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人格特征常常由于修史者的美化、文饰,而掩盖了许多污点。当我们从其下属的特务机关能够发现控制帝国的精神实质时,还能从另一个更为典型的角色——太监,发现帝国统治者内心的更多阴暗面。
而明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典型的太监专权的时代。
由于明初政策对朝臣的打击迫害,使大明在建国之初就显得力不从心,到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时,明朝诸多开国元勋、精英人才几乎灭绝。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发起“靖难之役”,与南京中央政权展开激烈争夺,中央人才凋零,派不出军事经验丰富的大将抵挡,最后被朱棣攻破,自此,朱元璋“把棘杖的刺剃了交给后代”的美梦破碎了。
靠起兵造反的朱棣,成为大明帝国新一任帝王。
朱棣其人阴险、多疑、嗜杀,像极了他的父亲朱元璋,并且性格阴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同样大搞恐怖统治,登极后大杀建文朝旧臣,镇压反对势力,屠戮大臣及其亲属达上千余人,给明初士人心理留下恶劣的阴影。
实际上,朱棣内心极为敏感、脆弱,自我保护心理极强,只要是怀疑某人对自己不利,就不择手段加以报复,打击迫害,牵涉甚广。加上他是靠“篡位”获得皇权,更加缺乏安全感,觉得锦衣卫这种特务机关还不够,又另设“东厂”专门以太监负责侦察暗访。
本来,朱元璋晚年已有悔悟,取消了“锦衣卫”,并为了吸取前朝佞臣祸乱的教训,立下“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祖训。谁知这些规矩到朱棣手上完全被颠覆。朱棣极为信任太监,当初就是靠皇宫里的太监做内应,探听消息,才得以攻下南京。即位之后,朱棣封赏了许多宦官,这其中不乏优秀者,如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出使暹罗国的宦官李兴,但更多的太监成为皇帝的耳目、爪牙,掌握着东厂的特务机关,为虎作伥,坏事做尽。正是从朱棣永乐朝起,宦官开始在明朝历史上兴风作浪,逐渐演变为帝国的一场灾难。(“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太监向来是历朝历代最为“乱政”的一个因素。客观地分析,这些人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一个群体,他们与皇帝朝夕相处,对皇帝的心思、喜好了如指掌,很多时候,太监们不仅仅是皇帝的奴仆,更像是他们的亲人、朋友。皇帝的亲人常常不能与皇帝见面,朝廷殿堂上的大臣们也多是秉公办事,只有太监们悉心照料皇帝的起居饮食、日常生活,与皇帝们在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相处过程中产生了默契、感情,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让皇帝异常地信任他们。比如明武宗朱厚照,与由大太监刘瑾等八人组成的“八虎”常常通宵达旦地玩耍、嬉戏,对待他们像自己的亲人一般,很少讲究君臣礼节,随意而自然。尤其有一点是大臣们所“媲美”不了的:太监们都是阉割了的,他们进宫以后几乎就与原先家庭脱离,无牵无挂,也不可能有后代、子孙,今生所能依靠的只有皇帝,比起那些以“天下兴亡”为理想的大臣们,太监们无疑是彻底对皇帝本人效忠的。
早在在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南方有一个“南汉”政权,是史上最“流行”太监的国家。南汉统治者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皇上,只有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必死命效力。在这种思维下,南汉统治者竟然要求朝廷的臣子们,不管是进士还是状元,都要阉割后才能当官,因为这样就“了无牵挂”。乃至于南汉王朝“自宫”的现象一时汹涌。
南汉皇帝的“太监王国”的思想,正是专制集权下的极端产物。在每朝每代的皇帝们心里,或多或少潜意识里都有这种想法,只是,正常思维的统治者们知道,大臣不可能都被阉割,只有派遣自己信得过的“阉割了的太监”去担任重要职位,这也是帝王们补偿心理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开设了新的特务机关“东厂”,专门由自己的亲信太监掌管。东厂比锦衣卫的权力更大,打击面也更广。由于锦衣卫还是军队建制,还需以奏折形式禀奏皇帝,相比之下,东厂的太监与皇帝接触更近,可以直接禀告、奏议,加上太监们比一般常人更加苛刻、狠毒,所以东厂的“业绩”甚至一度超过锦衣卫,成为皇帝更信任的特务机关。
到明宪宗时期,东厂和锦衣卫竟然还不能满足皇帝的意愿,又成立了“西厂”,以太监汪直为首,短短几个月就制造了数量繁多的大案、冤案,很快势力又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
汪直权势熏天,朝中的公卿大臣都在他面前俯首,内阁大学士也成了空架子,六部尚书也完全听命于汪直,所谓“纸糊的三阁老,泥塑的六尚书”,可见朝廷部门脆弱,毫无实权。汪直掌控的西厂让满朝大臣不寒而栗,当朝御史徐镛曾说:“今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到明武宗时期,宦官们更加肆无忌惮。武宗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嬉闹皇帝”,他以一个十四岁孩童的年龄即位,在执政的十多年间,俨然一直保持着顽童的心理,他爱好驯兽、喜欢骑马射箭、想到民间当掌柜、热衷微服私访、又封自己为大将军亲自征战……这个顽童般的皇帝做出了许多令臣民瞠目结舌的事情,也极大地宠幸以太监刘瑾为首的“八虎”奸佞。
太监刘瑾为人阴险恶毒,掌握了权势之后,大肆贪污,明目张胆向朝臣索要钱财。有的官员刚刚升迁,刘瑾就索取“贺印钱”,如果对方不知趣不给,马上就被革职回家了。平江伯陈雄因为不送贿赂,被刘瑾栽赃陷害,削爵抄家,全族人被押送到边境充军。反之,宣大总督刘宇,刚上任时就向刘瑾行贿黄金万两,使刘瑾喜不胜收,后来刘宇又先后送给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由于刘瑾有皇帝撑腰,权势越来越大,但凡地方官员们进京朝见皇帝,都得先去拜访刘瑾,送上贵重礼物,不然就仕途无望。有一位给事中周钥出差归来,因借不到钱送礼,又恐又急,竟然在途中自杀了。
