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人物卷

第二节 党政领导干部

　　（一）黄陵籍在外任职的领导干部

　　牛书申

　　牛书申，男，汉族，1913年11月出生，黄陵县隆坊镇官庄村人。1934年夏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新编《黄陵县志》作序。

　　学生时代

　　牛书申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6岁时，祖父、母亲相继去世，父亲耳聋，只能干农活，家里的事务全由牛书申的祖母操持。7岁时，祖母送牛书申上了私塾，12岁“开讲”，一直到16岁。读的书大多都是“四书五经”，背诵的是古诗文。

　　1913年，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县里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苛捐杂税繁多，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沉重压迫，中部（黄陵）县的人民不畏强权，不怕强暴，积极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小时候牛书申看到了数千农民组织起来，到县城里“交农具”，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农民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对牛书申影响很大。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还我东北，还我大好河山”的呼声也传到了地处大西北的陕西中部（黄陵）县。这时的牛书申已经成为中部（黄陵）县城里仅有一所高级小学的在校学生。学校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将鲁迅、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著作，以及《铁流》等苏联进步作家们的书籍介绍给学生们，给学生们讲述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进步教师私下里和进步学生谈话时，痛揭国民党不抵抗日寇的行径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当时主持陕西军政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发表抗日演讲，其中讲到“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在牛书申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生在进步教员的支持下组成抗日宣传队，到社会上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1年至1932年之间，牛书申所在的高级小学多次闹学潮，学潮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在进步教员的指导下，提出国民党县政府机构重叠，有局还有科，应该“裁局并科”，减轻老百姓负担。牛书申和另外三个同学晁清芳、马儒壁、田德森被推选为学生总代表，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县长蔚济川对学生们的行动十分不满，在一个星期天，把他们几个学生代表们叫去，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利用星期天召你们来？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你们学生就应该更惜分阴，要好好学习，不要胡闹。”还说如果他们再不好好学习，乱干涉政府的事务，就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校长刘苍生比较同情他们这些学生，因为校长的哥哥刘含初是中部（黄陵）县建党初期的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牺牲的。刘校长对县长说：“这些学生都是些好娃娃，既然县长讲了，给他们每人记大过一次算了。”县长也不好说什么。牛书申他们继续在学校里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直到毕业。牛书申在学校里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也增强了爱憎分明的立场。

　　当时中部（黄陵）县各镇都驻有民团。民团总是随便派款，罚老百姓的钱，随便打死人，气焰嚣张。在学校牛书申就参加了反民团的斗争。由于县上的民团受到县长蔚济川的包庇，牛书申和县上参加斗争的人们将县长告到了省里。直到1933年11月，牛书申到隆坊镇小学任教时，这场反民团的斗争仍然在继续。县长为了镇压这些告状的人们，把几个告状的人抓起来，关进县看守所。为了营救被抓的人出狱，同学们继续向省里告状。最后，省里派人来调查事情的缘由，想借机压制学生，却因找不到参加这场斗争的学生们的把柄。学校又证明学生们年幼无知，好冲动。县长不得不让教员和校长把他们保出去。但却给牛书申扣上了“越轨干政”的罪名。并宣布对他“夺去公权”。

　　1932年，刘志丹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了陕北南部的宜君、中部（黄陵）和甘肃东部一带活动。当年夏天，刘志丹在中部（黄陵）县的店头镇、隆坊镇以及宜君县打土豪、分浮财，到处张贴告农民书，告国民党士兵书，宣传抗日。刘志丹游击队的行动鼓舞了当地的老百姓，许多贫雇农以及子弟纷纷参加游击队。群众的抗日热情日渐高涨。牛书申在隆坊镇见到了刘志丹，在与刘的交谈中，刘志丹询问了他们学校的一些情况，给他讲了抗日道理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斗争。这次与刘志丹的见面，对牛书申走上革命道路起到重要作用。

　　中宜游击队

　　1934年的夏天，已参加红军的亲友捎信来，说在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中部（黄陵）县的双龙小石崖兔洛尾村有红军的游击队武装在活动，让牛书申参加红军。牛书申毅然离开了学校，步行100多里路来到了兔洛尾村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这时，陕甘苏区南区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主席是黄子义。牛书申一到双龙小石崖兔洛尾村，由于他有文化，就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主要做秘书工作。一个月后，就任经理科科长。到8月间，党派张邦英来陕甘苏区南区革命委员会任党代表（后称党委书记）。张邦英介绍牛书申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陕甘苏区南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的中宜游击队支队遭到敌人袭击，损失很大。指导员苏继堂负伤被俘，被敌人押到中部（黄陵）县城枪杀。为了整顿和建设这支队伍，组织上派牛书申到中宜游击队当指导员，孙振海任队长。

　　牛书申和孙振海到任后，很快就将中宜游击队重新组建起来。当时，中部（黄陵）县的店头镇，驻扎着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一个营兵力，而且中部（黄陵）县的每一个镇都有民团。为了继续开展武装斗争，避免损失，牛书申和游击队员利用夜间活动，秘密发动群众参加游击队，壮大自己的力量。不久，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骑兵团来到了店头一带，在四十二师三团和骑兵团的帮助下，中宜游击队于1935年1月在隆坊镇消灭了驻镇的国民党军冯钦哉部的一个连，不但震慑了敌人，中宜游击队也借机恢复了中宜游击队的名称。冯钦哉的军队因遭受损失，大肆报复，抄了牛书申的家，房屋、粮食、家里的一切用具全部被焚烧，牛书申的父亲也被敌人押进了县城监狱，全家人四散逃亡。牛书申的父亲直到“西安事变”后，才被释放，不久病故。家庭因自己而遭受的灾难，并没有吓倒牛书申，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斗争信念。

　　独立营

　　1935年三四月间，东北军来到陕北接替了国民党部队驻防。牛书申带领中宜游击队，配合红三团消灭了东北军驻隆坊镇的一个营。这一仗后，中部（黄陵）地区的局面完全打开。陕北南部地区先后成立了富西游击支队、富甘游击队、洛川游击支队、宜君游击支队，还成立了中宜革命委员会。张仲良任主席，张邦英任政委（四个县游击支队的政委）。

