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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神的桎梏: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

  理学思想成为桎梏的原因,是伴随着科举制而蔓延的。

  科举制始于隋朝,科举制改变了之前中国靠推荐、督察来选拔官员的方式,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考试体系,以儒家文化为内容来进行合理公正的考试,从而为广大寒门学子创造了仕途机会。

  任何一项事物都遵循着“初生—成长—发展—成熟—衰落—死亡”的规律,帝国如此,文明如此,科举制度当然也如此。

  唐宋时期是科举制发展成熟时期,考试内容丰富,要求考生们具备各种知识技能,除了考诗赋之外,还有考经义、时务、策论等,与现实紧密联系。随着科举考试规模越来越大、录取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明朝,政府制定统一标准:只考八股文,其他联系实际一概不考,并只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这时科举制的弊端就凸现出来。

  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行文中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明末学者顾炎武曾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少写一个字也不行,条条框框的限制着,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空洞无味,言之无益。只要想想当代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学生作文等,就可以感觉到昔日八股的影子。

  如果八股文只是文章的一种形式,确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可是,当它成为整个帝国唯一的形式标准时,这种禁锢就显得极为可怕。考试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中,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并且作文时更不能有标新立异的思想出现,唯一能做的是“代圣人立言”,按照朱熹的语气、揣摩圣人的想法,写出文章。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学习、苦读,从思想到心灵上都潜意识地形成了程朱理学的模式,中国千千万万青年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由于行文僵化,知识分子们在写八股文时,常常没话找话,以此凑足字数、满足格式,闹出不少笑话来:

  有考题《事父母》,按照八股规范,第二股“承题”要紧接第一股“破题”进行阐述,于是有应试者写道:“夫父母,何物也?”阅者看罢,哑然失笑,评曰:“父,阳物也;母,阴物也。阴阳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

  四书五经中有限的字数,数百年下来,书中的题目越来越难取,考官们也犯难,只好取一字之题,如单纯以“鸡”为题,实在让应试者伤透脑筋。有的“中股”就有这样可笑的句子:“其为黑鸡耶,其为白鸡耶,其为不黑不白之鸡耶?”批阅者看了大笑,调侃曰:“芦花鸡”。其后股写道:“其为公鸡耶,其为母鸡耶,其为不公不母之鸡耶?”批者曰:“阉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没话找话”,制造了一大批迂腐毫无实际学问的书呆子。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明清科举制的小说。范进是书中一个典型角色,他苦读“四书五经”二十年,终于考上举人,春风得意,做了山东省的学道,可正是这位“范学道”,除了知道八股文外其他一窍不通,竟连宋朝大名鼎鼎的苏轼都不知道,迂腐浅薄,跃然纸上。《儒林外史》第七回:

  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说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

  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那个少年讲了个笑话,本想讽刺那个老先生不知苏轼其人,岂料在场的范进竟然也不知道,还顺着这个笑话继续说下去“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一句话彰显自己的浅薄无知,真让人笑掉大牙也。

  《儒林外史》中这种讽刺书呆子的情节很多,还有马秀才,喜欢评论文章,夸夸其谈,竟然连南宋的李清照也不知道,第十四回:

  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站了一会,望见那人磕头起来,傍边人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又一会,一个问道:“可是李清照?”又一个问道:“可是苏若兰?”又一个拍手道:“原来是朱淑贞!”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

  这些都是作者从现实中发现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出生在安徽全椒县的“名门望族”,他的先代以八股文起家,在明清交际时达到鼎盛,他本人耳闻目睹了官场、考场的真实情况,以其亲身经历、所闻所见,在书中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批昏官、腐儒、书呆子形象。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托派组织领导人郑超麟,写了一本《郑超麟回忆录》,回忆清末时代他家乡的事情,就提到过:

  我长大了,读历史,读笔记,读戏曲和小说,觉得宋元及以前的社会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则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缘传》,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关系,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就在我的眼皮下渐渐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

  郑超麟老先生活了九十多岁,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建立乃至改革开放数个时代,他的经历是反映当时封建社会的最好佐证。在郑超麟看来,《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就是他曾经生活年代的真实写照,“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

  当时那些书香世家,大多数以为科举终会恢复,朝廷终会以八股取士的……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一辈的秀才居然会做出这样困难的文章,运用这样复杂的四书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贯的。这该耗费多少精神劳动!因此,我能够原谅他们的无知,原谅他们除了四书五经,朱注,几部《学案》等等,总之与做八股文有关的学问以外,缺乏其他常识,连古学的常识也缺乏。

  我离家后才读《儒林外史》,其中写八股先生范进,做了乡试主考,还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朝代的人!我觉得吴敬梓写的简直就是我少时所见的秀才。

