力，而且有利于中原马种的改进。匈奴人特别是内附南迁的匈奴人还将其高超的养马技术带到了中原，促进了中原养马业的发展。匈奴人甚至被尊为马神（金日?），供奉在汉族的庙宇里。详见本书第七章。

（二）乌孙和大宛――“天马来兮从西极”

乌孙和大宛是古代西域的两个著名的民族。西域一词是我国古代对西部疆域的泛用名称。西汉初年，西域的概念主要是指今天的南疆。西汉中期，人们对西域的地域概念理解扩大，包括今新疆的南疆、北疆和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古代西域地区活动着许多氏族和部落，有“三十六国”、“五十余国”之称。这里的民族有以农业为主的城郭国家，也有以游牧为主的骑马民族。张骞通西域后，他们都和中原有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西域地区是古代名马的集中产地。许多部族以产名马闻名，如乌孙和大宛等，他们的马文化对中原产生了重要影响。

乌孙与中原交往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后开始的。汉武帝为联合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后为匈奴所破西徙妫水（今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于建元三年（前138）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路上为匈奴所掳，匈奴以女妻之，但张骞并没有投降匈奴，在匈奴留居十余年后寻机西逃，经大宛、康居到大月氏。张骞在此留居一年多后因大月氏王不愿与汉共击匈奴只好返回，途中又为匈奴扣留。元朔三年（前126），张骞与他的匈奴妻子、匈奴侍从等人逃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国，还了解到大宛的东北有乌孙、大月氏之西有安息（今伊朗）和条枝（今伊拉克）、康居的西北有奄蔡等国。这是中国对今新疆和中亚、西亚等地有具体了解的开始，也为他第二次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乌孙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与大月氏为邻。西汉初年，为大月氏所破，西徙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建国，都赤谷城，时人口约六十三万，以游牧经济为主。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未果，汉武帝又于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其使命是约乌孙共击匈奴。张骞以中郎将出使，带有金币帛等值千巨万，同行的持节副使和随行人员共有三百余人，每人有马二匹，同时驱带牛羊以万数。张骞一行至乌孙，约乌孙共击匈奴，并以乌孙迁回故地为条件。但因乌孙王年事已高，又因其国与匈奴为邻，惧怕匈奴而不敢与汉联合。联合抗击匈奴一事最终未成，张骞只好返回长安。他的副使则继续出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后亦由各国使臣陪同回到长安。

乌孙虽然没有答应与汉共击匈奴的要求，但却与汉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派了一个由数十个人组成的使团陪同，还向汉武帝赠送了数十匹良马。此后，汉还与乌孙和亲。乌孙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元封六年（前105），汉以江都王建之女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王，为右夫人。细君死后，又于太初四年（前101）以楚王戊之孙女解忧为公主续嫁给乌孙王。解忧和侍者冯?在乌孙五十年，巩固、发展了汉与乌孙的关系，做了许多争取西域各国之事。冯?被西域各国尊称为冯夫人。汉宣帝时还立有汉人血统的外孙元贵靡为乌孙大昆弥（首领），并派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城。汉在乌孙的支持和配合下，逐渐控制了西域南道和北道，并在此设置行政机构，驻兵屯田，使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成为西汉王朝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原与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汉朝经常遣使者至上述地区，有时一年中多达十余批，每批有时多达数百人，远者甚至要八九年才返回长安。中原的蚕丝、丝织品、铁器、漆器等经“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经“丝绸之路”输人中原的物产，则有香料、葡萄、石榴、胡麻、胡瓜、胡豆、胡桃、橐驼等，更有苜蓿和良马。而这些又都与乌孙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乌孙至南北朝时，西迁葱岭北，与北魏关系密切。辽太宗会同元年（938）遣使人贡。后渐与临部融合，有些部落则成为近代哈萨克族中的一部分。哈萨克族也是个骑马民族，今天的良马多产于哈萨克牧区。

大宛，也是西域的一个古国。其地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经济以牧业和农业为主，盛产葡萄、苜蓿，以汗血马著名。张骞及其副使两次出使西域时，都曾到过大宛国。张骞通西域后，与汉往来频繁。