　　由于陕北南部地区的革命形势好转，陕甘苏区南区革命委员会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富县桃园以中宜游击队支队两个连、富甘游击支队一个连为基础，成立了中宜独立营。组织调牛书申任政委，杨德魁任营长。三个连共200多人，独立营加上其他各县游击队人数已经达到了四五百人，加之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民团已被消灭，国民党正规部队主要驻扎在西安至延安的沿途城镇，独立营和游击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独立营和游击队扩大范围，发动群众，壮大势力，建立革命政权。

　　到了1935年夏天，张邦英调任陕甘苏区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陕甘苏区军委任命陈国栋为游击区指挥，牛书申为政委兼中宜独立营政委。后因陈国栋负伤未愈，没有到职。九、十月间，张仲良以代表这个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赶了一二十头毛驴，带去了很多大米、猪肉、布匹等物资，去富县羊泉塬一带慰问红十五军团。他们到了富县羊泉镇北红十五军团的驻地，军团负责人问张仲良：“你们地区土改了没有？”张仲良回答到：“没有，条件还不成熟。”不料竟当场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样，从1935年10月到11月，这一地区军队里的工作便由牛书申负责。尽管这样，牛书申也没有幸免，他一度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直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牛书申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很快被释放。

　　1935年10月19日，一支经历了万水千山，战胜千难险阻，不怕牺牲，远征两万五千里漫漫长路的部队，胜利到达陕北边陲小镇——吴起镇。这支部队有着非常响亮的名字——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首先是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不但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还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5年11月下旬，为了粉碎国民党部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集中到了富县一带，“直罗战役”即将打响。周恩来和彭德怀随部队一道来到了富县张村驿镇。在做战前部署时，红军送信给中宜独立营，要牛书申率领独立营的干部们到张村驿。牛书申接到信后，和独立营的几个干部们一起来到了张村驿。牛书申一进战斗指挥部的屋子，徐海东就给牛书申介绍说：“这是周副主席，这是彭德怀同志。”牛书申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周副主席和彭大将军，心情非常激动。周副主席留着大胡子，很英武。彭德怀同志显得稍瘦一点。周副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后，指示牛书申说：“给你们的任务是在中部、洛川之间，选一个地点设法打个埋伏，搞些药品、报纸和公文来。”

　　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牛书申率独立营在中部和洛川之间的交口河埋伏。这个地方两边是高塬，洛河绕村子而过，是从关中通往陕北的必经之路。牛书申他们便选择这个村子打伏击。一天，东北军的一个团从这里开过，有两个营上了属洛川管的高塬，有一个营在后面属中部管的高原上还没有下来。行进到交口河川道里的只有团部和卫生队。牛书申他们一看时机正好，迅速向川道里的敌团部和卫生队开火，很快就将这部分敌人消灭。塬上的敌人扑下来时，牛书申他们率领队伍早已撤出了战斗。牛书申派人将俘获到的敌卫生队人员和缴获的药品、公文、信件和报纸，送到了张村驿十五军团驻地，周副主席来信表扬牛书申他们任务完成得好。当时红军极缺药品，一下子搞到了大量的药品，为红军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不久，著名的“直罗战役”打响。为了配合红军主力，牛书申所在的独立营由赖传珠同志带领，在羊泉镇阻击由富县出发前往张村驿增援的敌人。他们的独立营和增援的敌人激战了整整一天，使增援的敌人不能前进，直到直罗方面的战斗结束后，增援的敌人才后退。虽然独立营牺牲了十几名同志，但他们为“直罗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红二团

　　到了11月下旬，根据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陕北根据地成立了陕甘省委、陕北省委。中部这个地区属陕甘省委管辖，同时也成立了中宜军分区，赖传珠任司令员。到了1935年12月，组织上调牛书申和郭炳坤（红四十二师一团政委）、张毅忱（陕北游击支队政委）3个人到红一方军政治部工作。他们到一方面军政治部驻地后，杨尚昆（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他们谈话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情况不太熟悉，说话群众听不懂，组织上调你们几个同志来，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一方面你们也可通过这个机会，学习党中央新的方针政策。因为陕北红军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没有电台，因此消息是很闭塞的。对外边形势的变化知道的不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知道的也很少，所以要好好地学习呀。”

　　牛书申虽然在政治部只工作了两个多月时间，但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中央红军为了提高陕北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办了一个训练队，牛书申就和他们一起听课。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些牛书申都是第一次听到，感到非常新鲜。在学习过程中，牛书申也是第一次看到《列宁文选》等书籍。以前牛书申对刘志丹和许多陕北干部被抓起来十分不理解，到政治部学习后，中央全面纠正陕北肃反错误，使牛书申的心情感到舒畅了。特别是政治部首长十分关怀他的工作学习，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牛书申在政治部工作两个多月期间，参加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举行的庆祝“直罗大捷”大会。政治部领导还派牛书申到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检查工作，传达中央政策。他到八十一师后，向政委讲了中央对待富农的政策，政委听了后问他：“这是哪儿的决定？”牛书申说：“是中央的决定。”那个政委不吭声了。

　　1936年2月，中央开始部署东征。赖传珠不再担任中宜军分区司令员职务，调到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工作。赖传珠给杨尚昆写信，要求调牛书申到司令部工作。杨尚昆找牛书申谈话，对牛书申说：“赖传珠写信要求将你调到他处工作，他对你印象很好，很信任你。”牛书申服从组织决定，到司令部六科（动员科）工作。赖传珠任科长，牛书申和陈干卿、高照林任科员，主要负责扩红和游击队的整编工作。

　　红军在东征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用了很短的时间，很快就扩大红军8000人，筹款40万银洋，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工作。牛书申所在的动员科，派出的扩红工作队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扩红人数达到了1000多人，有的工作队员一次就能带回一个连的人员，有的人还带着枪参加了红军，可见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热情。这些扩红扩到的人员，都补进了红十五军团和红三十军。东征胜利结束，红军撤回陕北后，驻扎在延长、延川一带休整。接着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会议，总结东征经验，决定新的工作方针，同时决定红军西征。

