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抵御外侵安定西藏(2)
傅清、拉布敦仅仅依靠微不足道的百余士卒，就诛杀了兴兵作乱势倾藏地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彻底平叛奠定了基础，避免了满、汉、藏族互相残杀的大灾难，为此而英勇就义，确系有胆有识、大智大勇、建树殊勋的功臣，他俩得到追赠爵位等厚遇，是完全应该的，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乾隆帝之种种殊恩，是否还包含着内疚和补过的因素？看来是有些原因的。姑且不谈乾隆帝多次拒绝傅清、拉布敦奏诛藏王之请，如早从其言，派遣大军入藏，“双忠”可能还在人间。就是当十四年十二月四川总督策楞奏请恢复旧制派兵五百常驻西藏时，若帝从其议，也许傅清二人还不至于血染官署。因为通司岗的驻藏大臣衙门，“系三层楼房，楼高墙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设若傅清、拉布敦领有新派驻兵五百，连原有一百余名兵士，六百余人倚险坚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死，余党虽有数千，但系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要坚持一二天，达赖喇嘛就能调遣僧俗官民前来救援，内外结合，就可消灭叛军，保住两位大臣及其属下官员兵民的性命。可是，乾隆帝担心藏王起疑，犹豫不决，未果断下令多派驻兵，以致傅清等人兵微将寡，为国捐躯。回思几年内对藏事处理的欠妥，乾隆帝很难不有悔恨内疚之意。他曾下谕论述事变之因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凶悖肆恶，本因向来威权太盛，专制一方，致酿此患，乃朕加恩过重，有以纵之，不可不追悔从前之不早为裁抑。”这也许是他厚赠傅清、拉布敦的原因之一吧，借此以示补过。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无可非议。
四、乘机整顿藏地“酌定西藏善后章程”。
乾隆帝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知悉傅清、拉布敦诱斩叛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逆党所害以后，十分愤怒，准备大举进剿，立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带兵三千名，速往西藏，命建昌镇总兵董芳领兵二千名随后策应，调兵三千预备派遣应援，命陕甘总督尹继善至川，筹办、经管输送粮饷、调兵接应、奏报军情等事，令云南提督冶大雄查寻所有路径，集兵待旨，以便从滇入藏，又派侍郎那木扎勒、兆惠赶往西藏，会同新任驻藏大臣理事。寻因藏中大局已定，首逆擒获，他便从策楞之请，仅拨兵八百名随其进藏，令岳钟琪回驻打箭炉。
他交与策楞、班第等大臣的使命，是处理好西藏善后事宜，尽量把西藏管好，不要再生事端。
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即知悉变乱后的第三天，他下谕给军机大臣，提出了乘此机会彻底整顿西藏的方针和重要政策。他说：
“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朕前传谕班第，以西藏事必当众建而分其势，目今乘此兵威，易于办理，惟在相度机势，计虑久远，方为万全。傅清等虽曾许班第达为藏王，然伊等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初，不知班第达曾经与闻否？设先预闻，必先有成约，如伊果能统所属人众，救护策应，则卓呢罗卜藏扎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护，而先奔至达赖喇嘛处，……其居心狡狯为何如者。伊若一为藏王，即使恭顺如颇罗鼐，而其子孙亦不可保，此其可虑，岂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下哉。策楞等至藏，细加体访，如其人实无他能，听受约束，即量予爵秩，……(若因不封王而怨望)即声其不救护驻藏大臣之罪，相机加之显戮。……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赀产，岁入必极丰厚，应入官为驻藏大臣公用，足供驻兵千人而有余。……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即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策楞、岳钟琪到彼，目击情形，务须将此事彻底熟筹，……令自我出，方为扼要。将来不但西藏应留兵驻守，即打箭炉为西藏咽喉，亦应添驻重兵。以方今时势言之，国家全盛之力，岂以添兵多费为虞耶？现交议政王大臣会同军机大臣等详悉定议，可并备细传谕策楞、岳钟琪等知之。”
这道谕旨讲了六个问题。其一，确保西藏隶属中央，使西藏永远宁谧。乾隆帝清楚地认识到，过分优待和姑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是使其谋叛和未能及早防止变乱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有损个人威严的不光彩之事，但他并不灰心丧气，没有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惟知后悔、羞惭的狂浪之中，而是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知难而进，变被动为主动，探讨新的方针，决心利用平叛机会，实行大的改革，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这个“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要“办理得当”，以保“永远宁谧”，不要“稍有渗漏”，使数十年后又滋生事端。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乾隆帝看准了封授藏王之欠妥，一为藏王，就会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那样“专制一方”，“威权太盛”，从而可能产生谋叛不轨的念头。如果班第达当上藏王，即使本人识时务安分恭顺，也难保其子孙永远忠顺，这将使西藏永远不能安宁，严重危害中央对西藏的管辖。设若班第达因未封王而怀怨恨，就要列数其不救驻藏大臣傅清之罪，加以诛戮。
其三，驻藏大臣管辖噶隆。乾隆帝从这次叛乱的爆发和制止，深刻地认识到噶隆之重要。达赖虽为藏民拥戴和崇拜，但其终日念诵文章，潜心修行，不理俗事琐事，军、政、财刑诸事主要由噶隆负责，藏民视他们为达赖的代表，听其统辖驱策，因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声令下，不许藏民应付汉土官兵商民和文书传送，塘汛即断，班第达被达赖委以“暂理藏王事务”后，传令各塘照旧工作应付官兵，塘汛即通。有鉴于此，乾隆帝着重指出“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才能“令自我出”。
其四，处置首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能留之于世，将叛王家产全部抄没，以供驻藏大臣之用，这样就可解决驻兵一千余人之需。
其五，驻兵西藏。这次叛乱，充分表明了乾隆帝撤去驻藏兵士的做法十分谬误，西藏不是驻兵太多，而是驻兵太少，更不应该取消驻兵。乾隆帝吸取了教训，强调必须在西藏驻兵，甚至在为西藏咽喉的打箭炉，也要添驻重兵，“国家全盛之力”，能够供应这笔费用。
其六，管好塘汛。西藏拉萨距京数千里，运送文书，正常时间一般需二十八九日才能到达。塘汛一断，音信不通，下情不能上达，谕旨难到臣手，情况不明，决策难定，且易失误，因此，必须管好塘汛，将此权掌握在驻藏大臣手中。
