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人物卷

第十一节 历代重修、整修黄帝陵

　　从秦汉立庙并建黄帝陵园后，唐代宗大历五年，在桥山西麓扩建轩辕庙。正殿五间东西厢房各九间，并修筑了祭祀坛。

　　明朝洪武十三年新修了“人文初祖”大殿。万历二十一年修了碑亭。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登上皇帝宝座，即熹宗皇帝。他从国库拨出纹银3000两，派遣使臣，重新整修了黄帝陵庙。新修东西长廊、碑亭一幢。崇祯九年，皇帝朱由检收到使臣万云路奏章，建议整修黄帝陵庙。崇祯核准，同年七月动工，历经40天补修正殿六楹，修大门、二门共八楹，筑垣墙110丈。陵庙焕然一新。

　　清顺治八年（1644年），修陵庙1次（无碑记）。康熙六年、五十二年两次修整了陵庙。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十六年，道光十四年，先后6次重修陵庙。其中最大的一次整修是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逢70大寿，普天同庆。历经一年多时间备料，七月动工，十月完工，新修大殿、碑亭三楹，更衣亭三楹，大墙照壁一座，3丈有余。南北通道30余丈，共花银两90余万两。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张治中、熊斌发起海外华侨募捐外币7000余元，整修山陵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10月第一个上书毛主席“一定要把黄帝陵整修好”的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1990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陕西视察工作时，专程来到黄帝陵桥山祭拜始祖。在桥山之巅看到古柏森森，郁郁葱葱，历代祭祀石碑犹在，具有五千年历史见证的“黄帝手植柏”依然根深叶茂；陵园庙宇荒芜，建筑年久失修，山上祭祀场所狭小，山陵道路陡堵，缺少必要设施。这和拥有12亿人口的中华民族以及五千年悠久历史地位极不相称。李瑞环倡导：“一定要把黄帝陵保护好、整修好。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他指出，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敬仰的祭祀圣地。做好黄帝陵整修和保护工作，对弘扬黄帝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李瑞环倡导下，黄帝陵所在地陕西省人民政府、延安市政府、黄陵县人民政府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热情支持下，耗资1.9亿元，历经14年整修，一个“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黄帝陵和轩辕庙展现在亿万炎黄子孙面前。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投资最多、规模最大、风格最高的一次整修祖陵。2004年清明节，在能容纳5000人的祭祀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国家级祭祀仪式。

　　（兰草）

　　盖吴

　　盖吴（416—446），杏城（今陕西省黄陵县南城）卢水胡族人。匈奴左沮渠部后代，据传生于北地郡（今陕西富平东北古义亭城），是北魏时期最大规模的北方各民族大起义的首领。

　　魏晋以来，关中地区已成为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杂居的地方。从永兴五年（公元431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西征入陕攻灭鲜卑族赫连氏大夏国的势力，到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后，对诸少数民族实行军事统治。在羌族聚居的地方设李润镇（今陕西大荔北）；在氐族聚居的地方设仇池镇（今甘肃成县西北）；在卢水胡（一般认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后来逐渐分布秦、陇。关于卢水所在，有人认为是在陇东的安定郡，也有人认为是湟水支流卢溪水、张掖的黑水及武威的谷水等各种不同观点。而卢水胡的族源，有源于小月氏及匈奴两说，目前也无定论。杏城地区的卢水胡是汉化匈奴的一支务农部落，与羌族和龟兹移民杂居一起，已经开始了从游牧向农耕生活的转化）聚居的地方，设杏城镇（今陕西黄陵西南）等，各镇镇将皆由鲜卑贵族担任。数年之内，关陇地区诸少数民族已经开始融入农业文明，却不断受到来自还保留漠北游牧民族特征的鲜卑铁骑的蹂躏，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族的反抗起义不断爆发。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九月，杂居于今陕西北部、甘肃南部和山西西部的汉、氐、羌、屠各、蜀（即叟）等族人民为反抗北魏的压迫，在卢水胡盖吴（时年29岁）领导下聚众起义。盖吴在杏城天台山（今陕西黄陵西南）建立政权，自号天台王，署置百官。当时民间流传着“灭魏者吴”的谶语，人们都认为这事应验在盖吴身上。

　　陈寅恪据《南齐书·魏虏传》“佛狸讨羯胡于长安”，认为盖吴为羯人，卢水胡指卢水流经之地的胡人，是杂胡，而杂胡以聚居地主要民族的文化主导其生活。唐长孺《魏晋杂胡考》也持此观点。盖吴是卢水胡的首领，因此，当盖吴率领部众起义后，得到龟兹移民和羌人等各少数民族群起响应。白广平是盖吴的部将和得力助手，是龟兹移民的首领。

　　当年十月，借助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盖吴率军歼灭了前来镇压的北魏军，杀死镇守长安镇的副将拓跋纥。北魏政权立即征发高平敕勒部的骑兵赴长安（今西安西北），命将军孙拓跋统领并（今太原西南）、秦（今甘肃天水）、雍（今山西永济西南）三州兵马屯于渭水之北，共同抵御盖吴义军。到十一月，盖吴借初次大捷声威，很快将队伍壮大到10余万人，并派部将白广平率军西进，攻占新平（今陕西彬县），很快得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响应。白广平渡过泾河，接连攻克□、陇，杀□城（今陕西陇县南）守将。同时，盖吴亲率主力东进李润堡（今大荔县城），“控弦五万，东屯潼塞，任质军门”，并分兵进攻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以东地区，受魏将章直部阻击，溺死于黄河者3万余人，不得已又西向长安发展，在渭北又被魏将叔孙拔部击败。东进虽然受挫，但盖吴这支联合队伍在各族人民的反魏斗争中仍然迅速壮大。

　　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袭击北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骑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绛附近）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担任秦州刺史，袭击闻喜（今属山西），控制了平阳（今山西临汾）、弘农（今河南三门峡）之间的大片地区，占据崤函战略要道，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3万余人。关中西部散关一带的氐族人也杀陈仓守将，起兵呼应。陕北以至河套一带的游牧部落首领胡兰洛生等也与盖吴结盟反魏。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掎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兰州），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一时间北魏政权“东西狼狈，威形莫接，长安孤危，河洛不戍”。

　　盖吴还派遣使臣赵绾到江南，向南朝刘宋政权的文帝刘义隆上书称臣。他在上书中说：“自灵祚南迁，祸缠神土，二京失统，豺狼纵毒，苍元蹈犬噬之悲，旧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义因机，乘寇虏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奋之愤，故创迹天台，爰暨咸、雍，义风一鼓，率士响同，威声既张，士卒效勇，师不崇朝，群狡震裂，殄逆鳞於函关，扫凶迹於秦土，非仰协宋灵，俯允群愿，焉能若斯者哉。”盖吴指出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北魏的残暴统治，他对起义的定位，不是局限在对个人或家族利益保护上，而是把自己的起义与南迁汉族政权北伐联系起来。因此，他在上书中分析了北方局势，介绍了自己在军事上的部署，希望南朝刘宋政权能够加以配合，“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陵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宋书·索虏传》）希望刘宋政权一统中原，请宋文帝出兵，与自己南北呼应，对北魏形成夹击之势。