　　西征时，一方面军的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是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是刘晓，参谋长聂鹤亭。这时，牛书申奉上级命令和高照林一起来到了瓦窑堡。张云逸副参谋长接见了他们，说：“过一会周副主席和你们谈这次的任务。”周副主席来了，这是牛书申第二次与周副主席见面。周副主席说：“红军大学的三个毕业班组织了一个队，由你们带到野战军司令部。由牛书申任队长，高照林任指导员，你们把毕业班带到野战司令部后，司令部就会给你们分配工作。”牛书申和高照林把队伍带到三边的宁条梁镇，移交后，刘晓找他们谈话。宣布牛书申到二科任科长，高照林到豫旺堡地区任武装部长。牛书申到司令部后，红一军团、绀下五军团在甘肃打了环县等地，消灭了马鸿逵的一个旅。但安边还没有打下来。野战军司令部在宁条梁驻了近半个月，正准备出发时，陕甘省委军事部萧劲光同志来电，调牛书申到红二团当政委。红二团是在原中宜游击队、中宜独立营等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牛书申熟悉这支部队的情况，因此萧劲光指名把牛书申调过去。

　　牛书申到红二团后，先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不到一个月后，便任红二团的政委。因为甘肃一些地方土匪很多，红二团到达甘肃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保障交通，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当时甘肃新区条件非常艰苦，水质不好，土匪又很多，任务很重。部队中许多同志因不适应环境而生病。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团的全体指战员们克服困难，艰苦奋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陕甘宁省委当时出版的报纸曾发表文章，以《艰苦奋斗的红二团》为题，对红二团进行表扬。当时的省委书记李富春对牛书申说：“土匪怕你们，老百姓相信你们。”直到1937年8月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前，牛书申一直战斗在红二团。

　　关中军区

　　1937年10月，陕北根据地改为特区，原陕甘宁省改为陇东地区。马文瑞任书记，马锡五任专员，王世泰任司令员。3个主力团合编成警备七团，牛书申任警备七团政治处主任。各县游击队、独立营编成一个独立大队。1938年春，组织调牛书申任大队政委，大队长是刘懋功。1938年10月，牛书申到延安留守兵团开政工会议，会议结束后，他要求去学习，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牛书申随即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两个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牛书申觉得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太短，就去找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要求继续学习。萧劲光对他说：“你还没有学够啊，那你就到马列学院里学习吧。”牛书申说：“我的程度不够吧？”萧劲光给李富春写信，信的大意是：牛书申要求学习，我们同意他继续深造。李富春将萧劲光的信批给干部科长王鹤寿（当时李富春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云是部长）。于是，牛书申得到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机会。

　　1939年5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关中地区发生了旬邑事件，牛书申被调到关中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关中地委书记是习仲勋，司令员是张仲良。1941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央决定关中增加部队，由警一旅旅长文年生带一个团和旅部成立关中警备区，当时张仲良已到延安军事学院学习去了，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任地委书记兼政委，牛书申代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关中军区分区包括甘肃的正宁、宁县，陕西的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县（黄陵县）双龙镇到上畛子，即五县一个中心区）。

　　1942年底至1943年1月，牛书申参加了延安高干会议，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关中军分区的部队和警一旅合并，警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旅长文年生，政委由当时的地委书记张德生兼任，副政委是晏福生，政治部主任杜平，牛书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地区是整个陕甘宁边区离敌人最近的凸出部。胡宗南认为是插向他心脏的一把刀子。从1939年到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派10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关中地区进攻的次数最多。这一阶段，敌强我弱，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关中军分区利用夜袭、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不打硬仗的战略战术，歼灭了敌成营、成团的兵力。

　　警一旅和关中军分区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和封锁。牛书申在关中军分区任职期间，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同广大指战员们一起，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关中地区和周围驻有国民党七、八个师的兵力，他们不断对边区搞反共摩擦，每天都可以听到枪炮声。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边区不生产棉花、布匹，经济仍很困难。当时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多，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把公粮从18万石减到16万石，部队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自己动手纺线织布，但仍解决不了部队、机关的穿衣和棉被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关中是边区搞进口贸易的一个口子。关中地区的国民党占领区是产棉地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们千方百计想办法，对封锁关中的国民党军队送一些钱、物等，通过各种手段，使布匹、棉花等边区急需的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了边区。

　　由于敌人的进攻，关中军区也丢失了一些地方，如旬邑、淳化、正宁、宁县等县城，但乡村仍在我军手里。牛书申他们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并在国民党军队向边区侵犯时，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也占领了敌人的一些地区（主要是一些山区）。原来敌人占领的马栏镇、庙湾、柳林镇等，都被我军占领了，马栏镇还作为地委、专署、旅部的所在地。1945年7月下旬，胡宗南集中四个师和陕西省的保安部队一部，大规模向我关中进攻。我军同敌人在爷台山展开了争夺战，经我军英勇战斗，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团，收复了爷台山。

　　陕北军区和新中国成立后

　　1946年到1947年底，牛书申仍在关中地区警一旅任副政委、地委常委。解放战争开始后，1947年3月，敌人进攻延安，警一旅、警三旅一个团及关中军分区的其他部队由王世泰统一指挥，坚持斗争。关中军分区起到了牵制敌人，使敌人无法抽出更多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

　　1947年，警一旅和警三旅一个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关中军分区部队首先打下了耀县、白水县。耀县是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给基地，打下耀县后，我军得到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给养，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1947年底，关中地区基本上被我军收复。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战斗中消灭了刘戡的二十九军等敌人，关中地区东部一带（即渭河以北地区）大部分解放了。同时成立了黄龙军分区。牛书申被调到黄龙军分区任司令员兼警四旅政委（黄龙军分区管辖韩城、蒲城、白水、洛川、黄陵、宜君、宜川、黄龙等十多个县）。接着主力部队进行了西府战役，不仅消灭了宝鸡地区的敌人，还缴获了大量物资。这时，国民党整编十二师从延安到洛川南部，被我军第三纵队消灭了一大部，缴获了几辆小坦克。3月，整个陕甘宁边区被我军收复。5月，胡宗南部队放弃西安，向汉中撤退。到了1949年国庆前夕，陕西基本解放。关中军分区在粉碎国民党进攻边区、牵制敌人和消灭敌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夏天，牛书申被调到陕北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49年，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部和一个师在榆林起义（一个师因在包头未参加起义）。我军把这个军部和师改编成一个师，撤销了军部。为了很快改造这个部队，10月牛书申被调到这个师任政委，这支部队在榆林地区进行改造。开始是与分区的独立二师合并，后来又增加了骑兵师，由牛书申统一指挥，主要执行剿匪任务。1950年1月，牛书申调到了十九兵团，兼任陕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0月，兵团参加抗美援朝，决定他任陕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2年，牛书申任陕西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9月27日，在国务院礼堂，由周恩来总理授予牛书申少将军衔，并在中南海怀仁堂由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中央军委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5年2月到1956年7月，牛书申在政治学院速成系学习了一年半，毕业后任陕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党委书记。在抗美援朝期间，陕西省军区将15个独立团拨给了志愿军，又从全省动员了4万余人补充志愿军。1963年夏，牛书申奉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牛书申先后到内蒙、甘肃、青海、湖南等地所属国防工厂进行调研工作。1975年牛书申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指挥部第一政委。1977年到1982年5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主要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工作。