这道谕旨除了未涉及达赖外，基本上包括了藏务的重要问题。此后，乾隆帝陆续下谕，将这道谕旨所定的方针、政策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第二天，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给达赖、班第达下达专谕，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安抚、嘉奖达赖。他强调指出，变起之因及平定，皆表明了朝廷保护达赖之至意。“朕向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隙，是以屡加训饬”，谁料其愈起疑心。驻藏大臣傅清等人因其“残暴性成，狂虐日甚，终恐不利于达赖喇嘛”，故奋不顾身，翦除凶逆，“凡此皆以为达赖喇嘛也”。今达赖肘腋之间，除此隐患，佛地肃清，“朕心深慰”。叛党杀害驻藏大臣，经达赖传谕解散逆党，安抚难民，地方得以宁谧，“朕甚嘉之”，特加恩赏赐物品，以示“朕优眷之怀”。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不应袭封郡王，因念其父颇罗鼐一生恭顺效力，故格外施恩，令其袭爵。不料其管理藏事后，奏撤驻藏官兵，荼毒藏民，杀害其兄及侄与众头人，抄占班第达家产，阻绝塘汛，欲尽害官兵。其之如此悖乱而未立被阻止，“亦因朕之加恩过厚，有以纵之。藏地之人虽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实深为追悔”。傅清诛叛王时，虽有令班第达管理藏地之话，“实未奉朕谕旨”，亦不过因藏地不可无人统率，又欲其统兵相助，故从权委办。若班第达能践约统兵除贼，使两位大臣平安无事，藏地宁静，则即按二大臣的许诺办理，亦未为不可。乃班第达却不能救护大臣，“已不为无过”，但念其势孤力弱，姑置不问，岂可自居有功，“承受朕封王之异恩乎”？著其仍以公爵办理达赖喇嘛噶隆事务。班第达果能实心恭顺，妥协接应进藏官兵，与新设噶隆同心一意，秉公办事，“则为国家腹心之臣，可永享升平之福”。
其三，强调驻藏大臣之权，不使噶隆权势太大。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权大谋叛之事，可以看出，“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此乃“朕所加恩永辑藏地亿万生灵之要道也”。著总督策楞等官会同达赖，于藏地头人中，择一“晓事安分而番众素所信服者”，任为噶隆，与班第达协同办事。寻常细事，听此二噶隆照旧承办，“至具折奏事，及兵备、驿递等重务，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永为定制”。其驻防官兵、安设台站，及一切事宜，著策楞、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人会同达赖及班第达悉心筹酌妥议具奏。
其四，抚恤无辜去世的叛王之兄。叛王从前诬控兄长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谋反，加兵杀害，以病死捏奏，今真相已明，应为冤死者昭雪，著班第达查明其子，传帝谕旨，复给以公爵，令管辖阿里克地方，其父家产为叛王抄没霸占者，俱著查明给还。
又过了十一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据策楞奏报逆党头目已擒，“藏地现已宁谧”等情，他专门下谕给达赖、班第达及“卫藏所属番众”，除了重申叛王之罪及朝廷欲擒叛王“以为达赖喇嘛除患，且为藏地番民除凶暴而抒公愤”以外，还讲了下述问题：叛乱已平，毋庸派动大兵，只令总督策楞进藏，问候达赖，“办理一切事宜”。班第达平乱有功，加恩赏赐内库缎匹。所有已获余党，牢固看守，俟总督策楞、钦差大臣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共同查审，照内地之例，惟诛首恶及附和为恶之人，其余胁从人员，俱从宽对待，概不株连。劫夺的府库银两，已交者贮库，未交者免追，以免累及无辜。最后，他着重指出，“朕此番办理，惟欲藏地永远宁谧，敬奉达赖喇嘛，令人心悦服。达赖喇嘛、班第达等，将朕此旨通行明白晓谕所属番众人等，令其安静乐业，永享升平之福，以副朕恩德绥怀之至意。”②
乾隆帝以上几道谕旨和其他有关上谕，对达赖、班第达、噶隆、叛党、受害者及西藏僧俗官民，都作了安排，确定了治藏的方针和重要政策，为处理善后事宜及安定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总督策楞、驻藏大臣班第到藏后，执行帝旨，宣读上谕，抚慰达赖、班第达，了解藏情，于十六年二月初上奏说：“到藏详看，达赖喇嘛意甚感悦，公班第达并各番，情形恭顺，现在实转关一大机会”。现正与藏地噶隆、众卓呢、班第达、达赖等商办诸事，待兆惠等人抵藏后，“公酌妥办，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乾隆帝于二月二十九日读折后批示：“览奏俱悉”，“甚是”。
策楞、班第抓紧进行惩治叛党等事。班第早在策楞到藏之前，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首恶卓呢罗卜藏扎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二十余人处死，抄没其家产变价入官。策楞等四位大臣，又遵旨将叛王之妻子正法，没其赀财。叛王所得原颇罗鼐分食钱粮的林青侧并颇拉二处，系早年拉藏汗所赏，现将二处人地照旧归达赖管辖，两处所收差赋，值银二千六百余两，遵旨拨五百余两赏给班第达，余银赐予达赖，以赏达木蒙古。
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和他批准的策楞所奏三原则，“达赖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策楞等四位大臣细心筹划，于十六年二月奏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现摘录如下；
“一、西藏办事噶隆，向例四人，噶隆布隆簪失明，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革退，现存班第达、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班第达奉特旨以公职办噶隆事，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查无党羽情形，且系奉旨原放噶隆，并赏有扎萨克头等台吉职衔，应仍留办噶隆事。布隆簪缺，选放深于黄教喇嘛一人，赏给扎隆大喇嘛名色。一、噶隆会办事件，旧于噶沙公所会办，自颇罗鼐后，各噶隆俱办事私宅，舍官放之员不用，添用私人，嗣后应仍赴公所会办，私放之员裁革。一、各处第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亲往，差家奴赴办，扰害地方，嗣后噶隆等应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补放。家奴代办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换补。至各寺堪布喇嘛，并照旧由达赖喇嘛选派。一、卓呢尔、商卓特尔、曾本、随本各官名色，惟达赖喇嘛前有，颇罗鼐封王后，亦照添设，应查革，只于公所设立卓呢尔二人，兼领原设之仲意笔七格等办公。一、噶隆向只办地方事，兵马卡隘俱责成代奔。后藏地小，且设代奔三人，卫地大，仅代奔一人，遇差假，无人弹压地方护卫达赖喇嘛，应添设一员，于补放时一体颁敕。一、全藏人民，向属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均定差徭。颇罗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滥赏，甚至擅给免差文书，于所憎则加派。嗣后噶隆、代奔等，应公查旧档，除因功劝赏毋庸撤回外，私赏滥免者，并查禀达赖喇嘛撤缴，加派者减。一、达赖喇嘛差务，向由地方百姓供应，自颇罗鼐任事后，凡噶隆、代奔等，差人往西宁、打箭炉、色尔喀马、阿里克等处交易，亦私出牌票，致乌拉派累百姓，嗣后应禁止。遇公事，禀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一、达赖喇嘛仓库，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噶隆等禀明达赖喇嘛代理，启闭俱以达赖喇嘛印封为凭，颇罗鼐始行擅取，嗣后应仍照旧办理。……一、达木蒙古，前经颇罗鼐奏由该王差遣，……(现)愿归达木候差，自宜妥为安顿，其现有头目八人，……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各八人，给顶戴，归驻藏大臣统辖，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备差。”
乾隆帝阅过这一章程后，批准执行。这对于限制、削弱噶隆之权，提高达赖和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减轻藏民的负担，安定西藏，增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密切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节一征廓尔喀。
一、廓尔喀首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一等诚勇公庆麟的急折送到北京。庆麟奏：巴勒布廓尔喀属下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等，西向沮木郎部落掳掠后，复东向藏入寇，“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