　　十二月，意识到盖吴义军巨大威胁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义军进行全面反攻。河东方面，命薛拔纠合宗族百姓，于黄河沿岸修筑营垒，阻断盖吴和薛永宗两部义军往来之路；又派殿中尚书、扶风公拓跋等率2万骑兵进攻薛永宗。陕北方面，命殿中尚书乙拔率3万骑兵由长安北攻盖吴的大本营杏城；西府方面，命西平公寇提率万骑攻白广平。

　　到次年正月，拓跋焘亲自领6万精兵至东雍州（今山西临汾）围攻薛永宗，经激战，义军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薛永宗与家人大多投汾水而死，其弟薛安都放弃弘农，南逃投奔刘宋。随后，太武帝率军南至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渡黄河西进关中，至华阴洛水桥。而此时盖吴正率领义军主力驻扎在长安以北，两军相隔不过60里。盖吴见魏军来势凶猛，也只得立即转移，回防北地、杏城一带。

　　魏帝听从崔浩的建议，避免与盖吴主力交战，即沿渭水南岸进入长安。其随从牧马到一寺院，发现内藏武器，遂报告拓跋焘，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认为僧人与盖吴通谋。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拓跋焘发出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开展了残酷的“灭佛”运动。二月，拓跋焘经□□（今陕西周至东），历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还至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将各地义军一一击破。而盖吴的主力在杏城也被追来的北魏北道将军乙拔等打败，杏城失陷，盖吴退入山中，起义一度处于低潮。三月，拓跋焘又进军洛水（为渭河的支流，斜穿羌人和龟兹移民的聚居区），分兵镇压了李润堡的羌族义军。

　　五月，盖吴重新收集所部兵马，占据杏城，自号“秦地王”。此时，宋文帝“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统郡及金紫以下诸将印合一百二十一纽与吴，使随宜假授。”义军声势复振。魏武帝再次发动围剿，遣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统领长安以北诸军进攻盖吴。双方“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六月，北魏征发冀、相、定三州兵2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盖吴逃逸；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兵10万修筑京畿外围要塞，广纵千里，以堵击盖吴。

　　在这种困境之中，盖吴不得不再次遣使向刘宋求援，“臣闻天无贰日，地无贰主。昔中都失败，九域分崩，群凶丘列於天邑，飞□鸱目於四海。先皇慈怀内发，愍及戎荒，翦伪羌於长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宁苏。天未亡难，祸乱仍起，猃狁侏张，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墟，邺洛为蜂蛇之薮，纵毒生民，虐流兆虚，士女能言，莫不叹愤。倾首东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泽，赤子之望慈亲……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宋书·索虏传》）急切地表明自己起义是站在汉民族立场，认同汉文化，以南朝为正统。这也显示出原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上的自觉，人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来确定民族立场，盖吴显然是其中的代表。能够在起义之初迅速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扩大影响，坚定义军的信心，奠定了他在北方反魏武装中的盟主地位。宋文帝刘义隆下诏曰：“北地盖吴，起众秦川，华戎响附，奋其义勇，频繁克捷，屡遣表疏，远效忠款，志枭逆虏，以立勋绩。宜加爵号，褒奖乃诚，可以为使持节、都督关陇诸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军界上，以相援接。”（《宋书·索虏传》）但这些封赏不能对盖吴的军事行动产生实质的帮助，义军的形势日益恶化。

　　八月，高凉王拓跋那攻破杏城，俘虏了盖吴的两个叔叔，予以收买，安排他们充当内奸。二人获释后入深山将盖吴诱杀。拓跋仁又击败白广平等义军。至此，盖吴起义失败。盖吴之弟吾生率领义军余部进入木面山，继续坚持反抗斗争，最终也被镇压。

　　关于盖吴的死亡，《魏书·陆俟传》《宋书·索虏传》也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义军内部屠各族胡人的反叛，盖吴为流矢所中而死。

　　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前后历时一年。这是一次西北各族人民的联合大起义，波及地区西起陇东，东至今山西西南部，是这一时期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起义加强和促进了关中各族人民的团结与融合，也沉重打击了北魏统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适当减轻压迫，推行汉化运动，为以后魏孝文帝变法打下基础。

　　盖吴在此次起义反魏过程中，前期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能广泛联系北方各支反抗力量，争取南方刘宋政权的声援，使得义军的规模迅速壮大，对北方政局的影响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在后期作战中缺乏明确、有力的指导，义军的各支武装分兵进击，实力过于分散，东冲西突，未能依靠杏城一带各族大本营的有利阵地，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优势，对北魏的反扑构成威胁；反而由于河东、河西两路主力未能及时联合，陷入重围，最终被魏军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北魏对义军内部不同势力的分化打击和收买诱降，也是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都暴露出这一时期民族起义的一些局限性，虽然能够联合不同民族，但由于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义军短期内很难形成统一的领导，构建稳定有效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必然影响起义的发展。

　　在起义的过程中，盖吴表现了英勇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气概，以及对南朝政权所代表的农耕文明的期待和向往。他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交流、融合的趋势是以汉文化为主流，走在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的前列。

　　（李江辉）

　　郝奴

　　郝奴，生卒年不详，杏城卢水胡首领。他的生平唯有两件大事见于史书记载，一是一度于长安称帝；一是率众归附北魏。

　　晋武帝灭孙吴统一中国之后，门阀士族政治之下，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动摇了晋王室的基础。晋惠帝末年的八王之乱，和其他的外患导致中原沦陷，边陲不保，群雄混战，生灵涂炭。司马王室南迁。而北方的黄河流域则成为各少数民族的逐鹿之地，直至东晋灭亡，中原从未被东晋所收复，国家未能统一，此时期为“五胡十六国”。郝奴称帝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众多昙花一现般的政权之一。

　　东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前秦苻坚采纳谋士王猛的建议，攻灭鲜卑慕容氏的前燕，迁移鲜卑4万多户于长安及近畿各地，但受到奴役的鲜卑部众都希望东归。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中前秦南征失败后，关中、关东、陇石政局纷乱，民族斗争又出现一个高潮，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投降了前秦的前燕贵族慕容垂集合前燕旧部，于洛阳称王。原前燕皇帝慕容□之弟慕容泓闻慕容垂于河北起兵反秦，也集关内外诸鲜卑族人，屯兵华阴，于太元九年（公元384年）自称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以兴复燕国为号召，建元燕兴，都长子（今山西长治）。史称西燕。姚苌也在北地郡（今铜川以北）自称万年秦王，拥众10余万。不久，因慕容泓“持法苛峻”，在进军长安途中为谋臣高盖等鲜卑贵族所杀，慕容冲被拥立为主。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慕容冲率众进围长安，在阿房（今陕西西安西）称帝。于是姚苌、慕容冲、苻坚三方势力在关中展开激战。结果苻坚父子兵败出逃五将山（岐山县），慕容冲入据长安，大肆劫掠。随后姚苌与西燕在长安交战，西燕战败，损失3万余。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长安城中又出现火并，将领韩延利用鲜卑军民思归关东的情绪杀了慕容冲，拥立鲜卑贵族段随为燕王。随后，慕容恒、慕容永等又袭杀段随，立慕容凯为燕王，率鲜卑男女40余万人离长安东去。