　　牛书申曾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他有功不居功，谦虚地说：“自己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自己始终想的是要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为党多作贡献。”牛书申退居二线后，仍然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勤勤恳恳地工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7年7月17日，牛书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杨同轩）

　　孟树林

　　孟树林，男，汉族，1916年9月出生，黄陵县店头镇七丰村人。1937年2月参加革命，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2月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宜君县店头镇，黄龙、澄城、合阳、韩城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区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书记，中共宜君县委副书记，澄城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县长，宜君县县长，中共天水专区微县县委书记，天水地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1950年12月后调任新疆军分区秘书处处长、莎车地委副书记、中共喀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农三师政委；“文革”后，历任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革委会副主任、州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统战部部长，自治区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自治区第二届党委候补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2月离休。2004年3月病逝，终年88岁。

　　高侠

　　高侠，原名高秀峰，男，汉族，1922年1月出生于黄陵县隆坊镇段家塬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曾任陕甘宁边区党校文秘科长、洛川特委机要通讯秘书兼宣传部长、中共宜川县委书记；后历任西北局直属党委专职副书记，国家监察部监察专员、审干办主任，中央气象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书记。

　　黄陵县隆坊镇段家塬村位于黄陵县北部。20世纪三十年代，张邦英率领的游击队和杨森率领的红军骑兵都曾在这里活动。张邦英召开几个村的村民大会，宣讲共产党打土豪、分财物，建立村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革命道理。苏继堂、牛书申、李景熙等带领的小股游击队也经常来这一带打游击。幼年时的高侠就生活在这片土地并逐渐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

　　富县直罗镇战役前，中央红军来到段家塬，召开村民大会，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成立了儿童团，高侠被指定担任儿童团团长。

　　1937年春节，高侠在阿党村遇到薛志仁。当时薛志仁担任店头小学校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同在一个院住了几天，薛志仁给高侠讲西安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听见他会唱红军歌曲，很高兴，就鼓励他好好学习，还写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条幅——“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给他。后来，薛志仁将高侠的情况介绍推荐给了时任黄陵地下工委书记的郭景龙同志。

　　1938年春，郭景龙在黄陵县桥山高小操场旁找高侠谈入党问题，高侠愉快地答应了。郭景龙为他讲解了共产党抗日的有关主张、政策等，鼓励他努力学习，做一个好学有为的青年，并一再嘱咐要保密。因为当时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过了一段时间，和高侠同村比他大四五岁，也在高小上学的段志道再次找他谈入党问题。最后，黄陵地下工委的晁清芳告诉高侠，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现在是自己人了，并给他一份延安出版的刊物和油光纸印的材料，内容是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条件等。从此，高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为党发展了四五名党员。

　　1939年春，国民党县党部派人来黄陵高小任教，名义上是教数学，实际上是监控进步学生及党员的地下活动。高侠联络了几位进步同学晚间在西山坡路上张贴标语反对，最终赶走了这个人。后国民党县党部追究此事，洛特负责人之一的杨西林找高侠谈话，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行动并指示要反对开除学生，保存党的力量。

　　过了两天，杨西林介绍高侠、宋佰桥、王文蔚去洛特受训。在此期间，高克林亲自给学员讲课，讲抗日统一战线、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党的纲领等。高克林的讲话对高侠教育影响较深，革命觉悟有所提高。离开店头时高侠还到洛特办的书店买了《斯大林与红军》等几本书。从此时起，杨西林就一直和高侠单线联系，布置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壮大党的力量。

　　1939年冬，高侠带头联络了七八位进步同学（其中还有几名党员）去洛特。洛特派他们去陕甘宁边区党委转边区党校学习。为便于以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党组织为其改名“高霞”，后又经党组织同意改为“高侠”。

　　1947年初，高侠担任洛特机要通讯秘书和宣传部干事。当时强自修任书记、黑志德任组织部长、于桑任社会部长、王宝山任司令员、白彦博主管后勤。为便于隐蔽和行动，洛特组织机构精干，人员很少。延安保卫战开始，洛特即受西北野战军前委领导，前委配给洛特一部电台，共有五六个工作人员。当有重要新闻和胜利消息时，他们都能及时得知。高侠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受洛特委派与洛特下属工委和游击队做上传下达的联络工作。

　　战争开始不久我野战军主力拟出击国民党统治区宜君等地，强自修派高侠到双龙镇宜君工委书记薛志仁处，详细了解敌防务设施等情况。到达双龙后，薛志仁连夜和高侠谈了几个小时，高侠作了详尽的记录并整理成文，由薛亲自过目后带回洛特，胜利完成了任务。

　　1947年4月，为配合我军主力在边区内的军事行动和扰乱、拖住敌人，我军一部（王世泰部）要攻打黄陵重镇隆坊镇。接到电报后，强自修派高侠带两名战士携带电报于黄昏出发连夜赶到我游击队前沿地区，传达电报内容和有关指示。命令及时送达，冯力生和王宝山司令员即刻带部队连夜出发，配合我野战部队围攻回乐堡，我军顺利解放隆坊镇。

　　1947年秋末，冯力生带工委人员和一部分游击队到富县太平庄一带地区活动，而高侠当时也在工委。一次，贾光建受工委指派带10余名游击队员靠近隆坊地区进行侦查，夜晚住在一个村庄，遭隆坊敌军袭击，贾光建和个别游击队员突围出来，其他住在农民窑洞内的同志遭敌包围攻击。当时情况惨烈，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有的被俘。第二天早晨天快亮时，贾光建赶回太平。刚到不久，从太平庄东侧传来一阵枪声，原来是隆坊来袭敌军和我太平庄前沿游击队接触，冯力生和高侠等迅即向太平北沟安全转移，住在太平的游击队也迅即转移，未受损失。

