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中沉没清帝国

十三、窃国奸雄——袁世凯

袁世凯，本一纨）子弟，科举考试也未能金榜题名，却在甲午战后得到小站练兵的统军大权，接着荣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武昌起义后还当上了大总统、皇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平步青云，官星似火？他的皇帝梦为何昙花一现？其中必有缘由。

投机钻营平步青云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曾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他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树三兄弟四个，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树三是廪贡生，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袁甲三进士出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国藩一道从“理学大师”倭仁讲习程朱理学，故两人过从甚密。他的长子袁保恒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凤三是庠生，最年轻的袁重三也是生员。袁氏一家世代潜心八股文，囿于章句之学，思想保守，做官以后大都以“纯儒”、“卫道者”自命。袁世凯为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后因袁保庆无子，便将袁世凯过继为其子嗣。他出生时，正值太平军和捻军起义迅猛发展之时，累世勋阀的袁氏家族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们用农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骨爬上总督、侍郎、道员的官位。袁甲三在1863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这样的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当时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师和家庭两方面的教育，袁世凯也不例外。养父袁保庆和在京做官的两位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们都为培养袁世凯付出了心血。他们为袁世凯请上等的老师教作诗、八股文等，准备应试。但袁世凯的“文章尚不入门”，两次参加乡试都未被录取。

狂妄自负的袁世凯，原想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科场上打通一条出路，由举人而进士，得一个“正途”身份，做上高官，光宗耀祖，万没想到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使他感到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对于他太难了。其实，他是一个纨）子弟，经常策马郊外，挥鞭狂叫，追欢逐乐，放荡不羁，其家产大都被挥霍。这一切都促使他下决心摆脱困境，另寻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由于袁世凯之家以“求官发财”为门楣家训，而且祖辈、父辈都有人通过“军功”取得高官厚禄，故其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功名心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1881年5月，他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何许人也？乃李鸿章淮军之重要将领。他是安徽庐江人，李鸿章的嫡系。1880年冬率领淮军驻扎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袁世凯之所以投奔吴长庆，是因为其前辈与吴氏有亲密的关系。原来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主张援救，而袁保恒则认为当地敌人强大，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吊唁，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乐意收留，倍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表现得谦逊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1882年6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在“平乱”的过程中，袁世凯立有战功，吴长庆十分欢喜，提升他为营务处总办，并在上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咨文中称赞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很快李鸿章保奏袁世凯为同知。在袁世凯的身上，终于出现了权力的光环，尽管这只是一圈小小的光环，但它大大地提高了袁世凯的身价，从此，他取得了吴长庆的信任，也刺激了他权欲的滋长。

吴长庆为了进一步锻炼、培养袁世凯，还把在朝鲜的外交事务委他去办，把内部事务交给张謇处理，袁、张成了他的左膀右臂。袁世凯似乎也觉得自己在吴长庆面前能和张謇平分秋色了，便利用吴长庆对他的信任，做了几件露脸的事，整顿军纪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各营抽调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由他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扰民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同时他还让执法稽查队的官兵回到本来所属的各营，分头宣传，使军营纪律大大好转，同时也提高了营务处总办袁世凯在“庆”字军中的知名度。除此之外，他还帮助朝鲜编练“镇抚军”。朝鲜兵变平息后，朝鲜国王李熙请求清政府整顿朝鲜军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李鸿章命吴长庆派员代为训练。吴长庆便派袁世凯等组织训练。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袁世凯便为朝王练成了两营军纪整肃的“镇抚军”。“镇抚军”是朝鲜的新军，换上新式枪炮，“技艺娴熟，步伐整齐”，颇受朝王的赞赏。

袁世凯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与日、俄使节交涉有关事务，免不了引起同僚的嫉恨，但有吴长庆的保护和指点迷津，却博得了“非但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这一切都为他在后来的小站练兵以及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当初，袁世凯投靠吴长庆只是想借助其势力寻求入仕之门，今已如愿，他不再甘心居吴长庆之下。有一天，袁世凯兴冲冲地跑到张謇的住所，与张一席话，泄露了天机。他对张说：“朝鲜国王李熙懦弱无能，扶持他有什么用？吴帅（指吴长庆）胆小怕事，却把他当个宝贝疙瘩，不如趁朝鲜政局不稳，取而代之，你看如何？”张謇一听，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连连摆手答道：“不可，不可。”再三告诫不可胡来。张的断然制止并未使袁世凯翻然醒悟，相反，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张謇，认为是自己错找了人，什么“先生”、“老师”，纯属平庸之辈。从此，他一改对张謇的称谓，由老师、先生改称“某翁”、“某兄”了。上述之事虽属袁世凯不明事理、不谙大局的非分之想，却也证明他一登上封建政治的舞台，野心就开始萌发了。