　　慕容氏东迁之后，长安空虚，受前荥阳太守高陵人赵毂等之邀，居于杏城的卢水胡首领郝奴率众4000南下，于长安称帝，封赵毂为丞相。同时，扶风人王驎，也趁机聚集数千人马，占据马嵬。郝奴派遣其弟郝多攻打王驎；而已经占据新平（彬县）的姚苌亦率兵进攻马嵬。结果王驎败走汉中，姚苌乘胜俘虏郝多，挟郝多进攻郝奴。郝奴不得已献城请降，被拜为镇北将军、六谷大都督，以防备逃往汉中的王驎。

　　姚攻占领长安后，于当年称帝建国，史称后秦。归降前秦的郝奴被封为六谷大都督，根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子、午、傥、骆、褒、斜，南北分列，此六谷也。详见汉中府子午等道，出奇走险，则南达汉中，东通襄、邓，故后秦姚苌拜郝奴为六谷大都督，使备南山之险云。”这里是关陇、汉中之间的战略要地，后凉吕光、后秦姚氏与前秦苻氏就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持续不断战争，令关陇一带和陕北地区各民族遭受了沉重的损失，而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正以关东为基地逐渐强大起来。

　　太元十三年（公元398年），郝奴与□城屠各族董羌、河东蜀人薛榆、氐帅苻兴各自率领族人离开长期定居的陕北、关中地区向东迁移，归附日益兴盛的北魏。这固然是鉴于关中地区长年混乱，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困苦，也有着这些少数民族中保留的游牧民族追逐水草兴旺繁盛之地的特性，他们身上体现出农耕与游牧生活的双重特征。

　　（李江辉）

　　杨偕

　　杨偕（980—1049），字次公，坊州中部（今陕西省黄陵县）人，唐左仆射杨于陵六世孙。其父杨守庆，先在南汉朝廷做官，后归顺北宋，告老归来，为坊州司马。

　　偕少时师从种放先生求学于终南山（今陕西关中），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7年）举进士，累官坊州军事推官，旋知开源县，再调汉州军事判官。偕偶然道遇术士，术士问偕：“君知世有化瓦石为黄金者乎？”偕曰：“未知”。术士教偕试之，每验，欲授以方，偕曰：“吾从吏禄，安事化金哉？”术士曰：“子志若此，解吾所及也。”言罢，不知所向。

　　偕为人廉洁清正，刚直不阿，仁心爱物，容厚笃诚，世人多所不及，同时善为文章，长于议论，好读兵书，知古兵法，认为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当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之秋，偕数上书言边事，论时政，上招试于学士院，不中，改迁永兴军事节度推官，又上书，论陕西边事，复招试，未赴，即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复为审刑院详议官，再迁太常博士，后经宋绥推荐为监察御史。因与曹修古连名上疏言奉章献太后兄长之子刘从德遗属奏恩太滥一事得罪太后，被贬官，降为太常博士、临舒州税，旋以尚书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马季良因罪斥置滁州，白言欲得致仕，偕以为致仕用优贤者，不应宠罪人，又数论用人之法与升降之弊，仁宗皆嘉纳之，封吏部流内铨，徒三司度支副使、职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定州夏守恩贪赃获罪，偕奉命前去查抄，起脏银数万，判夏守恩流放岭南，上大悦。次年，母谢世，临丁忧之际上疏愿弃仕还里，上不允，复进身龙图阁直学士、知河中府。元昊举兵造反，守将刘平、石元孙先后战死沙场，延州告急。偕闻知，乃伪为书，驰造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万将至矣”。并命延州旁近之州县集中粮草，准备武器，以接大军到来，元昊闻知胆落，率部星夜逃去，遂解延州之危。夏竦时为陕西经略使，为平定元昊，数请增置士兵，扩充军队，认为他日击败元昊兵归后闲置之师可护卫京都。偕言：“方关中财用乏，复增士兵，徒耗国用，今贼势方盛，虽大增士兵，亦未能阻贼兵东进，夏竦惧战败，欲以兵少为借口，未可。”上然之。其时元昊兵势愈盛，陕西欲立五保而扰，偕以为扰民，上疏请求罢之，上未准，偕被贬陕州，又徒河东都转运使。于时仁宗下诏广征三路之民为兵，以扰元昊，偕复进言：“方今兵不为少，苟多而不练，则其势易以败，又困园而难供，未可取也。”帝乃密诏令偕选强壮者万人，策应以对元昊。偕奏：“出师临阵，无纪律则士不用命，将不听从，今发农卒赴边，深虑其路途遥远及临阵退缩，若不禀号令，请以军法从事。”