据说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太监之一,他通过敲诈、勒索乃至明目张胆地受贿,被抄家时发现藏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按《血酬定律》一书作者吴思计算,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的年收入差不多。
为什么一个太监能有如此权势?这要从明朝体制来说。
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不勤于政事(如明武宗),便让宠信司礼监的太监(如刘瑾)代笔,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至九名,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刘瑾这个人颇有心计,每次在明武宗玩耍高兴的时候,就拿着奏折去询问,三番两次,明武宗厌烦了,就让刘瑾自行决断,不要再来打扰自己,于是刘瑾就顺理成章替皇帝拟旨、有机会篡改圣旨,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可以说,明朝太监们专权,都是建立在依附于皇帝的基础上。偏偏明朝出了最多昏聩懒散的帝王,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这些皇帝都长时间不理朝政,事务丢给手下人去做,遇见正直的大臣如杨廷和、张居正等人还好,一旦被如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太监或如严嵩这样的奸臣等利用,则祸国殃民,使整个国家走向混乱。
很多大臣联名上奏罢黜刘瑾,遭到了极强的报复。刘瑾在武宗面前添油加醋地进谗言,然后矫改圣旨,严厉处罚那些大臣,致使很多官员被罚得倾家荡产,革职罢官。
1506年,正德元年,给事中艾洪、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联名上奏,弹劾刘瑾,刘瑾大怒,将这二十一人全部逮捕,各廷杖三十。刘瑾使用“廷杖”比其他人都要狠毒,之前的“廷杖”是允许受罚者在身上垫毛毡的,或者不用脱去裤子,而到了刘瑾这里,他要求凡是受廷杖的官员必须脱光衣裤,用实心大棒打,而且每打十棍就要换人。这种情况下,受惩的官员多半被打死,或是严重残废,其中戴铣受刑最重,当时死于杖下,御史蒋钦被杖了三次,每次杖三十,最后因伤势过重死在狱中。
太监的心理远比一般人要狠毒,由于生理的残缺,他们人格上严重不自信,一旦掌权,普遍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宣泄,如果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很多恐怖的行为就会像灾难一样产生。
每个太监都经受过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痛苦,他们的人格也在这种痛苦中一点点被扭曲。
据清末太监马德清自述:“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摁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断了一样,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动一动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伤口也牵着心疼呢!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
这种真实的自白,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惨忍的画面。太监们无一不是经过这样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场面,生理上的摧残,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根除的痛,乃至于一旦得势,这些被扭曲的心灵急速膨胀起来,变本加厉地要得到更多弥补。
太监们都是从最底层、低贱的位置做起,他们丧失了做男人的尊严,在大臣和皇帝眼里不过是最低下的奴仆,人们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随意斥骂。太监与家庭不再有关系,一辈子寄身深宫,没有亲人,没有爱人,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只有年复一年地逆来顺受,靠巴结主子、讨好皇帝获得生存资本。他们的心灵是扭曲的,价值观也是扭曲的,而且这其中真正得势的太监是少之又少——现实的残忍培养了他们的世故油滑,当他们一步步走到权力巅峰时,也正是其心灵宣泄、报复的开始。
和明朝中期的汪直、刘瑾等人相比,明后期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更加权势熏天,达到登峰造极的炽热地步。
天启三年,魏忠贤掌管东厂,权力日趋增长。此时由于“东林党”排斥异己,打击其他政党,许多官员纷纷投靠魏忠贤门下,当时的齐党、浙党、楚党等都成为魏忠贤的走狗,时人称之“阉党”。天启皇帝爱好木匠活,不理朝政,魏忠贤大权在握,借皇帝名义打击异己,诬陷东林党人。自内阁首辅东林党叶向高被迫辞职后,许多东林党人也遭罢黜,一时间,阉党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权倾朝野。
魏忠贤作为一个太监,竟然成为当时许多文官的首领,操纵了国家政治,引起正直官员的愤慨。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上书痛斥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揭发魏忠贤的奸恶,可是昏聩的明熹宗不理政事,偏袒魏忠贤,使魏忠贤依然大权独揽,阉党和东林党的矛盾越发激烈。