马是大宛国与中原之间联系的桥梁。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始得知大宛出产良马，并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想要得到大宛良马。先以通使的方式去大宛国索取良马不成，既而又借口汉使被杀而派兵侵入大宛。太初元年（前104）汉军在李广利的带领下率数万骑兵攻打大宛都城，最终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良马，再次增兵征伐大宛，前101年，汉军兵临大宛首府。此时正值大宛国内部政治混乱，大宛只好答应与汉军议和，答应了汉军任意选择良马的条件。汉军未攻入大宛之前早就在敦煌聘请了两个善识马者为执骑校尉以选择大宛良马。汉军以先兵后礼的方式，终于得到大宛马三千多匹，并令大宛每年向汉进贡两匹良马。其时，因“天子好宛马”，故“使者相望于道”。

汉武帝终于得到了大宛良马，下令重赏有功人员，并在长安为所获马匹建立华丽的厩苑。激动、兴奋、满足使汉武帝诗兴大发，作了一首《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诗中表现了汉武帝派兵远征大宛获“天马”的喜悦心情，同时也可看到一个以武力降伏四夷而洋洋得意的封建帝王的自我形象。

大宛马在当时被称为“汗血马”，被视为“天马”。《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据《汉书音义》解释说：“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汉书?武帝纪》载李广利破大宛“获汗血马来”。为什么名“汗血”呢？据传此马“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又说此马“流沫如赭”，即口沫和汗均为红色，如在滴血，故而得名。汉武帝为大宛汗血马作《天马歌》，所以又称汗血马为“天马”，而更名乌孙天马为“西极马”。据学者们考证，陕西茂陵东侧出土的鎏金铜马，即是汉武帝从大宛大规模引进良马的实物见证。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中，也多见骏马或天马的图像。

随大宛马来的，还有苜蓿种子。苜蓿是喂养马匹的重要饲料。中国原无苜蓿，张骞通西域后，才将其引入中原。《史记?大宛列传》：“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苜蓿自汉代引入中国，很快就遍地开花，成为我国北方喂养马匹的一种重要饲料。苜蓿的原产地一般认为是在波斯。尽管大宛不是苜蓿的原产地，但苜蓿传人中国却是以大宛为桥梁的，其功不可没。

东汉初年，大宛曾附属萨车。但仍有汗血马来中国，《后汉书?梁冀传》中有大宛献汗血马的记载。西晋时大宛仍遣使献汗血马。《晋书?武帝纪》：“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南北朝时大宛称破洛那。隋唐时，大宛仍向中国进马。唐天宝三年（744），玄宗改其国名为宁远，并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妻其王。大宛国的汗血马从汉至唐大量引进中原，对中国马种的改良起了良好的作用，无疑会促进中国养马业的发展。

（三）蒙古――“弓马之利取天下”

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蒙古民族的起源，目前有多种说法，如匈奴说，东胡说，突厥说，柔然说，等等。国内大多数学者多倾向于东胡说，即蒙古民族源于东胡系统，东胡系室韦诸部中的蒙古部和塔塔儿部是形成蒙古民族共同体的主体部分，其核心为蒙古部。但蒙古族的民族成分又不是单一的，蒙古民族在形成和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吸收了匈奴、突厥、乌桓、鲜卑、契丹等大漠南北诸多民族的成分，到13世纪的时候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在今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抵洮儿河，北迄额尔古纳河下游，已经生活着与东胡有渊源关系的室韦部落。七八世纪时，室韦部逐渐发展起来，并从9世纪时开始西迁，进入蒙古高原。室韦部迁入蒙古高原以前的相当长历史时期，这里曾经有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鹘、黠嘎斯、契丹等民族或部族活动，并建立了强大的政权或国家。匈奴衰亡后，鲜卑和柔然先后崛起，继之又有突厥和回鹘，回鹘后为黠嘎斯所灭。由于蒙古高原的形势变化，从9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初，室韦部大规模西迁至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到11、12世纪时，蒙古高原上散居着许多部落，各部落之间不断争战。蒙古乞颜部首领帖木真脱颖而出，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和英勇善战逐渐统一了蒙古各部，并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建立，标志着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其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南下灭西夏、金、南宋，西征占领了中亚、波斯和欧洲东部等地，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军事帝国。大蒙古帝国分钦察汗国、察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统辖，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为大汗，在中原建立了元朝。有元一代，蒙古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元朝灭亡后，蒙古上层贵族统治者退居漠北，但蒙古民族仍然生活在传统的游牧地区。经明清两代至今，蒙古民族一直在继续发展，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蒙古民族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游牧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在蒙古畜牧经济中，马牧业占有重要地位。蒙古先民生活过的地区，曾发现有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马文化遗迹。到匈奴东胡时期，马已经成为其生产和征战的重要工具。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西迁至三河（克鲁伦河、土拉河和斡难河）流域后，畜牧业进一步发展，马匹遍布蒙古草原。拉施特《史集》曾载，蒙古部成吉思汗的先祖拥有大量的马匹和其他牲畜，“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从山顶上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遍地畜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的各个部落，绝大多数也以游牧为主，如分布于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和杭盖山东段地区之间的克烈部，克烈部以西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都是善于养马的部落。当时各个部落之间的征战主要是以骑兵作战的方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过程中，他所领导的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更是靠蒙古骑兵西征、南下，铁蹄所至，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帝国。蒙古骑兵战士所拥有的战马并不限于一人一骑，往往是一人数骑。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人二三骑或六七骑。”孟珙《蒙鞑备录》也载蒙古骑兵“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一些在蒙元时期到过蒙古地区的人都为蒙古有众多的马匹而感到惊叹。13世纪中叶，柏朗嘉宾出使蒙古，他在游记中写道：