　　上准所请。于时并州人及所征他地农夫无不敬畏，军力异常强悍。元昊大掠河北，河北告急，仁宗欲下诏修宁远寨以御敌，偕上表备陈未可，认为宁远寨远在河外，处于麟、丰二州之间，旱漠不堪，无水泉可守，请建新麟州于岗州（今兰州），有白塔地可建寨屯兵。谓“迁有五利，不迁有三害”。省国用，惜民力，利一也；内御岢岚、石府川沿河一带贼所出路，利二也；我踞其要，纵河冰实而贼不敢逾河而东，利三也；商旅往来以通货财，利四也；方河冻时，将所屯兵马五、七千人沿岸厮守，以张声势，则贼不敢东顾，利五也。今麟州转输车刍斗粟，耗费千钱，若因循不迁，则河东之民困于调无已时，害一也；以狐垒饵敌，害二也；道路艰阻，援兵难继，害三也。是州之四而皆遭羌贼驱胁，荡然一空，止存孤垒，犹四肢尽废，而首心腹独存也。今契丹又与西贼共谋，欲待冰冻来攻河东，若朝廷不思御捍之计而修宁远寨，是求虚名而忽大患也。况灵、夏二州皆汉、唐郡，一旦弃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次年，偕改为左司郎中，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赐钱50万，以壮行色。偕列六事于朝：一、愿赴麟州，以防不测；二、罢中人干预军政；三、放权以便宜从事；四、整肃军政；五、招募武士；六、平日守土，战时互援。且曰：能用臣言则受命，不然则已。仁宗难之，偕累奏不已，乃罢知刑州，转徙仓州。他日上书请求而论兵事，被召回京。偕耗精疲神，日夜思虑，将在并州任时所创《八阵图》及神盾、劈阵刀（其法外环以车，内置以盾）献上，天子以兵卒500，如偕之宪法规定试于庭，以为可用，遂令各路军习其阵法。边将王吉云：元昊出兔毛川为吉所败者，乃用盾阵法也。盖世未尚用其战法尔。然偕秦刚少含，而议者不一，故不得尽用其言。未几，偕左迁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复为左司郎中。时元昊乞和而不称臣，偕以为连年劳师，国力不济，宜权许之，待后徐图诛灭之计。谏官王秦、欧阳修、葵襄累章劾奏：偕职为从官，不思为国讨贼，而助元昊不臣之请，罪当诛，陛下未忍戮，请出之，不宜留处京师。帝以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外知越州，尚未到任，又改知杭州。时蔡襄告老过杭州游玩于禁忌之地，与律不合，理当问罪，下人进言宜将此事上奏朝廷，以弹劾蔡襄，偕对曰：襄因公事诋我，我岂可以私报耶？又上《太平可致十像图》，被召回京，任太常司农寿、右议大夫，后因年事已高，欲告老还乡，上封尚书工部侍郎。至其归日，上特召见赐宴。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2月初杨公辞世，其子杨忱将其所著《兵论》上交朝廷，帝览之深怜，又追封其为兵部侍郎。同年2月17日葬于洛阳县宣武管平洛乡之吉地。公有《文集》10卷、《兵书》15卷、《兵论》一篇存世。

　　观其文尽观其人，以知公之心，以见公之志，以考其始终之节。公性刚而忠朴，敢为大言，因国而忘私，不计得失，数上书论天下事，屡谏屡贬，屡贬屡谏，尤喜古兵法，并多有创见，其事多见于宋史，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及杨公墓志铭。

　　（陈战峰）

　　李杲

　　李杲（1180—1251），字明之，号东垣。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出生在陕西中部县珞珰村（今陕西省黄陵县阿党村）。李杲与刘完素、张从正和朱震亨并称中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李杲继承张仲景、乃师张元素和历代名家的学术精华，在实践中光大医德传统。他探索或阐述脾胃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从医学原理到养生防治，其说自成体系，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理论至今仍有效地指导临床。他的理论创立不久就传到日本、朝鲜，在日本成为后世派的真髓。李杲的学术以开物成务的气概使中医这块瑰宝熠熠生辉。在明代万历年间，北京三皇庙改为先医庙，在主殿供奉伏羲、神农、黄帝的两庑，分列历代二十八位名医的塑像，李东坦居东庑第十四位，在这里他和其他名医每年接受侍奉。

　　李氏家族是一个官宦之家，其世代富足，称雄乡里。李杲在少年时期，谨慎自爱，好于交游，与人接触，从无戏言。由于家庭环境优越，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东垣老人传》有：“受《论语》《孟子》于王内翰从之，受《春秋》于冯内翰叔献。宅有隙地，建书院，延待儒士，或不给者，尽周之。”这说明李杲自小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以及《春秋》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李氏家族专门修建了一所作为接待儒生和名士讲学的书院，这促进了李杲与儒士的交流和往来，也带来了李杲学业的进步。在李杲幼小的时候，西北地区出现大面积的饥荒，李氏家族积极参加赈灾活动，这使李杲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李杲孝敬长辈，据《医学发明·序》记载，他二十岁时，“值母王氏寝疾。公侍，色不满容，夜不解衣，遂厚礼求”。青少年时期的李杲，以广交名士、廉洁和忠孝而闻名，是以学自适的悠闲儒生。

　　李杲与同时代的士子一样，希望通过学业获得入仕的资格。金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李杲18岁，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情使他踏上了学医的道路。《东垣老人传》记载：“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可见，李杲为母亲的去世而感到悲伤不已，同时也针对庸医不能够确诊母亲的病因，最终导致母亲的病情加重而亡的现状悲愤不已。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一方面是由于庸医的无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天灾横行，疫病蔓延，疾病横生，而人们仍然沿袭宋时的用药习惯，使用的仍然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药物来治病，但是那些药物对于当时的疾病治疗效果却非常不好，医生且习惯性的使用书中的药物，就很少能自己进行辨证处方。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现状，防止相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不过，李杲此时学医的目的并没有更多的关注现实社会，也没有对当时的医学现状产生不满，他还仅仅在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希望通过学医掌握一技之长，来为人们治病。

　　对于李杲的学医经历，《伤寒会要·引》称：“明之幼岁好医药。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明之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李杲用了数年的时间跟随张元素学医，最终获得了张元素的真传。张元素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主要渊源于《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华佗《中藏经》以及同时代的刘完素等。他吸收前辈及同时代医者的精华，结合个人体会，在论治脾胃病方面有诸多创新。张元素重视气味厚薄和升降浮沉的异同及其与脾胃升降的辩证关系，更重视脾土为中、为升降之枢，而且结合五运六气，提出了药物的升降与脾胃升降的关系。此外，张元素在论治脾胃病上创制了代表方剂——枳术丸。张元素在脾胃论治方面的以上诸多观点是脾土学说的萌芽，李杲就是在张元素的基础上把脾土学说发扬光大的。

　　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李杲时年23岁，他在经过5年的学医生涯后，掌握了中医学的基本常识。此时，李杲并没有把从事医学的理论探索以及临床实践作为自己以后从事的职业，他仍然没有放弃入仕的初衷，希望走仕途之路。是年，李杲以捐资得官，在河南的济源县做了一个监税官。这一年，当地流行俗称为“大头天行”的疫病，这种疫病的传染性很强，死亡率极高。用李杲在《东垣试效方》中的话说，是“遍阅方书，无与对证者，出己见，妄下之，不效；复下之，比比至死，医不以为过，病家不为非”。目睹此状，李杲“独恻然于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终于创制一方，名为普济消毒饮，用之大获良效。由于病者甚多，传之很广，当世之人以为是仙人所传，后雕刻于圆顶石碑之上。李杲此举，不仅为当时挽救济源一带人民生命作出很大贡献，而且也为以后温病诊治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临床经验、治疗方法和有效方剂。至今普济消毒饮仍系中医学生所必须掌握的方剂。李杲也通过这次事件，小试牛刀，显现出自己在医学上的天赋。