强烈的私欲，使袁世凯产生了另辟门路寻找新的庇护者的思想，此时权势炙手可热的李鸿章成了他攀附的对象。李鸿章，乃清政府权臣，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袁世凯选择李府作靠山，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自己在朝鲜混事终究要回国，亟思能在北洋找个差事，没有李鸿章这样大人物的提携保荐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袁家与李鸿章的关系非同一般，投靠李府是有一定条件的。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早年在北京和安徽做官时，与李鸿章交情很深。堂叔父袁保恒曾是李鸿章的部下。袁保龄在京任官时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是同僚，过往甚密。加上李鸿章从吴长庆的奏报中已对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有些了解，且是由李鸿章保奏提升同知的。但同时袁世凯也深知仅凭上述条件，无论如何都不够接触李鸿章的资格。为了攀附这棵大树，袁世凯冥思苦想费尽了脑筋。在官宦中混事的袁世凯很快悟出，踩着别人的肩膀才能上升得更快的这一所谓诀窍。一旦看准了风头，倔强、固执的袁世凯就付诸行动。他先与正在北洋办理海防营务的张佩纶联系，用尽了恭维之辞，转弯抹角表白自己的心迹，写到朝鲜事，竭力吹嘘自己的功劳，贬低吴长庆；同时献出了罕见的古玩给张佩纶。这一着终于打通了关节。

1884年，法国将侵略的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的边境，李鸿章奏调吴长庆率军回防金州，却命袁世凯总理留朝三营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靠走后门终于赶走了挡在自己前面的吴长庆，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吴长庆对袁世凯这位仁侄背着自己捣鬼的做法很是不满，其属僚和下层官吏也为之不平，责备袁世凯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劝他痛改前非，报答吴帅的知遇之恩。然而，这样的教诲对以怨报德的小人来说，只能是对牛弹琴。从此，袁世凯与吴长庆、张謇绝交。

1884年12月，朝鲜亲日派金玉均在日本的教唆和支持下发动了“甲申政变”，他们劫走了朝王李熙，另立了新君，改组了政府。朝鲜背清降日，一时风传满城。如若让亲日派阴谋得逞，朝鲜就会脱离中国，作为会办朝鲜事宜的袁世凯清楚，此事重大，弄不好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什么功名利禄都将化为乌有。这样的结果是袁世凯极不情愿的，他决定背水一战。胜，一切皆能保住，还有了升迁的机会；败，也比束手待毙合算。由于亲日派做法不得人心，天平向袁世凯一方倾斜了。他亲率清军和“镇抚军”很快平息了政变。

“甲申政变”的平息，为袁世凯伸手要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他耍弄花招，在前来朝鲜处理“甲申政变”的清廷特使吴大徵面前做了充分的表演：在报告事变过程时，他自责“擅自开衅”，请吴给予治罪。吴大徵一到朝鲜，看到事变已经平息，这个下层小吏竟能控制住局势，暗叹“奇才”。因此，袁世凯的“自责”反而赢得了吴大徵的好感，哪还谈得上治罪。次年。吴大徵回国复命，见到李鸿章就盛赞袁世凯有“奇才”，逢人屡言“袁才可用”。借助吴大徵的口头宣传，袁世凯终于将自己引进了李府。李鸿章对袁世凯褒奖有加，奏请朝廷拟以知府分发，等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请赏加三品衔。李鸿章的奏报很快得到清廷的旨准。

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被任命为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他一到朝鲜；就摆出监国大员、太上皇的架势，遇事直入王宫，传呼朝鲜大臣听命，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他干涉朝鲜外交、内政、关税，强迫朝鲜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远远超出了清政府对他的职责要求。

袁世凯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有利于日本侵略势力的发展，他在朝鲜已成了邪恶的象征。对此，清政府也有察觉，告之李鸿章，要李鸿章物色新人替代袁世凯。但由于李鸿章的庇护，袁世凯不仅没有被撤换，反而官越做越牢了，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才被召回国。

袁世凯从朝鲜回国那阵子，日子并不好过，这其中的缘由袁世凯自然明白。其一，中日甲午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遭受严重的损失。袁世凯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为他对日本蓄意发动侵朝继而发动侵华战争的有关情报搞得不准，为日本所骗，曾电阻清军入朝鲜，使日军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其二，袁世凯对朝鲜事务频繁过多的干预，使朝鲜内部亲日派势力上升。战争期间就有官员在上奏弹劾李鸿章时，也把袁世凯当作战争的罪人加以斥责；其三，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之大，赔款之多前所未有。消息传出，全国人民悲愤之极。一些官员上奏请杀李鸿章以谢天下。一时间，李鸿章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清政府迫于舆论，当李鸿章签约一返回国就撤了他的职。袁世凯失去了后台，一时茫然若失，在家闲置了一年有余。后来，他以浙江温处道的身份被派充到督办军务处差用。督办军务处虽是负责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机关，但袁世凯只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小卒子。