他们拥有骆驼、黄羊、绵羊、山羊，至于牡马和牝马，据我看来，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都不会拥有他们那么多的数量。

孟珙在《蒙鞑备录》中说：

千百成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性甚良善。

从他们惊叹的语气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蒙古民族马牧业之兴盛。

蒙元贵族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自然很重视马匹的生产。据《蒙古秘史》载，当时的畜牧社会分工很细，有牧马者、牧羊者和牧骆驼者。而其他史籍记载的社会分工更为细致，牧羊者分羯羊官和山羊官，牧马者分骡马官和?马官等。畜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这种分群别牧的生产方式，同时这种生产方式的实施又进一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精细的社会分工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文化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蒙元时期仅牧马者一项就如此分工精细，足见其马牧业发展程度之高。

为发展畜牧业，蒙元政府还专门划拨了一些水草丰美之地为官牧场。“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却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各牧场都有一定数目的饲养马匹的任务。如大德十一年（1307），大都路饲养马匹的任务是94000匹，外路为11.9万匹。有的牧场还很重视牲口棚圈的建设，如漠南地区的官牧场就普遍搭盖有圈棚。饲养马匹所用饲料，主要由各地方供应。有时元政府还向民间征集饲料，如大德十一年（1307），政府以发行盐券的办法向农民换取秆草近1300万束。据《通制条格》载，政府还令农民广种苜蓿，以提供饲养马匹等牲畜的饲料。漠南地区官牧场大都留守司还专设苜蓿园，用以饲养牲畜。

民间养马也很兴盛。元制，蒙古牧民服兵役和站（站赤，即驿站）役，所需马匹均自己承担，说明牧民家中都拥有一定数目的马匹。蒙古牧民中的贫困户加入站（站赤，即驿站）籍，政府还给以一定的补助。如泰定元年（1324），中书省规定凡饲养马、骆驼不足20匹，羊不足50只的蒙古牧民贫困户充当站户，要由政府赈济购买牲畜。从这个“贫困线”标准来看，民间养马总量应是很可观的。民间养马的情况还可从蒙元政府实行的以畜代税的税收政策中看出。《大元马政记》对此有载。1233年规定：“其家有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则亦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若有隐漏者，尽行没官。”后来又规定：“马之在民间者……数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取一，杀于此则免。牛羊亦然。”家有马、牛、羊各到一百头的，要向官府缴纳母马、母牛、母羊各一头，为百分之一。这样的税率不应当算高，但官府似乎已经满足，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民间众多的马匹等畜类作为底数，没有许许多多的百分之一缴纳给官府，官府的财政如何保障呢？这些材料从侧面表明，元代民间的养马业是很兴盛的。