　　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李杲时年25岁，居真定。这一年，北方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据《金史·章宗本纪》记载“山东、河北旱”，又说章宗“以久下诏责躬求直言，避正殿，减膳撤乐，省御厩马，免旱灾州县徭役”，可见旱情十分严重。作为富足于乡的官宦之家，李杲积极参加了赈灾活动，对人民大众的生活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面对被疾病困扰的下层民众，李杲的人生目标也发生变化，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开始转向希望从事与人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职业，直接为社会服务，这也就使他萌发了从事医疗事业的想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与金之间的战争逐渐升级，北方地区开始大乱。李杲为了躲避战乱，于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左右来到了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地区），开始了医疗事业。李杲因为经过良师的指点，加上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诊治过的病人，疗效非常明显，不久就名声大振。很快，李杲居住的大梁又遭到攻击。他为了避难，于金哀宗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北渡黄河，来到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地区）、聊城地区，开始在这里行医、生活，一直到元乃马真后二年（公元1243年）他64岁时，才重返真定。从李杲离开真定，在北方流离颠沛以及悬壶济世的几十年中，他主要在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从实践出发，收集到大量的一手材料，丰富了临床经验。经李杲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元史·李杲传》中就记载了几个典型代表人物，比如王善甫、萧君端、魏邦彦等。此外，还必须要提的就是李杲在行医的生涯中，结识了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并成为挚友。李杲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是由元好问作的序，李杲也帮元好问治好了伤寒病。《东垣试效方》记载：“乙未秋子自济南回，伤冷太过，气绝欲死，明之投剂应于而愈，起予之死，并此为二矣。”可见，元好问患上了非常严重的伤寒病，几乎病重而亡，也正是在李杲的精心治疗下才得以康复。李杲对伤寒病的精深研究，还体现在对伤寒病的确诊以及治疗上。据记载，有个名叫冯栎的少年，得了伤寒病，目赤烦渴，其他医生认为是热症，开了治热症的承气汤为其治疗。恰好李杲经过，他对病人进行了重新诊断，确诊为伤寒病，立即令人持干姜、附子等药作汤，每一顿服数两，汗出而解。

　　第二，李杲在北方行医的过程中，还注重对中医学理论的探讨。李杲对中医学理论的探讨是分阶段的。他在离开真定从事行医的几十年中，是他对中医学理论探讨的初期。李杲先后撰写了《内外伤辨惑论》（初稿）《医学发明》《伤寒会要》，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总结，并且为其脾胃说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对于《内外伤辨惑论》的初稿，李杲在后来的《内外伤辨惑论》定稿的《序》中有“中年以来，更事颇多，诸所诊治，坦然不惑，曾撰《内外伤辨惑论》一篇，以证世人用药之误。陵谷变迁，忽成老境，神志既惰，懒于语言，此论束之高阁十六年矣。”又“丁未岁重九日，东垣老人李杲明之题。”这两句话实际上暗示出了《内外伤辨惑论》初稿的撰写时间以及主要解决的问题。李杲所说的“丁未岁”指的是元定宗二年，即公元1247年，反推之写于16年前的《内外伤辨惑论》初稿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元太宗三年即公元1231年；至于《内外伤辨惑论》的内容则是针对“世人用药之误”而进行的。李杲就是希望通过此书来对前人的中医成就进行总结，开始确定内伤在人发病原因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李杲还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提出了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为李杲对祖国医学之一大贡献，其所有著作中均有记载，以本书成书较早，它为李杲临床经验结晶，制订运用的时间应该更早。至于《医学发明》，松岗老人在《医学发明·序》中说：“壬辰北渡乡里，囚悯世医背本趋末，舛错莫省，遂著是书，庶释其疑。”这同样也指出了《医学发明》的成书年代为元太宗四年即公元1232年，而且此书主要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探求中医学的本末问题。李杲对中医学本末问题的探讨，是对《内外伤辨惑论》以内伤为发病原因观点的进一步提升，这实际上涉及了中医学关注重心的问题，只不过此时李杲并没有明确提出到底是以哪一种内伤为核心的问题。

　　第三，培养后学。李杲在山东等地行医的几十年中，还注意到了对医学后学的培养，这主要体现在对王好古的影响上。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赵州（今河北赵县）人，约生于南宋庆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卒年尚无确论。王氏小于李杲，曾与李杲同时师事张元素，后又从李杲学习。他在元素、李杲影响下，颇重视内因在伤寒发病中的作用，重点阐发伤寒内感阴证的理论，其阴证学说明显反映出李氏脾胃内伤学说对他的深刻影响。王好古倡言“三阴论”之说，强调肝、脾、肾三阴阳虚在病变中的作用，创“内伤三阴例”，对阴证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作了详细分析。他对伤寒阴证的研究，不囿于伤寒外感之说，而重视内因在发病学上的作用；不局限外感病的六经分证，而认为内伤病也可按六经辨证施治。所异者是，李杲注重内伤、外感的不同，而发内外伤之辨，王氏把李氏脾胃内伤学说与伤寒学说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外感与内伤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并在李氏阐发脾胃内伤热症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脾胃内伤寒中证，为易水学派的温补理论增添了内容。不过，由于李杲居无定所，加上王好古与李杲在一些医学观点上的分歧，王好古未能如一而终地跟随李杲学习，这也决定了王好古未能得到李杲的真传。

　　元乃马真后二年（公元1243年），进入“耳顺”之年的李杲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到元宪宗二年（公元1251年）逝世，李杲的晚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虽然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8年，但却是李杲一生的关键时期。他在这8年中对自己医学理论进行了总结，明确地提出了脾胃说，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开创了脾土派，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杲此时期对中医学理论的探讨，是在前面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他中医学理论的成熟时期。李杲首先对《内外伤辨惑论》初稿进行补充和完善，并于元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最终定稿。他在定稿中再次强调了内伤在发病原因中的地位。此外，李杲还在这段时间内撰写了《兰室秘藏》（元定宗三年即公元1248年）、《脾胃论》（元海迷失后元年即公元1249年）等著作。《兰室秘藏》的内容是以征候为主，详论各征候的病源和治疗原则，后载各种处方。此书是李杲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在治疗内科病、五官科病以及儿科病等方面都有建树，特别是对内科病发病原因的探讨，直接触发了《脾胃论》的形成。