　　1948年春节过后，高侠所在的洛特即返回到薛志仁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驻地槐树庄。我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战役的重大胜利后，高侠随薛志仁所率领的游击队进驻店头附近地区。当时店头尚未解放，敌军负隅顽抗，高侠带几位同志去紧靠店头的村庄宣传我军瓦子街战役胜利的消息，张贴标语，召开村民大会。有次他和李勇深夜去店头西山对敌喊话，劝敌投降，两天后，敌人即偷偷逃跑，店头解放。后薛志仁所率领的游击队奉命整编成立一个正规团，开赴前线，高侠则被组织决定留在洛特继续工作，后调宜川工作。

　　1954年底，高侠调北京工作，任监察部监察专员和部党组直接领导的审干办公室主任。1959年底调中央气象局工作，先后任干部处处长兼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政委和党委书记、政治部负责人，中央气象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气象局局党组成员等。1983年10月，高侠主动申请并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离休，享受正司级待遇。

　　薛志仁

　　薛志仁，曾化名薛志超，男，汉族，1918年出生，黄陵县店头镇厚子坪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宝鸡地委书记。

　　幼年家庭贫苦，6岁给人放牛，12岁父亲将地押给他人，借钱送他上学。1925年他考入店头高小，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为人正直，团结同学，威信很高。193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民立中学，在学校接近地下党组织，结识进步学生，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马列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他深感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探求救国救民道路，进步很快，被选为学生救国会委员，组织带领学生罢课、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斥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

　　1932年3月，薛志仁经宁耀峰、薛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6月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中共党员。

　　1933年4月26日，薛志仁发动民立中学学生罢课，驱逐反动校长，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派考试院长戴季陶前来西安镇压学生，薛志仁带领学生砸了戴的小汽车。薛志仁身份暴露。5月，国民党警察包围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薛志仁被学校开除。8月，西安党组织遭破坏，薛志仁与组织失去联系，化名薛志超，持假造的“山西省新泽县中学毕业证”转入西安民兴中学，同年底回故里当了教师。

　　1934年春，薛志仁与宜君偏桥乡教师强自修组织了秘密读书会。强自修负责偏桥、薛志仁负责店头高小的读书活动。薛志仁改变旧式教学，启用新课本，以及油印进步小册子教育学生，经常给学生讲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学校革命气氛空前活跃。

　　1936年，刘培植在宜君石铺村组建“中共红宜县委”，薛志仁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店头工委书记、中宜工委组织部长，分管店头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工作。他依靠工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当地学校、煤矿、农村、香房、砖瓦窑工人中发展党员30多名。秋季，县委成立区委，薛志仁任书记。1937年，中共陕西省委迁至店头，设立红军办事处（后改八路军办事处），薛志仁与办事处直接联系，将组织扩大到店头前后川、双龙、建庄、仓村，形成以店头为中心的抗日后方根据地。“七·七”事变后，薛志仁把店头小学更名为抗日小学，亲任校长。在办事处的协助下，成立了抗敌后援会、青救会、学救会、妇救会、工会等抗日团体并在学校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他的带领下，店头地区的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抗日小学30余名学生进入边区参加革命。1938年初，薛志仁带领学生在街道贴标语、喊口号，“打倒高警佐”“打倒白脖项狗”，与反动警佐进行斗争，迫使警察队连夜撤回县城。

　　1939年薛志仁调任洛川特委秘书长，后任洛川特委委员兼中宜县委书记、统战部长。同年11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店头是国民党当局进攻的重点地区。薛志仁发动各级党组织和抗日力量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0年4月国民党28师以4个团的兵力进攻店头，薛志仁率领游击队、赤卫队，配合八路军独立3营阻击敌人，掩护陕西省委、洛川特委和八路军办事处机关，从店头西山高皇庙梁安全转移到双龙街。

　　1940年秋，国民党28师和便衣队包围了薛志仁家，将其二叔吊在房梁上活活折磨致死，把他的父亲、大哥、八弟打成重伤，其父亲因伤势过重不久辞世。面对国民党的淫威，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1941年，薛志仁带领侦察队在罗圈湾土窑休息时，突然被敌包围，整整打了一天，游击队长及大部分队员受伤，他也受伤，几次突围都未成功。子弹打光后他镇定自若，迅速将所带文件烧光，砸坏枪支准备用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幸好双龙工委通讯员及时赶来，他们才脱险。

　　1945年，他在双龙举办一个50多人的教导队，为以后的雁门支队培养了一批骨干。10月，雁门工委成立，他任书记，负责中部、宜君、蒲城、白水、铜川、富县六县党组织发展工作和武装斗争。1946年9月为迎接王震部队进入边区，他按黄龙地委的部署成立雁门支队，任支队长兼政委，后来这支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黄龙地区的主力部队。

　　1948年，薛志仁任洛川特委军事部长，带领雁门支队辗转在洛河以西地区，配合正规部队先后解放了隆坊、店头、建庄、双龙、焦坪及铜川、宜君、富县、白水的广大地区，歼灭敌人两千余人，并亲自指挥了瓦渣岭歼灭战、白家沟伏击战、八丈原攻坚战、许家原火攻战等有名战斗。后又将雁门支队改编为黄龙分区警备10团、西北第一野战军第四军12师34团，他任政委，参加了解放荔北、宝鸡和兰州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黄龙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宝鸡行署专员，宝鸡地委副书记、书记，宝鸡市人武部政委，宝鸡军分区第一政委，陕西省省委委员等职。

　　1965年10月14日，薛志仁因多年积劳成疾在宝鸡去世，终年57岁。在战争年代他3次被抄家、6次负伤、10次遇险、多次立功受奖，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和平年代他全心全意、兢兢业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为了缅怀他，中共宝鸡地委、专署、军分区为他刻石立碑，题写了“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以志纪念。

　　韦明海

　　韦明海，男，汉族，1921年9月生于原中部县（今黄陵县）北谷区。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初期，曾长期在黄陵县双龙区、上畛子及富县、洛川县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历任黄陵县桥山小学党小组组长、支部书记，富县师范党支部书记，南泥湾垦区政府秘书，中共黄陵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后历任中共黄陵地委副秘书长，延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康县委书记，安康地委副书记、第一书记，安康地区农办副主任，陕西省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宝鸡地委书记，宝鸡市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农委主任兼农业局局长，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陕西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曾当选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陕西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