巴勒布廓尔喀，又被称做巴勒布、廓尔喀，后来叫尼泊尔。为什么廓尔喀要入侵西藏？看来还得将历史巨册翻阅多页。先得从七年以前班禅东行说起。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请章嘉呼图克图代奏，“因庚子年(四十五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敬祝”。乾隆帝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谕令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和吏部尚书、总谙达、领侍卫内大臣永贵千里迢迢，赶到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觐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哩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亦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于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小扎什伦布寺，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奉帝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
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清旷殿召见班禅，“赐坐慰问，赐茶”。二十四日，他又御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呼图克图为帝诵经祝寿；九月初二日进京后，帝又屡屡赏赐。不料班禅出痘，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于京师。乾隆帝十分哀痛，于四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下谕给达赖，详述班禅入京祝寿、蒙帝优遇及其患病等情，以及护送灵柩回藏等事。他说：
“班禅额尔德尼前以庆祝七旬万寿，起程来京，节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统等携带御用朝珠鞍马等物，沿途宴劳，并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图克图等迎往赏赉，于七月二十一日至热河朝见。万寿节班禅额尔德尼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诵经祝厘，于九月初二日来京，叠加赏赉，每遇朝见，意甚欢欣，并无欲归之语。十月二十九日，闻其身体发热，即遣医诊视，知花痘见苗，朕复亲临看视，忽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虽本性如，去来一致，而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图克图，系班禅额尔德尼之兄，而大绥绷乃其高弟，著加恩赏给忠克巴呼图克图额尔德木图诺们汗之号，赏给大绥绷扎萨克喇嘛职衔默尔根堪布之号，俟百日奉经事竣，于二月十三日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灵榇起程，并遣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等，送至扎什伦布。扎什伦布所属人众，皆赖尔喇嘛掌管，务须仰体朕怀， 加意约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
六世班禅之死，不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区一大损失，而且由于其弟兄之贪利，导致了廓尔喀军的入侵。原来，班禅在京朝觐及其圆寂，乾隆帝多次厚赐珍宝财物，京师各王公大臣及内外蒙古“所供养”、“中外施舍，海溢山积”，“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皆为其同父异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图克图(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连班禅之亲弟沙玛尔巴，亦借口其系红教喇嘛，而分文不与。沙玛尔巴非常气愤，于四十九年前往廓尔喀，极言仲巴呼图克图拥有班禅的巨万赀财和奇珍异宝，并很有可能详告后藏地形守备等情况，将唐古特信佛厌战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敌之情告诉廓尔喀国王，“以后藏之封殖，仲巴之专汰”，煽动其出兵侵藏。
廓尔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贸易纠纷问题。以前，巴勒布部落与后藏之间的交易，系行使巴勒布所铸的银钱，掺有铜铅，成色不纯。廓尔喀兴起统一巴勒布等部以后，改铸新银钱，银的成分增加，廓尔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认一个新银钱当两个旧银钱使用，藏人不愿。在贸易中，一些藏商将廓尔喀必须购买的食盐搀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擅增税课”，将廓尔喀人的货物“任意加税”，廓尔喀人“实不能堪”，故兴兵报复。
当然，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只是廓尔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廓尔喀国正在迅速发展，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执政者力图对外扩展。廓尔喀原本系一小小部落，后其酋长博纳喇赤发愤图强，练兵习武。相继统一了曾向清朝进贡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余部，版图急剧扩大，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北连后藏边境。此时的国王是博纳喇赤之孙喇特纳巴都尔，因年幼，由其叔巴都尔萨野执掌军国大权。巴都尔萨野正想对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玛尔巴的投奔和商务纠纷，于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济陇二处，不久又夺据宗喀，围攻胁噶尔寨，中廓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二、噶隆、钦差合谋丧权纳币赎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驻藏大臣庆麟的两道奏折送到大内，奏称廓尔喀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率兵“向我边入寇”，抢占了济陇、聂拉木二处，围攻宗喀，“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卫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飞咨四川调拨驻防绿营官兵应用。乾隆帝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日连下五道谕旨，调兵遣将，前往迎剿。他在谕旨中说：巴勒布(即廓尔喀)与卫藏聂拉木、济陇、宗喀三处接壤，此三处“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禅年幼，仲巴呼图克图系出家之人，“难免震惊”。著驻藏大臣雅满泰立即带领绿旗兵与达木厄鲁特兵，前赴扎什伦布，“将班禅额尔德尼加意抚慰”，与仲巴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所有后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为守御”，前藏亦令庆麟严加防范，若聂拉木、济陇、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将班禅迁往前藏，“方为妥协”。著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于绿营及“番兵”内，就近酌调三四千名，派驻防满兵五百名，命成德与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统领，迅速赴藏，令成都将军鄂辉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结，即速至西藏统军堵御。如兵不够，再带二三千名前往应用。