　　《脾胃论》是李杲的代表作，最能反映李杲的医学思想。脾胃学说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脾胃元气论，这是人体发病与否的关键所在。关于元气之说，《内经》《难经》早已提出，前者谓“真气”，后者谓“原气”，而共同点是重视肾气。李杲发展了这一理论，重视内因在病变中的作用，认为无论内伤或外感发病，都是由于人体气虚。即疾病的形成，乃是气不足的结果，而气之所以不足，是因脾胃损伤所致。《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中有：“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脾胃论·脾胃虚实转变论》又说：“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可见他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源，元气又是人身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对脾胃的重视，是李杲脾胃说的基本论点，概括起来有四大要点：一为人赖天阳之气以生，而此阳气须并于脾胃；二为人赖地阴之气以长，而此阴气须化于脾胃；三为人赖阴精之奉以寿，而此阴精必源于脾胃；四为人赖营气之充以养，而此营气必统于脾胃。总之，李杲认为脾胃是人体生、长、寿、养之本，如脾胃受伤，人体所需的阳气、阴气、阴精、营血也就必然受损，正常的活动便不能维系，这样，各种疾病也就发生了。同时，李杲还具体指出了“病从脾胃所生，养生当实之气者”之四要素：第一，要能顺应四时；否则元气不固，烦劳伤阳，病生脾胃。第二，要谷气上升，春夏令行；否则谷气下流，收藏令行，亦病生脾胃。第三，要少阳春升之气上升，则诸阳皆升；否则胆气、阳气不升，亦必脾胃致病。第四，五气能藏于心肺，五味能藏于肠胃，则气和神生；否则气机乖错，亦病从脾胃而生。李杲的脾胃说反映出他在理论上对前期作品《内外伤辨惑论》的突破，明确指出了脾胃是内伤的核心，从而建构了从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为元气衰，而元气衰在于脾胃受损，脾胃受损又是内伤的最主要体现的逻辑推理。同时，李杲的脾胃说也反映出他对前人理论的超越。此外，李杲脾胃说的提出，也是他对社会现实观察的结果。他从当时的医疗实践中观察到，由于战争频繁，兵连祸结，疾病流行，民不聊生，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饮食不节，劳役过度，精神的恐惧和紧张，致使脾胃损伤，从而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脾胃论·脾胃盛衰论》中所说的：“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这就体现出李杲对现实的关注。

　　李杲在理论上的又一创新是“阴火”。阴火学说为病理学说，是由李杲内伤脾胃论衍生而来。关于“阴火”，李杲未列专论，也未作为一种学说单独阐述，其内容散见于《内外伤辨惑论》与《脾胃论》之中，经后人总结归纳为阴火学说。由于对阴火概念李杲论之而未作定义，故致众说纷纭。元代王履在《医经溯回集》所云：“名为阴火者，其东垣始与”。对于阴火，李杲屡有论述，不仅阴火所涉及脏腑不同，而且病理表现亦多种多样，从李杲重视外感与内伤之辨，以及按阴火论治的病症看，阴火乃是与外感相对的发热或显见热象的火热证，属于内伤范畴。阴火的提出，是以《内经》为依据的。他在《脾胃论》中引《素问·调经论》：“病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以此说明内伤饮食劳倦的内伤之证，与“病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相对应，而为阴证。

　　阴火学说的最有价值之处是，据气化理论提出了阴火的治疗思路。按气化学说，只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阴火才能收敛潜藏，他以此创立了甘温除热法和升阳散火法，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等名方。这类治法和方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临床上用于治疗辨证属于阴火的自身免疫疾病、慢性乙型肝炎和肿瘤等，确有明显疗效。

　　李杲在学术另一高标独举是对“伤寒三禁”的突破，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河间与易水的学术争鸣。李杲治伤寒启自张仲景，师于乃师张元素，问学于朱肱，其学用富于创新意识，他说：“圣人立法，虽布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他曾著《伤寒会要》和《伤寒治法举要》。这两部著作后来不幸失传。在清代汪琥著的《伤寒论辨证广注》和王好古的《此事难知》中，还保存他治伤寒的要点，知道他曾创制十二首治伤寒的方剂。汪琥概括李杲治伤寒的套路是：“治外感羌活冲和汤，挟内伤补中益气汤，如外感风寒，内伤元气，是内外两感之证，用混淆补中汤，即补中益气汤加藁木、羌活、防风、苍术也。又一法，先以冲和汤发散，后以参芪甘草三味补中汤济之。”这也是他自成一格，敢以突破宋代以来医界沿袭的“伤寒三禁”的例证之一。所谓“三禁”，指“经禁、时禁、病禁”。对于伤寒论治，在李杲以前曾有朱肱的夏月伤寒可用麻桂，与刘河间弟子马宗素、葛雍等人，反对用温药的争论，刘完素弟子们的河间派，还指斥朱肱分证不清，混淆经界，不应当将热证的三阴经证当作阴寒证等。李杲《伤寒会要》刊行以后，以敢于打破经界和夏月伤寒可用温补支持了朱肱，又以“见证得药，见药识证，以类相从”的隽言，回应马宗素的“分证不清，混淆经界”的批评，支持朱肱在《证类活人书》所说的“病人有虚有实，邪气传受迟速不等，岂可拘以日数”之论。《伤寒会要》又以医案证其所论。这样，争论的风头，就从河间学派与朱肱之争，转为河间学派与李杲之争，李杲一派也参与此争论。争论之事，元好问为李杲所作的《伤寒会要·序》有所记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为这场学术争鸣定了名目，也为争论的缘起和要蕴提供了线索。两派之争，究其实质，是在辨证论治时恪守自家的理论的问题，两派各执其是，各论其非，不分高下，愈辨愈深入。最后，坚持伤寒是热病用寒凉的河间之学成为温病学说的先源，坚持护持脾胃的易水之学又延为温补学派，堪为双赢。

　　李杲在晚年除了对自己的中医理论进行总结和提升外，还特别注意培养传人。在李杲的众多弟子中，罗天益得到李杲的真传。罗天益，字谦甫，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约生于南宋庆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卒于元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罗天益幼承父训，攻读诗书，及长逢乱世，弃儒习医，师从李杲。李杲非常注重对罗天益的培养，据记载罗天益家境贫寒，为了鼓励罗天益勤奋学习以及解除后顾之忧，李杲特赠给罗天益白金二十两。据记载，在定宗三年即1248年，李杲还亲自为罗天益讲春月养生之道，而且在临终前，将自己的毕生著作都授予罗天益，这都表明李杲对罗天益的重视。罗天益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对李杲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挥。李杲强调饮食劳倦，脾胃受损，元气不足，百病由生的观点，罗天益进一步加以发挥，明确提出了脾胃伤须分饮伤、食伤以及劳倦伤当辨虚中有寒和虚中有热的观点，这进一步推动了脾土派的形成。

　　元宪宗二年即1251年，李杲逝世，葬于故里。虽然斯人已去，其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加上对前人的医学理论的不断总结，最终提出了脾胃说以及开创的脾土派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表现在李杲通过此奠定了自己在中医学史上的地位，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同时李杲的脾胃说除了对罗天益等嫡传弟子产生重大影响外，还为后世医家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而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症的系列方法，理论上发展成为以先天阴阳水火为核心的肾命学说。虽被后人习惯称为温补学派，实则为脾土派学术思想的延续。代表医家有薛己、张介宾、赵献可、李中梓等。到了近代，脾胃说仍然是中华医学现代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脾胃作了多学科、多指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利用现代化的医疗没备进行研究，发现脾胃说涉及现代西医的许多系统的功能，如免疫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等等，都与脾胃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的临床实践也充分证明，脾胃学说很有研究价值。李杲在中医学史的贡献，值得世人铭记。