元代以蒙古为主的游牧民族对中国的养马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蒙古民族本身是个优秀的骑马民族，除了在其传统的游牧地区发展了自己的畜牧文明外，还随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把优秀的养马技术带到了中原甚至南方地区，从而促进了整个中国养马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中亚等地马种和养马技术在蒙元时期也以蒙古征服者为媒介再次传入中原甚至南方地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首先征服的就是盛产名马的中亚地区。蒙古征服者每征服一地，则把当地的人民变为自己的臣民，并将其中的青壮年编入军籍，然后去征服另一地区。蒙古灭南宋统一中国后，蒙古骑兵遍布全国各个地区。特别是以“回回”（色目人）为主的“探马赤军”，更是广布西北、中原、西南和江南地区。他们平时分军屯戍，战时抽调作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居牧养”，后来则“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以至于“元时回回遍天下”。这些从盛产名马的中亚地区东迁而来的遍布全国的“回回”们在上马战斗和下马牧养的长期生活中，把他们家乡优秀的马种和先进的养马技术自然地带到了中国各地。这些人后来与当地人成婚，逐渐形成了回族。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等族还把养马术带到了中国南方。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及军事需要，曾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大量向民间括马（搜括马匹），其中江南各行省也括得从两千到一万不等的马匹。众所周知，江南地区不产马，元政府何以在此地征得数千马匹？元代的江南，民族成分可不是现在这样单一。除探马赤军外，还有当时随蒙古军南下的诸多民族。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号色目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中载，这些随蒙古军南下的民族中的许多人“皆以中原为家，而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元时来中国的国外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都曾提到过江南地区的非汉人，江南地区也多发现有元代非汉族墓碑等文物。当时江南的泉州、扬州、杭州、镇江等地有许多非汉族留居于此。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当时镇江的“侨寓”户就有3845户，其中回回、蒙古、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古忒、契丹、女真分别为59、29、14、23、3、2l、25户；“口”为10555人，其中回回、蒙古、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古忒、契丹、女真人分别为374、163、93、106、35、116、261人；躯（单身寄居他家者）2948人，其中回回、蒙古，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古忒、契丹、女真分别为310、429、107、109、19、75、224人。仅镇江一地，就有如此之多非汉族，其他各地，可想而知，如再加上探马赤军就会更多。这些民族，多为游牧民族，他们自身就会带来大量的马匹，同时也会把自己的养马技术在当地传播。江南地区的马匹，就来源于这些人手中或受这些人影响而养马的汉族人手中。元代统治者的括马政策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括马制度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存在于金、元，从先秦到明清，历代统治者的括马以及其他税赋、兵役、徭役等，都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元代的养马业不能只以历代统治者都共同存在的括马制度来否定。有的学者在论及元代的养马业时，认为蒙古入主中原、统治者大批括马，致使中国南方的养马业至今不兴，并进而认为元朝的养马业，“不是发展及建设性的，实际上却是带来了破坏的结局”，又为此而深感“遗憾”云云，这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只凭感情用事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元代以后以至今日，蒙古民族的马牧业仍在继续发展。马在蒙古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蒙古人的衣、食、住、行、用、玩等各方面都离不开马。他们骑马放牧，骑马?猎，骑马出行，用马驾车，以马乳为饮食，以赛马为竞技……蒙古族的叙事文学，诗歌、音乐、舞蹈等，都把骏马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有许多优秀之作。有关蒙古民族马文化的其他事象，因篇幅所限，本书大多不能述及，有些则在以后的章节中作进一步述介。

（四）其他北方民族――“寒劲宜马”

我国历史上其他北方民族也有着悠久的畜牧历史。乌桓、鲜卑、柔然、铁勒、高车、突厥、回纥等民族也都创造了辉煌的马文化。

乌桓亦出于胡族。《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者，本东胡也。”乌桓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乌桓人还善做马具，他们“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中出土了大量马具、兵器和其他饰品。饰品中的铜饰牌纹饰，多表现游牧生活、骑马出猎等场面，属西汉早期至中期乌桓人的文化遗迹。乌桓人善于骑射，乌桓骑兵在历史上有名。乌桓人生存在匈奴与汉两大势力之间，长期处于二者的压迫之下。汉朝统治者经常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当乌桓骑兵与匈奴骑兵交战时，则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时再出兵攻打某一方。王莽时，曾强迫乌桓骑兵出击匈奴，并将其家小作为人质。东汉时，马援曾攻打乌桓。后乌桓与汉通好，部分乌桓归附于汉。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设置乌桓校尉，管理乌桓事务。归附的乌桓骑兵被汉朝统治者用来征讨匈奴、鲜卑和内地的农民起义，甚至用乌桓人打乌桓人。建安十二年（207），曹操曾北征乌桓，乌桓大部分归顺曹操，成为曹家骑兵。《三国志?魏书?乌丸传》：“乌丸为天下名骑。”乌桓骑兵在曹操统一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鲜卑族也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骑马游牧民族。“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汉代，鲜卑已经活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至东晋十六国时期，成为北方的主角。鲜卑人创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南凉、西秦、北魏、北周等政权，此时的北方实际上是处于鲜卑贵族的统治之下。鲜卑人的经济以畜牧为主，创造了独特的马文化。北朝的骑乘之风，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的隋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鲜卑诗歌，丰富了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详后）；鲜卑人制作的马具，对中国的其他民族、对朝鲜、日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详后）。