身处逆境的袁世凯就像输尽的赌徒，倔强、固执、不服输，利用身在京城这一有利的条件，开始了新的钻营。对他来说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攀附权贵。有了上次经验，袁世凯心里踏实多了。他先与叔祖和堂叔在京的旧关系取得联系，从他们那里得知：京官中最得西太后宠爱的是兵部尚书荣禄，皇宫内最贴近西太后的是太监李莲英，皇戚中西太后重用的是庆亲王奕劻。为了攀附这些权贵，袁世凯便投其所好。

荣禄，满洲正白旗人，袁家与其素无瓜葛，怎好前去？袁世凯想起了妹夫刘盛云之父刘铭传，素为荣禄赏识，只有求刘铭传引荐才有晋身之阶。于是便赶到六安麻埠地谒见。刘铭传以至戚关系，为袁世凯写了推荐书。荣禄见有刘铭传的书信，便收下了礼品。从此，袁世凯与之成了师生关系。太监本是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下等人，因为李莲英是西太后贴身太监，虽然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的，袁世凯却破了这个例。不惜卑躬屈膝与李莲英结为盟兄。庆亲王奕劻，为人贪鄙昏庸，因是皇族亲贵，袁世凯便让李莲英转告他对庆亲王的崇敬之意，通过套近乎终于得以拜奕劻为师。自此以后，庆王府中生老病死，逢有红白喜事，大小生日，都由袁世凯一手包揽，奕劻无须操心费时。军机大臣翁同龢是光绪帝师，他和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亲见旧军队的无能，对改练新军抱有很高的热情。只要有机会，袁世凯便在他们面前极力迎合，高倡西法练兵，冒充行家里手，还将一本请人帮助译撰的兵书送给督办军务处。

袁世凯的一番活动终于有了可喜的收获。李鸿藻夸他，“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让他督练新军，必能矫中国旧军队之弊端。翁同龢也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欺蒙，认为“此人不滑可任也”。故在荣禄疏荐袁世凯督练新军时，便一路绿灯通过了。1895年12月，袁世凯取得了督练新军大权，到小站镇编练新建陆军。

小站镇，又叫新农镇，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距天津70里，淮军曾在此屯田驻扎二十余年，如今换了新主人。在尔虞我诈的官宦阶层中奔波了十余年的袁世凯深知枪杆子的作用，只要能为清政府训练一支精锐部队，自己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故袁世凯事无巨细，靡不亲躬。

袁世凯到小站后，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编练新军。他将新军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步兵分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其余炮、工、骑兵各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在的连、排、班。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就请来老友徐世昌帮忙。当年袁世凯在陈州读书时，结识了穷秀才徐世昌，两人结为好友，并拜为把兄弟。后来徐进京赶考，袁世凯还赠送了盘缠。此时徐世昌已飞黄腾达，成为翰林院编修。当袁世凯请徐来小站练兵时，徐立即放弃了翰林院高官来到小站，以报当年袁世凯之恩。同时徐世昌也深知在“整军经武”的形势下，文官前途不大，弃文从武方能腾达。徐世昌来小站后，立即受到重用。徐虽为文人，不懂军事，但他足智多谋，在小站练兵中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袁世凯还请来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

既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军事的人。为此，袁世凯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该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是中国第一所以西式兵法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梁华殿和王士珍二人来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时失足落水身亡。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

冯国璋毕业后留校当教习，但他不安于位，投身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并参加了甲午之战。战争结束后他到驻日公使馆当武官，考察了日本军事，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正急需人才，于是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重要助手，以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

除此三人外，袁世凯又陆续调来一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鲍贵卿等等，这些人懂新军事，成为小站练兵的重要骨干。另外，袁世凯还从旧军队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到小站练兵，如姜桂题、张勋等人。这些人头脑简单、盲目服从、忠诚可靠，对于袁世凯想把北洋新军培养成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袁世凯为编练好新建陆军，确实动了一番脑筋。在练兵思想方面、管理方法、训练方法上，大都效法西方，使新军成为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一改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几乎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不能！”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近年所见各军，还没有超出新军的。”