　　苏斌

　　苏斌，男，汉族，1921年2月出生，黄陵县隆坊镇苏家峁村人。193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初春在中央政治警卫大队学习结束后，与王炳忠、卢佑德一起担任刘少奇警卫员；1938年11月随刘少奇奔赴中原地区（豫南确山竹沟），继续担任警卫工作；1939年8月在军事教导队学习期满后调鄂豫边区随县第三游击支队三中队工作，历任四军五师排长、连长，警卫团营长。1950年转业，历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长，湖北省检察院处长，襄阳地区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荆州地区地委常委、行署专员。1995年病逝于荆州，葬于荆州烈士陵园，1998年迁至故里。

　　苏斌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多年，深受党的培养，革命意志坚定，作风过硬，机智勇敢，作战顽强。“五·四”突围中奋不顾身，保护首长安全脱险，荣获解放“七·一”勋章，“五·四”突围模范等殊荣。

　　田禾夫

　　田禾夫，又名田文扬，男，汉族，1912年5月出生，黄陵县仓村乡秦家塬村人。大学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

　　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平津学生流亡演剧队”队长，安吴青训班青救剧团副团长，伪宜君县教育科长、临时参议会副会长、“三青团”主任，伪陕西省参议员，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安民立中学教导主任，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西安市文管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政协西安市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投身革命

　　1930年秋，田禾夫考入陕西第一师范，在国内著名历史学家武伯伦和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敷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苏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副会长、延安民族革命大学校长）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接受革命思想，阅读进步书籍。1931年，经中共地下党员刘宗沛介绍加入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建文艺演出队宣传抗日。1932年4月参加了“四·二六”驱戴斗争。1933年2月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校方开除。后转到北平，考入中华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一年后又考入流亡于北平的东北大学俄文系攻读俄语。在北平学生会结识了学生会负责人郭明秋（女）、姚依林等人，并在姚依林领导下，组织了部分同学从事接待上访灾民、募捐救济灾民等活动。1935年参加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作为“民先队”骨干分子参加了声援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营救在上海被捕的“七君子”等活动，并通过组织街头义演进行募捐。1937年“七·七”事变后，陕西籍同学回到西安成立了“西安平津同学会”“平津学生流亡演剧队”，组织学生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他被推举为交际部部长、演剧队队长。这时他结识了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及其秘书常黎夫。在杜斌丞资助下，同学会办起了救亡刊物《怒吼》，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此期间，经陕西省二中地下党员张寒晖（《松花江上》词曲作者）介绍，于1938年1月在西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演剧队支部书记。带领演剧队活跃在西安、关中、陕南……使抗日救亡的歌声回荡在三秦大地。1938年3月，日寇占领山西临汾、风陵渡，兵临黄河，虎视长安。4月5日，田禾夫在省二中校长江隆基先生支持下，在省二中主持召开了抗日救亡座谈会（联席会）。丁玲、萧军、田间、李公朴、王若望、侯外庐、杨明轩、徐冰如、谢华、李敷仁、苏一平、杨醉乡、丁浩川、方晨、李连璧等各路精英齐聚一堂，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后田禾夫带领演剧队走出西安，先后巡回到眉县、宝鸡、汉中、褒城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1938年6月，根据党组织指示，田禾夫带领平津演剧队一行28人沿西兰公路徒步西行，千里跋涉奔赴抗日力量薄弱的兰州开展宣传活动。临行前，党组织让田禾夫到安吴青训班挑人，以补充“兵力”。他选定的14名优秀学员中有后来以《歌唱祖国》而闻名全国的音乐家王莘和以《梁秋燕》而誉满三秦的剧作家黄俊耀等人。安吴青训班班主任冯文彬（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团中央书记）、组织部长黄华（后任外交部长）当面给他交代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党代表谢觉哉和伍修权主任，要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兰州，他们见到了革命老人谢觉哉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修权。1938年10月演剧队在兰州演出，受到兰州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鼓舞了抗日斗志，促进了各民族的大团结，激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后被迫解散。田禾夫和爱人白樱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延安参加第二次全国“青救”代表大会，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大礼堂见到并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939年初到6月，田禾夫被派到安吴青训班干部连学习并任青救剧团副团长，爱人白樱则被分到艺术连任教员，教音乐课。

　　打入敌人内部

　　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处在最艰苦的时刻，前方与日寇的血战僵持不下，解放区又屡遭国民党的围攻进犯。中国共产党为隐蔽精干、保存革命实力，将一大批干部疏散，转入地下斗争。冯文彬、黄华同志指派田禾夫到西安去，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打进敌人内部，爬高站稳，长期隐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田禾夫夫妇带上组织介绍信去云阳镇的省委机关接转组织关系时，省“青救会”负责人毕於仁（又名陈旭）因鉴于白色恐怖、敌人盘查太严，怕路上出事，让田禾夫夫妇到西安找到工作后再转。由于当时的特殊原因，这段组织关系一直未能接上（需要说明的是，毕於仁的用心是好的，但却给田禾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牢狱之灾留下了有口难辩的苦涩）。在李敷仁帮助下，经贾云飞（李维汉同志的女婿）的介绍，田禾夫夫妇一同加入了宋庆龄、李德全组织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豫陕军人服务部，以民主团体成员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根据服务部负责人辛志超（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指派，奔波于宝鸡、凤翔、渭南以及河南的南阳等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1941年经李敷仁推荐见到了伪陕西省教育厅长王捷三，在王捷三介绍下田禾夫担任了宜君县教育科长。在此期间，又由伪县党部干事任道安（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介绍参加了“党网”及国民党。1942年12月至1943年7月，田禾夫被伪洛川专署调往洛川任三区联合训练所教育长。1943年8月至1944年1月，他又被调到黄陵县机械职业学校任教育主任。1944年5月经地下党员焦季云（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后被安葬在烈士陵园）、姚一征介绍任大荔县三青团书记。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任耀县“三青团”筹备主任，并兼任宜君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和二区地方行政干部联合训练所教官。1945年10月至1947年8月，被调往宜君县任“三青团”主任。1946年上半年经李敷仁介绍加入“民盟”。1946年10月他和爱人白樱及3个孩子被敌人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后，遭受了4个多月的刑讯逼供，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经地下党员焦季云担保获释。1947年10月任伪陕西省参议员。1947年南京政府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企图以此迷惑国人，挽救其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反动政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共产党员在“国大代表”中取得一些席位，田禾夫辞去宜君县“三青团”主任一职，在地下党员吉午中、饶紫云的支持下竞选伪“国大代表”成功，并出席了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为党做了一定的有益工作。