突厥也是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其先为活动于今叶尼塞河上游的丁零人的一支，公元6世纪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畜牧业是突厥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其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祭祀鬼神、往来酬答，无不取给于牲畜。畜以马、羊为主，余皆为杂畜。马、羊在突厥人中是衡量财富的标志，也是突厥兴亡的重要标志之一。史书记载的突厥汗王都拥有数十万骑兵、数百万战马。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序》中称突厥、回纥为“马主”：

赡部州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淫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

“马主”之称呼表明突厥、回纥马牧业之发达。突厥人也善于制作马具和兵器，《周书?突厥传》记载有多种突厥人制作的兵器，苏联考古学家在突厥墓中发掘了许多银马具以及铁制的马辔、马镫等物，其锻制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突厥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与中原各朝有了往来，至隋唐时期，联系更加密切。隋唐之时，与突厥虽屡有战争，但双方互市贸易一直没有中断。唐朝的牛马主要靠与突厥等民族互市而得来。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唐在西受降城与突厥互市，双方展开以绢、马为主要对象的互市贸易。突厥良马大量引进，对中原地区马种的改良和养马技术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突厥曾分裂为东、西突厥。唐与西突厥有着通使、和亲、战争等往来，还在西突厥地区设置都护府等。东突厥则有一部分归顺于唐。突厥对李渊立唐贡献颇大。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曾“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联合突厥骑兵共同平定长安，突厥骑兵为李渊建唐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此后，突厥与唐却冲突不断，突厥骑兵最终打到了离长安仅40里的渭水便桥南。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出马，双方才杀白马盟誓议和。贞观以后，唐国力大增，多次与突厥开战，斩杀突厥无数，终于迫使突厥归唐。

回纥兴于隋，盛于唐，可溯至春秋时期的狄，汉魏时期的丁零。回纥人的畜牧业发达，盛产马、大足羊和骆驼。回纥与唐之间的关系亦是时战时和。和时，回纥则与唐进行绢马或茶马贸易；战时，双方则损失大量人马，如622年唐与回纥的10万骑兵交战，薛仁贵射杀回纥先锋，并将其下马受降的将卒全部活埋。唐与回纥关系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唐东西二京及河北十三郡相继陷落，唐玄宗避乱入蜀。唐肃宗派使请回纥骑兵帮助平叛。在回纥骑兵的大力帮助下，“安史之乱”才最终得以平息。唐朝为感谢回纥的功劳，约定双方互市，唐以绢购买回纥的马匹，即历史上有名的“绢马贸易”。回纥有时也用马易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回鹘（纥）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除了上举之民族外，吐蕃、契丹、党项、女真以及满、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也都有着发达的马文化，在此从略。

（五）西南夷滇人――“靡莫之属滇最大”

我国南方也有骑马民族，古代的滇人就是南方的骑马民族之一。

滇人属于西南夷。西南夷包括若干族属。其主要生活地区，包括今贵州西部、云南的东部、中部、北部，四川的南部至西北部，西藏的东部。《史记?西南夷列传》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徒、?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史记》记载来看，西南夷诸族大小不一，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也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则“随畜迁徙”。如其中所提到的“?”人就以出产?马闻名，汉时，经常有交换。而其中所载之“滇”人虽然到这一时期已经“耕田，有邑聚”，但此前滇人还是经历了畜牧生活阶段。