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小站练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是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在袁世凯的苦心经营下，新建陆军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不久，袁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编成北洋六镇，所有高级军官都出自小站。以后，随着北洋军事力量的扩张，小站出身的军事头目布满了全国，无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袁世凯以新军为资本，声誉鹊起，身价倍增，从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摇直上。

戊戌告密血染乌纱

甲午战争失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纷至沓来，在中国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瓜分豆剖”形势下，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站在时代的前列，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要求清廷改革弊政、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烈的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潮。

堂堂的天朝大国竟败给一个“蕞尔岛夷”日本，确是清廷的奇耻大辱。西方列强的纷至沓来，使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绵长的海岸，竟无一处可以作为自己的军港，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十字路口。面对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一批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经过反思，深刻认识到：洋务运动客观上确实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但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技艺只是西学的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即使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不可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变革社会，改革政治，学习西方之根本成为甲午战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以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为契机，甲午战后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道新的波澜。

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龢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自己，给自己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同时，他和翁同龢也保持密切联系。1898年3月，他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实行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极大愤慨。6月，翁同龢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1898年夏天达到高潮，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废除科举考试、裁汰冗员、发展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改革诏令。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振，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维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伺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10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获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袁世凯，认为袁“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所用，不肯听从。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青云。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对袁世凯大加赞赏，建议光绪帝提拔重用。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9月11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9月14日，袁世凯遵旨入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表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变法，方能有转机。光绪“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当天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

握有兵权的袁世凯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袁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康有为于9月18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筹划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皆来。大家痛哭不成声，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

深夜，谭嗣同抱着极大信心，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将光绪帝之密诏陈于袁世凯，请袁杀天津荣禄，起兵勤王，以救光绪，亦即挽救变法。袁当即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氏并非真心实意维护变法，而是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他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思量，深感光绪无实权，维新者皆书生，书生尚空谈何以成事。与其引火丧身不如倒向老谋深算实权在握的西太后一边，将来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袁世凯遂于9月20日上午乘火车回返天津，将维新计划及光绪密诏全都交与荣禄，荣禄入京面见西太后。使得光绪帝由此被囚瀛台，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税、刘光第、杨深秀喋血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的告密为反动政变立了一大功，深得西太后的赏识。西太后很快召见了他，让他代理了10天的直隶总督，赐新建陆军银四千两；1899年西太后特赏袁世凯在西苑门内骑马，提升袁世凯为工部右侍郎。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乌纱顶子。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洹水垂钓东山再起

戊戌告密给袁世凯带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之后不久，他被提升为山东巡抚。当时，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侵华使大清江山难保。在这种形势下，他拒绝清廷上谕赴京勤王，而疯狂镇压抗击八国联军的义和团。狡猾的袁世凯由于没有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保存了自己的实力，故在李鸿章死后，继任为直隶总督，成为汉族大臣中的中坚。

1908年，光绪皇帝忧郁而死，慈禧太后也奈何不了死神，随之离开了她的极权位置，永远地住进了她生前就造好了的陵寝。三岁幼儿溥仪做了清廷最后一位皇帝，其生父载沣成了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看得透彻，他决心遵照光绪帝的遗志，杀死这个惯用两面手法的大臣。然而，从湖广总督任上调入军机处的老臣张之洞劝说摄政王：“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摄政王细一思之，这不是杀不杀袁世凯的问题，而是为了让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有个暂时的安定局面。遂改变主意，将这个乱臣贼子驱逐出朝廷，“下放”回家了事。但为了遮盖真实目的，给袁一个面子，清廷所颁谕旨措辞为：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将其开缺滚蛋。

袁世凯明知“下放”的实质是放逐，朝廷还指明，让他回乡养老。袁氏根本不想回家，老家项城竟与昔日楚项羽共一项字，大不利也，于是他便到洹上村过隐居生活。

袁世凯何曾过过一天隐居生活，他是居而不隐，故作样子，披蓑戴笠，垂钓洹水，息影园林，只想骗过清政府，借以消除载沣对他的监视。实际上是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

如果说洹水垂钓是袁世凯的烟幕、假相的话，他也有“实干”的一面：一方面他的心腹、故旧，不断地从各处拍去电报，报告朝野所发生的近况；另一方面他又发出“提纲”，要求搜集他所需要的情报。袁时刻准备“杀”回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给袁世凯出山制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武昌起义的胜利，使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吓得大颤。仓皇间，陆军大臣荫昌从北京率领北洋军，乘南下火车开往湖北，企图将辛亥起义镇压下去。可是，清兵原属袁世凯指挥，兵恋旧土，根本不听荫昌的调遣。怎么办？荫昌无奈，一脸尴尬。

