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下的苍凉——宋帝国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的必然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王安石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1074）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众望所归脱颖而出

　　北宋英宗于1067年驾崩。传位于太子赵顼，即为神宗皇帝。这一年，神宗皇帝仅20岁。

　　而此时，建国一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其政治、经济、内政、外交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特别是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皇祐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自皇祐至熙宁，只有二十来年，北宋朝廷财政收入由3900万增到5060万，增长的速度达12.6%，这个速度不能算慢。而在这二十年时间里，财政支出却由1300万增加到5060万，增长速度达到38%，比收入增长快了许多。财政收入的增加加重了人民负担，但增加了的财政收入并没有使国家经济有所好转，有许多年份甚至出现了巨额赤字。而同时，辽、夏两个少数族权利对宋经济也存在严重的威胁。单就岁币一项，数目已很可观。宋辽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又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给西夏的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这些负担都压在了日见紧张的宋财政支出上，加剧了北宋经济的日益贫弱。经济衰微，政治腐败，军备松弛，老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农民起义、反抗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便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挽救危机。王安石变法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台的。

　　王安石尺牍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结束了16年的地方官生涯，奉召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这虽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责任是管理整个大宋朝的财政收支与漕运。一年后，王安石凭着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与在中央工作的敏锐洞察力，向仁宗皇帝递交了阐述自己变革主张的洋洋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奏书开篇就分析了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王安石所说的法度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他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王安石所说的“法先王之意”，并不是复古，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使变革不至于“倾劾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可见王安石已意识到改革将遇到强大的阻力。在《言事书》中王安石也提到理财问题，虽然言论不多，但却立场鲜明：“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但王安石的上书，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王安石也感觉到此时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自愿去地方上做他的小官去了。

　　当时，王安石的政名非常响亮。他在地方为官，许多同僚都为其鸣不平。与他同时代的刘安世在《元城语录》中写道：人们“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觉得他确是个人才，于是“欲俾以美官”，但他百般推辞不受。因为这些官职并不能令他施展变革的才智。

　　苦等了几年后，机会终于来了。神宗继位后，因不满于宋朝的“积贫积弱”的现状，一心要实现富民强国的愿望。他早已听说王安石的才名，于是召其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几次交谈后，神宗越发认定王安石便是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人物。于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并指示王安石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专门机构。王安石任命吕惠卿、韩绛为其助手。熙宁变法开始。

　　@@实施变法功过参半

　　王安石在变法运动中坚定的信念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以图实现不增加百姓负担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目的。秋收图在变法运动中，王安石等人先后制定、实施了十几项改革措施，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推行了一整套新法。其中以富国为目的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以强兵为目的的有保甲法、将兵法等。这些变法措施的中心任务就是增加国家收入、转财政颓势、缓和农村矛盾、稳定宋朝权利。

　　熙宁二年（1069）二月，均输法出台。早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前几天，他在和司马光争论理财问题时，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富国”方针，均输法就是贯彻这一方针的第一个新法。均输法出台前，原先的发运使根本不管开封的物资储存和需要情况如何，只把下面上供的定额物资督运到开封了事。由于供求关系脱节，经常是花巨额运输费用，运来许多过剩物资。而遇上军事或其他重大开支时，所运物资又不够用。宋王朝调用物资时，也根本不管该地是否生产这种物资，是否正值生产季节，一味强征。所有这些，都为大商人囤积居奇、控制市场提供了方便，民户则深受其害。

　　均输法出台后，王安石任命淮南等路发运使薛向在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等地区推行均输法。国家拨给他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作为周转的费用，依据首都开封库存物资情况以及一年开支数量和所需物资，均输官可根据情况将物资变卖成钱，或用钱买物品。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并按照徙贵就贱和用近易远的原则降低购价和运输费用。王安石希望此法将东南地区的物资运送到开封供应皇族、官僚和大量军队消费，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的富国目的。

　　熙宁二年（1069）九月，青苗法出台。该法主要针对当时非常猖獗的高利贷而制定的。隋唐时代，国家在各州设置常平仓来调节谷价，用以青黄不接时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的痛苦。到了宋朝，各地官员厌烦常平仓籴粜米谷、无利可图的工作，常平仓成了徒有虚名的仓库。一些粮库中所存的粟米也被挪做军粮，以至造成了储藏几尽的局面。

　　王安石尺牍王安石依据自己早年在鄞县实施的“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经验，决定改革常平仓，实行青苗法。青苗法规定把常平广惠仓现有的1500万石粮米，由各路转运司兑换成现钱，在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和五月三十日之前贷给城乡百姓，分别称作“夏料”和“秋料”。加息二分，分别随夏秋两税交纳还贷。遇到灾荒，可以延期，等到稔熟之年再交。