过了几天，他为筹备粮草，于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连下上谕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远，由打箭炉至后藏用兵处有五千余里，共九十余站，运粮则需分为二百站，若兵丁口粮马骡草料皆由内地解送，需费浩繁，转运艰难，著照从前成案，于藏内就近购买，比平日采买之价，略为增加，并与噶隆班第达及仲巴呼图克图商议，将达赖、班禅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行估价给银，事竣以后再行买补。为此他还特给西藏僧民下达专谕，讲述买粮供军堵御廓尔喀之事。他说：达赖、班禅数世居住西藏，广兴黄教，“受朕深恩”。“西藏黄黑番众，安居乐业，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尔等理宜竭力支持，击退敌军。但念尔等习于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举，势必张皇无措”，故调内地官兵赴藏讨伐敌兵，“无非保护尔等，冀安卫藏之意”，尔等当多聚粮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尔等若有收藏的米面糌粑和可做行粮的牛羊等物，概行发出售卖，用济兵饷，“不惟尔等可获厚利”，大军亦不虞乏食，则成功迅速。若尔等将存粮藏匿不卖，官兵难以得食，不能保护尔等，只有将达赖、班禅移驻青海，那时尔等不仅不能获利，且将受害无穷，悔之不及了。
为保达赖、班禅安全，他谕令大臣，一旦廓尔喀兵侵犯前藏，即将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宁居住，免遭敌兵惊扰。
他还令写好以庆麟、雅满泰的名义致廓尔喀的檄文，示以军威，晓谕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说：聂拉木、济陇二处，“原系藏中旧属”，尔等竟来滋扰藏界，实为妄行蠢动。昔日西藏被准噶尔侵夺，“大圣皇帝不惟恢复藏地，且将准噶尔阖属及回部诸城，全行剿灭”。尔如及早引罪退兵，献还二处，或可邀宽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统已备兵数万，统领前进，并续调兵数十万，大兵全至，尔部将被剿灭。念尔部数十年来尚属宁静，往来贸易，络绎不绝，今之起兵，必系属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尔接阅此书后，速行退兵，献出所占之地，否则将追悔不及。
由于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处事不当，谬误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会藏语的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诸事。
乾隆皇帝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调兵遣将、筹办粮饷，指授用兵事宜，准备痛惩入侵之军，确保藏地安全之时，西藏噶隆已议定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巴忠、鄂辉等人也附和其议。
成都将军鄂辉于九月二十二日抵达西藏拉萨。在此之前，仲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萨嘉呼什克图已派喇嘛前往廓尔喀，与国王之叔巴都尔萨野及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商议停战退兵交地之事，大体上已有眉目，故廓尔喀兵在后藏侵扰两三个月以后，陆续退出。萨嘉呼什克图所遣喇嘛寄信回藏，叙述议和之事，庆麟、雅满泰即同班第达告诉达赖。庆麟、雅满泰、达赖及班第达等噶隆商议，“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约”。他们这样办的原因是“藏内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赋性懦弱，见敌即走”，难以抵挡廓尔喀的入侵。
驻藏大臣雅满泰与四川提督成德，一开始是不赞同喇嘛私自议和的。雅满泰上奏说：“伊等私自说和，不足为凭，总俟贼匪悔罪投诚，再行妥办。”钦差大臣巴忠亦反对和议，奏称：“萨嘉呼图克图，或因藏内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扰，复欲以讲和市恩，断不可受其笼络，仍当进兵严办。”
乾隆帝一闻此事，立即连下数谕，斥责驻藏大臣庆麟、将军鄂辉附和和议，欲“将就完事”，坚决反对议和。他讲了不能草率议和的四条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业经内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将其痛加歼戮，仅因喇嘛说和便徒手返回，“岂不师出无名”，且将来大兵一撤，又恐廓尔喀复来掠扰，就不能“安番众而靖边圉”，藏地不得安宁，内地又烦于纷纷征调。其二，藏地惟达赖、班禅受僧民尊崇，若令红帽喇嘛私自议和，因而了结，“则置达赖喇嘛、班禅于何地”？藏地之事，有达赖在，即使第穆呼图克图“职分较大”，“尚不应私自出名，与外夷部落交接”。况且仲巴呼图克图系班禅属下之人，“何得任意自专若此”。倘若藏地众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其三，萨嘉呼图红教喇嘛，“恃此议和之功，必思侵夺黄教之权，而唐古特人等愚昧无识，私相感激，渐至兴起红教，所关尤为紧要”。其四，若因喇嘛讲和而撤兵，“则将来喇嘛等亦觉进退操纵，可以专主，尚复何事不可为，而驻藏大臣几为虚设矣”。
这四条理由集中为一点，即喇嘛私自讲和，危及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并使达赖地位下降影响减弱，西藏难以安宁。
乾隆帝谕令巴忠到藏后，将庆麟、雅满泰严行申饬，并传集达赖、班禅、班第达、噶布伦(即噶隆)等将上谕“明切宣谕”，如达赖亦主和议，则令将军鄂辉等，“将利害所在，剀切开导，使知远大之图，勿狃目前小利”，并革去庆麟的一等诚勇公爵，降为蓝翎侍卫章京，夺其所持钦差大臣关防，调伊犁参赞大臣舒濂为驻藏大臣，掌管钦差大臣关防。②不久又革雅满泰驻藏大臣之职，降为笔帖式，将私增税课的聂拉木第巴桑干拟斩刺字，发往烟瘴地区。
四川提督成德接到谕旨后，于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藏，将喇嘛私自讲和之事详细询问庆麟等人，“并与达赖喇嘛详加讲论”，随会同商议，将差去立约的堪布喇嘛追回，筹办进剿廓尔喀兵。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看到成德的奏折，下谕说：成德的办理，“与朕节次谕旨相合，所见甚正，可嘉之至”。今后藏务由鄂辉、成德办理，巴忠到后会同商办，不许庆麟、雅满泰“搀越其事”。
尽管乾隆帝力主进剿，坚决反对妥协，草率完事，谆谆开导，严加斥责，但进藏的钦差大臣、将军、提督终因畏难怕事，而逐渐完全放弃了用兵之议，违背帝旨，苟且议和。
达赖老成有余，潜心修行，诸事听从噶隆办理。班第达及其子丹津班珠尔等噶隆、仲巴呼图克图、萨嘉红教喇嘛，皆主速和停战，遣人往廓尔喀谈判。早已投奔廓尔喀的已故班禅之弟沙玛尔巴红教喇嘛，积极主张议和，说服廓尔喀王叔巴都尔萨野索银退兵，巴都尔萨野也因清军大举进藏，胜负难卜，同意休战。但是廓尔喀要求西藏噶隆每年缴纳元宝一千锭，以赎聂拉木、济陇、宗喀三处地方。西藏噶隆的代表丹津班珠尔因藏地无法筹措这样大量的银两，不敢与廓尔喀签订这一合同，廓尔喀减为三百锭，西藏噶隆同意交三百锭，“令其退还地土，曾告知鄂辉、成德、巴忠”，曾经一度反对议和的钦差大臣、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巴忠，此时也赞同此议，催促丹津班珠尔迅速了结此事，将军鄂辉、提督成德因巴忠是御前大臣，也附和其议。于是丹津班珠尔与廓尔喀订立了退兵退地议和的合同。廓尔喀军撒出后藏，第一次中廓之战于乾隆五十四年初正式结束。
三、庸臣骗主乾隆帝一封廓尔喀王。
乾隆帝对西藏噶隆与巴忠等人丧权纳银赎地之事毫不知晓，因为巴忠、鄂辉等人隐瞒了真情，编造谎言，蒙骗了帝君。