　　田禾夫在宜君，拿的是国民党的饷，干的是共产党的事。他积极兴办教育，将宜君的完全小学增加了一倍之多。他还暗中动员组织进步青年投奔革命。

　　出席“国民代表大会”之后，田禾夫留在西安。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在新成立的西北民族解放同盟中搞对敌军的策反工作，并搜集敌军情报，通过地下交通站将情报送到中共路东工委。西安解放前夕，田禾夫奉命为解放大军搞一份西安城防图。他深入虎穴，终于将图通过交通员送到路东工委社会处曾权生、于桑（后任国家安全部长）手中，为解放西安作出了贡献。西安解放后，田禾夫积极协助公安机关镇压反革命，与龙江支队（西北公安部代号）接上关系，为解放军肃清城内的反革命提供了100余条线索，抓获了特务李经彻，缴获长短枪七八支，为稳定当时西安革命秩序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田禾夫在新中国的艳阳下，以百倍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在西安民立中学任教导主任，并被选送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研究班深造。

　　雪洗冤狱

　　西安解放后，田禾夫积极找组织要求恢复党的关系，正当西安市委组织部调查处理田禾夫的党籍问题时，1951年3月，宜君县人民法院以所谓反革命罪拘留了田禾夫，并以所谓有两条人命、诬告干部、破坏土改等罪行错误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进行劳改，造成重大冤案。虽然自己被错捕错判、蒙受奇冤，被押送到宁夏潮湖农场劳动改造，但田禾夫对共产党的信念从未泯灭，他坚信：只要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自己的冤屈一定会有昭雪之日！他坚持申诉，向县、地、省三级法院反复申辩。同时给谢觉哉、冯文彬、黄华、辛志超、伍修权、李敷仁、毕於仁等一切了解他的人写信，请他们为自己作证、辩诬。最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信，倾吐自己的冤屈。1959年3月15日黄陵（时宜君并入黄陵）县法院作出裁定：对田禾夫的原判刑期“除执行八年零六天外，提前释放，剥夺政治权利10年亦一并撤销”。这个裁定并未洗去强加在田禾夫头上的罪名。走出劳改农场，被分配到西安市67中学校办工厂劳动的田禾夫为了彻底昭雪，仍坚持申诉，并为此付出了20年的血泪代价。“社教”运动中，田禾夫被继续批判，“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田禾夫以“有罪”之身遭到“横扫”，四条肋骨被打断，蹲牛棚7年。1975年，延安地区法院责成宜君法院关门一周，由地区法院派人到宜君集中复查田禾夫案。5月3日，延安地区中级法院下达了刑申字（75）第二号裁定书，明确指出：“原判认定田禾夫诬告薛××同志，破坏土改，不属事实，枪杀薛士俊、党耕三，因薛、党两人均系宜君县反动头子，不应给田禾夫定罪判刑”，“撤销宜君县人民法院1951年9月20日法刑字第124号刑事判决书和黄陵县人民法院1959年3月15日黄刑字第1号裁定书”。基本上为田禾夫洗雪了不白之冤，但裁定书中“田禾夫历任敌伪县教育科长、”三青团“主任、副参议长，省参议员，伪国大代表均属政治历史问题”，“交由有关单位查处”，这仍给田禾夫留下了个“尾巴”。

　　田禾夫为了给自己的历史问题讨回公正的说法，他进京亲自拜访那些曾经指导过自己革命工作的老首长、老同事。在胡耀邦、王任重等的拟言下，1979年3月30日田禾夫终于接到西安市委组织部正式文件。文件决定：恢复田禾夫同志党籍。党龄从1938年元月算起，工资级别从1979年3月起由22级调整到14级，并分配适当工作。因错判劳改造成生活困难，可发给生活补助费5000元……

　　1977年，西安市委组织部任命田禾夫为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兼任西安市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员会委员。他先后当选陕西省第五届政协委员，西安市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等职。1983年在西安市离休。

　　贾光建

　　贾光建，男，汉族，1920年5月出生，黄陵县侯庄乡贾塬村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延安大学学习，在洛川特委，延长县委，延属地委统战部，富县县委统战部，黄陵县政府、县委工作。曾任黄陵县政府一科科长、县委组织部部长；1950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53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三处副科长；1955年任渭南地委农工部副部长；1956年任西藏工委拉萨分工委副书记；1957年任西藏工委办公厅副主任；1961年调回渭南地区机关工作；1983年任渭南行署顾问；1985年离休，享受正地级待遇；2005年1月逝世，终年85岁。

　　党奎

　　党奎，男，汉族，1918年10月出生，黄陵县侯庄乡闫塬村人。1938年7月参加革命，194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随老师马健铃参加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建工作，先后担任班长、队长、团部秘书长、演出大队大队长；1943年参加边区大生产运动，在文化协会办商店，1944年重新调回民众剧团；1947年3月，民众剧团一部编入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序列，改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队领导成员之一，1948年任宣传队剧音科科长；1949年4月，先后任西北军政大学文工团指导员，西北军区政治部协理员；1956年，在西北党校学习；1957年8月，任甘肃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1959年8月任副厅长；1963年2月，任甘肃省定西县代职副县长、县委书记；“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4年1月任景电工程指挥部政工组长；1975年8月任景泰川灌区水管处党委书记；1979年1月任甘肃省水利厅副厅长；1983年4月离休。

　　1957年6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

　　刘秦真

　　刘秦真，女，汉族，1917年4月出生，黄陵县太贤乡备村人。刘含初烈士之女，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2年3月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文化补习学校、延安中学干部培训班学习；1943年在中央保育院工作；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工作；1948年在西北党校学习；1949年2月在西北军政大学工作，历任统计、组织干事、副政治指导员；1950年在兰州军区速成中学学习，任党支部副书记；1952年任兰州军区政治部托儿所副主任；1954年任兰州铁路局幼儿园副主任、甘肃省委交办肃反办公室专职副书记、省计委人事科秘书；1958年任兰州汽车修理一厂人事保卫科副科长；1965年任定西地区农机局负责人；1974年调甘肃省电力局中心试验所人事科、省水利局政治处工作，1979年任省水利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临时党委副书记；1982年12月离休。