到天启五年,魏忠贤开始大肆迫害东林党人,拘捕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诬陷他们贪污受贿,并命锦衣卫严酷拷打。魏忠贤的下手极为狠毒:杨涟受刑最多,死得最为惨烈,胸骨被铜锤击断,然后用铁钉穿耳,以沙包活活压死,死后七日才允许家属收尸,尸体已全身溃烂,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也是三木锁身、五刑俱尝,直至血肉横飞,肉腐蛆生,被害于狱中,顾大章被逼自杀。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对东林党赶尽杀绝,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魏忠贤权势熏天,满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蝉。他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培植党羽,手下有专门出谋划策的“五虎”,有负责捕杀的“五彪”,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四十孙”的大小爪牙,从朝廷内阁六部直到各地方的总督、巡抚乃至于州县都是阉党之人,网络严密、盘根错节,全国州府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甚至民间市井都插有他的耳目。
据说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姓徐的术士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个术士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到晚上,众人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儿,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魏忠贤。他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儿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惊恐万分,吓得半死,魏忠贤非常得意,达到恐吓目的后,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作为一个生理残缺、心理扭曲的太监,魏忠贤把前辈们的经验发挥到无以复加。皇帝是“万岁”,他就明目张胆地要官员们称呼“九千岁”,每次外出,都乘坐文轩,羽幢青盖,声势浩大,尘埃蔽天,犹如皇帝出巡,所到之处官员百姓们无不齐齐拜倒,高唱颂词。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立祠是传统文化中为祭祀祖先或纪念先贤的,可到了魏忠贤这里,底下的官员们为了巴结讨好,竟纷纷为这个大活人立祠,每天香烟袅袅,顶礼膜拜,对高坐在庙堂上的太监雕像表示忠心,拍马屁拍得登峰造极了。一传十,十传百,全国各地官员也都效仿,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连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不得不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更是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也建造生词,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于是溜须拍马者纷纷上书,歌功颂德,让魏忠贤喜不胜收,在天启六年的百官一份吹捧魏忠贤的奏折里:“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等等颠倒黑白的奏折文章,既是对当朝太监的无与伦比的溜须拍马,也是对这个太监掌控的王朝的莫大讽刺。
东汉有宦官“党锢之祸”,唐朝后期也有宦官专权,但这些现象都并不延续,汉、唐两代的宦官数量也不多。东汉末年宦官数量也就在二三千人左右,唐代玄宗后期“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唐穆宗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到了明朝,宦官数量急速增多,发展为历朝历代最为庞大的规模,仅在成化年间,太监数量就达到上万规模,“监局内臣,数以万计”。这些太监在帝国的各个领域里都掌握着重要权力,他们把持着京师的税务,大肆搜刮民财,贩卖私盐,抽取高额利润,侵占庄田,逼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乃至于掌控军队,甚至后期开设矿厂,捞取大笔金银到自己的腰包中。
在明史专家王春瑜《明朝宦官》一书中提到:神宗朱翊钧时,仅万历元年到万历六年,两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之际,史载“中七万人皆喧哗走”,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据他向明朝老太监了解到的情况,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说明末宦官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说有数万人之多,应当是确实可信的。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里,明代太监人数之众可谓空前绝后。
宦官的专权,原因只能在于封建王朝皇帝的高度集权。皇帝们高踞于封建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深居宫中,对手下的大将、大臣难以信任,唯有身边相伴的太监才能让他们放心。太监,其实不过是皇帝们自身权力的向外延伸,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反映着皇帝的人格特征。而明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典型“太监王朝”,也映照着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最后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