　　黄陵县阿党村现有李杲的墓茔。石碑的正面写着“元四世祖李公讳杲字东垣先生之墓”等碑文。每年都有他的后人和有关人士前来修坟祭扫。

　　（郑熊张厚墉）

　　张瓒

　　张瓒，生卒无考，字廷奎，明代中部（今黄陵县）人。性情敏捷，少年时即以才气自负，学业优异，成化十六年（1480）中举。授西城兵马指挥使，后调任眉州知府。他到眉州后，以其学问和才能将积压数年之久的旧案，几天判完。任职9个月染病而亡。因其为官清正廉洁，无钱归葬，巡按命官府出资将他搬回原籍安葬。

　　刘聪

　　刘聪，生卒无考，字达夫，明朝中部县（今黄陵县）原村人。性格刚毅果断，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中举。二十三年（1487）登进士，授太平府推官。由于他执法严，市井好诈不法之徒听到刘聪的名字就吓得立刻逃窜。刘聪在任7年忠于职守，令行禁止，后升任太仆寺丞。明弘治年间又升任彰德知府，除弊兴利、剪除当地豪强恶霸，使他管辖的几个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当地有个无赖，名叫风七儿，仗着自己是皇室宗亲，多次到官府衙门寻衅闹事，索取贿赂，其贪无休无止，为此刘聪向朝廷上奏了其不法行为，风七儿闻之十分害怕而威风扫地。刘聪曾经在好几个地方当官，都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后官至会都御史、顺天巡抚。

　　刘璋

　　刘璋，生卒无考，刘聪之弟，字尚德，号北桥。其兄为诰封中宪大夫刘景。刘璋正德五年（1510）中乡试，任南和县令。南和处直隶州（今河北省）之要冲，澧河从邢台进入县境分6渠，因年久失修，闸废久湮。刘璋到任后率百姓民众复修水利，引水浇田，使百姓得利。南和县行政设有17社，10社为当地人，7社为晋地（今山西省）流民，迁居来后按先例开荒，造成县民有新旧之分，田地有多少之分，税赋不均。贫民们没有出路，卖去田地，税款却在册照纳。刘璋为革除旧弊，亲自主持丈量土地，使用田地和税赋相符，贫富皆服。他将这件事向抚院陈述，抚院命其他诸府以南和为例，做到田地赋税公平。

　　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皇帝嘉靖车驾过沙河县，发现沙河县令无能，上官委托刘璋主持沙河县事务，10余天即办妥，既省钱又不扰民。刘璋上任时沙河县粮仓无积粟。他到任5年，仓储存粮已达2万石。

　　刘璋后升任霸州知府，当地人多豪侠剽悍。刘璋对少数坏人给予严惩，境内一时肃然。霸州城是九河故道，十雨九涝，田地多被淹没，农民迫于生计，无奈去抢劫、偷盗。以前大部分盗贼都出没于这里，打击后又卷土重来，难以治理。刘璋上任后，平等徭役，薄民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样过了4年，再没有发生过水灾。城北一带，民丰衣足食，盗者日渐平息，于是，刘璋挂冠而归。

　　刘璋回到原籍中部桥山之麓，每遇旱灾，便倡议当地官府修水利引沮河水灌溉县东田地，使贫民受益。

　　刘璋其人刚强果断，不贪不占，治家教人，堪称楷模。

　　刘儒

　　刘儒，生卒无考，字以聘，明代中部人。嘉靖四年（1525）中举人，任安邑县县令，后又升任四川叙州府同知。所到任之地都有政绩。于是迁任庆藩王左长史。他因规劝约束庆藩王，王不听而辞去官职回归故里。

　　刘儒治学严谨，辨析理义，研究学问，一丝不苟。热衷于程朱理学，兼通子史百家，当地的读书人都争相拜他为师，讨教学问。在隆庆、万历年间，他继其兄刘仕之后，修纂《中部县志》成稿于万历三年（1575），是中部县第一部志稿。此志分8卷，共列21项，后毁于崇祯年间兵火之中。其著述还有《刘氏家礼》及《桥麓集》。

　　张□

　　张□，生卒无考，字阳宇，号心斋，明万历初生于中部县。张□为人谦和，对邻居、族人十分和善，学问广博而举明经。曾任长清县主簿，在任时政通人和，名声很好。后迁调武邑县令，任内清廉，几个月时间武邑县就得以治理。抚军中有一亲近军吏魏孟津，枉法寓盗，失主向县令张□控诉魏之罪行，魏孟津十分害怕，用千两黄金向张□行贿，以求给以开脱。张□却秉公将魏正法，抚军知道后大怒，向朝廷诬告张□，张□于是挂冠回乡。当时正值崇祯初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克中部县，张□无法回乡，寓居长安，优游于明公巨卿之间。十多年后返回原籍，65岁去世。

　　李加祥

　　李加祥，生卒无考，字临溪，明朝中部县阿党村人。崇祯元年（1628），坊州饥荒，人民逃亡者十有五六，剩下的百姓也身处饥寒交迫中，县吏并不因饥荒而减赋税，仍然催粮催款，逼迫群众交纳。阿党富户李加祥目睹此惨状，非常伤心，不惜用自己的钱财，替太贤三村里农民交纳了钱粮。

　　崇祯十三年（1640）又遇灾荒，麦米昂贵，每斗竟卖至银子一两八钱，饥民饿死十有八九。李加祥又舍出粮食救济邻居和乡民。

　　李春

　　李春，生卒无考，明崇祯时中部县阿党村人，后迁居隆坊镇。崇祯元年（1628）因大饥荒，隆坊仅剩300余家。崇祯7年（1634）又发生灾荒，居民流离失所、死亡者不可计数。李春家富有，为人好义，见民离乱，于心不忍，交出自家粟米40石，以济饥民。当时有官员问他：“为何这样做？”李春说：“我李春可怜饥民们辗转沟壑，我一个人带头，大家都捐献粮食，还害怕饿死人吗？”中部知县姚一麟将这件事上奏章给崇祯皇帝，得到旌表，奖赐冠带表彰他。

　　张应鳞

　　张应鳞，生卒无考，字瑞环。明朝末年，中部县连年灾荒，百姓食不饱肚，没有钱粮缴纳税款。可是官府不管人民死活，派来兵士强征，百姓关门闭户拒绝交纳。时任武官经略下传命令：“州县不得拒绝兵士执行命令”，但中部的民众仍不听他的命令。经略便让兵士捉拿敢于抗拒的民众，对他们进行拷打，并扬言要杀害这些人。这时，平生不甚管家事的张应鳞挺身而出，说：“闭城拒兵者就是我张应鳞一个人的事，和别人无干。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要打就打我一个人。朝廷让你当官，肩负经略之职，赐给你尚方宝剑让你除暴安良，可是，今日兵士掳掠横行，比盗贼还要厉害百倍。我张应鳞愿意死在你的刀下，不用辱没了皇上的尚方宝剑来杀我这个手无寸铁不曾习武之人！”张应鳞大义凛然的一番话竟使那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经略理亏词穷，只好释放了众人和应鳞。