西藏噶隆、仲巴呼图克图之所以情愿缴纳岁币，换取廓尔喀兵返家，退出聂拉木三处，可能主要是因为“唐古特人怯懦”，无法驱逐廓尔喀兵，收复失地，驻藏清兵只有五百名，难敌数千入侵之军。内地官兵远在数千里外，历时数月才能抵藏，军情瞬息万变，远水难解近渴。如多增兵留驻，藏地贫瘠，无力供应大批驻兵所需食用物品。因此，噶隆力主尽早送走廓尔喀兵，要回聂拉木三处，保持西藏安宁。
巴忠之所以从主战变为主和，甚至丧权赎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清军不谙地形，高原反应，水土不和，言语不通，大雪封山，行进艰难。兼之，军行数千里，人疲马乏，粮草弹药枪炮弓箭转运太难，仅从打箭炉运往后藏，就需设站二百个，一石米运费高达白银二十六两，而且是较前大加节省，即需数十石米才能运米一石至藏。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剽悍的廓尔喀兵交锋，很难说鹿死谁手。这一点，将军鄂辉、提督成德的体会，显然更为深刻。
四、乘机整顿藏地“酌定西藏善后章程”。
乾隆帝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知悉傅清、拉布敦诱斩叛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逆党所害以后，十分愤怒，准备大举进剿，立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带兵三千名，速往西藏，命建昌镇总兵董芳领兵二千名随后策应，调兵三千预备派遣应援，命陕甘总督尹继善至川，筹办、经管输送粮饷、调兵接应、奏报军情等事，令云南提督冶大雄查寻所有路径，集兵待旨，以便从滇入藏，又派侍郎那木扎勒、兆惠赶往西藏，会同新任驻藏大臣理事。寻因藏中大局已定，首逆擒获，他便从策楞之请，仅拨兵八百名随其进藏，令岳钟琪回驻打箭炉。
他交与策楞、班第等大臣的使命，是处理好西藏善后事宜，尽量把西藏管好，不要再生事端。
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即知悉变乱后的第三天，他下谕给军机大臣，提出了乘此机会彻底整顿西藏的方针和重要政策。他说：
“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朕前传谕班第，以西藏事必当众建而分其势，目今乘此兵威，易于办理，惟在相度机势，计虑久远，方为万全。傅清等虽曾许班第达为藏王，然伊等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初，不知班第达曾经与闻否？设先预闻，必先有成约，如伊果能统所属人众，救护策应，则卓呢罗卜藏扎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护，而先奔至达赖喇嘛处，……其居心狡狯为何如者。伊若一为藏王，即使恭顺如颇罗鼐，而其子孙亦不可保，此其可虑，岂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下哉。策楞等至藏，细加体访，如其人实无他能，听受约束，即量予爵秩，……(若因不封王而怨望)即声其不救护驻藏大臣之罪，相机加之显戮。……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赀产，岁入必极丰厚，应入官为驻藏大臣公用，足供驻兵千人而有余。……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即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策楞、岳钟琪到彼，目击情形，务须将此事彻底熟筹，……令自我出，方为扼要。将来不但西藏应留兵驻守，即打箭炉为西藏咽喉，亦应添驻重兵。以方今时势言之，国家全盛之力，岂以添兵多费为虞耶？现交议政王大臣会同军机大臣等详悉定议，可并备细传谕策楞、岳钟琪等知之。”
这道谕旨讲了六个问题。其一，确保西藏隶属中央，使西藏永远宁谧。乾隆帝清楚地认识到，过分优待和姑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是使其谋叛和未能及早防止变乱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有损个人威严的不光彩之事，但他并不灰心丧气，没有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惟知后悔、羞惭的狂浪之中，而是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知难而进，变被动为主动，探讨新的方针，决心利用平叛机会，实行大的改革，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这个“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要“办理得当”，以保“永远宁谧”，不要“稍有渗漏”，使数十年后又滋生事端。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乾隆帝看准了封授藏王之欠妥，一为藏王，就会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那样“专制一方”，“威权太盛”，从而可能产生谋叛不轨的念头。如果班第达当上藏王，即使本人识时务安分恭顺，也难保其子孙永远忠顺，这将使西藏永远不能安宁，严重危害中央对西藏的管辖。设若班第达因未封王而怀怨恨，就要列数其不救驻藏大臣傅清之罪，加以诛戮。
其三，驻藏大臣管辖噶隆。乾隆帝从这次叛乱的爆发和制止，深刻地认识到噶隆之重要。达赖虽为藏民拥戴和崇拜，但其终日念诵文章，潜心修行，不理俗事琐事，军、政、财刑诸事主要由噶隆负责，藏民视他们为达赖的代表，听其统辖驱策，因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声令下，不许藏民应付汉土官兵商民和文书传送，塘汛即断，班第达被达赖委以“暂理藏王事务”后，传令各塘照旧工作应付官兵，塘汛即通。有鉴于此，乾隆帝着重指出“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才能“令自我出”。
其四，处置首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能留之于世，将叛王家产全部抄没，以供驻藏大臣之用，这样就可解决驻兵一千余人之需。
其五，驻兵西藏。这次叛乱，充分表明了乾隆帝撤去驻藏兵士的做法十分谬误，西藏不是驻兵太多，而是驻兵太少，更不应该取消驻兵。乾隆帝吸取了教训，强调必须在西藏驻兵，甚至在为西藏咽喉的打箭炉，也要添驻重兵，“国家全盛之力”，能够供应这笔费用。
其六，管好塘汛。西藏拉萨距京数千里，运送文书，正常时间一般需二十八九日才能到达。塘汛一断，音信不通，下情不能上达，谕旨难到臣手，情况不明，决策难定，且易失误，因此，必须管好塘汛，将此权掌握在驻藏大臣手中。
这道谕旨除了未涉及达赖外，基本上包括了藏务的重要问题。此后，乾隆帝陆续下谕，将这道谕旨所定的方针、政策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第二天，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给达赖、班第达下达专谕，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安抚、嘉奖达赖。他强调指出，变起之因及平定，皆表明了朝廷保护达赖之至意。“朕向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隙，是以屡加训饬”，谁料其愈起疑心。驻藏大臣傅清等人因其“残暴性成，狂虐日甚，终恐不利于达赖喇嘛”，故奋不顾身，翦除凶逆，“凡此皆以为达赖喇嘛也”。今达赖肘腋之间，除此隐患，佛地肃清，“朕心深慰”。叛党杀害驻藏大臣，经达赖传谕解散逆党，安抚难民，地方得以宁谧，“朕甚嘉之”，特加恩赏赐物品，以示“朕优眷之怀”。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不应袭封郡王，因念其父颇罗鼐一生恭顺效力，故格外施恩，令其袭爵。不料其管理藏事后，奏撤驻藏官兵，荼毒藏民，杀害其兄及侄与众头人，抄占班第达家产，阻绝塘汛，欲尽害官兵。其之如此悖乱而未立被阻止，“亦因朕之加恩过厚，有以纵之。藏地之人虽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实深为追悔”。傅清诛叛王时，虽有令班第达管理藏地之话，“实未奉朕谕旨”，亦不过因藏地不可无人统率，又欲其统兵相助，故从权委办。若班第达能践约统兵除贼，使两位大臣平安无事，藏地宁静，则即按二大臣的许诺办理，亦未为不可。乃班第达却不能救护大臣，“已不为无过”，但念其势孤力弱，姑置不问，岂可自居有功，“承受朕封王之异恩乎”？著其仍以公爵办理达赖喇嘛噶隆事务。班第达果能实心恭顺，妥协接应进藏官兵，与新设噶隆同心一意，秉公办事，“则为国家腹心之臣，可永享升平之福”。