1955-1958年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属于滇贵族一个古墓群，出土了大量文物，从这些文物可以看到滇人发达的畜牧文明。“滇”人畜养的牲畜有牛、马、羊、猪等。晋宁石寨山文化出土的贮贝器上有许多马、牛、羊等动物形象。贮贝器（M12：2）上的放牧图，上晕刻绘一男子牧12牛，牧牛人一手执鞭一手持石，作吆喝状；下晕为牧马图，刻绘一男子手持长棍，牧马17匹，此地还发现有三件房屋模型（M3：64、M6：22、M12：239），从这几件模型中可以看到他们在房屋下层饲养牛、马、猪等家畜的情景。上述图像和模型里的马身材矮小，鬃毛甚长，与今天西南马的特征相同。将牲畜关于房屋之下，与近世云南一些少数民族饲养家畜方法相同，他们白天把这些家畜赶放于野，任其寻食，夜晚则将其关在“干栏”式房屋下层，不另建厩。可见畜牧在滇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狩猎也是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文物看，马是滇人狩猎时追逐野兽的重要工具。有一些立体或半立体的铜饰牌，直接表现了滇人骑马狩猎的情景。铜饰牌（M13：162）：表现一人骑马佩剑，追猎一鹿，作投掷武器之状；地上有一蛇，口咬马尾。铜饰牌（M6：14）：表现一人骑马猎鹿，已残。铜饰牌（M13：191）：表现一人骑马追赶一野猪。地下有蛇，已残。狩猎者和放牧者一样，都是男子。据汪宁生先生分析，这些骑马带犬的狩猎者，不是一般平民的形象，而是贵族男子，他们以狩猎作为一种娱乐活动。但即使是这样，也反映出滇人曾以狩猎作为畜牧之外的重要经济补充。

石寨山文化中表现骑马征战的遗物也不少。贮贝器（M6：1）盖上就刻绘有战争场面的图像。画面上现存18人，其中“滇”人共11人，余则为一种辫发的民族。四个滇人戴盔披甲，骑着战马，其中一人身材高大，似为主将。其他徒步作战者则为普通战士，多持有盾牌。他们佩剑持矛向敌人进攻，内有一人还双手持弩，作欲射之状。辫发人中一人头已被砍，一人已倒地而马逸去，一人被踏于马蹄之下，一披甲人亦倒于地，另二人手已被铐，有滇人战士在旁监视，似已成俘虏；还有一个跪伏于地，似在求饶。贮贝器（M13：356）盖上战争场面情况与上器略同，但突出的是滇人主将，身材高大，戴盔披甲，遍身鎏金，身骑战马，马颈下悬一人头。这两幅图像都是表现滇人骑马征战的场面。有的图像还表现滇人战争胜利后，俘获“生口”及牲畜的场面。如铜饰牌（M13：109），表现两个戴盔披甲的滇人一前一后押送一个背着小孩的辫发人妇女和牛羊各一头归来的情景；铜饰牌（M3：72）表现得胜的滇人押解两人及马、牛羊各一而归的情景。从上述各器图像可以看出，滇人作战的主要对象是一种辫发民族，对照文献加以研究，应是当时“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的“昆明”人。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俘掠“生口”、牲畜及各种财物。而马既是滇人的重要作战工具，也是滇人通过战争掠夺的重要对象。此外，石寨山青铜器上刻绘的图像还有表现以马进贡（贮贝器M13：2）、骑马出行（贮贝器M12：26）、以马祭祀（残戈M6：70）等内容的。

滇人的图画文字中也有马的形象。云南晋宁石寨山滇人墓葬群出土的铜器中，有一长方形铜片（M13：67），铜片残长42厘米，宽12.50厘米，厚0.1厘米。铜片上刻有各种动物头形及符号，有马头、牛头、羊头及戴枷的人等，在一些图形下面，还画有圆圈和短线符号。其中的马头下面画有两个圆圈。据汪宁生先生考证，这里的马牛羊符号即为滇人的象形文字，动物头形下的圈线表示牲畜的数量。与牛马羊同栏并列的还有人，可能是被俘的奴隶，表明当时奴隶与牛马羊一样，也是一种财富。而马与人同栏并列，也说明马被滇人视为重要的财产。

关于滇人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但《史记》所记载的滇人似乎已经进入农耕社会阶段。史载，战国时期庄?入滇并留居此地，可能是他们将农业文明带到了此地，并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但从历次战争中汉王朝在滇池及其附近地区掳掠的牲畜数量来看，滇人的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应占有重要地位。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时，司马相如、韩说“得牛马羊属三十万”；昭帝始元五年（前82），田广明“获畜产十余万”；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刘尚打败以栋蚕为首的益州起义后，得“马三千匹，牛羊三万头”。每次战争滇人被俘获的马匹等牲畜都在数万至数十万以上，可见滇人的畜牧业在汉时仍然很发达。《史记?西南夷列传》说“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滇人能成为西南夷中较有影响的民族，恐怕与其有着数量众多的马匹不无关系，因为马匹的多少代表着国力的强弱。

滇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云南。云南是云南马的故乡，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早就同马打交道了。古代云南地区曾有着发达的马文化。滇人的马文化只是云南马文化的一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