　　青苗钱起先是硬性摊配，由于保守派的反对改成由民户自愿请领。青苗法凭借政府经济力量对豪强高利贷行为进行弹压，使他们不能在青黄不接时以两倍至三倍的利息盘剥和兼并农民，解决了农民缺粮少食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同时，国家也能从中获取利息，国库收入增加。

　　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新法。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出台。这条法令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他主张依靠天下的力量创造天下的财富，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消费。王安石充分认识到宋朝的经济命脉是农业，应该以农业为根本，充分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摧抑兼并，解除农民疾苦，使农民和土地永远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财富。该法要求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工程，由将受利的农户出工出料修建。如若工程浩大，民力不能自给，可根据青苗法向官府借贷钱谷，限期归还。费用仍然不够，州县官吏就应劝谕富户出钱贷款。农田水利法颁布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国官吏对这个法令反应热烈，农民、商人极积响应，纷纷争言水利。从熙宁三年（1070）到元丰末年（1085）的十几年时间里，疏通了汴、蔡等十多条河流，又重新修复了古陂河堰。新开农田总计一亿亩左右。

　　熙宁四年（1071）正月，司农寺拟定的募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免役法颁布并在全国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北宋户籍制度根据财产多寡将百姓分为五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务简繁，自定数额，供当地费用。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熙宁五年（1072）三月市易法出台，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样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熙宁五年（1072）颁行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账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此外，为了增强国家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还进行了一些以强兵为目的新法，包括将兵法、保甲法等。宋王朝到宋仁宗时期，军队总人数超过一百万，军事开支占政府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成为财政上的沉重负担。这样大量的军队，不仅老弱病残兵多，军营缺额严重，而且由于推行“更戍法”，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的局面，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非常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达到强兵的目的，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将兵法出台。

　　王安石从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开始。不能任禁军者降充厢军，不能任厢军者回家为民。经过整编的禁军留王安石致季常尺牍在京城进行训练，军队素质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础上，王安石首先在开封府、河北、京东和京西等路试行将兵法，设置37个将。“将”即为一个编制在3000人左右的军事单位，同时设副职一人。正副将官都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驻地固定，使将兵互知。不久，他又在陕西设置了42个将。这样，在与辽夏接壤的边境地区，就有了大量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增强了抵御辽、夏侵扰的力量。

　　与将兵法同时颁布的还有保甲法。宋朝阶级矛盾激化，迫使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即使是首都开封附近，也是“寇盗充斥，劫掠公行”。这条法令是由改革派赵子几提出的，他建议首先在他任职的开封府地区试行保甲法。依照他的建议，王安石让司农寺制定了《畿县保甲条制》（保甲法）。即把农民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五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长各一人。保长由家财最富裕的人担任。凡是有两个男丁以上的人家出一人做保丁，自备弓箭，进行训练。每一大保在夜里派五人轮流在保内“巡警”，提防盗窃、杀人、放火等案件发生，把那些身份和行业不明的外来人收捕送官。经过一年的试行，保甲法在开封府已初见成效，发案率也减少了十之七八。此法很快推广到全国。

　　北宋武士神像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以保丁部分替代正规禁军，使之成为宋朝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为此，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保丁进行训练。经过训练的保甲兵，有些人的马上功夫甚至胜过了正规军。到熙宁末年，经过训练的保甲兵已有56万人，其中40万人散布在西北沿边地区。这些保甲兵除了保护汴京安全外，还起到了保护西北边防、抵御辽夏侵扰的作用。

　　此外，王安石还改革了科举制度。新的科举制度以经义取士，应试者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同时，王安石还对太学进行了改革，实行“三舍法”。

　　这次变法，前后进行了近15年时间。每项新法推行后，基本上都收到了预期效果。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农村的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这次变法，在理论上有其独创性，操作上较为系统。它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变革。王安石因此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内外有因失败必然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值得称道的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究其根源，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仅仅寄希望于皇帝一人的支持。这是大多数封建社会的变法最大的局限之一。

　　王安石生活在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尊君卑民”“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变法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但是皇帝不可能做到“万寿无疆”，人亡政息是专制政体的常态。因此在宋神宗死后，10岁的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新法皆被废除。