这时的清廷总理大臣奕劻打量了满朝文武，一个个垂头丧气，恰如丧家之犬，谁能使大清江山苟延喘息去对付革命党人？他思量一会，向摄政王载沣谏道，“袁世凯一手操练了北洋军队，如今在军中的中高层带兵者，莫不是其旧部。他有号召力，指挥力。若令他去湖北剿灭革命军，必获胜利。反之，舍袁，余皆畏惧不前，其后果真不堪设想！”载沣上下扫视一番，认为奕劻所言不假。然而光绪帝遗愿不仅未遂，自己又反其道而行之，这莫不是自己的懦弱？正犹豫间，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催促道：“不可久议耽过时间，祈速决。”不得已，载沣本着“打一耳刮救一阵急”的态度，发出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灭武汉革命事宜。

由于袁世凯通讯手段先进，电报房为他长了顺风耳千里眼，对国家局势了如指掌，又由于常在宦海，极懂上级心理。他接到上谕后，不仅不欣喜，反而懂得在此关键时刻，不可“贱卖”自己，于是待价而沽：“臣因腿疾仍然未愈，何堪重任？”

袁氏不愿出山，令朝廷益发急煞，赶紧再次催行，自然又用了一些好听的词语。袁氏认为这才是时机成熟，不可再次扭捏，遂进行实质性的探索，索得比开缺前有更大的权力：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武昌革命党的此次事件；4.解除党禁；5.授我以指挥全军（陆、海）之权力；6.给我以充足的军费。

载沣见袁已作回复，似乎儿皇帝位可保，于是连发数道上谕，于10月应允袁氏条件：1.实行宪政；2.迅速起草宪法；3.革除亲贵秉政；4.大赦国是犯。

接着，清廷调荫昌回京，授袁世凯以钦差大臣，准许袁氏节制调遣所有水陆军队。袁氏如愿以偿，出了恶气，得到指挥全权。于是，袁氏派部下直扑汉口；与此同时，袁又指挥部属平息、镇压了石家庄、太原、滦州的新军起义，双手沾满了鲜血，浑身红得发紫的袁世凯果然不负朝廷厚望，挽救清廷之危急，成为大大的有功之臣。有心计的袁世凯，以保卫京畿作借口，又将近畿的兵权也抓到手中，可谓权倾一朝。

袁氏指挥的北洋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去了汉口，胜利的喜讯让清廷的摄政王载沣欣喜不已，当即履行诺言——宣告解散皇族内族，授袁以内阁总理大臣之职，使袁成为能够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

一箭双雕登上总统宝座

袁世凯出山的条件被满足后，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军政大权，清政府俨然是一具政治僵尸。袁世凯有了军权，便有了政治资本。在他出山之时，就思索着局势，盘算着打出的第一张“牌”。武昌首义后，全国各地义旗纷举已成燎原之势，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我袁世凯纵然拼着权力把武汉夺回来，能扑灭全国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吗？倒不如来个投石问路，以“和谈”诱革命党人入套，乘机夺取革命果实。但他又想在未得到革命军一方对自己确切态度之前，对清政府不能有半点差错。于是，袁世凯便打着维护清室的旗号，实质上是以清政府为工具去压迫南方革命军，迫使其入套让权；反过来借助南方革命军的力量威胁清政府、迫使清帝退位，来个一箭双雕，建立袁氏王朝。

北洋军攻下汉口后，袁世凯又令冯国璋速悬重赏，全力进攻汉阳。他要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作为试探和谈的本钱。11月27日，北洋军占领了汉阳，革命军退据武昌。此时，狡猾的袁世凯不准北洋军渡江，只是隔岸向武昌炮轰，来了个欲擒故纵之术。袁世凯采取这一手出于多种考虑：其一，保存武昌革命军存在，对他暂时有利，这实际上是奸臣弄权“养敌自重”的惯术。有革命军在，就有他内阁总理大权，否则，便失去了抓权和威胁清廷的借口。其二，保存武昌革命军，显示了自己对革命军的宽大忍让，也保留了和谈对手。又可证明革命军力量不可轻视，可以继续向清政府要挟。其三，攻破武昌，载沣必萌兔死狗烹之思。