其三，强调驻藏大臣之权，不使噶隆权势太大。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权大谋叛之事，可以看出，“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此乃“朕所加恩永辑藏地亿万生灵之要道也”。著总督策楞等官会同达赖，于藏地头人中，择一“晓事安分而番众素所信服者”，任为噶隆，与班第达协同办事。寻常细事，听此二噶隆照旧承办，“至具折奏事，及兵备、驿递等重务，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永为定制”。其驻防官兵、安设台站，及一切事宜，著策楞、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人会同达赖及班第达悉心筹酌妥议具奏。
其四，抚恤无辜去世的叛王之兄。叛王从前诬控兄长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谋反，加兵杀害，以病死捏奏，今真相已明，应为冤死者昭雪，著班第达查明其子，传帝谕旨，复给以公爵，令管辖阿里克地方，其父家产为叛王抄没霸占者，俱著查明给还。
又过了十一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据策楞奏报逆党头目已擒，“藏地现已宁谧”等情，他专门下谕给达赖、班第达及“卫藏所属番众”，除了重申叛王之罪及朝廷欲擒叛王“以为达赖喇嘛除患，且为藏地番民除凶暴而抒公愤”以外，还讲了下述问题：叛乱已平，毋庸派动大兵，只令总督策楞进藏，问候达赖，“办理一切事宜”。班第达平乱有功，加恩赏赐内库缎匹。所有已获余党，牢固看守，俟总督策楞、钦差大臣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共同查审，照内地之例，惟诛首恶及附和为恶之人，其余胁从人员，俱从宽对待，概不株连。劫夺的府库银两，已交者贮库，未交者免追，以免累及无辜。最后，他着重指出，“朕此番办理，惟欲藏地永远宁谧，敬奉达赖喇嘛，令人心悦服。达赖喇嘛、班第达等，将朕此旨通行明白晓谕所属番众人等，令其安静乐业，永享升平之福，以副朕恩德绥怀之至意。”②
乾隆帝以上几道谕旨和其他有关上谕，对达赖、班第达、噶隆、叛党、受害者及西藏僧俗官民，都作了安排，确定了治藏的方针和重要政策，为处理善后事宜及安定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总督策楞、驻藏大臣班第到藏后，执行帝旨，宣读上谕，抚慰达赖、班第达，了解藏情，于十六年二月初上奏说：“到藏详看，达赖喇嘛意甚感悦，公班第达并各番，情形恭顺，现在实转关一大机会”。现正与藏地噶隆、众卓呢、班第达、达赖等商办诸事，待兆惠等人抵藏后，“公酌妥办，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乾隆帝于二月二十九日读折后批示：“览奏俱悉”，“甚是”。
策楞、班第抓紧进行惩治叛党等事。班第早在策楞到藏之前，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首恶卓呢罗卜藏扎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二十余人处死，抄没其家产变价入官。策楞等四位大臣，又遵旨将叛王之妻子正法，没其赀财。叛王所得原颇罗鼐分食钱粮的林青侧并颇拉二处，系早年拉藏汗所赏，现将二处人地照旧归达赖管辖，两处所收差赋，值银二千六百余两，遵旨拨五百余两赏给班第达，余银赐予达赖，以赏达木蒙古。
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和他批准的策楞所奏三原则，“达赖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策楞等四位大臣细心筹划，于十六年二月奏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现摘录如下；
“一、西藏办事噶隆，向例四人，噶隆布隆簪失明，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革退，现存班第达、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班第达奉特旨以公职办噶隆事，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查无党羽情形，且系奉旨原放噶隆，并赏有扎萨克头等台吉职衔，应仍留办噶隆事。布隆簪缺，选放深于黄教喇嘛一人，赏给扎隆大喇嘛名色。一、噶隆会办事件，旧于噶沙公所会办，自颇罗鼐后，各噶隆俱办事私宅，舍官放之员不用，添用私人，嗣后应仍赴公所会办，私放之员裁革。一、各处第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亲往，差家奴赴办，扰害地方，嗣后噶隆等应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补放。家奴代办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换补。至各寺堪布喇嘛，并照旧由达赖喇嘛选派。一、卓呢尔、商卓特尔、曾本、随本各官名色，惟达赖喇嘛前有，颇罗鼐封王后，亦照添设，应查革，只于公所设立卓呢尔二人，兼领原设之仲意笔七格等办公。一、噶隆向只办地方事，兵马卡隘俱责成代奔。后藏地小，且设代奔三人，卫地大，仅代奔一人，遇差假，无人弹压地方护卫达赖喇嘛，应添设一员，于补放时一体颁敕。一、全藏人民，向属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均定差徭。颇罗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滥赏，甚至擅给免差文书，于所憎则加派。嗣后噶隆、代奔等，应公查旧档，除因功劝赏毋庸撤回外，私赏滥免者，并查禀达赖喇嘛撤缴，加派者减。一、达赖喇嘛差务，向由地方百姓供应，自颇罗鼐任事后，凡噶隆、代奔等，差人往西宁、打箭炉、色尔喀马、阿里克等处交易，亦私出牌票，致乌拉派累百姓，嗣后应禁止。遇公事，禀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一、达赖喇嘛仓库，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噶隆等禀明达赖喇嘛代理，启闭俱以达赖喇嘛印封为凭，颇罗鼐始行擅取，嗣后应仍照旧办理。……一、达木蒙古，前经颇罗鼐奏由该王差遣，……(现)愿归达木候差，自宜妥为安顿，其现有头目八人，……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各八人，给顶戴，归驻藏大臣统辖，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备差。”
乾隆帝阅过这一章程后，批准执行。这对于限制、削弱噶隆之权，提高达赖和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减轻藏民的负担，安定西藏，增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密切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节一征廓尔喀。
一、廓尔喀首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一等诚勇公庆麟的急折送到北京。庆麟奏：巴勒布廓尔喀属下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等，西向沮木郎部落掳掠后，复东向藏入寇，“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
巴勒布廓尔喀，又被称做巴勒布、廓尔喀，后来叫尼泊尔。为什么廓尔喀要入侵西藏？看来还得将历史巨册翻阅多页。先得从七年以前班禅东行说起。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请章嘉呼图克图代奏，“因庚子年(四十五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敬祝”。乾隆帝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谕令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和吏部尚书、总谙达、领侍卫内大臣永贵千里迢迢，赶到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觐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哩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亦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于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小扎什伦布寺，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奉帝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