　　其二，变法触动了官僚、地主及商人的既得利益。

　　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要求官府对已经耕种的土地进行丈量，核定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定出税额高低，结果一批官僚大地主隐瞒的田产被清查出来，被迫纳税。单从技术层面上看，王安石的这些政策设计是合理的。但它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其推行遭遇到了来自大地主和官僚的重重阻力。由于反对呼声太高，方田均税法最终未能在全国推行。而输均法则严重抑制了大商人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因此遭到了王安石精选批点《史记》来自商人的强烈反对。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权利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这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做法，自然遭到了来自官僚集团的反对。王安石作为宰相，由于宋初统治者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如前所述），实际权力比前朝已大为减少。而他面对的改革阻力，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养成的“求稳惧变”的社会文化和强大的既得利益。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辞去相位之后，宋神宗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抑制官僚、地主、商人的措施内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视增加赋役收入和加强军备的措施。另一方面，作为地主统治阶级的一员，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会从根本上触动地主统治制度和阶级秩序，因此变法从根本上来讲不会彻底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况且农民阶级的实际收益有限，这就决定了变法无法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其三，变法推行太快，操之过急，为了迅速推行新法树敌太多。

　　宋朝自赵匡胤黄袍加身到变法开始的1069年已经走过了110年时光，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大量地积淀下来，积弊丛生，积重难返，希望用短短的几年时间，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实在是难乎其难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推行太快，表现在新法的颁布上，仅仅依靠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在四年多时间里就颁布了十几个新的法令，虽有雷厉风行之誉，但究其实却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由于主观上急于求成，在具体工作中就难免鲁莽急躁。王安石在用人上偶有不合，即罢斥不用。《宋史·王安石传》单熙宁二年罢黜出朝的就有20多人。这些人或为朝中重臣，或为文学硕儒，都有一定势力和根基。这批人出朝，不惟使朝廷失去了一批熟悉政务明了典章的旧臣，也给变法树立了一大堆政治上的对手。早年主持庆历新政的欧阳修、朝中元老富弼、推荐过王安石的文彦博等都因政见不同而被罢出朝。这么多人出朝，实际上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先兆。

　　其四，王安石个性偏执，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

　　据《宋史》记载，开封府的百姓为了逃避保甲法，竟然有“截指断腕者”，得知此事后，王安石说：“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大意是：这事只是流言，未必为真，就算是真的，也不足为怪。如今就是士大夫也对新政大为不解，何况那伙愚民呢！怎么能为这个就不敢有所作为呢？神宗虽然极其信赖王安石，但也忍不住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如此执拗，无怪乎时人称之为“拗相公”。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他既不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也不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的人格缺陷，使他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完成全部的改革措施，更使得变法措施，无论对百姓有利与否，都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这是最后改革全盘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五，王安石用人不当。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自认为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吕惠卿和韩绛。当时人们称吕惠卿为新法的“保法善神”，韩绛为“传法沙门”。然而，吕惠卿政治野心十分大，当熙宁四年（1072）王安石第一次被罢朝时，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又打着变法的旗号，强力推行他组织人员制定的《手实法》，结果因为弊多，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鉴于这种情况，韩绛强烈请求王安石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于是第二年二月召王安石复职。但是吕惠卿不仅不帮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将与王安石的通信公布于众，借以挑拨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幸亏神宗及时识破，将其贬出京城。然而，此时改革派内部已分崩离析，时光不再了。

　　其六，变法本身具有缺憾，加上实施人员的工作不利，也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对这一点分析得极为精确。在一年中，农民最苦的就是春天。那时候，正值“青黄不接”，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时借钱借粮给农民，等到夏粮秋粮收获后，加息偿还。这是一种高利贷，它本已使农民不堪重负，如果再遇上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甚至卖儿鬻女了。王安石的改革，想以国家出贷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国家出贷的利息比富户要低，既可以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将前几年的陈粮处理掉，与国与民来说，两全其美。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因为国家出贷的利息也很高。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地方上又层层加码。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不但利息高，手续也繁杂。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只要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这是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民间契约。而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每过一道程序，贪官污吏就会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更为可怕的是，变法者为了推广新法，给全国下达了指标，规定各地方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新法就带有强行摊派的意味了。结果，虽然国家增加了收入，可老百姓的负担却更重了。

　　南京半生园王安石故居再比如市易法，本来是由政府出钱平抑物价的新法，可是实际上收息却高达20%，也使这一新法明显地蒙上了征敛百姓钱财的阴影。王安石等人在“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思想指导下制订的一系列新法，几乎都有增加征敛的痕迹。新法实施后“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这就不能不使这个变法失去很大一部分社会基础。而离开了最广大人民支持的改革，其力量必然是脆弱的，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富民强国、强兵。然而，由于其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大地主的阶级的封建统治，再加上变法过程中的一些失误之举，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归于失败。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