袁世凯派人提出和谈。袁世凯表示：他将率北军反正，但南方革命军要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连祸结。这一招果然有效，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力量强大，同他对抗，没有必胜的把握，特别是一部分革命党人的糊涂认识，把革命理解为单纯建立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国，同意用总统作为交换条件促袁反正，赶快停止内战。南北双方经过激烈反复的谈判，孙中山最终答应只要袁迫使清帝退位，宣布赞成共和，就举为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切实保证后，便全力以赴对付清政府去了。袁怎样迫使清帝退位呢？隆裕太后、载沣肯接受退位这个现实吗？他们无可奈何中的办法是苟延残喘，期望在拖延时间中出现奇迹，出现转机，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交出龙位。袁世凯虽然不是个真正的共和制度拥护者，也不愿成为曹操第二，他要把事情办得更缓和一些，更体面一些，不背现代曹操之名。因为清廷仍有不少的主战者，反对皇帝退位，这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在。如铁良、良弼等要臣就是这样，宁死也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在想，解散袁氏内阁，重组皇家内阁，作最后的抗争。如果胜利了，大清江山得保；失败了，远走国外，绝对不做妥协者。于是，退与否形成僵持局面。

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将两面手法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方面他指使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等数十名军事头面人物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另一方面，清廷驻外使节的联名通电却是：请清帝退位！矛盾着的两份电报均属袁之杰作。冯、段等电，用以威胁革命者；驻外使节电，则对付清廷。这种一箭双雕的手法运用的结果，使清廷相信，以袁氏为首的北洋军人是拥护清廷的，不背“逼宫”的罪名。

这固然是袁氏的主观阴谋的发挥，但又有客观的“力量”促成袁氏逼帝退位。正在清帝退与不退（位）形成僵局之时，袁世凯遇刺。此次袁世凯被刺，只是脸部加了光彩，并无大碍，但他吓坏了，从此称病不上朝，由民政大臣赵秉钧代行其事。因之皇家亲贵再不怀疑袁氏倾向革命军了，隆裕太皇后更赞袁氏为“股肱社稷之臣”，并派人代表自己给袁氏送汤，表示清廷对重臣的亲切慰问。

袁世凯挨“刺”之前，曾警示王公大臣：“革命党所遣之暗杀团布满京城。”清廷认为这是蛊惑人心之言，不足信也。然而，此次袁氏被刺未中，足证袁氏所言不虚。赵秉钧秉承袁世凯指示，在清廷内因刺引起恐慌之际，适时地在御前会上提出：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北京清政府，优待清室……逼隆裕太后表示态度。隆裕支吾，当然不会允诺。

袁世凯则再令段祺瑞等联合军事头目，具名通电，请清帝即早退位，以便实行共和体制，安皇室定大局。这不得不令隆裕惶恐。此前两份通电，外交使节拥共和而反帝制，而将军们拥帝制而反共和。而今，将军们也反对君主制而拥共和制了，柱石既歪，朝廷赖何生存？这袁氏的手段不谓不高明，他不慌不忙，如猫戏鼠，按部就班，再买通关节，一鼓作气逼清帝退位。

正在隆裕忧思到了极点的时候，又一可怕消息传来，清御林军第一协统良弼遇刺。良弼是隆裕所信赖的军人，他坚决反对清帝退位，他力主解散袁氏责任内阁，重组皇族内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挽救清室三百年江山！可是，良弼这位清廷的忠臣良将被革命党刺杀了。

良弼之死，对清廷影响极大，所有主战反和的贵族王公们，无不吓得半死，生怕炸弹挨到了自身，纷纷潜逃出京，到处避难去了。以至于隆裕召开御前会议时，到者寥寥无几，好不凄凉。视此情形，袁氏本可与四岁的皇帝以及隆裕太后反目，威逼其退位。然而，他不愿如此“太露”，他还要保名声。于是在利用段祺瑞们通电相逼之后，又看准了可以利用的奕劻，即保举袁氏出山的清室前总理大臣。袁世凯认为只有此人，才是在隆裕面前建言献策的适合人选。袁氏根据奕劻的餐饮嗜好，摆好筵席，恭请奕劻赴宴，袁氏阐明清帝退位的重要意义与必须，指出皇帝交出龙位，更易共和，乃大势所趋。奕劻果然做了袁世凯的代理人，在隆裕太后面前，说了袁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以头撞地，号啕大哭：“民情风靡，士不用命，大势去矣！”隆裕闻言，也大哭起来：“我大清近三百年江山，果然走到了尽头？”奕劻止住了哭声，诉说北洋军诸头领联名电报，还有各省的纷纷通电的内容，并引用袁言：“清廷已无可用之兵了。”不得已，隆裕为此召开御前会议。所谓会议，无非是将隆裕考虑成熟的退位决定公之于众臣。隆裕则令人拟写退位诏书。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书退位。

袁世凯如愿以偿，以体面的方式逼使清帝退位。孙中山绝不食言，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自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不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是有条件的：一、临时国民政府应设在南京，且不得更改他处；二、新总统到南京上任之时，本总统及其他人员方始解散；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