  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下,人们普遍把“学而优则仕”当做真理。要想出人头地、光耀门楣,或是体现自身价值,只有当官走仕途,而要当官,则必须苦读四书五经,从童年开始,经历一次次科举考试,所有的心思都花在钻研八股上。“自古华山一条路”,有文化的青年全都陷于这无休止的八股科举中,无疑对国民精神是一种漫长的扭曲。

  明清两朝,八股风极盛,扼杀了整体国家知识分子的灵感,许多成为官员的知识分子们,缺乏自己独立的思想,完全遵照理学宗旨,除了懂得如何作文之外,对于治国毫无建树,在实际工作中呆若木鸡。

  乃至于明末学者顾炎武,极为愤慨地大骂:“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康熙年间的翰林徐大椿在《时文叹》中写道: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篇俗曲把读八股读伤了的士子们挖苦得无以复加。作者认为八股文造就了一群废品,既无知又无用,连个合格正品的人都做不了,何况做官呢?

  在唐朝,政府做法非常务实,不仅考策论、时务等,吏部还要对书生们进行职能测试,或是派遣他们去各衙门做幕僚,经过实践的技能培训后,才能授予官职。从宋朝之后,弊端越来越大,读书人一旦考取,即刻授以官职——这样做法是很可笑的,因为那些闭门苦读十年的书生们没有得到任何实践的培训,仅靠文章做得好就能当官,他们很难处理现实社会中纷繁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朝行政效率最高,机构也最精简;宋朝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员们党争内耗不止;明朝的文官们则夸夸其谈空言心性,偏激高傲,与皇帝水火不容;清朝的官员们集体愚昧,只懂做奴才,面对先进的西方一无所知。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人物叫周进,是科举考官的代表人物。他把持着“筛选人才”的职能,拥有评判取舍的大权,一句话就能决定考生们前途,可正是这样的人,却愚昧不堪,思想僵化,贻害了多少真正读书人:

  有一人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爷面试。”

  学道(周进)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

  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

  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这是后世科举考试的至理名言,也是极大讽刺。在考官们眼里,只要八股文章写得好就够了,至于历史知识、诗词歌赋统统都是不需要的。没有广博的阅读基础,没有灵感的创作构思,选出来的又岂能成为人才?当那个童生说“诗词歌赋我都会,求老爷出题面试”时,考官不仅不为有这样知识全面的人才高兴,反而大怒,认为是“杂学”、“荒废”。这是那些莘莘学子的悲哀,更是科举考试的辛辣讽刺。

  明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把大量精力都花在了“八股文”上。这些本应该有自己真知灼见、思想活跃的青年学子们,在巨大的考试诱惑下,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一门心思地训练八股的技巧,更被程朱理学中的所谓“圣贤之言”禁锢了头脑——再也达不到房玄龄、魏徵、王安石的眼光气魄,也更不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学水平。

  为什么明代的文官几乎都是“一根经”,为了某些虚名、所谓的正统、所谓的礼仪而争执不休,甚至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嘉靖朝的文官们、万历朝的大臣们,一个个前仆后继,自以为拥有了理学的“浩然正气”,进行毫无价值的争辩、抗争,于国家百姓没有丝毫益处。

  到了清朝,统治者把“民族歧视”与“八股文”结合,则更大地摧残了华夏民族的精神。无论是从理学的遏制人欲、政府的重农抑商、科举的死板、拒绝科学等各个方面来看,清朝比明朝更加极端,对欧美列强毫无了解,还一味地自称“天朝上国”,相信以封建迷信就能打败坚船利炮的欧洲列强,甚至连林则徐这样的重臣面对英国人时都显得愚昧不堪,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曲,用竹竿就可打败他们。明清两代,五十步笑百步,它们走入封建社会的末路,挽留不住那垂垂欲下的夕阳,在最后的猩红血色中坍塌,坍塌……

  康熙皇帝曾看到八股文的害处,便诏告天下,停止以八股取士,以策论、时务等实用性较强的考核取代。但是仅仅五年后,因为大臣和文人的集体反对,只有作罢,重新恢复八股。到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八股文已经落后于时代,于是奏请乾隆皇帝废止八股文:“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但是,这一建议很快就被以大学士鄂尔泰为首的群臣否决了,认为这完全是无事更张,杞人忧天。最后鄂尔泰说了一句话,表露了真实想法:“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士子,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时代向前发展,当西方蒸汽机的轰鸣声传来东方,当英法联军的大炮架在中国海岸线上时,头悬长辫、身着马褂的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后太多太多。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

  公元1905年,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才宣告废除。

  当年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告还回荡在国人耳旁,昔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呐喊还在中华大地萦绕。一千年的科举制思维,要用一百年时间来清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才永远是国家强盛的最重要因素,在人才培养的道路上,中国,路漫漫其修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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