　　刘□

　　刘祫，生卒无考，字贺吾，清初隆坊普乐寺村人。清顺治六年（1649）陕北抗清英雄王永强战死，王的部下高有才继续和清军作战。是年起义军驻扎在隆坊古路村，听到清军要来的消息，就隐藏在附近的山里头，附近村子的老百姓也害怕清军骚扰掠夺，纷纷逃避于强家咀一个大土洞中。清兵追来后从土洞里驱赶、搜寻出几百个人，准备全部杀死。正在这时有胆有识的刘祫急忙从普乐寺村赶到清兵驻地，呼开营门，求见统官。清大将问他有什么事？刘祫面无惧色地说：“真正起义反叛的人见你们到来早已逃走了，强家咀洞内全是无辜的避难百姓，你既领兵平叛怎么能诛死无辜百姓？”清大将见他十分义气勇敢，非常敬重他。还赐给他酒肉食物，并允许他认出古路村村民予以释放。

　　刘祫的壮举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刘尔□

　　刘尔□，生卒无考，清初中部隆坊普乐寺村人，字敬义，是刘祫幼子，人称雪石先生。自小聪敏过人，10岁能写文章，以诗见长。小时候曾在西山一个叫唐峪洞的地方读书，但考举人却屡考不中，后来年纪大了就无意功名，在家里专心致志习文做诗。

　　尔□为人质朴孝顺、廉洁，安贫乐道。清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征为隐士，让他进京，他拒绝未去。后来又以博学宏词征他进京，并且强迫督促他到省城去。陕西巡抚像贵宾一样招待他，并问计于他：“你看贼何时可平？”尔□愤慨地说：“如果政治清明，贼不久就可以平定。但朝廷卖官封爵，并不是为平贼！”尔□的说法朝廷虽然不满，但却说的是事实，弄得巡抚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尔□严词拒绝博学宏词征科，后不辞回到中部县。

　　李暄

　　李暄，生卒无考，清代江苏省人。贡监，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中部县令。

　　他有才有识，礼贤下士，尊敬贤良，爱护百姓。做官不贪不占十分清廉。为中部县做了几件好事：他一上任就废除了甲长制，使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祸害百姓的坏甲长丧失权力，百姓扬眉吐气。他对社会治安管理抓得很紧，善于捉拿盗贼，并亲审惯犯，县内治安很快好转。康熙三十二年（1692）到三十四年（1694），李暄召集全县的乡贤文士主修编纂了《中部县志》即李志。这部县志比明代刘儒所撰的《中部县志》增补很多，体例完善。李暄还把自己的俸金捐赠用于修葺学堂、城隍庙、忠烈祠，移建了文昌阁，修建了魁星楼等。

　　马逢年

　　马逢年，生卒无考，清代中部人。为人慷慨好义，乐予施舍济贫。据《中部县志》载：康熙六十年（1721）中部县“春夏不雨，大饥，饿殍相望。”饿死的人到处都是。富甲一方的马逢年看到这种情景，把自己的粮食倾其所有施舍，救活1000多人，亲戚和邻居靠他的粮食度生者100多家。凡有执据求借者，辄烧毁借据，以示不求偿还。因其贤声远播，为时人和后世称道。

　　李大策

　　李大策，生卒无考，字治要，清代中部县人。平时疏财仗义，对那些穷得办不起丧事，或无钱结婚的人常常给予银钱帮助，让他们顺利埋葬亲人，高兴办理嫁娶，贤名远播四乡。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中部县灾荒，李大策捐粮500余石，帮助乡邻度灾，为世人称颂。

　　丁瀚

　　丁瀚，生卒无考，江苏无锡人。清嘉庆九年（1804）任中部知县。他政绩卓著，曾于嘉庆十二年（1807）主修了《中部县志》即丁志。丁瀚博才好文，喜爱诗咏，留有《黄陵八景》。

　　王重君

　　王君重，生卒无考，清代韩城监生。他在双柳树镇开了一个花布店，因当地做生意者很少，附近村子都来此买布，生意兴隆。王君重读书识礼，是一个轻财尚义的人。王重君多次到距双柳树镇几十里路的上畛子联系业务，每走一段路就要涉水过河。夏秋还可以趟水而过，到冬季河水冰凉无桥可过。他体会到行路人的艰难，就主动拿出现银请来工匠，在双柳树到上畛子修石桥28座，极大地方便了百姓和行人。他又专门在双柳树镇购买了6亩地作为义冢（即公墓），用于埋葬无地可葬的穷人和外乡人。他还给穷苦人家送衣服，为死者买棺板约9年。他的善举名传乡里，受到远近百姓邻里的好评和传颂。

　　程寿筠

　　程寿筠，号筱亭，浙江钱塘人。民国四年（1915年）任中部县（黄陵县）知事（民国元年至十七年称知事）。

　　任职期间重视黄帝陵文物保护工作，认为中部县（黄陵县）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寝所在地，保护好黄帝陵庙内的文物是守陵官的职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他把黄帝陵庙的地面文物一一摄影，装订成册，存入档案室。当时摄影存档的资料有：

　　“桥山龙驭”碑，旁书“大明嘉靖丙申十月九日滇南唐锜书”；大殿门额题：“德隆邃石”。柏枝横斜殿瓦之上，如风翔、如神虬，自天飞下而藏其尾。

　　“大神龛”。黄帝冕旒中坐，风后、力牧分立龛内，龛外四宰臣执笏而立，二老二少。

　　隶书古碑：“汉武仙台”。

　　隶书古碑：“古轩辕黄帝桥陵”。“陕西巡抚毕沅谨书”；“大清乾隆岁次丙申知中部县事董廷楷立石”。左一古碑亦书“桥山龙驭”。

　　历代祭祀黄帝陵古碑。

　　石碑：“轩辕庙四千年古柏。程寿筠题”。（即黄帝手植柏）。

　　挂甲柏及隶书石碑。碑题：“汉武帝征朔方还，挂甲于此树。桥陵八景，载世志乘，恐日湮没，逐景摄影，隶书刊石，以资保存。程寿筠。”

　　现存黄帝庙内两座石碑，一书“轩辕庙”、一书“文明之祖”，为隶书，书法功底深厚，苍劲有力，即为程寿筠书写。

　　程寿筠还收藏清代嘉庆十二年《中部县志》，并为其四卷题写书名：“中部县志”，隶书风格与石碑上的隶体风格完全一致。卷一落款为：“筱亭学隶”；卷二为：“筱亭署笺”；卷三为：“筱亭署于桥国官廨”；卷四为：“筱亭署”。四卷志书封面均盖有一枚“寿筠山节”，篆体收藏印章。

　　§§第二章 现、当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