孙中山的三条，从其主观愿望说，系防止袁氏施展政治阴谋。也就是说你袁世凯不到南京来，我孙中山便不交权。故而，孙中山派出专使蔡元培、汪兆铭（汪精卫）、宋教仁等五人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在北京依仗北洋势力，调离北方，岂不是调虎离山！于是他施展伎俩，制造种种借口，不欲南行。

然而，南方五人专使来到北京，这就使得袁有些心慌，若坚持拒绝南下，触怒了各方人士，若再举孙中山继位，那自己不就因此“挂”了起来？于是乎以高规格接待五位专使，并由袁亲切接待。袁氏假惺惺地与五专使谈南下路线：水路乎？陆行乎？五位专使不由得心花怒放，自己的此行任务必将圆满完成。

五专使正在为恭候袁总统“作准备”。忽然一天夜里在专使下榻的迎宾馆周围枪声四起。临近天亮，有人代表袁来慰问五专使：“不必过虑，各位受惊了。是军人哗变，驻防部队反对袁总统南下……”五专使听到哗变一词，又是为袁氏南下事，军人们若怪罪南来客人，枪弹可没长眼睛啊，性命难保，赶紧逃离宾馆。这又是袁氏杰作，以哗变来恐吓五位专使。

翌日，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慰问五位专使，又告：“没办法平息哗变，袁只得答应起事的军队首领，重新考虑是否南行；军队首领也保证，只要袁总统留此，对肇事的军人也将进行惩处。”赵的话使专使们不得不信。赵又请专使们把这里的情况和袁总统的苦衷转告南京。果然五位专使给孙中山拍电报：“若袁不此留，则北洋半壁将无一日之安宁。”孙中山因而也受其诈，电复袁，同意袁在北京行总统权力。

就这样，袁世凯施用两面派手法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然而，这只是实现了建立袁氏王朝的第一步。袁世凯并非真正的共和拥护者，他崇尚的是独裁政权。他以毒辣手段刺杀了宋教仁，以武力加阴谋排斥国民党，镇压了“二次革命”。他先强迫国会，将其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这个“议程”完成后，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再下令解散把他变成正式总统的国会。解散国会后，袁氏又修改约法，使其不仅成为终身大总统，还可以利用推荐权传后。这一切活动，都是袁的预谋，表明他在向皇帝宝座逐步推进。

洪宪称帝自取败亡

尽管袁世凯具有狂妄野心，对皇位垂涎三尺，也不敢自行宣布做皇帝，必须盗用国人名义，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自从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后，虽然位高了，权大了，袁却有了这样一句口头语：“共和办不下去”，“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段芝贵、杨士琦等一帮亲近小人早已窥透了他的心思，日夕在其左右，始而从旁敲击，继而直捣中坚，提出帝制问题。初时，袁世凯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渐渐地也说非帝制不可，最后干脆告诉他们：“你们斟酌去办吧。”得到了他的密旨，一帮喽啰便紧锣密鼓准备去了。

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狂妄野心，被早有鲸吞中国之意的日本帝国主义所窥测，决定利用袁阴谋称帝进行要挟讹诈，狠狠地敲一笔竹杠。1915年1月，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直接面交袁世凯，暗示袁世凯，以承认“二十一条”作为日本承认他搞帝制的交换条件。

日本无故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中国完全有理由严词拒绝。但袁世凯认为其他列强正忙于世界大战，只有日本有力量干涉中国事务，如果与日本结好，当皇帝就有了国际保证。因此，为取得日本的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5月9日，除第五号条款日后协商外，答应了日本的其余要求。

袁世凯认为国际国内均不会再发生问题了，便授意杨度等人组织团体鼓吹帝制。1915年8月，由杨度出面，拉拢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孙毓筠等组成“筹安会”，宣称“以筹一国之治安”，认为共和国体，不适中国国情，大肆鼓吹改变国体，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有趣的是，除了由杨度发起的舆论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请愿团”应运而生。什么请愿团呢？就是请袁世凯当皇帝，以合“民愿”。

请愿团的招牌大到“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小到“人力车夫请愿团”、怪到有“乞丐请愿团”、“女子请愿团”……不知这些人为何热衷于请出皇帝来管自己？是否有切身关系？此次请愿，遍于全国。一会儿说国人愚钝，文化偏低，不懂民主共和，一会儿又有这么多国人来请愿，关心国体了。