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清旷殿召见班禅，“赐坐慰问，赐茶”。二十四日，他又御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呼图克图为帝诵经祝寿；九月初二日进京后，帝又屡屡赏赐。不料班禅出痘，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于京师。乾隆帝十分哀痛，于四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下谕给达赖，详述班禅入京祝寿、蒙帝优遇及其患病等情，以及护送灵柩回藏等事。他说：
“班禅额尔德尼前以庆祝七旬万寿，起程来京，节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统等携带御用朝珠鞍马等物，沿途宴劳，并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图克图等迎往赏赉，于七月二十一日至热河朝见。万寿节班禅额尔德尼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诵经祝厘，于九月初二日来京，叠加赏赉，每遇朝见，意甚欢欣，并无欲归之语。十月二十九日，闻其身体发热，即遣医诊视，知花痘见苗，朕复亲临看视，忽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虽本性如，去来一致，而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图克图，系班禅额尔德尼之兄，而大绥绷乃其高弟，著加恩赏给忠克巴呼图克图额尔德木图诺们汗之号，赏给大绥绷扎萨克喇嘛职衔默尔根堪布之号，俟百日奉经事竣，于二月十三日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灵榇起程，并遣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等，送至扎什伦布。扎什伦布所属人众，皆赖尔喇嘛掌管，务须仰体朕怀， 加意约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
六世班禅之死，不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区一大损失，而且由于其弟兄之贪利，导致了廓尔喀军的入侵。原来，班禅在京朝觐及其圆寂，乾隆帝多次厚赐珍宝财物，京师各王公大臣及内外蒙古“所供养”、“中外施舍，海溢山积”，“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皆为其同父异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图克图(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连班禅之亲弟沙玛尔巴，亦借口其系红教喇嘛，而分文不与。沙玛尔巴非常气愤，于四十九年前往廓尔喀，极言仲巴呼图克图拥有班禅的巨万赀财和奇珍异宝，并很有可能详告后藏地形守备等情况，将唐古特信佛厌战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敌之情告诉廓尔喀国王，“以后藏之封殖，仲巴之专汰”，煽动其出兵侵藏。
廓尔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贸易纠纷问题。以前，巴勒布部落与后藏之间的交易，系行使巴勒布所铸的银钱，掺有铜铅，成色不纯。廓尔喀兴起统一巴勒布等部以后，改铸新银钱，银的成分增加，廓尔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认一个新银钱当两个旧银钱使用，藏人不愿。在贸易中，一些藏商将廓尔喀必须购买的食盐搀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擅增税课”，将廓尔喀人的货物“任意加税”，廓尔喀人“实不能堪”，故兴兵报复。
当然，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只是廓尔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廓尔喀国正在迅速发展，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执政者力图对外扩展。廓尔喀原本系一小小部落，后其酋长博纳喇赤发愤图强，练兵习武。相继统一了曾向清朝进贡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余部，版图急剧扩大，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北连后藏边境。此时的国王是博纳喇赤之孙喇特纳巴都尔，因年幼，由其叔巴都尔萨野执掌军国大权。巴都尔萨野正想对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玛尔巴的投奔和商务纠纷，于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济陇二处，不久又夺据宗喀，围攻胁噶尔寨，中廓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二、噶隆、钦差合谋丧权纳币赎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驻藏大臣庆麟的两道奏折送到大内，奏称廓尔喀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率兵“向我边入寇”，抢占了济陇、聂拉木二处，围攻宗喀，“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卫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飞咨四川调拨驻防绿营官兵应用。乾隆帝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日连下五道谕旨，调兵遣将，前往迎剿。他在谕旨中说：巴勒布(即廓尔喀)与卫藏聂拉木、济陇、宗喀三处接壤，此三处“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禅年幼，仲巴呼图克图系出家之人，“难免震惊”。著驻藏大臣雅满泰立即带领绿旗兵与达木厄鲁特兵，前赴扎什伦布，“将班禅额尔德尼加意抚慰”，与仲巴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所有后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为守御”，前藏亦令庆麟严加防范，若聂拉木、济陇、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将班禅迁往前藏，“方为妥协”。著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于绿营及“番兵”内，就近酌调三四千名，派驻防满兵五百名，命成德与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统领，迅速赴藏，令成都将军鄂辉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结，即速至西藏统军堵御。如兵不够，再带二三千名前往应用。
