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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相权之争和胡惟庸党案

明朝建立后,天下初定,人们本以为能够安居乐业,共享太平,但出乎意料的是,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日趋激烈,最终酿成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朱元璋简称“胡蓝之狱”。“胡蓝之狱”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这样,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处死,写下了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胡惟庸党案既是皇权与相权之争,又是淮西集团核心人物内部争权夺利和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

李善长朱元璋是靠淮西人起家的。他从1352年开始参加郭子兴的反元队伍,直至夺取全国胜利并建立大明政权,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得力于长期风雨同舟的淮西旧部。开国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封公者6人,封侯者28人。特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等人,更是受到尊崇。这些人不仅控制朝廷要津(中书省左丞相为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后来,接替左右丞相者为胡惟庸和汪广洋。另一几与中书省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机构大都督府,其统领是朱元璋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此外,傅友德、陈德、郑遇春等八大侯都任同知都督府事),而且还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功臣集团。他们都被赏赐了大量土地,由以往的贫苦农民、农民起义将领蜕变成了大地主、大贵族。然而,这些公侯之家、并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已有的特权。徐达他们倚仗权势,侵夺广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强占官地,接受无赖小民的投献。在钦赐的佃田人户和仪仗户之外,还广蓄部曲,驯养庄奴并擅自使役官军,甚至让他们坐贾行商,为自己牟取暴利。这些新贵自恃开国功高,不仅自己骄横跋扈,而且还放纵门下的悍仆豪奴凌暴乡里,鱼肉百姓。对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颁发敕令文告,一再告诫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并将约束的条例铸成铁榜,坚决表示若有违犯,必将严惩不贷。例如,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曾颁布《申戒公侯铁榜文》;十三年(1380)六月,颁布《臣戒录》;十九年(1386)十月,颁布《至戒录》;二十一年(1388)七月,又颁布了《大诰武臣》;二十六年(1393)三月,明开国功臣李文忠再次颁布《稽制录》……这些法律条文的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些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清除他们的信号。

然而,朱元璋的三令五申,并未能完全制止住公侯元勋的非法横行。除了新贵们的非法横行外,明初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于1356年朱元璋进兵和州时来投。由于他是当时淮西功臣集团的领袖李善长的同乡,故得到了他的推荐和提拔,先授之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州通判,不久又升为湖广佥事。他曾经不惜以重金贿赂李善长,于1367年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被升为太常寺卿。1370年,进中书省,并官至中书参知政事。此人才干出众,反应敏捷,记忆力惊人,但是为人阴险刻薄。他为了取得朱元璋的欢心,极尽献媚逢迎之能事。不久又升为中书省左丞。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右丞,并独专省事,旋即晋升为右丞相。1377年9月,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

随着官位的晋升和权势的显赫,胡惟庸更加不可一世,他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排除异己,收受贿赂,并极力拉拢李善长,为此,他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为亲家。他还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对胡惟庸的为人非常鄙视,不加理睬。他怀恨在心,反过来又报复徐达。他贿赂徐达的门客福寿,欲谋害徐达,福寿向徐达告发了他,徐达不得不小心防范,而且曾坦率地对朱元璋讲,这种人不能做丞相。

洪武初年,朱元璋欲选一合格满意的丞相,冥思苦想,觉得合适的候选人有三个,一是杨宪,二是汪广洋,三是胡惟庸。一时抉择不定,于是召见刘基咨询,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刘基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回答道:“(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但后来,朱元璋并没有听信刘基的意见,任胡惟庸为相。胡惟庸任相后,刘基大为悲戚地说:“使吾言不验,天下苍生福也。”他痛感朝廷与自己都会遭遇不测。

刘基因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治,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深受胡嫉恨,被借故革去岁禄。洪武八年(1375),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对此,朱元璋后来断言道:“刘伯温在这里,满朝都是(胡)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蛊,相传是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这里泛指一般的下毒。显然,刘伯温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而命归黄泉的。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急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信。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急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后来朱元璋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期间,大权独揽,朝廷上有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大有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朱元璋曾总结历史教训:自从秦朝设立丞相一职以后,辅臣狐假虎威,宰相权重,于是出现了指鹿为马那样的事情。自秦以下的历代帝王,均不曾借鉴秦朝设相的经验,而是相继沿袭未改,丞相擅专威福,从而对君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对此,朱元璋积极采取裁抑相权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曾下令,此后臣下奏事毋须通过中书省,而应径直禀报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权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的解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东南亚一古国,位于今越南中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明太祖闻知勃然大怒,严词斥责。但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礼部则反唇相讥,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不久,汪广洋被处死。接着又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至此,明太祖与胡惟庸朋党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

洪武十三年(1380),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还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有人告发胡惟庸私通倭寇,阴谋里应外合,反叛朝廷。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愈来愈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兴大狱,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此次,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时因是元勋皇亲,原来已免于追究。但十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的侄子系胡惟庸的侄女婿,两家往来密切,而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假托星变,须杀大臣应灾为由,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此时,李善长已是77岁的老人了!

李善长被杀后,明太祖亲笔条列李善长罪行,并附加案犯供词,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胡党之案和太祖杀戮功臣,在朝野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认为李善长一案纯属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就曾上书为之辩冤,认为李善长“谋反”的罪名难以成立。上书文章写得相当精彩,有理有据,出自才子解缙之手。解缙他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同心协力,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功居勋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众多的亲戚也纷纷拜官封爵。作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万全富贵,其荣誉已臻于极致,绝不会冒险谋反以图侥幸。再者说来,倘若有人说他要图谋不轨,自立为帝,这一罪名或许还能成立;但现在竟说他要襄助胡惟庸谋反,则大谬不然。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儿、侄女辈的亲家,而与朱元璋却是嫡亲的儿女亲家。不仅两家的亲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至多也不过仍是个“勋臣第一”罢了,其地位绝对不会比他在朱元璋手下来得更高。王国用的话句句在理,连朱元璋也被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朱元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只是利用胡惟庸案大作文章,给自己杀戮功臣制造借口。他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对那些心怀怨恨、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加以整肃,凡是被罗织为胡党罪犯的,大多被抄家灭族。整个胡案历时约10年,共杀了3万多人,被称为“胡狱”。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则完全是无辜的。“胡狱”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恨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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