原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以及他们所书请愿书，无一不是袁出点子，手下人出钱雇人“办”成的，用以欺骗民众而已。此外，还有资料记载：北京还出现过“妓女请愿团”，岂不更怪？其原因也很简单：八大胡同内卖笑女与军政界“风雅之士”有往来，妓女们从其口中得知，组成一个请愿团，奉交一份请愿书，表示拥袁为帝者，可得一笔酬金。原来，卖笑女为赚一笔酬金，便别出心裁地打出了“妓女请愿团”的招牌。由此可知，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什么手段也使得出来。

为了显示民意劝进，10月10日，袁世凯发表讲话说：“改革国体，事端重大。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何去何从，应以国民为主体，由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以定从违。”袁世凯作为一个窃国大盗，总想做得天衣无缝，但盗贼行踪往往破绽百出。

选好代表是决定帝制命运的关键。袁世凯最担心的是各省确定候选人出问题，他干脆采取钦定办法，使大多数名单由他和亲信直接圈定，下令各省不得遗漏和更改。候选人虽已内定，形式上还是要通过选举产生，以显“民意”，以昭“郑重”。按规定每县选出一名代表赴省城对袁圈定的候选人进行投票。如何推选出这名“国民代表”呢？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一再通电各省，严格把关，将那些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者选为国民代表。毫无疑问，如此产生的国民代表人员是完全符合袁的要求的。

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不是在北京召开，而是在将军、巡按使监督下，各省分别举行，然后再把票汇集北京。袁世凯圈定的代表候选人，不少是在京各省人士，他们赴省之前，袁世凯每人赠送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代表们心里清楚。各省也上行下效，想尽一切办法安排好吃的、住的、玩的，让代表满意。有的省甚至物色名妓数十，随时为代表歌唱、侍酒、侍寝。这些代表沉湎于吃喝玩乐之中，能不思图报吗！

尽管如此，袁仍犹恐有疏虞，对投票方法、形式、场地布置等做了统一规定。采用记名投票法投票；票面上印有“君主立宪”四个字，投票场地设在将军署院内会议厅里，代表们从进将军署大厅至投票厅路上，布满武装士兵，给人一种恐怖感。投票前，将军或巡按使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不断提醒代表慎重从事。最后，参政院统计全国选举结果：参加投票者近两千人均赞成帝制，无一票反对，无一票作废。

袁世凯毕竟做贼心虚，极其害怕有人把“民意”的黑幕揭穿，因此，国体解决以后并没有急于对称帝表态，一些个人上表劝进折子呈上后，他反而谦虚起来了，说自己的功业不足称帝。实际上袁世凯有他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不等参政院上拥戴书，把自己的“功德”列出来，便直授不辞，那么，他想当皇帝的想法便会臭名昭著，惹人讥评。他那个欺凌幼主和背叛民国的恶名便洗刷不掉，当上了皇帝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立不住脚。他要等着爪牙为他歌功颂德，使他当之无愧。果不出所料，12月11日上午，参政院呈上了第一次拥戴书，对袁世凯进行肉麻吹捧，最后直称：“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百姓归心之元首”。下午，又向袁呈上了第二次拥戴书，上面列举了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业，称袁世凯功勋“迈越百王”。最后请袁不必再谦让，应早日宣示天下，正位登报。袁世凯没有做到“三揖三让”，12日便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举行登极大典。

就在袁世凯积极准备举行登极大典的时候，1915年12月25日，讨伐袁世凯叛国称帝的护国军号角声首先从云南传来，接着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地也先后宣布独立，加入护国军队伍；袁世凯众叛亲离，洋主子突然转变态度，反对他称帝，袁家后院起火，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与袁反目。原来，袁世凯称帝严重损害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利益。论资望和地位，在共和制下，他们都有继承袁氏而任总统的可能。既改帝制，皇帝世袭，还要向袁氏子孙称臣，这是他们不愿意的，致使袁氏内部四分五裂；此外，袁氏子孙争当太子，后宫妻妾争当皇后，妃嫔乱作一团；再从袁氏个人政治素质来看，他的败亡也并不奇怪。论及出身，袁氏根本无法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班人相比，他是地地道道的一介武夫，一个寡廉鲜耻、十足无赖的小人。梁启超干脆将其行政比之为“流氓政治”。所以，一旦“君临天下”，大权在握，只有听任群小包围，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殊不知自民国改元以来，革命党人力量虽一时软弱，但民主共和政治毕竟已成现实，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擅改民主为君主就是民贼，就是背叛民国，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袁氏竟逆潮流而动，内外交困，无力回天，只能是自取灭亡了。

袁世凯从改元洪宪到废止洪宪年号，前后共83天。做了一场皇帝梦。登极大典尚未举行，“圣旨”未出宫门，就被全国人民从君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窃国之奸雄就这样受到了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