过了几天，他为筹备粮草，于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连下上谕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远，由打箭炉至后藏用兵处有五千余里，共九十余站，运粮则需分为二百站，若兵丁口粮马骡草料皆由内地解送，需费浩繁，转运艰难，著照从前成案，于藏内就近购买，比平日采买之价，略为增加，并与噶隆班第达及仲巴呼图克图商议，将达赖、班禅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行估价给银，事竣以后再行买补。为此他还特给西藏僧民下达专谕，讲述买粮供军堵御廓尔喀之事。他说：达赖、班禅数世居住西藏，广兴黄教，“受朕深恩”。“西藏黄黑番众，安居乐业，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尔等理宜竭力支持，击退敌军。但念尔等习于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举，势必张皇无措”，故调内地官兵赴藏讨伐敌兵，“无非保护尔等，冀安卫藏之意”，尔等当多聚粮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尔等若有收藏的米面糌粑和可做行粮的牛羊等物，概行发出售卖，用济兵饷，“不惟尔等可获厚利”，大军亦不虞乏食，则成功迅速。若尔等将存粮藏匿不卖，官兵难以得食，不能保护尔等，只有将达赖、班禅移驻青海，那时尔等不仅不能获利，且将受害无穷，悔之不及了。
为保达赖、班禅安全，他谕令大臣，一旦廓尔喀兵侵犯前藏，即将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宁居住，免遭敌兵惊扰。
他还令写好以庆麟、雅满泰的名义致廓尔喀的檄文，示以军威，晓谕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说：聂拉木、济陇二处，“原系藏中旧属”，尔等竟来滋扰藏界，实为妄行蠢动。昔日西藏被准噶尔侵夺，“大圣皇帝不惟恢复藏地，且将准噶尔阖属及回部诸城，全行剿灭”。尔如及早引罪退兵，献还二处，或可邀宽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统已备兵数万，统领前进，并续调兵数十万，大兵全至，尔部将被剿灭。念尔部数十年来尚属宁静，往来贸易，络绎不绝，今之起兵，必系属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尔接阅此书后，速行退兵，献出所占之地，否则将追悔不及。
由于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处事不当，谬误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会藏语的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诸事。
乾隆皇帝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调兵遣将、筹办粮饷，指授用兵事宜，准备痛惩入侵之军，确保藏地安全之时，西藏噶隆已议定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巴忠、鄂辉等人也附和其议。
成都将军鄂辉于九月二十二日抵达西藏拉萨。在此之前，仲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萨嘉呼什克图已派喇嘛前往廓尔喀，与国王之叔巴都尔萨野及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商议停战退兵交地之事，大体上已有眉目，故廓尔喀兵在后藏侵扰两三个月以后，陆续退出。萨嘉呼什克图所遣喇嘛寄信回藏，叙述议和之事，庆麟、雅满泰即同班第达告诉达赖。庆麟、雅满泰、达赖及班第达等噶隆商议，“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约”。他们这样办的原因是“藏内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赋性懦弱，见敌即走”，难以抵挡廓尔喀的入侵。
驻藏大臣雅满泰与四川提督成德，一开始是不赞同喇嘛私自议和的。雅满泰上奏说：“伊等私自说和，不足为凭，总俟贼匪悔罪投诚，再行妥办。”钦差大臣巴忠亦反对和议，奏称：“萨嘉呼图克图，或因藏内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扰，复欲以讲和市恩，断不可受其笼络，仍当进兵严办。”
乾隆帝一闻此事，立即连下数谕，斥责驻藏大臣庆麟、将军鄂辉附和和议，欲“将就完事”，坚决反对议和。他讲了不能草率议和的四条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业经内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将其痛加歼戮，仅因喇嘛说和便徒手返回，“岂不师出无名”，且将来大兵一撤，又恐廓尔喀复来掠扰，就不能“安番众而靖边圉”，藏地不得安宁，内地又烦于纷纷征调。其二，藏地惟达赖、班禅受僧民尊崇，若令红帽喇嘛私自议和，因而了结，“则置达赖喇嘛、班禅于何地”？藏地之事，有达赖在，即使第穆呼图克图“职分较大”，“尚不应私自出名，与外夷部落交接”。况且仲巴呼图克图系班禅属下之人，“何得任意自专若此”。倘若藏地众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其三，萨嘉呼图红教喇嘛，“恃此议和之功，必思侵夺黄教之权，而唐古特人等愚昧无识，私相感激，渐至兴起红教，所关尤为紧要”。其四，若因喇嘛讲和而撤兵，“则将来喇嘛等亦觉进退操纵，可以专主，尚复何事不可为，而驻藏大臣几为虚设矣”。
这四条理由集中为一点，即喇嘛私自讲和，危及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并使达赖地位下降影响减弱，西藏难以安宁。
乾隆帝谕令巴忠到藏后，将庆麟、雅满泰严行申饬，并传集达赖、班禅、班第达、噶布伦(即噶隆)等将上谕“明切宣谕”，如达赖亦主和议，则令将军鄂辉等，“将利害所在，剀切开导，使知远大之图，勿狃目前小利”，并革去庆麟的一等诚勇公爵，降为蓝翎侍卫章京，夺其所持钦差大臣关防，调伊犁参赞大臣舒濂为驻藏大臣，掌管钦差大臣关防。②不久又革雅满泰驻藏大臣之职，降为笔帖式，将私增税课的聂拉木第巴桑干拟斩刺字，发往烟瘴地区。
四川提督成德接到谕旨后，于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藏，将喇嘛私自讲和之事详细询问庆麟等人，“并与达赖喇嘛详加讲论”，随会同商议，将差去立约的堪布喇嘛追回，筹办进剿廓尔喀兵。乾隆帝于十月十八日看到成德的奏折，下谕说：成德的办理，“与朕节次谕旨相合，所见甚正，可嘉之至”。今后藏务由鄂辉、成德办理，巴忠到后会同商办，不许庆麟、雅满泰“搀越其事”。
尽管乾隆帝力主进剿，坚决反对妥协，草率完事，谆谆开导，严加斥责，但进藏的钦差大臣、将军、提督终因畏难怕事，而逐渐完全放弃了用兵之议，违背帝旨，苟且议和。
达赖老成有余，潜心修行，诸事听从噶隆办理。班第达及其子丹津班珠尔等噶隆、仲巴呼图克图、萨嘉红教喇嘛，皆主速和停战，遣人往廓尔喀谈判。早已投奔廓尔喀的已故班禅之弟沙玛尔巴红教喇嘛，积极主张议和，说服廓尔喀王叔巴都尔萨野索银退兵，巴都尔萨野也因清军大举进藏，胜负难卜，同意休战。但是廓尔喀要求西藏噶隆每年缴纳元宝一千锭，以赎聂拉木、济陇、宗喀三处地方。西藏噶隆的代表丹津班珠尔因藏地无法筹措这样大量的银两，不敢与廓尔喀签订这一合同，廓尔喀减为三百锭，西藏噶隆同意交三百锭，“令其退还地土，曾告知鄂辉、成德、巴忠”，曾经一度反对议和的钦差大臣、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巴忠，此时也赞同此议，催促丹津班珠尔迅速了结此事，将军鄂辉、提督成德因巴忠是御前大臣，也附和其议。于是丹津班珠尔与廓尔喀订立了退兵退地议和的合同。廓尔喀军撒出后藏，第一次中廓之战于乾隆五十四年初正式结束。
三、庸臣骗主乾隆帝一封廓尔喀王。
乾隆帝对西藏噶隆与巴忠等人丧权纳银赎地之事毫不知晓，因为巴忠、鄂辉等人隐瞒了真情，编造谎言，蒙骗了帝君。
西藏噶隆、仲巴呼图克图之所以情愿缴纳岁币，换取廓尔喀兵返家，退出聂拉木三处，可能主要是因为“唐古特人怯懦”，无法驱逐廓尔喀兵，收复失地，驻藏清兵只有五百名，难敌数千入侵之军。内地官兵远在数千里外，历时数月才能抵藏，军情瞬息万变，远水难解近渴。如多增兵留驻，藏地贫瘠，无力供应大批驻兵所需食用物品。因此，噶隆力主尽早送走廓尔喀兵，要回聂拉木三处，保持西藏安宁。
巴忠之所以从主战变为主和，甚至丧权赎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清军不谙地形，高原反应，水土不和，言语不通，大雪封山，行进艰难。兼之，军行数千里，人疲马乏，粮草弹药枪炮弓箭转运太难，仅从打箭炉运往后藏，就需设站二百个，一石米运费高达白银二十六两，而且是较前大加节省，即需数十石米才能运米一石至藏。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剽悍的廓尔喀兵交锋，很难说鹿死谁手。这一点，将军鄂辉、提督成德的体会，显然更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