　　刘锦儒

　　刘锦儒，男，汉族，1929年7月出生，黄陵县侯庄乡桥沟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8年2月参加革命，任黄陵县桥山区第二乡乡长，9月调任桥山区政府秘书；1949年4月随部队支援新区，7月参加扶眉战役后分配原宝鸡县人民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审判员、副院长、院长；1956年8月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8年3月任代县长；1959年3月县市合并后任坪头、益门公社党委书记；1960年7月任宝鸡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61年6月任宝鸡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69年7月任冯家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1971年3月任宝鸡市委农林办副主任；1975年7月任宝鸡市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0月任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8月任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8月任主任；1993年离休。

　　曾在全国第一个五年普法教育中荣获全国普法先进个人。

　　田得霖

　　田得霖，曾用名田逢春，男，汉族，1915年12月出生，黄陵县田庄镇田河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任中部县工委宣传部长。1938年到延安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后历任关中军分区警卫连政治教员、民运干事，青年营政治委员，洛川特委教导大队大队长，黄龙游击第三支队队长、政委，黄南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韩城支队队长。建国后历任西北军区独立二十二团、独立四团、独立十一团政委，陕西省商洛军分区副政委；1958年转业，历任陕西省国防体育协会副主任，陕西省体委副主任、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陕西省分会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陕西省体育总会第五届委员会顾问，陕西省政协常委；2005年2月逝世，终年90岁。

　　青年时期接受进步思想。抗战初期，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作战，先后参加了转战陕北、雁门山突围战、黄龙山伏击战、荔北战役、攻克潼关等数10次战斗和战役。转业地方后，长期担任省体委主要领导职务，经历了陕西体育事业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曾支持黄陵体育事业，资助体育器材。离休后，仍然关心全省体育事业的发展，担任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顾问，陕西省体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和《陕西省志·体育志》主编，主持编纂了《陕西省志·体育志》。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解放西北纪念章”“人民功臣章”；1955年国防部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1986年国家体委授予“体育开拓者奖章”。曾当选中共陕西省党代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建伊拉克体育馆考察组组长。

　　冯力生

　　冯力生，原名冯有钦，男，汉族，1917年1月出生，黄陵县隆坊镇冯家河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任中共黄陵县委书记。

　　1927年上学，后因家乡灾情严重，生活困难，被迫辍学。两年后，才一边在家干活一边继续上学。1932年，刘志丹带领陕北红军进驻双龙镇，打土豪分财物，张贴告示标语宣传革命。冯力生经常到红军驻地，听他们讲课，帮他们发传单贴标语等。刘志丹看冯力生聪明、勤快，就经常给他讲革命理论，引导他控诉旧社会的黑暗。

　　1935年，冯力生进县城模范小学读书，8月升入高小。由于受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他已经对事件、言论的是非曲直有了自己的观点和辨识能力。当时的高小校长王学山是个封建老先生，他实行奴化、禁欲主义教育，不让学生阅读刊有新思想的报刊，不让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主义运动。这种愚弄、欺骗、禁锢学生的行为引起了冯力生等同学的极大愤慨。一天晚上，冯力生和几个同学溜进王学山的卧室，偷走了王学山抽大烟的烟具，连同写有王学山“压制学生”的十条罪状书一齐送到县政府，要求县政府撤换王学山。在学生运动的冲击下，县政府教育科撤换了王学山。这次运动的胜利，使冯力生得出邪不压正、坏事不长久的结论，也使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蔑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1937年红军进驻黄陵，建立红军办事处，这不仅推动了黄陵地区抗日救亡的开展，同时给建党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进步教师向在校学生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组织学生读书会，介绍学习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在黄陵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崭新局面。这一切令冯力生振奋不已，经常跑到红军驻地，帮红军干活，参加救亡运动，学习革命书刊，思想进一步受到熏陶，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初步产生了向往革命的思想。

　　1936年，王国权继任高小校长，仍然禁止学生阅读革命书刊，进而处罚学生，独断专行。校方收取各种杂费，克扣学生服装费，使许多学生因经济负担不起而被迫辍学。冯力生、刘克荣等人组织学潮，向县政府提出“该王才疏学浅，不称职，应予更换”的请求，还张贴标语，呼吁社会公众声援，坚持罢课多日。时任县长的艾善甫十分恐惧，动用一个连的兵力包围学校，逮捕了冯力生、刘克荣等7名学生，艾善甫亲自动手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冯力生等咬紧牙关，不向艾善甫低头，弄得艾善南也无可奈何。因清明节国民党高级官员要来黄陵祭祖，艾善甫怕惹出麻烦，这才释放了冯力生等7名学生，这就是震惊当时黄陵地区的“高小事件”。这一事件使冯力生彻底看清了国民党以强凌弱和官官相护的丑恶行径，激起了他强烈的不满和仇恨，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参加革命的决心。

　　因“高小事件”，冯力生被学校除名，来到七里镇高小上学。该校校长薛志仁和教员刘子修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寻找一切机会让冯力生参加革命活动，经常给他讲革命理论及共产主义理想等，还经常借给冯力生一些进步书刊，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引导冯力生向党组织靠拢。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驻七里镇办事处王浪超介绍冯力生到延安教育部培训班学习，同年12月，冯力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冯力生先后担任关中特区淳耀县教育部科员、科长，县委秘书，二区区委代理书记，关中地委地干班（地方干部培训班，即地委党校）主任，黄龙特委中部工委书记等职。1948年，黄陵县解放，冯力生被任命为中共黄陵县委书记。

　　担任县委书记后，为了肃清反动武装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冯力生带领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一边清理登记国民党各级公务人员，让其交出公文、文件、物质、枪械等，一边对反动武装采取坚决消灭与政治攻势，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半年时间内摧毁国民党4个镇公所的政权组织及反动组织，破获18个情报组，抓获情报人员98人、特务84人，收缴大量的枪支弹药，铲除反动势力赖以生存的条件。

　　为了打倒农村封建势力，使人民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