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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制思想实行八股取士

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天下士民思想的钳制,除了大兴文字狱之外,还大力推崇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严格规范科举考试,实行新的文体——八股文。与滥施淫威的大肆屠戮相比,这些措施更能“触及人的灵魂”,故而要高明得多,影响更为深远。

朱元璋明确地认识到“治本于心”,即天下治理在于对士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本于心者,其用无穷”,甚至胜于“本于法者”。也就是说对天下黎民思想的控制,其有效程度要超过严刑厉法。朱元璋尊孔可追溯到1356年,那时他还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攻克镇江之后,他入城先拜谒了孔子庙。及至他登基之初,就开始大搞尊孔活动。1368年2月,他诏令以太牢(牛、羊豕各一只)祀孔子于国子学,并且遣使到曲阜致祭,说:“仲尼之道,广大悠悠,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

朱元璋在京师接见了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时,赐给他田两千大顷(折合民间官田六千顷),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同年十一月,诏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品秩由原来的三品升为二品,赐银印,并设置衍圣公官属,以其族人孔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1370年朱元璋下诏废除诸神封号,惟孔子封爵仍用。令每年由政府给牲畜及钱币,专供衍圣公祭祀用。第二年,朱元璋又下令免除山东阙里孔氏子孙二十六户徭役。

1374年朱元璋根据孔希文的要求,下令修缮孔子庙堂、祭器、乐器,充实法服。并且规定,先世遗留的田产,凡荒芜者,尽数免其赋税。元璋下令,免除颜、孟大宗子孙的徭役。史载,孔希学每年入京师朝觐时,均要受到特殊礼遇。孔希学死后,其子孔讷袭封衍圣公,他每年入京朝觐时,可乘驿站车船。朱元璋召见他时,让他位列文臣之首。1383年,根据谏官关贤的报告,国家用来崇尚儒术的费用内外已达巨万。尊儒之风盛极一时。元璋除了经常命儒士为太子诸王和文臣武将讲授儒家经书外,还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朱元璋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同时朱元璋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明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即程朱理学之代称)不讲”。这样,明朝初年的思想界便成为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如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完全洪武刻本《御制大诰》以宋儒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朱元璋审定的《大明律》、《大诰》为本,明令诸生“笃志圣贤,潜心古训,违者罪之”。明朝规定: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才能入仕,这就使国子监(或称“国子学”)成为培养各级官吏的主要基地之一。而受过国子监教育的各级官僚,于不自觉中便成了程朱理学的信徒。

为了维护大明帝国,巩固专制主义统治,从明初开始以儒学和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实行八股取士制度,以选拔效忠皇帝的奴仆。明朝首次开科取士为洪武三年(1370)。史载,本年五月,朱元璋诏令开科取士,诏令规定,“自今年(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并且连试三年,而后三年一举。又规定,凡是学成的国子监南京贡院生及府、州、县的生员,未出仕的儒士,未入流的官员,皆由有关府申举参加应试。但由于朱元璋选拔人才最重实效,曾因痛感科举取人的无用,一度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达十年之久,而专门通过荐举方式选拔人才。但荐举方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鱼龙混杂,难以甄别。朱元璋无计可施,只得允许分科考试,随后任官,由此科举考试才得以恢复。但朱元璋对考试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即以“八股”取士,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文体——八股文。

八股文,又称八比文,也有人把它叫做制艺、制义、时艺、时文等等。它是一种格式化的文体,有特定的结构、格式与法则,主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组成。它是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命题作文,所论内容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根据,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不能有任何创造性思想,而且写作形式单调刻板,又有严格的字数限制,对人束缚很大,严重摧残人才。然而,它又是科举考试的关键科目,是进入官场的必备“通行证”,如果八股文作不及格,不论你有怎样的经国治世之才,也没有说话的资格,更休想进入仕途,有所作为。功名利禄的诱惑使天下读书人致力于《四书》、《五经》的背诵及八股文的研修,为之耗尽全部心血。要想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每位考生就必须成为程朱之学的忠实信徒,将孔孟之道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明朝洪武以后,科举考试逐步压倒荐举,成为官府选取人才的最主要途径。

明朝之所以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完全是出于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居于正统位置,统治阶级要强化思想统治,必然离不开《四书》、《五经》,而以考试的方法强迫知识分子服膺孔孟学说,接受程朱理学,则是最直接、最普遍、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一方面它强迫广大士子从识字起就要研习儒学,另一方面也制止了所谓的异端杂说。八股文从题目到内容都贯彻了儒家经典和文史知识,学会“代圣人立言”,有利于行孔孟之道。考生即使进不了仕途,也可做个知书明礼的顺民,一旦及第从政,更便于被封建统治者所驾驭使用。从有科举制度起,历代统治者都在寻找一种既能考察士子学识,又便于控制士子思想的文体,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经过不断尝试和选择,认定八股文符合这种要求,实践证明,这种文体对于加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藩篱、维护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统一广大士子的思想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为明代统治者所用。通过八股取试方式,确实为大明王朝选拔了一批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官僚队伍。

然而,也必须看到,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其弊端也十分明显。首先,它在内容上必须代圣贤立言,既禁锢于孔孟的经义,又只取朱子的注疏,不许越雷池一步。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摩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清代徐大椿在其讥讽士人的《道情》中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算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进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睡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

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把八股之害比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颜元则把八股看成是造成天下祸乱的孽源:“八股行天下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龚自珍攻诋八股之风行使“天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固”。其次,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他用。无论官场文书、私用文体、著书立说、抒情记事等等,都无法应用八股形式。再次,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顾炎武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乃八股文流弊之一;最后,它的命题无新意。从八股的作法可以看出,八股文是一种内容陈旧、形式僵化、表达空疏的文体。试想,《四书》、《五经》之中就那些题目,选来选去能有多少新意?而考生的思想又有千差万别,怎好拿一个格式去硬套呢?这样就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考官难免出些偏题、怪题,或出洋相题目找乐趣。考生则易肢解题意,或写些不着边际的废话,甚至拿经书当作儿戏。

总之,明代皇帝对士民思想禁锢的程度要超过以往各个封建王朝,尤其是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更为后人所唾弃。直至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由于维新派的强烈呼吁,光绪帝才谕令科举考试停用八股。自此,八股文一蹶不振。至1901年,清廷终于明令废止八股。禁锢人们思想的八股文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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